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商团叛乱,是1924年10月,英帝国主义联合广东买办地主阶级,企图武装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一次重大反革命事件。
        广东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帝国主义为了干涉中国革命,总是处心积虑企图加以破坏。广东毗邻香港,英帝国主义更是利用香港这块殖民地对广东革命政府肆意进行破坏。
        自从1924年1月国共合作开始后,国民革命蓬勃兴起。1924年5月,广州工人召开代表会,组织工团军。7月,广州沙面工举行政治罢工,反对英帝国主义妨碍中国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并取得胜利,促进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以广东为中心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广东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恐惧。英帝国主义一方面积极援助军阀陈炯明向广州进攻;另一方面则利用在广州的买办地主阶级控制的商团,企图从内部颠覆广东革命政府。
        广州商团成立于1912年,原是商人自卫武装组织。清末民初,官府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民不聊生,盗匪肆虐,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广州商人要求组织以自卫,所以成立了商团。广州商团初成立时,参加者只限于店老板、店少东、店中司理或主要店员。初时只有40人。参加商店须备价购领枪支和自置统一样式服装。经过三个月操练,才领到枪械,其主要任务是协助警察站岗,维持市面秩序。后来,英帝国主义看到广州商团可以利用,便用已入英籍的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陈廉伯充当广州商会总会长兼任商团团长。
        陈廉伯,广东南海县西樵简村人。祖父陈启元,南洋归侨。父亲陈蒲轩,在广州西关开设昌栈丝庄,经营丝业致富。陈廉伯从小到香港读书,毕业于港英政府开办的皇仁书院。毕业后回广州继承祖业。不久,又当上英国汇丰银行广州分行买办。他以洋商为背景,以昌栈丝庄为基地,借祖父的余荫,积极向广州商界活动。由于他善于投机钻营,拉拢商界要人,操纵商场,牟取暴利,很快成为省内外有名富商。广州商团初成立时,陈廉伯被推为理财科主任,管理商团主任。为了攫取商团权位,他苦心经营商团,主动垫支数万元办理团务,博得商人拥护,1919年当上商团团长,掌握了商团实权。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下,他大倡自卫政策,擅自购买大批军火,滥发商人枪证,扩大商团组织。1921年,广州商团已扩充到四百多人。在广州丰宁路西瓜园设立总部,在东、南、西关设立分团。与此同时,广州附近的佛山、江门、顺德、肇庆等地亦设有商团,并与广州商团相联系。1923年商团已发展到三千余人,俨然成为一支地方武装,陈廉伯成为这一地方武装的首领。
        1924年,英帝国主义为了唆使陈廉伯利用商团从内部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公然对陈廉伯说:“如果你能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①陈廉伯,这个加入英国籍的中国大买办,住在沙面,受英帝国主义保护,又得到大量金钱、军火的援助,便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不仅利用商团,打起加强商界武装自卫的幌子,进行罪恶的反革命活动,而且进一步使商团与乡村地主的民团勾结起来,形成英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反动联盟。1924年5月,陈廉伯便以商人自卫为号召,大肆扩充商团武装,准备发动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5月27日,他召集各县镇商团代表到广州开会,通过多项议案,主要有:(1)购置武装巡舰案;(2)筹设商团军制弹厂案;(3)组织商团军学校或讲习所案;(4)筹组商团公立银行及商团联防总部下设军事参议及联络各属分团案等等。(2)会议还决定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并推陈廉伯为总长。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图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建立“商人政府”的预备会。
        1924年8月上旬,陈廉伯从英商南利洋行购买了大批枪械,并事先托粤汉路总理许崇灏(许崇智兄,商团分子)向广东政府申请发给购枪护照,广东革命政府军政部长程潜于8月4日发给护照,注明在40天后生效。于是8月8日(领照后仅四天),即有悬挂挪威国旗丹麦船“哈佛”号,秘密运载军火进入广州。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获悉:“陈廉伯确有谋为不轨之事,其中策划者有外国人,定于8月14日推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陈廉伯为广东督军,取消独立,投降北方。”8月10日,下令黄埔军校和永丰、江固两舰给予扣留。经查验,计有“七九”步枪4 850支、子弹225万发,驳壳枪4 330支、子弹206万发,手枪660支,子弹16.5万发,价值100多万元②。枪支数目大大超过购枪护照规定数目,系私自入口,决定给予没收。11日,孙中山手谕大本营军政部吊销该项军火入口护照,同时下令禁止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并通缉陈廉伯。陈廉伯原定8月13日就任商团军联防总部总长职,闻讯后,一面宣布辞职,声称赴港,一面则指使商团反对政府。8月13日,商团不顾政府禁令,擅自举行“庆祝”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活动。14日,商团代表千余人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无条件发还被扣枪械,否则罢市。孙中山接见了商团代表,指出这批枪械无论枪支数目及运到日期均与护照不符,“不是私运,便是顶包”,应待查明处理。同时指出政府正在调查陈廉伯策划颠覆政府的阴谋,奉劝代表转告商人,勿为陈廉伯所愚弄。但是陈廉伯无视政府警告,于18日煽动银钱业罢市,拒收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纸币。20日,孙中山令广东省长廖仲恺下令通缉陈廉伯。布告指出:陈廉伯勾结吴佩孚,定于8月14日起事,自为督军,投降北廷。陈又私运军火,事发逃港,煽惑罢市,奉帅令予以通缉。通缉令又指出:此系陈廉伯个人谋叛,与商团无涉,不得稍有株累,借示宽大。随后又下令通缉商团另一首领佛山大地主陈恭受。8月21日,商团总部迁往佛山,由陈恭受主持。陈召集各埠商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同时罢市。22日,佛山首先罢市。23日,陈恭受向孙中山提出三项要求:(1)扣械无条件全部发还;(2)准许商团成立联防总部;(3)取消对陈廉伯的通缉令。25日,在陈廉伯及其党羽的煽动下,广州罢市。至此,全广东省各地罢市达一百多处。广州各大商号纷纷悬挂英法国旗,中小商人或为“共产即在目前”谣言所惑,或为持枪商团团丁所迫亦参加罢市。商团军还大量散发反革命传单,并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
        这时,英帝国主义也公开出面支持商团叛乱。8月28日,英国九艘军舰集中白鹅潭,并将枪口对准中国军舰进行恫吓,为商团助威。当晚,广州领事团向广东省长廖仲恺提出“警告”。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再向大元帅府发出通牒称:“现按上级英海军官通告,谓彼已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之英海军队应立即行动。”③
        面对商团叛乱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共产党主张对反革命商团必须进行坚决镇压,并提出广东革命政府的计划应该是:第一步解散商团军,第二步是讨伐陈炯明,第三步才是北伐。并指出:“革命政府若不能解散商团军,一旦东江或江北军事失利,第二次以枪弹‘请孙下野’的便是商团军!”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广州工农群众纷纷要求政府镇压反革命商团。8月24日,广州两万工人集会声讨陈廉伯、陈恭受,反对罢市,表示誓做政府的后盾。29日,广州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八百多人向大元帅府请愿,要求明令讨伐商团。当商团逼迫商人罢市,企图以饿死市民威胁政府屈服时,广州市市民立即推举代表聚会于省长公署,组织管理粮食的平粜委员会,准备接管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对付商团罢市造成的生活困难。国民党左派也主张镇压商团叛乱。孙中山决定对商团叛乱采取镇压政策。8月24日,孙中山调兵入省宣布广州戒严,以对付商团叛乱。26日,他在大本营召开军政联席会议,主张以武力解决商团叛乱,强制商人开市。同日,他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命令,责成商店复业,否则将没收枪械并予严办。对于英帝国主义的“蔑视侮辱,干涉内政”的粗暴行为,孙中山于9月1日代表广东革命政府发表了《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致英国麦克唐纳尔政府抗议电》,严词斥责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并提出:“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⑤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措施却遭到广州的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抵制。驻在广州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二师师长廖行超等早与商团有勾结,这时竟以第三者姿态出现,奔走于商团与大元帅府之间,进行“调停”,谋求妥协,并于8月29日与商团订立了六项条件:(1)陈廉伯、陈恭受通电拥护大元帅府,服从政府,政府即取消通缉令,并发还封产;(2)商团枪械由范石生、廖行超担保照军政部护照规定数目发还;(3)商团联防总部改组,受省长节制,其细则须于七日内公布,但呈立案,有不完备之处,由范石生、廖行超调解,要求立案;(4)各商店一律于二十九日复业,军队于复业后解严,其在扣械风潮发生后调省军队一律开回原防;(5)商团报效军费50万元,于领械时交纳;(6)如联防总部具呈,七日内未能立案,由范石生、廖行超担保于七日内将全部械弹点交商团公所收领⑥。商团与范石生等还以“宣布独立”和调兵入省要挟孙中山接受以上条件。根据此条件,陈廉伯、陈恭受只须发一纸拥护政府通电,便可恢复自由,商团联防总部准予成立。商团只须交纳50万元,便可领到被扣枪械。这完全符合商团的利益。为了达到上述条件,商店开始复业,商团等待政府发还枪械。国民党右派也不同意对商团叛乱采取武装镇压政策,主张与商团妥协。廖仲恺因严办商团受阻,向孙中山面辞广东省长职务。孙中山此时感到困难重重,他认为由于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陈炯明在东江伺机反扑,驻粤客军蛮横无理不听指挥,“广东不能再待下去,必须离开广州”,另谋出路。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北伐,认为“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9月4日,他在大元帅府召开筹备北伐会议,决定移大本营于韶关,广州设留守处,派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兼广东省长,以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9月5日,发表《大元帅出师对粤宣言》,随后亲赴韶关,督师北伐。
        孙中山离粤后,胡汉民决定与商团妥协,广东的反革命气焰日益高涨。9月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不承认勾结英帝国主义,图谋不轨,也没有表示悔过。因此,扣械未发还,商团借机攻击政府,散发反动传单,并酝酿再次罢市。9月下旬,广州买办商人,豪绅地主在陈恭受的指使下,纷纷举行集会,攻击革命政府,并致电国际联盟,指控孙中山是“破坏国际亲善的叛徒”。对于商团的反革命行动,胡汉民不仅不加以制止,而且采取妥协态度。9月20日,胡汉民取消了陈廉伯、陈恭受的通缉令,发还其被封财产。10月3日,又决定发给部分被扣枪械。商团见政府步步退让,软弱可欺,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10月4日,在佛山召开全省商团代表大会,决定于10月10日“双十节”发动全省第二次总罢市,武装进省请愿。随后,广州盛传商团要发动武装叛乱,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反动武装准备从石龙、东莞袭击虎门与商团会师。10月9日,商团发出了第二次罢市通牒,局势骤然紧张。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建议:“立刻以少数可靠的革命军力,向一切反革命的商团和军阀下总攻击,以决最后的死战。”
        为了打击商团的反革命气焰,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10月10日下午,广州反帝大同盟、广州工人代表会、民族解放协会、学生联合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农民自卫军、工团军等33个团体约万余人,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纪念辛亥革命大会,大会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反动军阀”、 “打倒一切反动派”、“实行国民革命”、“复活辛亥革命精神”等口号,愤怒声讨商团的反革命罪行,要求打击反革命商团。会后,各团体结队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太平南路时,商团军公然向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一百多人,制造了双十惨案。随后,商团军立即封锁了市区,并在西关等处构筑堡垒,张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准备与陈炯明配合,夺取广州政权,使广州城陷于恐怖和混乱之中,广东革命政权岌岌可危。
        在此紧急关头,中共广州地方委员会发表告广州市民书,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坚决打击反革命派以保卫革命。参加游行的团体也组织“工农兵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号召大家“速起与反革命派决此最后死战”。广州工人代表会发出通电,“誓为政府后盾”,坚决消灭商团军。广州的工团军、农民自卫军和黄埔军校学生,纷纷表示愿尽一切力量帮助政府镇压商团叛乱,随时准备对商团作战。孙中山看到局势严重,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又有广大群众作后盾,决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商团叛乱。10月10日,他在韶关大本营成立了镇压商团的指挥机构——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11日,特派廖仲恺、谭平山为全权委员处理商团问题。同时电饬胡汉民及各军司令,对商团叛乱不得“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切勿犹豫,以招自杀。13日,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一面令胡汉民将广州商团机关一律解散并缴械,一面令韶关警卫军及北伐军一部星夜赶回广州讨伐商团叛乱。10月14日,北伐军先后到达广州,孙中山下令解散商团,并电饬胡汉民限于24小时内解除武装。商团军集中全市商团军枪支,占据西关进行顽抗。他们架起天桥、修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街道,把广州分割为城内和西关两部分,以武力控制西关。14日夜至15日晨,商团军竟然向政府军进攻。15日,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桂、湘、豫、粤等各军分五路包围了西关,勒令商团军缴械。商团军不堪一击,经过几小时激战,政府军很快摧毁了商团军的街防堡垒,商团军纷纷败退,西关等处商团军据点均为政府军占领。接着,驻防佛山的政府军又包围了佛山商团各驻扎地,解决了佛山商团,摧毁了广东商团基地。至此,反革命的商团叛乱迅速得到平定。16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出安民告示,从17日起,全市商店一律开业。
        广州商团叛乱发生在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不久,通过这一事件,对参加中国革命的各阶级都是一个考验。事实证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买办、地主、军阀、国民党右派是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国民党的分化和革命统一战线内的斗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是极其复杂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广大革命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主力。
        平定广州商团叛乱有着重大意义,它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显示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打击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的反革命嚣张气焰,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规定了广东地区的革命秩序,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统一打下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