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字遯初(亦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的一个地主家庭。幼年入私塾,1899年入漳江书院,1903年春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渐萌革命思想。1904年春,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创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并参加了湖北第一个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因谋湖南起义失败而逃亡日本,留学东京。初入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早稻田大学。1905年6月,与田桐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促进了同盟会的成立,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后又被推举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是时,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后改为《民报》,他担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7年4月,宋教仁受同盟会委派,赴东北安东(今丹东)联络义军,并组织了同盟会辽东支部,谋占奉天,以与南方起义相呼应。后因招兵失败,复返日本,仍参加同盟会本部的工作,同时从事政治、经济与法律等学科的研究,曾著《间岛问题》一书,以确凿证据,证明延吉为中国领土,对日本企图侵略我国领土的阴谋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在此期间,还为发动革命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等总结教训。主张将革命重心转向长江流域,在中部地区发动革命,并在11省区同盟分会会长会议上建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1911年1月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7月,与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积极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与黄兴经上海到达武汉,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同时与居正等主持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旋即抵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法制局局长。中华民国开府北京后,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3月后,唐内阁垮台,遂辞职。
        宋教仁在资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崇尚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分权主义议会政治,不仅将其作为重要的政治纲领提出、阐释,而且身体力行,坚持不懈。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方面的理论,先后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 《俄国制度要览》、 《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法国官制》、《普鲁士官制》等大量书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有比较充分的了解,并明确提出:“今后吾国政治变革,结局虽不可知,然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而趋于民权的立宪政体之途,则固事所必至者。”
        宋教仁主张在议会政治中实行责任内阁制。在他看来,“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他认为国会是议会政治的象征,而政党则是议会政治的基础。因此,决心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宋教仁,在坚持责任内阁制的同时,积极从事政党活动。为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创造条件,以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他坚持以同盟会为基础,“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组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在他的活动下,8月25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成立了国民党,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当选为理事长的孙中山因忙于筹办铁路事宜,又委托他为代理事长,成为国民党实际上的负责人。
        国民党成立后,议决“取稳健态度,与袁总统提携”的方针,决心通过和平手段实现议会政治,与袁世凯争夺政权。宋教仁等人还施展纵横捭阖的政治手段,到处吸收党员,以求壮大行色,从而使党员人数激增。记者黄远庸在其《政谈窃闻录》中谈到此番情景时说:“南方不知何如,若北京则几成为党人党事之世界矣。每逢政客谈话,每一时间,不知须用若干党字,闻之耳中生障。”“国民党之拉拢党员本领极大,魄力极雄。”①
        国民党不仅在组织上获得了重大发展,而且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明显上升为多数派地位。据统计,国民党成立前,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约计98人,其中同盟会籍议员30余人,共和党约40人,统一共和党约20人。国民党成立后,该党议员增至54人,共和党籍议员则降为38人,民主党10人,无党派者5人。所以宋教仁满怀喜悦地写信告诉海外的同盟会会员说:“自斯而后,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②
        是时,《中华民国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已于8月10日正式颁布。依照《国会组织法》,国会以参、众两院构成之。参议院由下列各议员组成:(1)由各省议会选出者,每省10名;(2)由蒙古选举会选出者,27名;(3)由西藏选举会选出者,10名;(4)由青海选举会选出者,3名;(5)由中央学院会选出者,8名;(6)由华侨选举会选出者,6名。总计274名。正式国会选举法令陆续颁布后,实际选举事务亦次第进行。为了在竞选中获胜,宋教仁于10月离京南下,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布置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八年的母亲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参、众两院870个席位中,国民党占了392席,如果包括跨党分子在内,则将近500席。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计仅得223席。这一选举结果,对于制定宪法,任命总理,组织内阁,通过法律等等,自然更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宋教仁兴奋不已,他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③并且表示即将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在他看来,政党政治的实现已是指日可待了。
        宋教仁北上途中,到处发表演说,阐发政见,猛烈抨击袁世凯政府,宣传组织国民党内阁,他表示:“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今国民党即处此地位,选举事若得势力,自然成—国民政府。”④“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⑤公开向世人袒露了自己的组阁志向。抵沪期间,他还踌躇满志地为组阁做了一系列积极的准备,其中最主要的是撰写《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完整地阐述了他要组织政党内阁,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主张。宋教仁甚至要凭借在议会所取得的优势,甩开袁世凯,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将政权稳操在革命党人手中。
        国民党的胜利和宋教仁的政治活动,严重地威胁着北洋军阀的统治。袁世凯早已认定宋教仁是国民党的“灵魂”和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⑥,他曾对杨度表示:“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⑦袁乃宽也在致张镇芳的信中说:“日下最讨厌者,即宋教仁一人。”早在宋教仁南下竞选之时,袁世凯就预感到将对其不利,企图用50万银元拉拢,但其不为所动,更招致袁的忌恨,认为“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知宋“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钧谋之”⑧,于是,“做一篇最激烈的文章”,以“惩办梁山匪魁”的暗杀行动进入了加紧策划之中⑨。
        对于袁世凯的阴谋活动,宋教仁显得书生气十足,认为至少在国会正式召开前,袁世凯还不敢贸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说:对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钩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 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⑩。当有人劝他警惕袁世凯下毒手时,他也不肯相信,认为“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11)
        然而,就在宋教仁满怀政治抱负地赴京组织国民党内阁时,袁世凯派人于3月20日夜将其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宋遇刺后自知伤重难愈,乃请黄兴代笔,致电袁世凯,望其“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12)。翌日晨,临终前的宋教仁嗟叹:“我调和南北之苦心,世人不谅,死不瞑目矣!”这说明他至死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本质,没有懂得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其悲剧性所在,是因为他既要与袁世凯争政权,却不敢动用、甚至不敢去认真思索动用革命暴力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只是把胜利的希望单纯地寄托于合法的议会运动上,而不顾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实施议会政治的条件,试图照搬照抄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制度,并且把民主、共和这些纸面上徒有其表的东西当成了现实的存在,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逻辑推理,然后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就决定了除悲剧之外,又焉有其他。
        宋教仁被暗杀以后,袁世凯曾假惺惺地表示:“岂意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还怒斥曰:“何物狂徒,施此毒手!”(13)3月22日,他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厅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穷究的结果,不仅抓获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同谋应夔丞,而且查获了应犯与国务院机要秘书洪祖述、内阁总理赵秉钧之间往来的大量密电和函件。这些密电、函件完全证实,刺杀宋教仁的“主名”正是下令“穷究主名”的袁世凯。
        “宋案”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促使广大革命党人开始从政党政治的幻梦中惊醒过来,重新走上讨袁的革命道路。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宋教仁被刺的消息,立即回国,3月26日抵达上海,并于当晚在黄兴寓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宋教仁之被杀,完全出于袁世凯的指使,人证物证,皆已完备。”“事已至此,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14)而且在袁手握大权的情况下,“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15)但黄兴等认为革命力量薄弱,尚不足以与袁决战,故此主张按法律程序倒袁,即如其所说:“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16)或者“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17)。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意见一时难以统一。
        客观地说,孙中山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是否坚持和继承革命道统,也是对民元国民党这个非袁多阶级政治联盟有无存在价值的考验,如果连这一点门面也不装饰,那么国民党也就进步党化了。无奈孙中山缺乏动员群众的真正现代革命手段,面对的却是一个将要进步党化的国民党。是时,这个国民党正处在一个“三化”的过程之中,即原革命党中持有实力的人物当权派化,以保存既得利益为矢;面对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以议员为代表的政治人物软化;原革命党和新加盟的旧官僚及原立宪派的政治人物向拥袁的立场转化。这“三化”的过程,也就是多阶级联盟的分离与本阶级意识和力量转化的分化过程。事既如此,孙中山的武力解决便又是一次冒险行动了。
        4月,国民党再次在上海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柏文蔚、李烈钧及湘、鄂等省代表周震麟、覃鎏钦等出席了会议。虽然柏、李两督主战,但孙、黄仍争论不决,加之当时革命党的领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兵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18)。致使会议并无什么结果。据与会的周震麟回忆:“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拟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19)及至宋案证据公布后国民党内的稳健派仍不顾国内的反袁舆论,继续鼓吹法律解决,“即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20)对于袁世凯为备战而举借“善后大借款”的态度,也是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由于革命党人内部意见不一,孙中山起兵讨袁速战速决的主张无法实现,反而使袁世凯镇压革命获得了充足的准备时间。
        4月7日,袁世凯密电山东都督周自齐、武卫前军张勋进行军事动员,以供调遣,对南方用兵的军事部署由此开始。4月10日,袁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暗中先和奥国斯哥打军器公司签订了一笔三百二十万镑的借款”(21)合同。4月26日,又未经国会批准,以全部盐税收入为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一项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专门用来“购军械、增军队,收买南方陆军”。5月6日,袁世凯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命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驻武汉三镇,为攻赣主力;河南第一师、毅军赵倜部、北洋第二师为预备队;黎天才、雷震春部调驻湖北荆州、新沟、蔡甸一带,防制湖南;以冯国璋、张勋部为主力,北洋第四师为预备队,主攻沪宁。在完成军事部署后,5月21日,袁世凯发出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伐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22)战事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又召集党内要人会商讨袁之事,但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仍举棋不定。孙中山要胡汉民回广东宣布独立,胡说“时机尚未成熟”;要陈其美在上海发难,“陈其美一筹莫展”;要黄兴促使南京独立,黄认为南京方面的军官意见不一,很难举事,并且仍然主张加强国会议员的力量,“利用国会进行合法的斗争,以达到推翻袁世凯的目的”(23)。又据陈其美说:“中山先生乃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阻之,亦不听之;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未接洽, 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寻而北军来沪,美拟邀击海上,不使登陆,中山先生以为然矣,足下(黄兴)又以为非计。其后海军奉袁之命开赴烟台,中山先生闻而欲止之,曰:‘海军助我则我胜,海军助袁则袁胜。欲为我助,则宜留之。开赴烟台,恐将生变。’美与足下则以海军既表同意于先,断不中变于后,均不听之。海军北上,入袁氏牢笼矣。嗣又有吴淞炮台炮击兵舰之举,以生其疑而激之变,于是海军全部遂不为用矣。且中山先生当时屡促南京独立,某等犹以下级军官未能一致诿。”(24)陈此番话虽旨在指责黄兴,却也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武力讨袁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而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亦是各有所见。张继、田桐、杨时杰、居正等人主张离京南下,“武力讨袁”;但多数议员则主张“法律解决”,并有相当的议员过于迷恋议员的名位,而一直持稳健派的态度,寄希望于国会制定完整的宪法,以约束袁的政治行为。还有一部分原非同盟会的国民党籍议员动摇不定,有的人甚至认为“宋教仁之被杀,是一个人之事”,“不应因一人之事而动天下之兵”(25)。总之,“法律倒袁”当时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会内,都占有一定的优势。这种现象,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党内地主阶级政治派别与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情绪。《民立报》曾有文评论道:“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虞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26)所以,他们只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在完成了政治、军事准备以后,悍然下令罢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14日,免胡汉民广东都督职;30日,免柏文蔚安徽都督职。三都督的被罢免,暂时消弭了国民党内的争论,武力讨袁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7月8日,李烈钧接受孙中山的指令,由沪返回江西湖口,召集旧部,制定武装讨袁作战方略。7月12日,江西讨袁军正式成立,李烈钧任总司令,同时发布讨袁檄文,宣告江西独立。檄文谴责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宣布赣省之战是保卫共和,驱除民贼,反对专制的正义之战,号召“国民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27)。是日,讨袁军与北军李纯部在德安一带接战,“二次革命”终于爆发。
        7月14日,黄兴由沪莅宁,主持讨袁大计。当时驻在南京的第八师本系革命党人的军事精华,为了保存革命实力,一直未敢轻于发动。江西独立后,南京部分革命党人准备行动,孙中山也欲前往南京“亲统六师”,“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28)。黄兴则以孙“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29)为词,劝其勿往,表示自己愿代孙前往指挥。黄兴抵宁后,当晚即在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家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独立和作战计划。翌日晨,第八师进驻都督府,迫使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并推举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乃郑重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乃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30)他还表示,决心率“吊民伐罪”之师,“竭九死之身,努力驰驱,不除袁贼,誓不生还。”(31)稍后,江苏各属之徐州、镇江、无锡、常州、松江、清江等地亦相继宣布独立。
        赣、宁讨袁军起,推动了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7月17日,安徽独立,柏文蔚被举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同日,陈其美亦在上海宣告独立,并就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东宣布独立。19日,福建宣布独立,许崇智被举为讨袁军总司令。随后宣布独立的还有湖南的谭延闽,四川的熊克武等。此外,各地还陆续爆发了一些零星的起义。
        孙中山是“二次革命”的旗帜,他多次在上海、澳门、香港等地召集革命党人研究形势和对策,先后提出在上海或闽粤边地首先独立或苏、皖、赣、湘“四省同时并起,粤省响应”等计划。战争爆发后,他又多次发表通电和宣言,声讨袁世凯“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务,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32)。同时正告袁氏“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若必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草,必以前此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33)。在他的号召下,一些受革命党影响的下层群众,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投入了武装反袁的行列,使“二次革命”发展成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反抗斗争。正如时人所云:“湘、皖、赣、宁、川、闽、粤各省先后独立,苏、常、锡、镇、清、扬、江北各地亦皆厉兵待发,海军全体赞成,外人约守中立,徐、宿获捷,鄂亦不支,窃观大势所趋,在南不在北矣。”(34)袁党亦哀叹:“党徒密布,乱象已成,登高一呼,七省响应,……计自大江以南,除云、贵、浙江外,几无一片干净土矣。”(35)
        各地反袁斗争逐步进入高潮之后,革命党人本应像辛亥革命那样建立起政治中枢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但革命发动前的犹豫、观望和内部纷争,使他们无暇认真研究革命发动后的政治、军事问题,具体表现为讨袁军缺乏战略计划,缺乏战略协同,更缺乏统一指挥。仓促上阵的讨袁军大多是孤军奋战,甚至多数国民党议员都还在北京留恋议席,故此战事很快便急转直下。
        在江西战场,讨袁军与李纯部激战于湖口,但在袁军增援部队的打击下,力不能支,湖口、南昌先后失陷。8月中旬,李烈钧率残部败走湖南,9月初,流亡日本。江苏的讨袁军曾于7月16日开赴徐州与北军交战,在北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旋即退走蚌��,直退南京。袁世凯又任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率军南下。上海讨袁军由陈其美指挥于7月23日攻打制造局,久攻不克。27日,租界英军竟人侵闸北讨袁军司令部,加之上海工商界反对战争,最后亦在北军的进攻下失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悲愤欲绝,经部下规劝,于7月28日只身离宁。讨袁军全线动摇,各地相继取消独立。此后,南京第八师等部的部分官兵奋起反对取消独立,革命党人何海鸣也前往策动。自8月14日始,讨袁军与张勋部在紫金山、天保城等处激战,凡五次易手,终因北军大兵压境,孤立无援,南京于9月1日失守。9月12日,重庆亦为入川的黔军占领,讨袁战事遂全线沉寂。
        “二次革命”自7月12日湖口之役始,至重庆失陷,不过两月之久。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丧失殆尽,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受到通缉,被迫亡命日本。“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核心内容——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道路的彻底破产。袁世凯在革命党人的血泊之中,完成了反革命的专制统一,这对此后中国政治格局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