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会议运动是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建议,在1924年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中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政治主张之一,因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和支持,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高潮。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以资产阶级的议会制代替封建君主制。中华民国成立后,议会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象征。但是,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掌握政权后,议会便成为北洋军阀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使中国政局动乱不已。1923年7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之主张》指出:“中国号称民主国家已经十二年了,而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相容的北洋军阀势力依然存在,是以有洪宪之变、复辟之变、安福之乱以及此次曹党之乱。”“北洋军阀旧势力统治中国,抑制民权,勾结列强,断送利权,此乃中国危机四伏之根本恶因;此恶因一日不除,其危机连续起伏之恶果将一日不止。”我们的主张是:“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在北京之国会已成为封建军阀之傀儡,国民已否认其代表资格,只有国民会议员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也只有他能够否认各方面有假托民意组织政府统治中国之权。”①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建立,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宰割人民的形势认识不深,“以致应声而起者寥寥无几”。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最后完成和国共合作的正式成立,推动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发展。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革命,把自己的部队改称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共商国是。段祺瑞、张作霖也致电表示欢迎。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的支持下,孙中山毅然决定北上,并于1924年11月10日发表了《北上宣言》,在宣言中,孙中山指出:“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以拥护国家和民众之利益。”重申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提出的政纲,强调了人民掌握武装是结束军阀统治的关键。对于时局,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和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开以前,主张先召集一次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项”。预备会议由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工会、农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政党组成。各团体之代表,由各团体之机关派出之,人数宜少,以期迅速召集。国民会议之组织,其团体代表与预备会议同;惟其代表须由各团体之团员直接选举,人数当较预备会议为多。
        对于北京政变和孙中山决定北上,中国共产党曾经持否定和反对态度。陈独秀、蔡和森、彭述之在1924年10月29日出版的《向导》第89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此次北京政变,显然是英美帝国主义抛弃了一个旧工具——吴佩孚,另换上一个新工具——冯玉祥。”“在原则上与策略上,中山先生不仅在消极方面要拒绝参加,而且要在积极方面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宰割中国之阴谋,根本否认帝国主义的工具——祸国殃民应受国民裁判之军阀有召集会议冒称解决国是之权限。”甚至断言,孙中山“若上午入北京”, “他在革命上的信用下午便破产”。后经过讨论,改变了否定和反对态度,决定支持孙中山北上,推动国民会议运动。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表示了对孙中山《北上宣言》的拥护,并对许多问题发表了更为明确和彻底的看法。文告指出:“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军阀的和平会议或国是会议,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会议,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张的及中国国民党现在所号召的国民会议。只有这种国民会议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我们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并须努力使他们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预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此预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筹备国民会议”,“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惟一政府”。临时国民政府应执行以下政策:(一)它应该打破各派军阀勾结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的势力,同时也应杜绝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借口援助中国统一实行其道威斯计划(即帝国主义共管中国经济的计划)的阴谋。(二)它至少应采用国民党政纲为施政方针,取得工农兵等民众的同情。共产党对临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不能妄想他是国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还不是中派;然而我们却准备赞助他,只要他确能防止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或共管中国之阴谋,只要他确能镇压一切反革命的军事行动,只要他不妨碍一切平民参与政治之机会。”最后中国共产党向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提出了十三项最低限度的要求。其中包括: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保障人民集会、结社、出版、 言论、罢工之无限制的自由权;规定最高限度的租额,取消田赋正额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规,促成职业之组织(农民协会)及武装自卫的组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纪念日之休假,规定最低限度的工资,废除包工制、改良工厂卫生,规定工人死伤保险法,限制童工之年龄及工作时间,女工妊孕前后的优待;实行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社会地位上、教育上享有男子平等的权利②。至于临时国民政府和国民会议能否实现上述要求,中国共产党并不抱什么幻想。1924年12月3日,《向导》周报指出:“第一,因为这个会议无论将来成功或失败,眼前便给我们以民众的政治运动的机会;第二,将来成功固佳,即失败也能够给一部分人以革命需要的教训。”
        在孙中山离粤北上时,中国共产党人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1924年11月12日,蔡和森在《向导》第91期上发表了《欢迎孙中山离粤来沪》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早就建议孙中山必须向全国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必须“造成全国的舆论及民众的后援,庶几进可制胜军阀,退可扩大宣传”。11月30日,赵世炎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部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第23期上发表了《中山先生北来之意义》一文。文章指出:“我们早就说过,……帝国主义者与军阀既顾忌国民革命的群众势力,而肯邀请国民革命的领袖北上,则中山先生之北来是可以的,只要站在继续图谋国民革命之完成而保护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我们热诚表示欢迎并愿谆切报告于大众以中山先生北来的意义。”③基于上述认识,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北上的同时,在全国发起了一个召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运动。许多共产党员亲自参加和领导了这一运动。如在北京的李大钊,在上海的恽代英、向警予,在天津的邓颖超,在江西的方志敏等都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当地的国民会议运动。在国共两党共同推动下,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仅在11月、12月间,上海、南京、广州、徐州、安徽、湖南、湖北、浙江、北京、天津、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张家口等地人民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其中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最为突出。上海总商会在孙中山离沪北上时即通电全国商会,请一致要求职业团体加入国民会议;同时有学生联合会、店员联合会等六十二个团体发出通告,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1月29日,又有反帝国主义大同盟、市民协会等二十七个团体组织国民会议筹备处,并发表宣言。自此之后,有许多团体加入筹备处,到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筹备会正式成立,参加者达143个团体,包括工、商、学和实业者代表四百多人,会上通过了章程,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宣言。此外,南京、徐州、广东、湖北、湖南、浙江等地也都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或筹备处。要求国民会议的声浪遍及全国各地。并且深入到各阶级各阶层群众中,除了工农商学各界积极参加外,妇女和青年亦积极参加。12月初,上海、浙江的女权运动同盟会通电全国妇女界,吁请推举代表来沪“筹建国大计”。接着,在向警予、杨之华的领导下,上海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首先成立。不久,北京等地的妇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也相继成立。在青年方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通过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指导青年参加运动。1924年12月27日的《中国青年》第59期指出:“国民会议运动,确是目前一个重大的政治斗争,并且是我们接近群众(各阶级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好机会。”“所以我们青年在尚未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各地方,应即速联络人民团体组织之。其已组织者,更应谋充实其内容。……纵然有促成会非我们所组织者,我们亦应设法加入活动。”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广大青年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向各阶层群众特别是工农群众,宣传了国民会议的内容、性质和应采取的态度,对推动国民会议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总之,国民会议的呼声已深入广大群众脑海,国民会议促成会之到处成立就足证明中国人民政治觉悟已日益提高。
        国民会议运动是在直系曹锟政权被推翻,另一派军阀政权尚未正式建立的特殊环境下出现的群众运动。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它的目标是:对内建立人民政权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因此,它必然遭到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对,面对蓬勃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段祺瑞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决定召集“善后会议”,使其统治合法化,以对抗国民会议运动。1924年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首先指出,段祺瑞拟召集各省军民长官的善后会议是段要用军阀制度而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号召人民赶快组织起来,制止军阀阴谋,要求在善后会议有最大多数之国民代表,努力国民会议之召集。孙中山断然拒绝段祺瑞的邀请,并于1925年1月17日发出了《复段祺瑞阐述善后会议主张电》,指出其包办善后会议的谬误,提出了两项补救办法:第一,善后会议应加入人民团体代表;第二,善后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归于国民会议。但是段祺瑞拒绝了孙中山和人民的要求,悍然于2月1日召开他包办的善后会议。孙中山决定国民党抵制会议,并于2月2日发表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
        为了反对善后会议,在孙中山和李大钊等倡导下,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二百多人,代表二十多个省区,一百二十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中包括“工农群众、知识界、教职界、学生、商人、实业家、新闻记者、律师,及各种有职业的平民”。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于4月16日闭幕。会议讨论了国际问题、国内问题、财政问题、国民会议运动之方针等问题,并通过一些相应的决议。大会否认了段祺瑞所提出的善后会议之国民代表会议条例,号召民众应从此继续努力国民革命运动,以求得真正的国民会议之产生。大会认为真正的国民会议之成立,必然是反帝国主义与反军阀的重要工具。大会指出:“最近国民会议之运动,弥漫全国。此种运动孕育于反帝国主义怒潮之中,且产生于中国最强之直系军阀推倒之后。它将代表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战,取消不平等条约,以达到解除终身所束缚的锁链之目的。它将继续打倒直系军阀,进而打倒一切军阀,解除其武装。它的方法是不妥协的民众运动的。”④
        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是人民群众代表的一次大集会,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大会的决议虽不能为军阀政府所采纳,但向全国人民指出了具体的奋斗目标,起着宣传和组织群众的积极作用。
        国民会议运动由于各派军阀依然保存着强大的武装,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他们绝不会通过会议的方式把政权交给人民大众。他们与人民的任何谈判,只不过是他们玩弄人民的一种手段。这次运动没有也不可能促成人民政权的诞生,但是它在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面目,教育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