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是孙中山领导的以拥护国会、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志的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革命运动①。
        对北洋军阀蔑视约法,践踏国会的非法行为,孙中山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在解散国会的呼声甚嚣尘上时,他致电黎元洪及参众议员,鼓励议员“宜与宪法共死生,勿皇遽奔散,稍存让步,以保民国代表之尊严”②。1917年6月8日,孙中山致电西南军政民政首领,呼吁:“国会为民国中心,宪法为立国大本,公等既忠诚爱国拥护中央,即应以拥护国会与宪法为惟一任务。今日法律已失制裁之力,非以武力声罪致讨,歼灭群逆,不足以清乱源,定大局。”③
        张勋复辟当日,孙中山即与旅沪国会议员吴宗慈等商谈讨伐。3日,孙中山与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孙的寓所聚会。孙主张设临时政府,唐绍仪表示反对,认为目前北方是“非合法政府”,南方也不能成立“非合法政府”;程璧光则称:“所谓维持国事者,谓起兵讨贼,其他非所敢知也。”④讨论的结果,一致主张迎黎元洪南下上海组织政府,并议决:出师讨逆;在上海设立海陆军总机关;在上海择一地点为拥护民国之人士会聚之所。4日,孙中山明确向西南六省各界呼吁建立临时政府:“惟西南六省,为民国净土,应请火速协商,建设临时政府,公推临时总统,以图恢复。”⑤
        但是,上海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是皖系骨干,且列强云集,外交问题复杂,孙中山不得不另谋护法根据地。他曾赴舟山同宁波镇守使顾乃斌商量,为移驻海军寻求立足点,但被拒绝。当时,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通电拥护护法,主张将政府迁至广州,广东省长朱庆澜也表示欢迎,护法的立足点不得不考虑广东。广东有一定经济实力与民主革命传统。程璧光等则表示,如饷项有着,只要西南方面欢迎,可南下以两广为护法根据地。
        7月6日,孙中山搭乘应瑞舰离开上海南下,同行的有章炳麟、朱执信、陈炯明、许崇智等。7月9日,孙中山抵达汕头。陈炯明原向孙中山献策以汕头作为护法根据地,但潮汕镇守使莫擎宇反致欢送词,孙中山不得不继续南下,谋广州作为护法根据地。
        对于孙中山南下,桂系欲拒还迎。他们反对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与国民党派的力量频频接触,共商对策。6月22日,在陆荣廷的支持下,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通电两广宣布自主,声明在国会未恢复之前,两粤军民悉行自主,其重大事件,径秉承总统办理,不受非法内阁干涉。但桂系对国民党人这样的“激烈分子”也持疑惧心理,担心自己的地盘被抢。不过,他们希望借护法的旗帜扩大自己的势力,况且孙中山等人拥戴陆荣廷西南护法“盟主”的地位,因此,桂系决定接受孙中山南下广州。
        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督军陈炳焜、省长朱庆澜及部分国会、省议会议员等,前往黄埔迎接。孙中山对前来欢迎的人表示:“此行主要目标是保持广东作为军事基地,邀请整个舰队到广东来;组织国会,建立政府,然后邀请黎元洪总统南来广州,执行总统职权,清除复辟派。”⑥
        海军最早响应护法。7月22日,程璧光、林保怿率海军舰队南下,发表海军护法宣言,宣布以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事自矢”,称:“必使已毁之约法,回其效力;已散之国会,复其原状;元恶大憝,为国蟊贼者,无所逃罪,然后解甲。自约法失效、解散之日起,一切命令皆无根据,当然认为无效,发此命令之政府,当然否认。”⑦8月4日、5日,南下舰队抵达广州黄埔港,参加护法的军舰共计十艘:巡洋舰海圻、海琛,炮舰飞鹰、永丰、永翔、楚豫、舞凤,驱逐舰同安、豫章,运输舰福安,总吨位达133 390吨,军力超过北洋军阀所控制的海军力量。
        自国会被解散后,国会议员纷纷往赴上海。对于孙中山邀请国会南下的主张,陈炳煜以有北军侵入广东之虞、财政困难等婉拒。孙中山表示可依靠华侨筹款。7月19日孙中山电邀国会议员南下开会:“以叛讨叛,以贼灭贼,但当视为械斗,不能与以拥护共和之名”,“文尝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诸君宜自行集会于粤、滇、湘各省,择其适当之地以开议会,而行民国统治之权。如人数不足,开紧急会议亦可。”⑧孙中山还致电陆荣廷声明召集国会的重要性:“国会者,民国命脉所存。托名民国,独去国会,则凡百措施皆为背法。彼叛人既不利有国会,我护法者必当拥护之。” ⑨
        北京政府却拒绝恢复国会,他们称旧国会“自经解散,国会之威信全失。……威信既失,精神不存,假令恢复,徒滋纷藉”,而应“依据《约法》以召集参议院之职权,以解决制宪修正国会组织各问题”⑩。
        7月27日,旅沪议员吴景濂等开会议决南下广东。28日,首批议员五十余人启程。至8月中旬,抵粤国会议员已达一百五十多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对于如何组织政府问题,国会议员有相当的争论。“时孙公尚欲称临时大总统,余谓宜称摄大元帅。……众议喧呶,或议以议员合组政务委员会者。……”(11)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议员,议定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19日,到粤议员在广州回龙社第一招待所集会,决定以国会非常会议的名义活动,推吕志伊、王有兰等七人起草军政府组织大纲,并定于25日开非常会议。
        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到会议员120余人,奉天吴景濂等、直隶张继等、黑龙江秦广礼等、西藏傅谐等、浙江赵舒等、江西吴宗慈等、安徽陈策等、四川卢仲琳等、云南吕志伊等、湖北田桐等、陕西焦易堂等、江苏茅祖权等、河南刘奇瑶等、湖南彭允彝等、福建詹调元等、广东邹鲁等、广西覃超等(12)。孙中山、程璧光等到会祝贺。27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首次会议,讨论《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31日,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选出。临时约法未恢复之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之,并对外代表国家。
        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大元帅授印礼在黄埔公园举行,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读致大元帅词,副议长王正廷授印。孙中山在答词中说:“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惟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竟之业,雪数岁无功之耻。”(13)
        2日,非常国会选举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根据军政府组织大纲,元帅应选三人,原拟选程璧光,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担任,国会遂决定缓议。孙中山旋即分别致电黎元洪、陆荣廷,请黎南下,促陆就任。
        对军政府的成立,桂系采取不支持的态度。9月4日陆荣廷、谭浩明致电非常国会反对另设政府、举元帅:“方今国难初定,应以总统复职为先务之急,总统存在, 自无另设政府之必要,元帅名称,尤滋疑议,易淆观听。……此举实不敢轻为附和,深愿国会议员诸公,爱国以道,审慎出之。”(14)8日,陈炳焜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在有总统行使职权的情况下建立临时政府不符合宪法,没有必要再设大元帅,临时政府要得到列强的承认很困难,西南的力量不足以抵抗北方等。
        孙中山力排众议,决定就职。10日下午3时,孙中山率员正式就职,中华民国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在就职词中谈到,自护法以来,“申请国会,集于斯地,间关开议,以文为海陆军大元帅,责以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奉迎元首之事。文忝为首建之人,……艰难之际,不敢以谦让自洁,即于六年九月十日就职。”(15)外交总长伍廷芳、财政总长唐绍仪、陆军总长张开儒、海军总长程璧光、内政总长孙洪伊、交通总长胡汉民,李烈钧为军政府参谋总长,章太炎为大元帅府秘书长,军政府海军总司令林葆怿、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李福林、大元帅府参军长许崇智、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大元帅高等顾问吴景濂,川滇劳军使王湘,湖南劳军使林祖涵。军政府办公处设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致力于巩固与建设。鉴于桂系的反对,孙中山力图取得滇系唐继尧的支持。唐继尧的态度则比较隐晦,他没有公开反对成立政府,但在孙中山就职的次日向孙中山提出辞元帅职。他的意见是,“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有彼在,对内对外亦有以助力,将来取消,亦有一番交换,故此间仅辞元帅职……”(16)孙中山派章太炎作为全权代表赴滇同唐商讨护法事宜。在章太炎等人的劝说下,唐勉强接受元帅印证,但一直未正式就任元帅,而是打出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的旗号。此外,为取得协约国的支持,9月26日,军政府宣言承认对德宣战。孙中山又命蒋介石拟出《对北军作战计划》。计划分两部分,一为西南统一作战计划,分两期进行;一为西南对闽浙作战计划。为筹措作战经费,孙中山派人赴海外筹款,发行军事内国公债。为加强军政府的军事实力,孙中山设立了由邓耀任局长的招抚局,招抚绿林民军。
        护法运动兴起后,段祺瑞采取武力统一的方针,对外宣而不战,对内战而不宣。他们的军事策略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1917年8月6日,段祺瑞任命皖系傅良佐为湖南督军。湘督易人,南方将之视为北方向南方发难的信号。9月18日,原同盟会会员刘建藩、林修梅发表通电宣布湖南独立,与段政府脱离关系。次日,傅派兵进攻湘南。
        湖南一直是桂系的势力范围,是南方抵制北方的屏障。10月2日,陆荣廷、程璧光等在南宁开会,决定出兵援湘,谭浩明任援湘联军总司令;以原有亲军二十营划交陈炯明接管;海军每月军饷十万元,由粤库领支;两广长官联名通电要求罢斥段祺瑞。16日,该电发出。
        10月6日,护法战争在湖南战场展开。北京政府以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总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一、派员与陆荣廷及两粤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等计划;二、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三、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四、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五、电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并下令通缉段芝贵、倪嗣冲、梁启超、汤化龙。20日,谭浩明出兵援湘,率部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担任军长。
        战斗在衡山、宝庆一带打响,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北军占衡山,南军占宝庆。11月14日,北军王汝贤、范国璋通电停战议和。18日,北洋军弃长沙而退。直系言和,段祺瑞武力统一的目的落了空。他恼羞成怒,于11月16日、20日两次提出辞职。冯国璋见时间已到,批准段的辞职,任命王士珍为国务总理。12月25日,冯国璋发表弭战布告。
        由于北军的后退,12月1日,在荆州,湖北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发表布告,称政府无调和诚意,为防战祸延及鄂省,宣布自主以期保境安民,不受战争之祸。同时,原第三师师长王安澜集合鄂豫属部官兵,在鄂豫边界一带举义,发表布告谴责段祺瑞“阳藉拱卫国家之名,阴以膨胀北洋之势”,表示要“铲除妖孽,还我共和”,与西南联军一致进行。他们于4日进驻枣阳、随县。12月16日,襄阳镇守使黎天才在襄阳宣布自主,自称湖北靖国联军总司令。为此,皖系极力抨击直系的言和政策。
        战争蔓延到全国大部分省区。在浙江,11月26日,蒋尊簋、周凤岐等在宁波通电斥责附和倪嗣冲破坏约法的浙督杨善德为“国家之逆贼”,宣告自主,与省城军民两署脱离关系,设浙军司令部于宁波,综理军民政务。杨派浙军一师师长童保暄镇压,宣布独立的军队被迫遣散。在四川,张煦、颜得基、陈凤石等在西昌、达县、大竹县等宣布护法讨逆;连受段祺瑞任命的刘存厚也附和宣布讨段。在江苏,章杰等筹划起事;安徽,柏文蔚起事讨伐倪嗣冲;河南,王天纵宣布护法自主,建立靖国军;在山东,刘冠三等组织民军进行护法活动;甘肃,焦桐琴在狄道发动起义;东北地区的护法运动也在筹划中。
        由于最初护法宗旨的不一致,西南各派护法力量的矛盾逐渐尖锐。军政府成立后,桂系、滇系虚与委蛇。当时人说:“自大元帅成立后,号令不出河南士敏土厂,各部总长均未就职,元帅陆、唐二公亦在观望之中。大家无事可为,终日在长堤照霞楼俱乐部闲聊,或弈棋白遣。”(17)护法军政府内外交困,成了如同寄寓的“影子政府”。除一部分滇军如张开儒支持孙中山外,把持广东的桂系不愿意异己力量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活动。陈炳焜阻挠孙中山在士敏土厂设大元帅府,令电报局对元帅府发出的电报不得用头等,必须用现金,反对军政府招募民军等。海军南下之后,态度也有变化。军政府经费匮乏,1917年10月起,海军兵饷由桂系每月提供十万元,不少海军官佐逐渐倾向桂系。桂系也挟海军以自重,对海军礼让有加。11月15日,孙中山同程璧光等商量炮击督军署,以驱逐陈炳焜。但程拒绝炮击督军署,并宣布戒严,切断与军政府的联系。
        陈炳焜去职后,代理粤督莫荣新仍然对孙中山的军政府采取轻慢、排斥的态度,他曾对人讲:“孙某之政府,空头之政府也,彼无兵无饷,吾辈但取不理之态度,彼至不能支持之时,自然解散而去。”(18)他捕杀孙中山派出的招抚人员,并将军政府招募的数十名官兵当作土匪杀害,完全无视孙中山的保释。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以武力对付。但孙中山的决定没有得到国民党稳健派和滇军的支持。1月3日晚,他亲率同安、豫章两舰,向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开炮。两位舰长不敢下令,孙中山乃亲自发炮数枚。莫荣新不加理睬,命令熄灭灯火,并不还击。事后还亲自拜见孙中山,表示歉意,事态遂平息。革命党人称这一事件为“炮教莫荣新”。但孙中山这一举措加速了护法阵营的分化,程璧光将参与炮击莫荣新督军署的两位舰长撤职查办。
        对于直系言和的主张,孙中山在复李纯的电报中表示:“惟是军政府与西南诸省,即以护法讨逆为职志,倘能约法、国会完全恢复,创乱诸逆依法惩办,并由正式国会解决总统、内阁诸问题,则半国之兵,不难一朝而罢。”(19)
        由于护法军政府没有得到西南各实力派的支持,程璧光等谋设立一机构联合护法力量。1917年11月4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等在海珠讨论议和及组织西南联合会。1月15日,西南各省护法会议在广州成立。推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20日,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从其条例看,拥有政治、军事、内政、外交大权,具有政府雏形。孙中山称之为“督军团第二”。有人揭露说:“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其议事条例,实为第二国会。此种似鹿非马之会议,如不经国会通过,则为非法会议,与叛督之天津会议又何以异?如经国会通过,则国会曾产生一军政府,试问国人及友邦将何所从?”(20)由于孙中山等的揭露,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以及各方的反对,西南联合会议瓦解了。
        面临同桂系的矛盾,国民党中的稳健派主张调和,不赞成设招抚局、炮击督军署。他们又策划改组军政府,希望以此来拉拢西南实力派。2月2日,程璧光、唐绍仪、伍廷芳等邀孙中山商谈改组军政府事宜。拟将原来之单独制改为合议制,改大元帅为由若干政务总裁组成政务会议,地位平等,责任同负。
        而部分支持孙中山的激进分子则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态度。他们不惜采取暗杀的方式对付持不同意见者。1917年12月17日,军政府卫戍总司令驻粤滇军第六军军长方声涛被刺,幸免于死;2月26日,支持孙中山南下护法的海军总长程璧光在海珠码头被暗杀身亡。国会讨论改组军政府时,支持改组的议员收到恐吓信。这些极端措施,使海军更倾向于桂系,以合议制改组军政府的计划更易获得舆论及各实力派的赞同。
        对于改组的建议,滇系、桂系开始反映冷淡,孙中山是支持的。4月2日,孙中山致电唐继尧,探讨在桂系拒不参加改组军政府的条件下合作护法的可能性,问如桂系不参加护法,各省是否仍有决心,各省远隔,仅派代表,是否能实际上共同负责。“护法之惟一主张,在恢复旧国会,并使之完全行使职权,无论改组内容如何,此主张绝对不能有所牺牲,必须一致坚约,始可共议改组。”“至名义则以于事实上显势力之扩张,于法律上见主张之正当为宜,鄙见宜名为护法各省联合军政府。”他还表示:“苟达护法目的,文无不可退让。”(21)但是,唐继尧并不打算支持孙中山的计划。4月10日,唐继尧密电南方各省表示,遥戴黎元洪、冯国璋为国家元首,在广州设军务院或国务院,以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让孙中山游历各国,办理外交。
        是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罗家衡等提出改组军政府案。参加表决者67人,赞成改组军政府者51人。广州国会议员素质原本参差不齐,大概分为三派,政学会、益友社、民友社。以中华革命党为主体的民友社是军政府采取大元帅制的支持者,以原欧事研究会为主体的政学会则倾向桂系,主张采取合议制,由国民党稳健派组成的益友社,也倾向于政学会的主张。
        11日、13日,孙中山两次与国会议员谈话,对于国会事先并未征求军政府的意见,径直提出改组案并付诸审查表示反对,说“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22)吴景濂等则表示,改组并非不信任军政府及大元帅,而是为增强军政府的实力。13日,孙中山又约请国会议员谈话,表示正式国会成立后政府要改组,现在离正式召集国会不过两月,倘若改组军政府,岂非“一日三变令,内外人士皆以为我护法之举为乌合”,他所争并非为个人地位,“今日办法只有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以人就法,则予个人去位可也;以法就人,则改组万不可也。”(23)
        1918年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决议以合议制代替元首制,以七总裁代替海陆军大元帅。是日,孙中山通电辞职:“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文本匹夫,无拳无勇,所以用其全力以拥护非常会议者,其效果亦既如是,庶乎可告无罪于国人。”(24)孙中山仍表示愿以匹夫之责,尽扶助民国之责。
        部分支持孙中山的国民党议员林森等27人,通电挽留孙大元帅,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至6月12日之后。陈炯明也通电反对,“此种合议制之组织,不伦不类”,“不过流氓政客播弄时局所至”。但是,桂系对孙中山的支持者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12日,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被莫荣新逮捕,陆军次长崔文藻被杀害。
        18日,非常国会三读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被迫派居正交代军政府事宜。
        20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国会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军政府采取总裁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为军政府政务总裁。总裁选举后,非常国会议员谒见孙中山,请其就任总裁。孙表示,军政府改组既因他而起,不必再任职总裁。经议员婉词再三,遂表示不就职,也暂不辞职。次日,孙中山离开广州。
        6月初,孙中山离粤赴日本。但日本仍坚持支持段祺瑞政府,孙中山只得转赴上海,从事著述。段祺瑞企图引渡孙中山,未能得逞。
        7月16日,改组后的军政府正式成立。这期间,非常国会及各方面一致呼吁孙中山就总裁一职,孙中山久未答复。到7月20日,出于维持大局考虑,孙中山同意就任,并派徐谦作为代表赴粤。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及国民党人继续高举护法的旗帜,领导反对南北军阀的斗争。直到1923年年底以后,护法的口号才为国民革命的口号所取代。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孙中山曾说:“溯自六年北京政府以非法命令解散国会,文率同志以护法号召天下,其目的在使非法命令不生效力,国会能完全自由行使职权。坚持数载,事变繁生,仅能使西南半壁,立于护法旗帜之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则开非常会议;足法定人数,则开正式会议及宪法会议,正统之传,不绝如缕。”(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