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事研究会是一部分国民党人以继续反袁为目的而组成的政治团体,是全国革命斗争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于1914年8月在日本东京成立。
        如前所述,孙、黄于二次革命后的思想分歧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分裂。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并亲书入党誓约,企图用宣誓效忠党魁的办法和按手印“以防伪假”的形式来维护党的纪律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结果却使中华革命党退回到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前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传统上去,具有浓烈的秘密结社的色彩。有人说中华革命党是民国时代的兴中会,这一评论大概是对的。
        奉黄兴为首的党内资产阶级自由派本不同意孙中山另组新党,更反对加入新党时须履行的手续,认为革命党人只能服从党的组织,矢忠三民主义,具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而不是专重服从党魁个人;《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党员入党必须加按手印,“这近乎侮辱”①,且形式上与旧式会党没有什么区别,更为资产阶级政党所不取。黄兴曾为此向孙中山提出要求修改章程,胡汉民亦从中调和,提出将“附从孙先生”改为“服从中华革命党总理”,据说孙中山已表同意,但由于陈其美坚决反对没有成功②。为此,党内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孙中山坚持“党魁统一事权”,“不惜以权利相号召”,实即“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③;而且《总章》规定党员入党,“指文严誓,一反同盟会以来网罗豪俊共求国家宏旨”④,因此,黄兴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加之陈其美等无端指责黄兴携巨款在东京建造私宅,孙中山也不谅解,表示其“不入会(指中华革命党)为宜”,“静养两年”,愈使黄兴的心情十分沉重,认为革命乃个人之天职,岂能以党魁命令不准他人革命⑤。乃觉灰心,表示:“国事日非,革命希望日见打消,而又自相戕贼若是,故日来悲愤不胜。”⑥黄兴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说:“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⑦是时,又有人乘势活动,主张“拥黄克强先生另行组党”⑧,革命党人的分歧益发加剧。
        在此外铄内攻的情势下,黄兴一方面表示“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孙中山,其他不知也”⑨;另一方面认为在东京长此相持,不但于党事无补,反会使“同志之间意见日深,将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以挑拨离间的机会”⑩。为了维护党内团结和孙中山的领袖威信,“避免党内纠纷”(11),黄兴乃于6月末借宣传讨袁离日赴美。
        黄兴离开日本,并没有能够缓和革命党内部的矛盾,一些追随黄兴者也纷纷出走,李烈钧赴欧洲游历,柏文蔚经香港赴南洋,纽永建前往伦敦,已在南洋的陈炯明也宣称“不问国事”,继续留在日本的李根源、程潜等人则进了早稻田大学。
        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旅居日本因政见分歧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认为“欧事严重”,影响中国局势至关重要,便经常相聚一起,讨论世界大战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应付方针。稍后,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通、林虎、程潜等人倡议(12),以讨论欧事为名,成立新的组织——欧事研究会。关于这一名称的确定,据程潜回忆说:“为什么要取名欧事研究会?对于这个名称,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下来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想和一般政党的性质区别开来。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来可以避免发生与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二来可以借此联络侨居日本的同志,随时随地,互相商榷;三来不怎么显眼,一时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国内的人士也可以借此联络,互通声气。”(13)
        欧事研究会是一个组织松散的政治联盟。从表面上看,它颇类似于有一定政治倾向的同人会组织,实则会员仍以坚持反袁斗争、维护民主共和为职志。因其在反袁斗争的策略上与中华革命党的激进方针稍异,而持稳健的方针,具有明显的调和色彩,故时人称之为国民党的温和派或文治派。成员主要有李烈钧、李根源、纽永建、程潜、熊克武、陈炯明、林虎、冷通、邹鲁、李书城、柏文蔚、章士钊、陈独秀、张孝淮、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文群、沈钧儒、但懋辛、张秀鸾、方声涛等数十人,多属辛亥革命后各省的统兵大员和政界要人,与黄兴关系深厚。如张继所言:“欧事研究会,多(黄)克强旧属,计划讨袁,云南起义之发动最有力。”(14)故奉黄兴为名誉领袖。黄兴也确与欧事研究会保持着联系。还在欧事研究会成立时,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通、林虎、程潜等即联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告知该组织成立的目的和具体做法,并请其加入。黄兴欣然赞同,在9月3日的复信中说:“知公等设立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国之良策,主旨宏大,规划周详。其着手办法,尤祛除党见,取人才集中主义,毋任钦仰。又承决议认弟为本会会员,责任所在,弟何敢推辞。惟材识疏浅,无俾大局,深自愧悚耳。”关于时局,黄兴认为欧战方起,“群狼臻远,猛虎当门”,宜持“稳慎”的态度;对袁世凯的斗争,策略上应取“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的方针。并勉励大家“一致进行,庶预备方有所着”(15)。这些建议,基本上被欧事研究会所接受,并确定为该会的既定方针。由此可见,欧事研究会从酝酿成立,到确定对时局采取的方针,均由该会会员函告黄兴,征询他的意见。黄兴不仅同意欧事研究会的宗旨,明确表示加入该会,而且对欧事研究会也有实际的指导,即“一切计划,多由克强先生指授”(16)。
        欧事研究会的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越(今腾冲)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后组织出版《云南》杂志,倡设云南独立会。1909年回国后,任云南讲武堂监督,旋升总办,参加了辛亥革命。云南光复后,任云南军政府参议院院长,并受中将衔兼军政总长。1913年任国会众议员。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与黄兴等人交往密切,后又与因反袁亡命南洋的岑春煊等互通声气,“渐渐想借此为将来政治活动的基础”。这种特别的经历及军人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和这两派人都有密切的联系,成为联络两派的重要人物。他在筹建欧事研究会的过程中,集合同志,或协同章士钊草拟对外文字,或发函联系国内、欧美、南洋各地同志,在筹划和组织上都起了重要作用(17)。
        欧事研究会成立初期,持“缓进”的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在对袁世凯的态度上。在筹划反袁斗争时,黄兴表示:“人谓乘欧乱吾人可起而击袁,不则失此时机,吾人终无倒袁之日。此似是而非之说”,“最足以偾事”。“如利用此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或一部之力,必终归无效,徒自减杀其势力。”故应“有条理之预备”,“著著蹈实进行”(18)。陈炯明也认为:“机会二字,当具双方观察,袁必有可乘之机,在我实有能乘之力,二者凑合,斯为机会成熟。否则袁即一枝之韧,吾党能力不逾婴孩,其能折乎?”也就是说,反袁要注重自身实力的培养,不可轻率盲动,而中华革命党的激进做法实不可取。以上论断在当时极具有代表性。
        对于孙中山,他们除“取尊敬主义”外,还设想在反袁斗争胜利后,请“孙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并请“转语中山先生不必疑馁”(19)。黄兴赞成这一态度,认为如此“以维持固有之党势人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予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20)。
        在此认识的基础上,1914年8月13日,欧事研究会起草了可视为其反袁斗争策略计划的“协议条件”,主要内容为:“第一,集中人才,积蓄力量。即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使人才集中,主张 一致。”所谓“广义的联络”,应“不分党派;即前为敌党,但有可以接近之道,即极力与之接近。文事武功,尤宜双方并进”。因为“全国之中,有政治智识,有政治能力,而又一趋于正轨者,仅此少数人之才,分则势孤,或更生有力之敌。此尤以往之经验,须引以为戒者也”。联络的方法,主要是开办学校和创建实业。在他们看来,政党活动容易受到政府方面的猜忌,而开办学校可以“延聘有名而又为当局不忌之人才”,还可以在开学后,“因某种学科”成立某种学会,再以学会去“联络当代有望人物,此为现今唯一不二之方法”。这样,就使“事易成而且不致招忌,至养成无数青年,为将来政治上之臂助”。他们计划创建的实业,主要是指开办图书公司,认为“此项事业,于人才联络上最为相宜;即无联络人才之目的,实业上亦不可不求一根据地,以为退藏之所。前次民党失败,人才风流云散,欲求一聚首而不可得,此皆实业上无立足之地故也”。第二,缓和改进,争取同情。即“对于现今之政局,取缓和的改进主义,使人心渐入舆论同情”。这是因为“政局至此,全国人心已无不心知其非;但必有可以系属人心之道,始能渐易其趋向,而后可以着手改进”。经辛亥、癸丑两次起事后,国内“人人皆喘息不遑,故无论政府如何万恶,激进之主张,则不能唤起国人之同情,惟有鼓吹共和国家组织之原则,共和国民应具之智识,而于当局之非立宪举动任人借镜返观, 自不难养成健全之舆论”。并且“现今民党之新闻,一家无存,然除政府直接收买之报馆听其命令外,余皆时露攻讦之态度,此正舆论变转之机会”。欲达此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创办报纸和杂志。因为“日报之关系最巨”;“杂志之效力,固较日报为小,然灌输上等社会人之智识,统一同志之主张,亦甚重要”(21)。通过向全国人民的广泛宣传,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才能取得反袁斗争的胜利。
        “协议条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事研究会力图联合各派,以“缓进”的方针坚持讨袁的政治主张。表明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下,欧事研究会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并且在根本点上与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主要是在斗争策略上各有所见,其术虽异,其旨则一。当然,欧事研究会的“缓进”方针中,存在着过高估计敌人力量的消极因素;但其反对以“少数人之激烈心理,逞一时之愤”的做法和“蓄远势毋狃于目前,计全局毋激于一部”、“似迂缓而实迅速,且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位”的主张,则应是对中华革命党军事上冒险盲动的校正。此外,欧事研究会反对中华革命党组织发展上的宗派主义倾向,主张不分党界,广聚人才,联合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共同讨袁,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欧事研究会在东京办有军事学校浩然庐,另设政法学校,两校学员多系该会成员。同时办有《甲寅》杂志作为宣传阵地,主笔为章士钊。《甲寅》刊载的文章,注重从理论上阐述必须维护民主共和的思想,并深入剖析了封建专制给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在《政本》、《国家与责任》、《开明专制》、《中华民国之新体制》等一系列文章中指出:“开明专制者,人治政治也。”(23)与此相反,“文明国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质固,审判有定员,解释有定义,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唯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无弊。”(23)因此,要实现民主共和,就必须否定“人治”思想,建立法治观念。毫无疑问,这对于促使更多的人认清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本质,对于唤起国民的反袁斗志,扩大讨袁的声势和力量,都产生了潜在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此后,欧事研究会又陆续创办了《正谊》和《新中华》杂志以及《中华新报》,使他们的宣传活动更加形成声势。
        在美国,黄兴与李书城等人积极进行宣传,旨在“将袁氏罪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和平,非先去袁氏不可”(24)。黄兴还着重揭露了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独裁专制的罪恶行径,列举了其祸国殃民的五大罪状:“一、弃灭人道;二、违背约法;三、破坏军纪;四、混乱财政;五、扰乱地方。”(25)是一个“专制的、狂妄的、叛国的独裁者”。号召海外侨胞“同心合力,拥护共和,将袁氏驱除”,并表示“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实至名归的共和国”(20)。
        在南洋地区,李烈钧、陈炯明等人也极力宣传欧事研究会的主张,准备在南洋“另树一帜”,以求扩大欧事研究会的影响,并“尽力去办,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经过努力,南洋华侨中的陈新政、林义顺、蔡炽等人及一些客籍华侨接受了欧会的主张。不久,李烈钧邀日本东京欧会的成员林虎、赵正平、柏文蔚、耿毅及邹鲁等到南洋开展活动。是时,恰遇广东发生水灾,于是乃组织了“中华水利促进社”,对外宗旨宣称“拟兴办水利,并计划在南洋设立世界轮船大公司,分劝募股”(27),实在藉此避开居留政府的干涉,“筹备大款,然后举事”(28)。但由于与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支部发生冲突,故收效甚微,奔波半年,只募得“荷兰纸币九万三千余盾,英纸币一万余镑,共合中国钱十二万数千元”(29)。
        欧事研究会在国内的组织主要集中在上海,“多为国会解散后之议员,未被捕者,若谷钟秀、欧阳振声、杨永泰、徐傅霖”,都参加了欧事研究会。殷汝骊后也由东京返回上海活动,他们在此创办了《正谊》杂志,谷钟秀任主撰;欧阳振声在稍后又设立了泰东图书局,并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密图改革,而资之以联络海内外同志之机关,凡党人至沪或欲有所传递,莫不倚泰东书局。”(30)此后,欧事研究会还向云南、湖南等地派遣了方声涛、程潜等人,进行组织及反袁的联络工作。
        就欧事研究会整体的组织来看,发展规模始终不大,且既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又缺乏严密的基层组织。是一个局限于上层社会人士的“名流党”。所有这些,自然都影响了它的号召力和战斗力。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宣布停止党务活动,欧事研究会亦逐渐消散。不久,国会恢复时,原国民党籍议员聚集北京。为增强在国会中的战斗力,以便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相抗衡,张继乃“以旧国民党领袖的资格纠合旧日同志”,于9月9日在北海公园集会,组成“宪政商榷会”(“商榷系”的名称亦由此而来),但其内部派系林立,欧事研究会成员多从属于其中的“客庐系”。尽管此时欧事研究会名义不复再有,但其成员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却始终隐形于国民党内,且其后更有政学会为承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