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事件,是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的一起打击共产党,扩充自己势力,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的阴谋事件。
        蒋介石对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虽然不敢也不能公开反对,但是“心实不愿”。因此,他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便暗中网罗黄埔军校中的一些反动学生和教职员,组织派系势力,进行限制、打击共产党和左派分子。他的策略如周恩来所述:“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代表。第一次东征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①1925年是中国革命大发展的一年,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进行反共分裂活动,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西山会议的召开是突出表现。蒋介石由于以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进行活动,在广东革命政府东征,平定杨、刘叛乱,处理刺廖案件中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其声望渐高,权力日重。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2月1日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其地位迅速上升,野心也更加膨胀。为了打击共产党人,夺取党政大权,他策划了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主要是利用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和右派军官进行的。早在1925年2月,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批准,校长蒋介石同意,在中共黄埔军校特支的领导下,发起组织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一个以在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为骨干的革命军人团体,宗旨是“拥护革命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建立“有革命纪律的革命军”等。主要成员有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左权等。出版会刊《中国军人》、《青年军人》,活动范围,除了军校外,还发展到驻粤各军和各地军队中。蒋介石为了培植私人势力,抵制青年军人联合会,当年4月,他指使黄埔军校的右派学生和教官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出版《国民革命》、《孙文主义丛刊》,进行反动宣传。主要成员有贺衷寒、缪斌、陈诚、冷欣、胡宗南、王柏龄、陈肇英、欧阳格、吴铁城等。其势力从军校扩充到广州许多军政部门,主要从事监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左派学生的活动,实际上成为蒋介石操纵的一个反共团体。
        1926年春,孙文主义分子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员拿国民党三民主义来做招牌,暗地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又说什么“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等等,借以蛊惑人心,煽动反共情绪,为反共阴谋活动制造舆论。3月18日下午7时,黄埔军校交通股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到海军局传达蒋介石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力兵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时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已不在局,电话又叫不通,值日官李光邺、吴国祥即着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当晚有三人到李之龙寓所,值李外出,便留下作战科邹科长呈李之龙函。李回家后见函称:军校办事处欧阳钟来局,谓奉黄埔邓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命令,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校长调遣。职(邹科长)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艘决定一艘。李立即与自由舰舰长谢崇坚商量(家住李对门),决定派中山舰前往。19日晨宝璧、中山两舰相继开赴黄埔,抵埠时曾报告邓教育长,并请示任务,邓答不知。当时蒋介石正在省城,邓打电话问蒋,蒋称“茫然无所知”。中午,李之龙打电话给蒋询问“中山舰是否可开回广州”,蒋答“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当日下午6时30分,中山舰开回省城。蒋介石却声称:“事前并无调遣该舰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擅自宣布广州戒严,任命欧阳格为海军舰队司令,令其派兵逮捕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和海军局;派刘峙率部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装;令吴铁城率部监视汪精卫,包围苏联顾问住宅,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任党代表和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这就是闻名的中山舰事件,或称三二○事件、广州事变。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和孙文主义分子精心策划的反共阴谋事件。李之龙调动中山舰往返广州、黄埔均系奉命行事,蒋却说“茫然无所知”,反诬“因事前无调遣该舰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亘一昼夜,停泊校前,及19日晚深夜(实为下午6时30分)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并以此为借口,“不得不施行迅速处置”。蒋介石的反共行动,国民党右派大为喝彩。时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谢持在会上专门报告了中山舰事件,对蒋介石大加赞扬。这次大会还打电报嘉勉蒋介石,要他进一步采取更彻底的反共措施。但是他们太不了解蒋介石,反而讨了一个没趣,被蒋介石大骂一顿。但是,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和专横跋扈举动,激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国民党人以及国民革命军将领的不满。周恩来在事件发生后,立即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设在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介石,斥责他制造反共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中共广东区委执行委员会于21日发出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要推翻国民政府”等谣言。邓演达认为此举“近于反革命行动”,汪精卫更是“怒气勃然”,谭延闿等也“不以此举为然”,不过他们都没有挺身出来反蒋。中共党内对如何看待中山舰事件,意见分歧。毛泽东、陈延年、周恩来等主张对蒋进行反击,彻底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依靠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联合国民党左派同蒋作斗争。从当时革命力量看,制止蒋介石阴谋得逞的可能性是有的。当时广州省港罢工工人有几十万,工人纠察队有两千多人,还有广大的农民和一定数量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两千多人。而蒋介石在广东的力量是有限的,驻在广州的国民革命军有六个军,除第一军被蒋掌握外,其余各军与蒋有大大小小的矛盾。但是毛泽东等的正确主张并没有被苏联顾问团和中共中央所采纳。陈独秀认为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太过负责任”,“使忌之者乘机挑拨离间”,使蒋不相信我们造成。“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主张对蒋妥协退让。当时在广州考察的布勃诺夫使团对事件发生表示淡然,认为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暴动”②,不同意中共广东区委准备反击。苏联顾问鲍罗廷闻讯(二月初离粤)后初主张反击,但从苏回粤后则主张迁就。由于对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又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对蒋采取妥协退让方针,使蒋的阴谋得逞。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作出令苏联顾问季山嘉回国,撤出第二师各级党代表,查办“不轨”军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被迫撤出第一军的全部党员。3月23日,汪精卫因受蒋介石的排挤,被逼离开广州出国。4月7日,蒋介石又以加强革命军人之间的团结为名,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另组“黄埔同学会”,把黄埔力量统一在他控制之下。4月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取代汪精卫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蒋介石进一步掌握了国民党的部分军政大权。
        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力量的一次试探性进攻,虽然实现了其反共初衷的“一半主张”,但是由于羽翼未丰,力量还不够大,因而还不敢和中国共产党完全决裂,也不敢公开反苏,继续采取两面派手法,在革命阵营中进行更大的投机,以便夺取更大的权力。3月25日,他上书军事委员会,把事件责任推在李之龙身上,同时又假惺惺地向军事委员会表示:“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③他还发表《正告本学各期同学与同志书》说:“当时总理以容纳共产分子,为革命原素之一种;而中正亦以为本党非容纳共产分子,不成其为国民党”。“故自开校以来,惟恐同学歧视共产分子,或因怀疑而起决裂。是以时时以总理之意为意,对于共产分子,扶持提携,不遗余力”。“此次事变,虽尚未审明其真相,然不得以个人问题而牵动全局。尤其是中正以校长之地位而言之,更不忍扩大分裂,至于不可收拾也”。“今共产分子,为免除本军内部之纠纷,均愿以一律自动的退出,并期于他种工作上,共同奋斗。其态度之光明磊落,实足为吾同学将士所钦佩”④。为了欺骗人民和舆论,他还处分了欧阳格,驱逐了陈肇英,囚禁了吴铁城。但是另一方面在暗地里加紧策划打击和限制共产党的新阴谋。
        1926年4月初,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提议召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图谋进一步打击和削弱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夺取党权。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在会上,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 “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为名,提出了四个“整理党务”的提案。一是整理党务案;二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协定事项;三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案;四是关于国民党全体党员重新登记的提议。蒋介石以大会主席团成员身份主持和操纵了会议,通过了上述提案,分别作出“整理党务第一次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二次决议案”、“整理党务第三次决议案”、“整理党务第四次决议案”,总称“整理党务案”。第一次决议案说:“吾人为求革命势力之集中与革命工作之完成,深信有与国内各阶级革命分子联合进行之必要”。“共产党员认国民革命为必经之过程,毅然加入国民党,国民党信共产党员能努力于国民革命,欣然许其加入”。“两年以来,实际之表示竟不如此,此非合作之咎,乃不善合作之咎也”。“将此提出整理党务案: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之地位及其意义”。第二决议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之三分之一”;“凡他党党员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时,应将此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议”(根据会议通过的《联席会议组织大纲案》规定: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联席会议聘第三国际代表为顾问;联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第三决议案说:中央执行委员会因革命进行之需要,暂设本会常务委员会主席一人。规定常务委员会主席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于本会委员及监察委员中选任之。第四决议案规定全部党员重新登记。
        上述提案和决议案,显然是为了打击和限制共产党,因此遭到毛泽东、何香凝、柳亚子等人的反对。但是由于中共中央继续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国民党左派事先没有准备,在会上对蒋介石等人的提案斗争不力,提不出抵制这些反共提案的措施,加上中共中央派来指导出席这次会议的中共党团负责人张国焘、彭述之坚决执行妥协退让方针,致使这些提案在5月17日会上全部被通过。5月19日,根据第三决议案,选举张静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接着,共产党人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刘芬等分别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代理宣传部长、常务委员会秘书等职,由蒋介石、甘乃光、顾孟余等任部长,另请出西山会议派的邵元冲任青年部长,叶楚伧任常务委员会秘书。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又通过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率陆、海、空各军。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不仅打击和削弱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同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权和军权,走上背离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道路。但是蒋介石深知他的地位还很不巩固,国民党内、军内都有反对他的力量,他的势力只限于广东,为了夺取全国权力,必须进行北伐,而北伐需要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以及苏联的帮助,所以他不但没有同共产党分裂和放弃联俄,而且一再表示坚持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继续玩弄两面手法,以进行更大的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