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与新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
        文学革命有其渊源,它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清末文学改良运动是文学革命的预演与先声。晚清时期,维新知识分子就曾倡导“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提出了“白话为维新之本”、“崇白话废文言”等战斗口号,探索革新传统文学。梁启超等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积极主张俗语的文学、言文合一。他们特别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将革新小说看作革新社会、开通民智的根本途径。在这种革新思潮的影响下,晚清小说、诗歌、散文在形式与内容上都有程度不同的革新,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色彩,出现谴责小说、近于民歌的新诗体、梁启超式的政论体散文等。据统计当时有十多种白话报纸,一千五百多种白话小说。晚清文学界也出现翻译西方文学思潮及其创作的热潮,严复、林纾两位译界先驱对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的介绍,向国人打开了介绍西方的窗口。中国文学在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已孕育着新质。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欲以帝制自为,一时间,文化领域弥漫着复古风气,尊孔读经之风也日益昌炽。桐城派、选学派古文流行一时,晚清以来较具进步性的通俗白话小说也已失却其社会批判色彩。有识之士,多感政治革命之失败,思想革命之必要。
        1915年9月,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动了以思想启蒙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面反传统的扫荡封建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思想的传播,必然呼唤反映它的新的文学形式,文学革命在思想革命的浪潮中产生了。
        《新青年》是文学革命的策源地。杂志创刊不久,陈独秀即刊登了《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介绍西方文艺从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演变。稍后,李大钊也在《晨钟报》上预言新文明的诞生,必有新文艺为先声,必赖一二哲人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倡。胡适与陈独秀,便是首倡文学革命之一二哲人。
        胡适原名嗣糜,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入康乃尔大学。留美期间,在与一班留学生朋友的交游中,他逐渐形成“文学革命其时矣”、“要使作诗如作文”等革新文学的观点,并在与友人的频繁通信、激烈争辩中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还与国内的陈独秀展开讨论、交流。1916年10月,胡适致书陈,提出“文学革命”的八条主张。稍事修改,形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在胡适看来,文学应随时代而变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应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①。
        胡适虽提出过“文学革命”,但正式发表时改称“文学改良”。直接亮出文学革命大旗的是陈独秀。1917年2月1日,《新青年》3卷6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激昂的言词呼吁:“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之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②他视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表示“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与之作战。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呼声,立即得着同道的响应。2月25日,钱玄同致函陈独秀,对采用白话之论表示绝对的赞同,斥桐城巨子之散文、选学名家之骈文为“高等八股”、“变形之八股”。在稍后给胡适的信中,更目之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刘半农也在《新青年》撰文阐述自己关于文学改良的观点,提出改造新韵、以今语作曲等。钱、刘是治音韵学、语音学的专家,是文学革命的最初响应者。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刚发表,桐城派弟子、古文家林纾即撰文反对。林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福州人,早年曾从事西方文学的翻译。林译小说曾滋养了新文学的倡导者,晚年他却以清室遗老自居,思想趋于落伍。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认为西方人讲维新但未废拉丁文,故古文也不宜废,只是“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③。之后,林纾不屑笔战,转而举办古文讲习会,选评并出版《<古文辞类纂>选本》等。
        文言白话之争也引起若干热心读者的兴趣。有的读后坐不安席,食不知味,立即给编者写信,有的立即去购得全册杂志,细细通读。1917年4至5月间,《新青年》刊登了若干读者来信或文章,对胡、陈的观点进行讨论。这些读者有的对于文学革命的方向性表示肯定,但在具体持论上相对折衷、缓和,如提出不应否定文以载道,“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根据学生的程度分授文言、白话等。有的读者则提出了《新青年》应多刊登白话诗、白话小说、白话论文,文学革命当与道德革命并进等积极主张。
        《新青年》编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相对平和的探讨,开始主动挑起争论, 自导自演了一出“双簧戏”。1918年3月,杂志在《文学革命之反响》这一总题下,着意安排了两篇观点尖锐对立的文章。钱玄同托名“王敬轩”,仿旧文人口吻,攻击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不惜举祖国文学而一网打尽”,是“得新忘旧”的“荡妇所为”,集守旧派言论之大成。刘半农则以记者名义写了复函,对王敬轩的观点一一驳难,讥刺王敬轩“不学无术,顽固胡闹”。
        稍后,钱玄同还提出了废汉文的主张。他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④
        《新青年》旗帜日益鲜明,言词日益激烈,读者的反响也日益热烈。有的读者直接给编辑写信,提出个人见解。一位“崇拜王敬轩者”认为应自由讨论学理,对王不应“肆口辱骂”。朱经农从美国写信给胡适说: “曹雪芹的《红楼梦》、施耐庵的《水浒》固是活文字,左丘明的《春秋传》、司马迁的《史记》,未必就‘死’。”⑤主张文言、白话并存。也有的读者读了《新青年》,在其他刊物上发表读后感。读者汪懋祖在《季报》上谈了读《新青年》的感想,表示同意“白话作文”,但对《新青年》的措词提出异议, “开卷一读,乃如村妪泼骂”,建议不宜用“妖孽”、 “恶魔”一类名词。一位绩溪人黄觉僧则在《时事新报》提出“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认为不必纯用白话,“旧美术文”无废除的必要,西式标点也不必引入问号(?)、叹号(! ),因汉语已有呢、么之类语气词。当然,也有旗帜鲜明地支持《新青年》的,朱经农就建议编白话文的文法书,以罗马字母拼中国音,《新青年》改用横行排版等。一位叫彭啸殊的读者从日本寄来文章,认为中国人的传染病是“古迷”,那些想推翻骂倒《新青年》的人是古迷病患者的代表。
        面临社会上对《新青年》的“八面非难”,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道出他复杂的心情,“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呱呱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⑥。对此,编者“不禁抱了无限悲观”,但他依然表示,《新青年》罪在拥护德、赛二先生,“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为此不辞断头流血。
        在日益激烈的争论中,“文学革命”的理论探讨也日渐深入。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4卷4号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其全部的文学主张归纳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要通过文学奠定以白话为国语、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地位,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周作人则进一步揭示了文学革命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的精神内核。他呼吁“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人的文学”。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并非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因此,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描写两性的爱,亲子的爱,即是绝好的文学。不久,周作人又强调文学应是“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通的思想与事实”的“平民文学”⑦。
        《新青年》还集中讨论了中国旧戏问题。西方戏剧虽然早在清末即以“文明戏”、“新剧”的形式传入中国,但统治中国戏曲舞台的仍是传统旧戏。1918年10月,《新青年》开辟“戏剧改良专号”,进行讨论。傅斯年认为,真正的戏剧是人生动作和精神的表象,不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中国数百年的戏曲只是“百衲体”的把戏,必须改良旧戏,创造新剧。胡适从文学进化的角度,提出要扫除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的新方法、新形式。钱玄同更呼吁,要使中国有真戏,必然要西洋派的戏,而不是脸谱派的戏。周作人则明确主张中国旧戏当废。北大学生张厚载则为中国旧戏辩护,“中国旧戏,是中国历史社会的产物,也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可以完全保存”⑧。他颇为欣赏中国旧戏音乐上的感触和唱工上的感情。
        除理论宣传,《新青年》还身体力行,从1918年4卷1号起,文章全部采用白话。12月,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是继《新青年》之后的又一白话报刊。1919年1月,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更以《新青年》积极追随者的姿态出现。在第1卷的社告中,《新潮》明确提出欢迎白话小说、诗歌、剧本,语言用浅显文言或国语,句读用西式,“其古典主义之骈文与散文概不登载”。
        《新潮》还主张白话与文学的欧化。1919年2月,傅斯年在《新潮》以《怎样做白话文》为题,倡导“欧化的国语”,认为做白话文的第一步是“取个外国榜样”。他认为,理想白话文是“逻辑的”、“哲学的”、“美术的”的白话文,以上三层西洋文都做到了,故理想的白话文,就是欧化的白话文。罗家伦在同期的《新潮》中,也呼吁“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以此衡量东西方文学,中国文学远避人生,无个性与人性,矫揉造作,鼓吹文学的西化。学生施存统写信给《新潮》编辑表示“极其信仰”所宣传的新思潮,说浙江第一师范的学生,大凡看过《新青年》和《新潮》的人,没有一个不被感动,学白话文的也有三分之一了。
        新文学的倡导者还进一步认识到,文学革命不仅是语言与文体的革命,更是思想观念的革命,要由“文学的形式”深入“文学的内心”。1919年3月,周作人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认为文学合文字与思想而成,变文字不变思想的改革,不能算文学革命的完全胜利;荒谬的思想,如变成白话,更流毒无穷。因此,“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重要。”⑨傅斯年进而发挥说:“单说思想革命,似乎不如说心理改换包括些;因为思想之外,还有感情,思想的革命之外,还有感情的发展;合感情与思想,文学的内心才有所凭托,所以泛称心理改换,较为普遍了。”⑩由此,文学革命具有了范式转换的意义。
        除撰述外,学术讲座、课堂也是宣传文学革命与新文学的重要手段。仅1918年3、 4月间,胡适、刘半农、周作人即先后在北大就小说问题作过《论短篇小说》、《中国之下等小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等学术演说。蔡元培也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师范演讲,支持白话运动。他讲,“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11)。对于文言与白话之争,他认为,“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势。”(12)教育部曾在北京举办国语讲习所,各省均派代表学习两个月。胡适曾多次在那里讲课。钱玄同、刘半农还去天津演讲白话文学。
        文学革命的鼓吹与宣传,是现代文学在思想层面的启蒙与宣传。
        文学革命之初,职业的新文学作家、纯文学社团及刊物均没有出现,新文学的领袖们不得不兼宣传家与实践家之二任,从事新文学的建设。白话诗是较早出现的新文学体裁。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八首,是他于1916、 1917年间的试验品,带有洗刷过的文言诗的痕迹。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4卷1号刊登了若干欧式风格的长短句的白话诗,如胡适、沈尹默的同名诗《鸽子》、《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等,白话新诗正式诞生了。这之后,从事白话诗歌创作的人日益增加,如《新潮》上的康白情、俞平伯,《星期评论》上的刘大白等。旧派文人往往认为,即使小说戏曲可以操白话,以白话入诗词是断断不可的。胡适的首篇白话诗开首两句是“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守旧的音韵学家黄侃自此就不称他的名号,而叫胡适“黄蝴蝶”。文言诗是古文最顽固的堡垒,白话诗的出现求得“诗体的大解放”。1920年3月胡适出版了《尝试集》,这是我国第一部新诗集。次年郭沫若出版诗集《女神》。《女神》从内容到形式对诗歌作了彻底的改革,它完全摆脱传统旧诗格律的束缚,讴歌宇宙与自然,礼赞祖国与民族,颂扬科学与现代物质文明,赞美自由、人道、正义,张扬自我与个性,以惠特曼式的自由诗体,开一代浪漫主义诗风。
        小说创作方面也有历史性的突破。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4卷4号发表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文学革命中产生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受俄国作家果戈理同名小说的影响,借鉴其结构、人物造型与讽刺艺术,描写一个病态心理患者的生活与心理历程,借这个迫害狂之口,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的弊害与“礼教吃人”的本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狂人形象具体再现了重新评价一切的五四精神,茅盾称之为“前无古人”之作,它以其全新的体裁、思想、风格,树立起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第一块里程碑。这之后,鲁迅的白话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新潮》也追随《新青年》,发表了汪敬熙、罗家伦、欧阳予倩、杨振声、叶绍钧等人的白话短篇小说。其他如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第7版等,相继成为新小说的园地。
        白话散文的创作也随即兴起。体式上有政论、杂文、随笔、游记、寓言、短评等,风格多样。内容从严肃的社会问题到日常琐事、风土人情,皆有涉笔。杂文是白话散文中发展最快的体裁,《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多设“随感录”、“浪漫谈”一类杂文专栏,鲁迅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周作人则以优美的文笔创作了大量叙事、抒情、议论的小品散文,打破了旧派文人那种白话只能作应用文,不能作“美文”的偏见。
        传统戏曲的垄断地位也受到挑战。1919年初,胡适尝试写了白话独幕剧本《终生大事》,塑造了田亚梅这一“中国式娜拉”的形象,发表在《新青年》6卷3号。1921年春,上海新舞台的夏月润、夏月珊等开演萧伯纳的《华伦夫人之职业》,是写实主义的西洋剧本第一次搬上中国舞台,被誉为新文化的戏剧与中国社会的“第一次接触”。同年,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等组织民众戏剧社,提倡艺术的新剧。1909年开始有新剧活动,1914年正式成立的南开新剧团,也于这一年开始排演外国剧本,演出果戈理的《巡按》。
        西方文学理论和思潮、西方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介绍、翻译、研究,也构成了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托尔斯泰的小说,莎士比亚、易卜生的戏剧,泰戈尔的诗,影响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创作。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国民之敌》,胡适专文介绍《易卜生主义》,推崇其写实主义的文学观与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一度成为文学青年心目中比孔子更有影响的人物。五四以后,俄国文学则成为人们感兴趣的热点。外国文学史方面,周作人、蒋方震、李璜、郑振铎等有专著出版,对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思潮,田汉、胡愈之、茅盾等冠以“新浪漫主义”的名字作初步的评介。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涉及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印度、俄国、波兰、瑞典、挪威、丹麦、荷兰、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巴西、捷克等数士个国家。
        新文学作家的出现,新文学作品的创作尝试,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是现代文学在物质层面的萌芽与生长。
        文学革命的蓬勃发展,招致反对派更激烈的回击。北京大学几位旧派教员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及学生陈钟凡、张煊等,感于国学之沦落,于1919年1月成立国故月刊社,3月正式出刊《国故》,以“昌明中国之固有学术”为宗旨,拥护古文学。古文家林纾经过一段沉默后,复以“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老廉颇”自任,荷戟出阵。1919年2、 3月,林纾在《新申报》的“蠡叟丛谈”栏目发表小说《荆生》、《妖梦》,攻击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荆生》里,皖人田其美、浙人金心异、新归自美洲的狄莫三人同游陶然亭,力主去孔子,灭伦常,被“伟丈夫”痛击一顿,抱头鼠窜。小说中的田、金、狄,分别影射陈独秀、钱玄同、胡适。《妖梦》描写郑思康游阴曹地府,见白话学堂、毙孔堂。白话学堂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分别影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白话学堂门外书对联一副:“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后来,白话学堂的人被罗候罗王吃掉。
        针对林纾的攻击,新文学领袖予以积极反驳。《每周评论》转载《荆生》并予揭露,指明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权威禁压文学革命运动。李大钊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伟丈夫”们的摧残。鲁迅斥守旧派为“现在的屠杀者”,“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13)
        林纾还假北京《公言报》致书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教育方向提出抗议,批评北大教员“废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学”。蔡元培,浙江绍兴人,清末翰林学士,后参加反清革命,成为有名的革命家与政治活动家。1916年底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为教员,革新阵营由此形成。《新青年》迁北京后,蔡元培积极支持其活动。《新潮》创刊时,又从学校经费中拨出2000元以示扶掖。面对林纾的攻击,蔡元培在复信中表示,北大是按照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校外言行,学校从不过问,也不代为负责。此期间,与林纾有师生之谊的北大学生张厚载,在《神州日报》发表通信,谎称陈独秀、胡适等因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有辞职之说,蔡元培并无否定等。一时间,谣言四起,各报竞相转载,纷传陈、胡等已被逐出北大。虽然并无被逐之事,但不少报纸发表同情、声援言论,肯定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之神圣不可侵犯。蔡元培也断然将损害学校名誉的张厚载勒令退学。
        但林纾仍自认为是“争天理,不争闲气”。1919年4月,他在《文艺丛刊》月刊发表《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坚持“古文者白话之根柢,无古文安有白话”,继而叹息“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14)。1923年,即他临去世前一年,他还写下生平最后一篇古文《续辩奸论》,斥新文化的倡导者与响应者为“吾国四千余年之文化教泽,彼乃以数年烬之”之“巨奸”。
        新旧思潮这场激战,不能说守旧的一方一无是处。就学理而论,新旧双方的观点不无是中有非、非中存是之处。林纾等人对新思潮的攻击往往也抓住新派人物过于激烈的言词或形式主义、绝对化的错误之处。即便如此,社会舆论大多坚决站在新思潮的一边。1919年4月的《每周评论》第17号、19号,辑载了北京、上海、浙江、四川等地14家报刊的26篇文章,形成压倒守旧派的舆论阵势。这充分说明,学问独立、思想与言论自由,已成为舆论界某种程度的共识。
        也是在1919年,《新青年》由以前的销路不畅,险被书肆拒绝发行转而发行量达一万五六千份。《新潮》一年内重印三次,发行量也上万册。
        五四运动中,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交相推动、激荡,新文化与新文学遂成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有趣的是,5月4日游行那天,学生们准备了两个宣言,一为文言,一为白话,白话宣言中“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成为多家报刊转引的名句,白话的威力可见一斑。运动的高潮中,学生团体多仿《每周评论》办了许多白话的小报纸,大大加速了白话在社会上的传播。一年中,各地涌现出四百多种白话报纸。白话文风靡于社会。一般报纸的副刊,以前多是有关戏子、妓女的新闻,开始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若干属于政客、军人的报纸,也赶白话的时髦,邀请几位学生主办其副刊。1920年以后,连老牌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改用白话。至此,白话开始占据大众传媒。鉴于白话文的广泛传播,北洋政府教育部于1920年颁布了《国音字典》,下令从是年秋季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都改用国语,以前的国文教科书一律作废;两年后国民学校一律改用国语。自此,白话占据了学校教育。原来被视为“土语”的白话,终于合法地成为国语,取得正宗的地位。大众传媒开始接纳白话,不仅仅是拓宽了白话文学作品的发表园地,更有利于增进民众的知识,加强新思潮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曾经拆除了罩在文言之上的钦定保护伞;学校教育采用白话,人们不再以四书五经作为启蒙课本,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最初通道开始被堵塞,终将失去栖身的居所。自此,文学革命超越了文学领域的狭小圈子,予中国社会以深刻影响。
        经历了文学革命的洗礼,在大批热衷于白话文学创作的青年学生及青年知识分子中,新文学作家群逐渐形成,纯文学社团应运而生,不同的文学流派也显出端倪。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发起人有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耿济之、郭绍虞、周作人、孙伏园、朱希祖、瞿世英、蒋百里,陆续发展会员达170余人,是二三十年代我国最大的文学团体。该会成立后,刊布《文学研究会丛书》,改革《小说月报》,创设《文学旬刊》,集合了一大批新作家,在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研究方面均有建树。该会成员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被称为“人生派”。
        同年7月,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等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创造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成员多为从事文学创作的留日学生。创造社成员多主张文学“表现内心”,其创作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被称为“艺术派”。
        其他纯文学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萌出。如: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人的民众戏剧社,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等人组织的晨光社,湖畔诗社,冯至、杨晦等的浅草社(后易名沉钟社),赵景深、焦菊隐等的绿波社,徐志摩等人的新月社,田汉的南国社,蒋光赤、沈泽民的春雷社,鲁迅、周作人的语丝社,胡适、陈源等的现代评论社,鲁迅、高长虹等的莽原社,鲁迅、韦素园、台静农等的未名社等。仅据《小说月报》“国内文坛栏目”消息的记载,1922年至1925年间成立的青年文学团体与期刊,不少于百余个,实际数目应远不止此。这些文学青年少则三二人,多至数十人,以共同的文学志趣而结合,主办纯文学刊物,从事新文学创作。他们受不同西方文艺派别的影响,其创作风格也色彩纷呈。
        新文学社团的产生与繁荣,是现代文学在制度层面的缔造与成熟,这发生在经历了思想层面的启蒙、物质层面的萌蘖之后。从此,中国现代文学脱胎于传统文学而诞生。中国文学史揭开新的一页,“文以载道”的封建正统文学被张扬人性主义、个性主义的新文学取代,步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