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前夕出现的最有影响的杂志。它倡导科学与民主,反对封建礼教,首倡文学革命,可谓新文化之策源地。主编陈独秀是《新青年》的灵魂,他不仅为杂志的编辑付出全副身心与才智,且随着他思想发展的轨迹,《新青年》也由一本宣传民主与科学的社会科学杂志而成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新青年》1915年创刊时名《青年杂志》,陈独秀主编,由上海群益书社承印,月出一本,编辑、稿费共200元,主要撰稿人除陈独秀外,有高一涵、刘叔雅、李亦民、易白沙等。1916年3月,上海青年会写信给群益书社,要求《青年杂志》改名,因为杂志同他们办的《上海青年杂志》雷同。书社经理同陈独秀商议的结果是,杂志从第2卷改称《新青年》。
        从1卷1号起,杂志除发表议论文章外,还设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世界说苑、通信栏目,及时报道国内时局、世界局势、国际时事动态,介绍各国之风土人情、历史典故,并刊登编者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往来通讯,通过刊物本身形成了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集合与交流。从第2卷起,又设“读者论坛”,专登读者的议论文章。这样的编读往来,进一步阐发了新思潮,影响和哺育了一代人。
        创刊伊始,陈独秀就是杂志的灵魂。他在《社告》中说:“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他在杂志撰文颇多,频有警世言论。《青年杂志》的主旨在宣传“思想革命。”在陈独秀看来,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针对有人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一事警告国人的建议,他提出:“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①创刊号发表的陈独秀《敬告青年》一文,即向青年提出了人生的六条标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呼吁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民权并重。”②由此,直接提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同期,他在《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中,称赞法兰西的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
        《青年杂志》时期,陈独秀注重探讨国民性问题。他在1卷3号《抵抗力》一文中称:“吾国衰亡之现象,何只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缩苟安,铸为民性,腾笑万国。”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国人而抛置抵抗力,即不啻自置奴券,置身弱昧之林也。”造成国人抵抗力薄弱的原因有三,一为老、儒、佛学说之害,一为专制君主之流毒,三为统一之危害。“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国贱奴自处也,计惟以热血荡涤此三因,以造成将来之善果而已。”“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在1卷4号的文章中,他分析东西民族之差异,“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③。以后,他发语更加偏激沉痛:“外人之讽评吾族而实为吾人不能不俯首承认者,曰‘好利无耻’,曰‘老大病夫’,曰‘不洁如豕’,曰‘游民乞丐国’,曰‘贿赂为华人通病’,曰‘官吏国’,曰‘豚尾客’,曰‘黄金崇拜’,曰‘工于诈伪’,曰‘服权力不服公理’,曰‘放纵卑劣’。凡此种种,无一而非亡国灭种之资格,又无一而为献身烈士一手一足之所可救治。”他提出要以“勤”、“俭”、“廉”、“洁”、“诚”,做“持续的治本的爱国主义者”④。陈独秀在论述国民性问题时语多沉痛,不乏真知,但也充满民族虚无主义和对群众的偏见。
        陈独秀将国民性改造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1916年初,他在《青年杂志》撰文《1916年》,号召青年以是年为新起点,说:“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一九一六年之青年,应该“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从事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⑤1916年2月15日,他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自明中叶以来,中西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以来,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共有六期冲突,也有六期觉悟,但“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至于今日”。第七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这包括政治的觉悟,伦理的觉悟,“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恍惚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⑥。对于国民性的反思,一直是陈独秀的关注点。到1921年,他还在《新青年》撰文说:“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这种人早已实行了不爱国主义,似不必再进以高论了。”⑦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从2卷1号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特作了《新青年》一文,对20世纪之新青年提出了生理上心理上的要求,即健全之体魄,新鲜之信仰,“倘自认为二十世纪之新青年,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及比诸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为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为真青年而非伪青年”⑧。
        在尊孔复辟的逆流中,《新青年》旗帜鲜明地反对孔教。在陈独秀看来,孔教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若并此二者而主张之,无论为祸中国与否,其一贯之精神,固足自成一说”。他批评康有为说,“不图以曾经通电赞成共和之康先生,一面又推崇孔教;既推尊孔教矣,而原书中又期以‘不与民国相抵触者,皆照旧奉行’。主张民国之祀孔,不啻主张专制国之祀华盛顿与卢梭,推尊孔教者而计及抵触民国与否?是乃自取其说而根本毁之耳,此矛盾之最大者也!”⑨针对康有为等立孔教为国教并载入宪法的主张,陈独秀指出,“‘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盖宪法者,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也,决不可杂以优待一族一教一党一派人之作用”。“今所讨论者,非孔教是否宗教问题,且非但孔教可否定入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民国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也”。“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一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则不徒共和宪法为可废,凡十余年来之变法维新,流血革命,设国会,改法律及一切新政治、新教育,无一非多事,且无一非谬误,应悉废罢,仍守旧法,以免滥费吾人之财力。万一不安本分,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10)他将矛头直指儒家思想,“儒家三纲之说,使民为君、子为父、妻为夫之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忠、孝、节三义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1)他认为:复辟乃恶果非恶因,儒家的三纲思想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如不铲除根本恶因,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将应运而生。以后他更激烈地提出毁庙罢祀,“非独不能以孔教为国教,定入未来之宪法,且应毁全国已有之孔庙而罢其祀”(12)。《新青年》的另一撰稿人吴虞也发表了一系列非孔的文章,将矛头指向以孝悌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制度。以后,陈独秀还在《新青年》上同《东方杂志》展开论战,反对尊孔。
        1917年初,陈独秀赴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新青年》也随迁北京,地址设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家中。对于《新青年》日益鲜明的政治倾向,读者顾克刚提出意见,认为《新青年》三卷不如二卷,二卷不如一卷,“一卷之文重学说”,“二三卷之文重时事”。“先生多一句时事,必少一句学说。今先生尽力吸收西洋文明,将新道德,新学说,一一灌输于我青年,惟恐不给,岂暇他骛而道及时政哉?”陈独秀在回信中说:“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拦人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陈独秀尖锐指出:“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13)为了明确表白他谈政治的决心,陈独秀还撰写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一文:“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他提出三条主张:“第一当排斥武力政治”,“第二当抛弃以一党势力统一国家的思想”,“第三当决定守旧或革新的国是”(14)。
        《新青年》是鼓吹文学革命的最早阵地。早在清末时,便有人倡导白话、拼音化,但直到《新青年》号召,方成为席卷全国的运动。1917年2月1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新青年》第2卷5号,提出言文合一、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主张。陈独秀为该文作“识”,提出“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吾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他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号召文学革命。钱玄同则以更激烈的态度,指斥一味复古的人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周作人则就文学革命的内容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
        陈独秀还敏锐地感觉了俄国革命的变化,他称赞二月革命,“俄罗斯之革命,非徒革俄国皇族之命,乃以革世界君主主义、侵略主义之命也。吾祝其成功”(15)。对于十月革命,他预言“二十世纪俄罗斯之共和,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16)。他替布尔什维克主义扰乱世界和平辩护,提出:“Bolsheviki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全靠事实证明,用不着我们辩护或攻击。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Bolsheviki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17)
        《新青年》提倡新道德,反旧道德。陈独秀坚决反对道德上的新旧调和论,认为道德上的复旧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他指出:“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偏枯的现象,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18)
        《新青年》重视妇女问题。1917年5月1日,《新青年》第3卷3号起,设《女子问题》专栏,刊登高素素《女子问题之大解决》、陈华珍《论中国女子婚姻与育儿问题》、吴曾兰《女权平议》、孙鸣琪《改良家庭与国家有密切关系》。他们还讨论女子教育、婚姻与恋爱、婚制等问题。在6卷4号,特发布启示:“女子居国民之半数,在家庭中尤负无上之责任。欲谋国家社会之改进,女子问题固未可置诸等闲。”“敢求女同胞诸君于‘女子教育’、‘女子职业’、‘结婚’、‘离婚’、‘再 醮’、‘姑媳同居’、‘独身生活’、‘避妊’、‘女子参政’、‘法律上女子权利’等关于女子诸重大问题,任择其一,各就所见,发表于本志,以征女界之思想,一以示青年之指针。”
        《新青年》积极提倡科学,反对迷信。1918年5月,陈独秀撰写了《有鬼论质疑》,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5号,提出有鬼之说不可解者八条。稍后,他在《阴阳家》中提出:“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塞,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19)他的《偶像破坏论》一文则生动描写各种“偶像”是“一声不做,二目无光,三餐不吃,四肢无力,五官不全,六亲不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音同久)坐不动,十(音同实)是无用”,除泥塑木雕的偶像外,一切宗教,君主,国家,世界上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中国女子的节孝牌坊,都是虚伪无用的偶像,呼吁“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20)
        陈独秀对基督教的态度则较为复杂,他认为宁信鬼神,也不要信基督,后来转认为“基督是穷人的福音,耶稣是穷人的朋友”,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是耶稣的精神,“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21)
        从1918年1月第4卷起,《新青年》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具有了同人刊物的性质。形成李大钊、胡适、吴虞、鲁迅、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等撰稿人为主的强大作者群。同时,《新青年》也身体力行,从1918年6卷1号起,文章多采用白话,第2号开始刊登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等人的诗。鲁迅的首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也在第四卷第5号发表。在内容上,也着重介绍西方哲学文艺思潮。叔本华、柏格森、尼采的哲学思想,王尔德、易卜生的戏剧,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莫泊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以及拜伦的诗,都有介绍。
        1919年第6卷后,《新青年》成立了编辑委员会,采用了轮流分任主编的形式。据6卷1号的分期编辑表,第1至6号的编者分别是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
        由于《新青年》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也由于它在社会上的巨大影响,《新青年》受到诸多非议。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本志经过三年,发行已满三十册;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本志同人,实在是惭愧得很,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先生(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22)
        五四运动期间,陈独秀因从事宣传而被捕入狱。这期间,胡适编《新青年》6卷4号,宣传实用主义哲学。李大钊则把《新青年》5号编成“马克思主义专号”。陈独秀出狱后,“《新青年》事,自7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在《本志宣言》中他提出:“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7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23)李达曾这样称赞陈独秀:“陈先生捕了去,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的敬意。”敬他是一个拼命“鼓吹新思想”的人,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肯吃苦”的人。“以为用‘文字’来‘鼓吹新思想’,还不够觉悟多人,率性把自己的‘肉体’来凑做‘鼓吹新思想’的资料。”(24)
        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发行最多时达1.6万多份,当时的进步青年可谓人手一册。北大学生办的《新潮》杂志就是受《新青年》影响而创办的。《新青年》鼎盛时期,除在上海设总发行处外,全国各地有分发行所74处,连海外新加坡也设发行所两处。
        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中,《新青年》作出了巨大贡献。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早在《新青年》上发表。1920年5月《新青年》7卷6号出“劳动节纪念号”,刊登李大钊《五一运动史》。文章介绍了五一劳动节的来源和各国工人阶级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历程。该期的《新青年》还刊登了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的题为《劳动者底觉悟》的演说,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第一步觉悟是要求待遇改良,第二步觉悟是要求管理权。现在欧美各国劳动者底觉悟,已经是第二步,东方各国像日本和中国劳动者底觉悟,还不过第一步。我们中国的劳动运动,还没有萌芽,但一定要晓得工人的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陈独秀还就工人工作时间、工资、教育问题答读者问。这一期大量刊登了上海、北京、天津、南京、唐山、山东、江苏、江都、无锡、芜湖、长沙等地的劳工状况,并附录各地各群众团体对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及拥护的电报。蔡和森认为,《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一直到1921年(应为1920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25)
        随着思想文化冲突的激烈,《新青年》同人的主张日益分化。陈独秀的思想急剧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新青年》的转向。1920年4月26日,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胡适等撰稿人,谈及杂志是否继续出版及编辑问题,建议“(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26)。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8卷1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在这一期发表《谈政治》一文,叙述了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的问题,“我虽然承认不必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莫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在同期《对于时局的我见》中,他说:“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国家,一是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以后,他还提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逃的命运,“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独异的。”(27)
        1920年12月,陈赴广东,编辑事务交陈望道主持,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加入编辑。
        对于《新青年》的转向,陈独秀有过考虑。12月16日,他写信给胡适、高一涵:“《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28)他希望北京同人多做文章。胡适在回信中提出:“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2.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3.暂时停办。”后胡适又提出回到北京、注重哲学文学方面等。但分裂局面已是不可避免,《新青年》的转向已是不可逆转。对此,钱玄同认为“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版。”(29)
        《新青年》还参加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及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1920年12月1日,《新青年》8卷4号编发了一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文章。陈独秀复张东荪的信中说,多数人过着非人的生活,不是资本家个人的罪恶,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要使中国人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1921年8月,《新青年》9卷4号又编发了区声白与陈独秀之间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的往来信函,陈独秀明确表示,“非个人逃出社会以外,决没有绝对的自由,决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用一二人可以利用的群众心理一时感情所造成之公众意见,来代替那经过长久时间理性的讨论及多数议决之法律,不能说不是无政府主义最大的缺点之一。”(30)
        1921年2月,《新青年》全部稿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没收,勒令罚款5000元,不准在上海出版。杂志不得不迁往广东,社址在广州兴昌马路26号。陈独秀还写信给鲁迅、周作人,希望他们向南迁的《新青年》投稿。由于《新青年》编者多投身政治革命,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在编务上就日益显得力所难及。1921年底《新青年》出版9卷5号,陈独秀发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到次年7月才出版6号。陈独秀还发表《马克思学说》,介绍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劳工专政。《新青年》一度休刊。休刊后于1923年6月改组成季刊,成为中共的机关刊物,宣布:“《新青年》杂志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旧社会崩坏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诞辰。于此崩坏的过程中,《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革新思想的代表,向着千万重层层压迫中国劳动平民的旧文化,开始第一次的总攻击。”“《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31)这一期是共产国际专号,大量发表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等。改为季刊后的杂志主要由瞿秋白主持编辑。
        以后,《新青年》还参与有关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1923年12月,《新青年》季刊发表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32)《新青年》杂志刊登了陈独秀《答张君劢及梁任公》,表示“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当然应该服从莫斯科共产国际之训令,这件事可以公开的告诉普天下人而毫无惭愧与隐痛”。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
        1925年4月,《新青年》作为不定期刊物出版第1号,是纪念列宁的专号,1926年7月停刊。后期的《新青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地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作了应有的贡献。不过,杂志转向后质量下降,读者群缩小,在社会上的影响减弱,这也是得中之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