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变更中国政体的斗争中,选择了与立宪派人根本不同的道路,采取了更适合中国国情的暴力手段,谋求共和政体的建立。1894年6月,孙中山曾上书直隶总督李鸿章,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幻想以改良的手段来挽救中国,但遭到李鸿章的拒绝。这使他“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①。从此,在孙中山的心境里,革命与改良相互对换了位置,期望清王朝维新变法的思想,显著地淡薄消退,反清革命的主张,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倾向。11月,孙中山领导创建了兴中会,制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第一次向国人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目标。
        从建立兴中会之时起,孙中山就把武装反清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1895年2月,他与陆皓东、郑士良、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开会,决定联络广东各地会党和防营,于当年重阳节在广州起义,夺取广州作为根据地,并从这里北伐,以推翻清朝统治。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香港兴中会总部,对外称“乾亨行”,以商业作为掩护。稍后,陆皓东等人又在广州设立了起义的指挥机关,对外称“农学会”。孙中山来往于广州、香港及家乡香山县之间,联络会党和防营。一切准备接近就绪,不幸起义前夕事泄,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日本。
        乙未广州起义虽然还不具备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但从领导力量、组织形式到提出的口号,都和以往的农民起义有了根本的不同,明显地成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反清武装斗争的开端。从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来说,孙中山此后领导的,或其他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都是这次起义的延续和发展。
        11月12日,孙中山偕郑士良、陈少白抵达神户,三人登岸购得日本报纸,中有新闻一则,题日《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孙对郑、陈二人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②嗣至横滨,随即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不久,鉴于在日本工作一时难有进展,孙中山前往英、美等国宣传革命及考察西方社会。这一时期,他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其后来回忆道:“两年(指1896至1897年——引者注)之中,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教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③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革命渐成时代的主流,孙中山决定趁此时机在广东起义。他派郑士良前往惠州联络会党以谋发动,又派史坚如前往广州策应, 自己则来往香港,准备潜入内地领导起义。因香港殖民当局不准登岸,只得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由此潜入内地。1900年10月,郑士良率三合会众六百余人在惠州三洲田起义,分东西两路进发,连败清军, 占领了清安、大鹏至惠州、平海一带沿海地区,起义队伍迅速扩展到二万多人。为取得海外接济,起义军向福建、厦门方向进军。是时, 日本政府惟恐孙中山在台湾的活动危及它的殖民统治,于是禁止军火出口,破坏了孙中山自海外接济的计划。起义军血战半月之后,终因弹尽粮绝而被迫解散,郑士良避走香港。惠州起义虽遭失败,但与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的情形不同,博得了许多人的同情,说明民主革命事业正在获得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1905年8月,孙中山在兴中会的基础上,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组织,创建了同盟会,并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尔后,孙中山又将其阐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与此同时,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也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和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指导各地武装起义的《革命方略》,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武装反清的基本方针,表明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武装革命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经之途。
        1906年12月,湘、赣两省交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称中华国民军华南革命先锋队,推龚春台任都督,蔡绍南、魏宗铃为左、右卫都统领。十日之内,各处会党首领数百人先后举兵。起义群众以安源煤矿工人为主力,贫苦农民和防营士兵纷纷参加,总数达三万人以上。这次起义鲜明地显示出同盟会的政治影响,以都督龚春台名义发布的檄文,宣布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至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檄文还特别强调:“党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④,而是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一新的政治制度而斗争。起义军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并不骚扰,惟索军械、粮食、白布,而所劫者,皆办团之绅董”⑤。“故各地居民不特不生嫌恶,反多表同情者。”
        萍浏醴起义很快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各地同盟会员纷起应援,有的及时驰赴前线,有的加紧联络学界、会党和军队,亟谋响应。大江南北,苏浙荆襄,革命潮流涌起,具有同萍浏醴汇成万顷波澜之势。消息传至海外,同盟会“东京之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请命投军者甚众”⑥。孙中山、黄兴先后派朱子龙、梁钟汉、孙毓筠、权道涵、段书云等回国,赴鄂、皖、苏、浙等省发动会党、军队响应。
        清政府预感到革命风潮的迅猛难挡,一面集中兵力围剿萍浏醴地区,一面饬令各省加意防范,残暴地镇压人民响应起义。革命党人热忱有余,谋略不足,且心情稍近躁急,因而易于暴露,以致各处响应都相继无效,许多革命者身陷囹圄,不少人惨遭杀害。而起义军仅凭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二三千枝枪,与清军奋战近月,交战二十余次,表现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它发生于社会矛盾尖锐,群众正在酝酿反抗的地区,因而能够“不数日聚众数万人,占据三四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它严重地打击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给其他地区接连不断的反清斗争予巨大影响。
        在此后的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同盟会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又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是时,孙中山的战略思想是: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起义,夺取两广为根据地,然后挥师北上,长江南北革命党人齐起响应,从而推翻清朝。之所以致力于西南,尤其是两广,不仅是因为两广地区会党活跃,孙中山从兴中会时起便与他们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由于这一地区临近大海,便于获得海外华侨接济物力、人力和从国外购运军火。
        1907年3月,孙中山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筹划粤、桂边境起义的总机关。之后,派许雪秋、余既成到广东潮州,派邓子瑜到惠州,积极准备在广东潮、惠、钦、廉四府同时起义。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爆发,余既成、陈涌波率起义军七百余人攻入黄冈,“各署皆陷,清吏或逃或死或被执”。起义军成立了军政府,并以广东国民军的名义发布告示,免除苛税,“除暴安民”。但在清军的大举进攻下,起义军终因伤亡过重,粮械皆缺,被迫于27日宣布解散。
        黄冈革命军猝然发动,负责惠州起义的邓子瑜闻讯立即集合部分会党,于6月2日在惠州府归善县属七女湖宣布起义,并攻克泰尾、杨村、三达、柏塘等一些村镇。各乡会党也纷纷赶来响应。起义军坚持战斗十余日,“来去飘忽”,迂回游击,使清军疲于奔命。但因黄冈起义失败,惠州义军孤立无援,只得在梁化墟附近将枪械埋藏,宣布解散。
        广东钦州、廉州(今合浦)地方素称“地瘠民贫”,人民深受官府压迫,久已不堪其苦。尤其钦州所属的那黎、那彭、那思三墟,因产蔗糖较多,糖捐奇重,人民更感切肤之痛。1907年初,三那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抗税斗争,遭到清政府的残暴镇压后,三那人民派梁葵等人为代表,赴河内向孙中山求援。孙中山即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入钦州腹地陆屋、三那等地联络民团、会党,领导钦廉地区的起义斗争。但王和顺等一心指望清军统领郭人漳部反正,以至坐失良机,在三那附近徘徊观望达数月之久。9月,王和顺因清军衡军哨官刘辉廷、李耀堂受革命党人运动愿意反正,决计袭占防城。9月3日,王和顺率二百余人由三那至钦州王光山起义,攻取防城。5日,防城被攻克,诛清县令宋晁元,并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的名义发布《告粤省同胞书》、《告海外同胞书》、《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申明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根本,扫专制不平之政治,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行土地国有制度,使四万万人民无一不得其所”⑧。占领防城的当天,王和顺留少数人守城,自己率主力进攻钦州城。是时,黄兴已潜人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但清军统领郭人漳“奸计在胸”,伙同钦廉道王湖扼险相据,王和顺只得改攻灵山,黄兴乔装由钦州出走。结果起义军猛攻灵山不下,防城又被郭人漳部夺去,王和顺只得于9月中旬解散起义军,前往越南,时历半月的防城起义失败。
        1907年夏天,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人甫等人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平宜关、水口关等处活动,准备起义。12月2日,黄明堂率那模村乡勇八十余人,由镇南关北面小路,向炮台迂回偷袭。清军猝不及防,纷纷投降。革命军乘胜进攻,占领了右辅山的镇南、镇中、镇北三个炮台。孙中山得镇南关捷报后,立即偕黄兴、胡汉民以及日人池亨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诸人赶赴前线,指挥作战。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革命军奋勇抗敌。孙中山亲自开炮轰击敌军,并在铁炮旁为伤员裹伤,去山间峡谷为伤员汲水。他在经历这场战斗实践后感慨地说:“反对清政府二十余年,此日始得亲发炮击清军耳。”陆荣廷屡次受挫后,乃施缓兵之计,向革命军“密函约降”,诡称对孙中山“无任钦佩”,愿“投人麾下,以供驱使”。孙中山等人信以为真,即作密函与陆荣廷联络,并决定由黄明堂坚守镇南关,他和黄兴等人则赶赴河内筹款购械接济。孙中山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来。黄明堂率部坚守,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四千余人血战数日,终因弹尽粮绝,“攻守均感失据”,乃于12月9日突围,撤离镇南关。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河内时,将领导粤、桂、滇三省军事的重任交给黄兴和胡汉民,并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又令黄明堂进取河口。遵照孙中山的指示,黄兴偕安南华侨中的同盟会员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自任总司令,于1908年3月进入钦州。4月2日,占领马笃山。此后,革命军在当地群众和会党的支持下,坚持战斗四十余日,发展至五六百人,使“清军闻风而栗”。孙中山高兴地称赞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一畏。克强之威名因此大著。”⑨但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得不到粮弹补给,加之黄兴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系于清军统领郭人漳身上。郭口是心非,不但再次违背“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而且率部向革命军进攻。由于补给缺乏,军心涣散,无法坚持,黄兴等出走安南,余部多被遣归十万大山。
        当黄兴率部转战钦、廉之时,孙中山命黄明堂等人率领从镇南关撤出的革命军开赴云南边境,发动了河口起义,旨在夺取河口以图全滇。1908年4月30日,黄明堂率军向河口发起进攻,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革命军胜利攻占河口。黄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征募义捐。此后,革命军又分兵出击,连克新街、南溪、坝洒,直迫蛮耗、蒙自,部队也迅速地发展到三千余人。孙中山电召黄兴为云南国民军司令,节制各军,并命其赴前线督师。5月7日,黄兴衔命前往河口赴任。但因革命军粮食缺乏,将士疲惫,黄兴决计去河内召集钦州起义人员,组织基干队伍,再赴前敌。11日,行至老街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逐出境。而云贵总督锡良已调大军前来围剿,并于5月26日攻陷河口,黄明堂率部撤至安南境内,打算仍然转进桂边。嗣被法国殖民军勒逼缴械,强行遣散。至此,孙中山在西南边境筹划的反清武装起义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
        当孙中山致力于西南边境发动起义时,光复会徐锡麟、秋瑾等人在安徽、浙江展开了武装反清斗争。
        同盟会成立后,光复会的一部分领导人如徐锡麟因意见分歧,没有加入,继续以光复会名义进行革命活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是光复会的据点,徐锡麟等召集金华、处州、绍兴等地会党首领入校练习兵操,借以蓄积革命力量。1906年,徐锡麟为打入清政府内部以发动革命,纳粟捐官,以道员分发安徽候补,充任巡警学堂及巡警处的会办。1907年初,秋瑾回绍兴主持校务。她积极联络平阳、武义等地会党首领,吸收浙江新军官佐及军事学堂师生朱瑞等参加光复会。经过秘密筹备,秋瑾和徐锡麟等决定在浙江、安徽同时发动起义,遥相呼应。部署未定,嵊县会党先期发难失败,武义、金华、兰溪、汤溪、浦江各县会党武装也先后遭到镇压。徐锡麟仓猝举事,于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抚恩铭到巡警学堂参加毕业典礼的机会,刺杀恩铭,率学生军进攻安庆军械所,失败被捕,慷慨就义。绍兴大通学堂遭受牵连,秋瑾被捕,牺牲于绍兴轩亭口。
        1908年安庆马炮营起义,是新军起义的开端。这次起义酝酿已久,早在1902年,皖籍留日学生陈独秀、潘赞华等与安徽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人,在安庆组织青年励志学社。1903年拒俄运动开始后,励志学社即仿效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准备为祖国效命疆场。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在芜湖安徽公学联合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成立岳王会,以崇拜岳飞、实行反清为主旨。同盟会成立后,岳王会接受了它的政纲,其主要负责人除陈独秀外,都参加了同盟会的组织。1908年1 1月22日,岳王会军事骨干、安徽新军炮营队官熊成基率马、炮营新军千余人起义,围攻安庆一昼夜未能得手,遂向集贤关退却,旋改变战略,拟取道桐城,袭取庐州为根据地。清军以优势兵力追击,起义军渐散,到庐州时已不满百人,势不能支,只得遣散余部,分头藏匿。1910年11月,熊成基在哈尔滨谋刺清贝勒载洵,因叛徒出卖被捕,旋即遇难。
        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上述武装起义,除安庆起义外,基本上都是依靠会党发动的。会党的主要成分是游民无产者,即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同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联络会党,客观上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农民的一种特殊形式,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与农民阶级建立了革命的联盟。革命党人由于获得会党的支持,感到自己有所凭借,大大增强了革命的信心和决心。但他们联络会党的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般只是联络会党首领借以发动起义,而不注意对会党群众进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视利用会党勇于斗争的精神,但无法克服会党纪律松弛的现象。他们没有能力改造会党,反而在多次起义失败后,产生了埋怨会党的情绪,认为“会党发动易,成功难,即成则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于是将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新军方面。新军同农民的联系虽不如会党,但比较集中,比较有组织性。由于新式教练的需要,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识分子,这就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1909年秋,黄兴等在香港设立领导机关,并派赵声、朱执信、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革命组织,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年底,各项工作大体准备就绪,决定于翌年2月24日(元宵节)发动。不幸消息泄露,广州地方官吏加强了戒备,并将各标、营所有弹药运进城内军械局贮存。赵声、倪映典见清军已有准备,遂赴香港与同盟会南方支部商讨对策,准备改期起义。1910年2月9日,广州新军与巡警发生冲突,两广总督袁树勋派兵镇压,新军群情激愤,要求立即起义。是时,倪映典还在香港,鉴于起义难以抑制,他建议提前发难。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商定将起义日期改为2月15日。但倪映典赶回广州时,发现士兵已做好了战斗准备,不得不改变已商定的日期,即时当机立断,枪杀炮兵第一营管带齐汝汉,带领士兵“夺枪出营”,宣布起义,倪映典被推为司令,集义军约三千人,分三路进攻广州城,并占据东旺寺、茶亭等处。清军出城镇压,与起义军相遇于牛王庙,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水师提督李准又命水陆缉捕处帮统李景廉指使巡防营军官唐维炯、童常标,以曾加入同盟会又系同乡的关系,出面约倪映典诡称洽商起义问题。倪误中奸计,遭到杀害。起义军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坚持战斗至深夜,因弹尽粮绝,无力继续作战,乃向石牌、东圃、白云山一带败走。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一些领导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⑩一部分革命党人丧失了信心,连黄兴也准备去从事暗杀活动。但孙中山并不灰心,11月13日,他由美洲抵达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举行会议,勉励他们不要因失败而气馁,应当振作起来,继续坚持斗争。他说:“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11)并且鼓励大家“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吾辈有计划、有勇气,则事无不成”。孙中山对革命前途充满了胜利的信心,使大部分革命党人深受鼓舞。会议商定了在广州继续发动武装起义的计划,由孙中山负责在海外筹款接济,起义仍以新军为主干,另择五百名革命党人作为“选锋”。计划在占领广州后,黄兴率一军出湖南以趋湖北,赵声率一军出江西以趋南京,长江流域各省乘此举兵响应,会师北伐。
        会议结束后,黄兴、赵声等先后返回香港,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们成立了组织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构,由黄兴、赵声分别担任正、副部长,决定派人分别前往长江中下游各省联络,策动响应。此后,许多革命党人潜入广州,设立了数十处秘密机关。他们还吸取了以往一处机关遭受破坏即牵累全局的沉痛教训,决定各秘密机关相互保密,直接与统筹部负责人单线联系。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在广州新军、防营、民军、警察中的发动工作逐渐成熟。
        1911年4月8日,黄兴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制定了起义的周密计划,决定分十路进攻广州,于4月13日正式起义。4月8日,同盟会会员温生才在广州谘议局门前击毙清广州将军孚琦,后被捕牺牲。这一事件使清军和地方当局加强了防范,加之革命党人的饷械尚未及时运到,起义被迫延期。旋即又获知广州的部分新军将于5月初退伍的消息,认为起义不宜再延。4月25日,黄兴赶到广州,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由于清军搜捕极严,部分秘密机关已遭破坏,严峻的形势使黄兴在准备尚未就绪,联系未及周密的情况下,临时决定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晚发动起义,进攻计划由原来的十路改为四路:黄兴攻两广总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守南大门。但香港总部得电,已来不及在举义前率众赶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都没能发动,结果只剩下了黄兴一路孤军奋战。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选锋队”百余人勇猛地扑向两广总督衙门。“一时呜呜声动,风起云涌,直扑而前。”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清军“退守两庑及大堂,或凭于栏,或倚于柱,以狙击我。我军则挺胸昂首,向中道疾驰”。两广总督张鸣岐闻讯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放火焚烧督署后又冲杀出来,与李准卫队发生激烈的遭遇战,革命志士多人牺牲。黄兴伤右手,断两指,坚持指挥,“且战且前”,直到最后剩下一个人才避入一家小店改装出城。事后,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此役牺牲的七十二具烈士遗骸,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红花岗为黄花岗。因此后来又称此役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是辛亥前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清斗争的高峰,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振奋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孙中山在总结这次起义的意义时指出:“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12)黄花岗起义大大加速了全国革命的步伐,“由是而满廷上下,震恐失措,民众万万,愈有 ‘曷表偕亡’之态,至武昌振臂一呼,而天下皆应,则正以三月廿九之役为先声。故从革命总体为之衡量,此役虽失败,而其功乃较战胜得地者百倍过之。”(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