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预备仿行宪政”的举措,博得了资产阶级自由派及其代言人的热烈欢迎。还是在预备立宪的上谕颁布后,国内以立宪派为主要代表的立宪运动渐成高潮,立宪团体亦纷纷出现。1906年,张謇、汤化龙、郑孝胥等联合江苏、浙江、福建三省商学两界二百余人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1907年,康有为宣布将保皇会改组为中华帝国宪政会,梁启超在日本组织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规模的政闻社。此外,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也相继成立。据不完全统计,在清末立宪运动中,各地建立的立宪团体将近八十个。他们的共同宗旨是:拥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劝告”和“要求”清政府加快立宪的步伐,反对革命。梁启超的《政闻社宣言书》一文,在当时颇具代表性。他说:“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忧紊治安之举。”①随着这些团体的出现,各地的资产阶级和绅商逐渐松散地组织起来,而在不久席卷全国的国会请愿运动中,各省立宪派又趋于全国性的联合。这是戊戌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再度高涨的结果,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力量获得重要发展的标志,是中国近代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清政府在立宪诏书颁发后的所作所为,无一不令立宪派人疑虑和失望,尤其是在官制改革中完全回避了国会与责任内阁的问题,毫无开放政权之意,更是引起立宪派人不满。他们开始公开在报端上大发评论,文称:“近年以来,政府之所以明召大号,为中兴之具而安反侧之心者,岂不曰立宪问题哉!然自去年宣布立宪后,而各种之风潮,非常之惨剧,皆相随而至,不特为立宪诸国所未闻,抑亦为开明专制国所未有。由是观之,政府之于专制也,乃取其实而不欲居其名,于立宪也,则取其名而惟恐蹈其实。……吾以今日现象卜之,过此而往,政府之政策必不外二方面:于一方面也,必日益言销融满汉,必日益言改良庶政,必日益言宣布宪法,必日益言予民自由;于一方面也,必日益派侦探,必日益捕党人,必日益钤制学界,必日益添募陆军。而所谓立宪云立宪云者,则亦言之愈殷,去之愈远,而国民之对于此立宪也,则亦如镜之花,如水之月,可望而不可即。…··…念前途之茫茫,真不觉仰天而大恸也!”②
        既然感情已经伤到这般地步,除了立即采取行动之外,别无选择,国会请愿运动遂发动起来。是时,立宪派骨干分子不但清楚开国会是实行立宪的关键,而且认识到任何专制统治者都不会自愿实行立宪,不会自愿开设国会,给人民以参政权。要实行立宪,必须自己起来争取,即“立宪之事不可依赖政府,而惟恃吾民自任之”③。“有强迫政府立宪之国民,无自行立宪之政府”,因此不能“坐待他人之以政权授我”④。
        1906年冬,杨度在《中国新报叙》里最早提出国会请愿的设想。翌年秋,宪政讲习会长熊范舆和沈钧儒、雷光宇、恒钧等人领衔上书朝廷,要求速开国会。其中详细阐述了立宪派关于召开国会的理由、国会应有的职能等基本主张。宣称专制制度的最大弊害是与人民隔绝, “政府孤立于上,人民漠视于下。”⑤而立宪国因有国会把人民同政府联系起来,上下同负责任,使国家独立而强大。请愿书还将召开国会与防止革命联系起来,告诫清廷如不赶紧实行立宪,“恐三数年后,燎原莫救”。因此要求一两年内就开设国会。
        关于国会职能的阐述是请愿书的一大特点。主要观点是:第一,国会是监督政府行政的机关。专制制度下因没有人监督政府,所以腐败放任;而有国会监督,“一人失职,弹劾之书立上,一事失宜,质问之声即起”,可保“官无尸位,责有专归”,使政府对国会负责任。第二,国会监督全国的财政。捐税经国会认可,便不致有横征暴敛;财政由国会监督,可防止中饱私囊。第三,国会是立法机关。国会制定民刑各法,使司法渐次独立,并逐步收回治外法权。请愿书比较充分地反映出立宪派参与政权的渴望,也代表了立宪派人当时的认识水平,而这正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基本精神所在。
        熊范舆等人的请愿书发表后,犹如一石投水,激起千朵浪花。一时,国会成为朝野人士的热门话题。许多省都出现了请愿签名运动,并赶赴北京呈递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一般都有数千人,而山西省据称达两万人,湖南省女界还单独递交了请愿书,北京旗民在请愿书上签名者亦有1 500余众,显示运动带有相当的群众性。一些立宪派的头面人物如朱福诜、张謇、孟昭常、郑孝胥、汤寿潜、许鼎霖、雷奋、陶葆廉、周廷弼等亦纷纷加入其间,更加重了运动的声势。一些省会还相约于1908年7月各派代表齐集北京,向都察院呈递请愿速开国会书,要求都察院代奏。
        国人之所以如此强烈地响应国会请愿运动,原因之一是传统的封建君主政体在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的过程中越来越软弱无力,不仅不能使中国臻于富强,反而使中国愈加贫困落后,任人宰割。社会各阶层的有识之士都体验到只有尽快改革这一种上病国、下殃民的体制,中国才有希望致富图强;原因之二是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到了存亡绝续的紧急关头,各阶层爱国人士无不迫切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实行“君民一体,上下相通”的君主立宪制,解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总之,民族危机的煎迫,甚至使国人顾不上当时的中国是否已具备立即实行立宪的各方面条件,简单地认为只要召开国会,君主立宪制即可实现,中国就能马上由贫弱而走向富强。因此,他们认为清政府的九年预备立宪期太长,应该速开国会实施宪政。而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专制沿袭数千年的古老帝国,一般民众参政议政的思想准备和实际能力都非常薄弱,国民的民主程度亦未必适应马上实行立宪。据实看来,一定期限的预备立宪是必要的,其中有些准备工作甚至在九年内也难以全部完成。但是,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使当时的爱国人士对宪政改革急不可待。故此能形成颇为壮观的国会请愿运动,而且明确提出反对清政府仿效日本式的集权立宪模式,主张英美式的分权立宪。
        面对铺天盖地般的速开国会声浪,清政府陷入被动的境地。他们既对这场请愿运动持怀疑态度,希望将立宪程序纳入官方控制的轨道,又不愿承担镇压请愿运动的罪名,因此采取了两手策略。一手是对以康、梁为后台的政闻社开刀,说其“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命有关部门严行查禁。但令下之后却并没有抓捕任何一个政闻社员,只可怜陈景仁被革职,做了康、梁的替罪羊。此举足见处分政闻社的目的全在于震慑立宪派,遏制请愿运动。《字林西报》对此说得清楚:“满洲政府之政策,实欲钳制国民之口舌,使之不言。而严办政闻社员,不过借端而已。”⑥而袁世凯挟私抱怨,亦是政闻社遭难的重要原因。据该社人士讲,奕劻已经收了他们的贿赂,允诺不干涉该社活动,那拉氏看到陈景仁的电奏,开始也没有动声色,只因袁世凯乘机面奏,对那拉氏说穿了政闻社是康、梁党徒的底细,才落了这个下场⑦。清政府的另一手是8月27日,也就是查禁政闻社的两个星期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核准宪政编查馆拟定的九年为期,逐年筹备宪政,期满召开国会的方案,算是对请愿运动的一种答复。随后因“九年筹备清单”规定明年各省谘议局就要开会,使请愿者注意力有所转移;又因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朝廷发生重大变故,国会请愿运动乃暂告沉寂。
        及至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除新疆外)先后成立,立宪派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成了谘议局的议员,他们觉得已经具备了不同以往的发言资格,加紧凭借这个合法机构和集会,相应地扩大自身的活动能量,渐次形成有组织的政治势力。而当时执政的摄政王载沣,为稳固自己的地位,正极力标榜开明,多次重申坚持立宪的宗旨。立宪派认为机不可失,再次发起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东方杂志》曾有《宪政篇》一文,比较准确地揭示出运动发起的背景。该文说:“立宪与专制之所以异,凡百皆其枝叶,惟舆论乃其根本。法定舆论之机关,惟有议会。数月以来,有已成立之谘议局,有将成立之资政院。国民知谘议局之见厄于政府,资政院又为非驴非马之议会,俱不可恃,因有联合请愿国会之举。”⑧是时,立宪派的旗手梁启超在《国风》上尽力做宪政实施的指导性文章,对于国会、内阁、官制、财政诸方面的问题,切实发挥。其较重要篇目有:《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 《国会与义务》、 《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等篇,对于立宪派在国内的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国会请愿首由江苏谘议局发难,其议长张謇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语,通电各省谘议局,复派孟昭常、方还、杨廷栋等人游说各省。12月,便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鲁、直、晋、奉、黑、吉等16省谘议局代表五十余人先后抵沪,组成请愿代表团,公推直省的孙洪伊为领衔代表。孙为天津豪富,庚子年间家业大部被毁。他很有爱国思想,曾大力捐资兴办教育,颇受地方民众拥戴。1906年参与创办自治研究所,1909年被选为谘议局议员,此后一直积极从事立宪活动,1910年间的三次国会请愿,他都是请愿团的主持者。
        1910年1月,请愿代表团齐集北京。一面向都察院递交请愿书,要求朝廷定“一年以内即开国会”;一面历访王公大臣请求赞助。但这次请愿并未有什么成果。月底,清廷上谕宣称:“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如一时遽开议院,恐反致纷扰不安,适足为宪政前程所累。”⑨请愿遂告失败。
        请愿代表并不气馁,孙洪伊等依上海会议期间的成议,着手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总部设于北京,各省建有分会,所定《简章》明确以“请求政府即开国会为目的”,“非到国会成立之日,不得解散”⑩。稍后,创办《国民公报》,推徐佛苏为主编,以加强舆论宣传。2月,民政部六品警官黎家岳等在京师发起组织“国会期成会”,嗣即致书各省谘议局,“略言国会之迟早,关系国家之存亡。国家之存亡,关系国民之生死”。号召各省谘议局联合各地方自治宪政等会,设立“国会期成分会”,举代表入京请愿(11)。为此,“会中人至有割臂缮写血书者”(12)。“在此前后,各省学会、商人与京中国会请愿会遥相应和,或即开会,或拟上书,或任运动同志,或拟公举代表以接续请求者,不一而足。”(13)
        6月,各省请开国会代表发动第二次请愿,且无论从参加人数、活动规模,还是组织方式上,都较前一次有所发展。人京的请愿代表增至一百五十余人,诸省签名参加请愿者达30万众。6月16日,代表前往都察院,共呈递10份请愿书,领衔者有直省谘议局议员代表孙洪伊、直省商会代表沈懋昭、苏州及上海商会代表杭祖良、南洋雪兰峨二十六埠中华商会代表商乃翔、澳州华侨代表陆乃翔、直省教育会代表雷奋、江苏教育总会代表姚文楞、直省政治团体代表余德元、直省绅民及旗籍绅民代表李长生、文耀、东三省绅民代表乔占九等。请愿书的言词也更为激烈,如孙洪伊领衔的请愿书中明白指斥政府对于预备立宪“真诚之意少,敷衍之意多”(14)。在上载沣的请愿书中更是痛切陈词:“今日时势,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起,如燎方扬。民情隔阂而不通,政府敷衍而无实;弭乱救亡之策非开国会果有他求乎?”而阻挠国会的大臣“阳为老成持重之言,而阴以遂其阻挠国会之私者,皆自全躯命保禄位之臣,惮于改革而惧不利于家者也”(15)。运动的声势和请愿书言词的变化,使载沣等权臣颇生疑惧。据当时报纸透露,有人提出对请愿要“严旨震吓”,但又有人生怕如此反会“酿生意外枝节”,还是载沣折衷众论,发出“谕旨”称:由于财政艰难,地方偏灾,匪徒滋扰等原因,“仍俟九年筹备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议会,尔等忠爱之忱,朕所深悉。惟兹事体大,宜有秩序。宜谕甚明,毋得再行渎请”(16)。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乃告瓦解。
        一纸“毋得再行渎请”的诏令使立宪派感到无限愤懑,梁启超大发感慨:“国民所以哀号迫切再三吁诉者,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五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八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所必无之事也。”(17)愤懑之后,满脑子西方立宪思想而又不通中国国情的请愿代表既不甘心,又无别策,仍决心沿着向政府磕头的老路继续走下去。请愿代表团决定:扩大请愿代表团组织,打破原以谘议局议员为限的界限,吸收各界团体代表参加,选举孙洪伊、方还、陈登山、黎宗岳、邓孝可等10人为干事员;推雷奋、孟昭常、徐佛苏等为编辑员;各省代表中推1人为评议员,所有代表团职员同时即为国会请愿同志会职员;选派专员分往各地游说联络,下到府厅州县发动;定于宣统三年二月举行第三次请愿,每省签名人数至少须百万以上,到京代表近的百人以上,远的至少五十人;在此之前,还应对资政院上书和请督抚代奏(18)。8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会议,各省谘议局议长或副议长多到京出席。会议选举汤化龙为会长,蒲殿俊为副会长,推孙洪伊、杨廷栋、盂森、雷奋、王法勤等为审查员。会议所论议案中最重要的是速开国会案。一向比较保守的张謇也打算亲自出马,组织并率领一个“议长请愿团”赴京,以“开第三次请愿之新面目”(19)。但和者盖寡,认为这是少数人的活动。而“请愿之举,当以少数而扩充至于多数,未使由多数而归纳至于少数”。应该“联络资政局互选议员,并联合各省谘议局,此案(指请速开国会)如仍无效,互选议员全体辞职,各省谘议局同时解散,揭开立宪之假面具,使政府无所遁饰”(20)。
        8月,请愿国会代表团再次召开评议会,议决10月间向资政院上书,函催各团体的代表至迟9月来京,同时向谘议局联合会提出两项议案:第一项,限制民选资政院议员,不得承认新租税,以消灭政府假立宪之威焰;第二项,拟请本年谘议局常年会,即以请愿速开国会为第一议案,呈请督抚代奏。若不允代奏,全团议员同时辞职,以破除假立宪之狡猾(21)。
        立宪派人拉开架势,摩拳擦掌,誓要与政府讨个说法,并明确表示不达立宪目的决不善罢甘休。
        立宪派人选定第三次请愿发动的时机为资政院开院。10月3日,资政院开院。7日,孙洪伊等即前往摄政王府上请愿书。9日,请愿代表团前往资政院递交请愿书,慷慨地陈述道:“国家危急存亡,实迫眉睫。今日事势,已迥异数月以前。更阅岁时,安知所届。……自五月二十二日以后,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外之则日俄缔结新约,英法夙有成言,诸强释嫌,协以谋我。 日本遂并吞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俄汲汲增兵窥我蒙古;英复以劲旅椿藏边;法铁路直达滇桂,工事急于星火;德美旁观,亦思染指。瓜分之祸,昔犹空言,今将实现。内之则各省饥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土匪乘之,骚乱日告。长沙、莱阳几酿大变,虽幸获戡定,而善后之策,一筹莫展,乱源不拔,为患方滋。此外各地,无不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倪然,不可终日,……火既燃矣,则将燎原矣。……责任内阁者宪政之本也,国会者又其本之本也。本之不立,而末将安所立。两年以来,所以筹备一无成绩,而宪政二字,几于为世诟病者,皆座是也。”(22)要挽救这种急转直下的危机,只有在宣统三年召开国会,余外别无出路。与此同时,请愿代表还遍谒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和军机大臣那桐、徐世昌等亲贵大臣,陈说国会必须速开之理由。
        是时,请愿运动已深入群众之中,各省群众响应的场面热烈异常,集会、请愿不断。而群众性的请愿运动又推动了立宪派的上层分子,各省谘议局频频致电北京请愿代表团,许多省还表示出激进的态度。10月22日,资政院议决将请愿书转奏朝廷,并通过了一个专折,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的要求。各省督抚中,或受谘议局的要求,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政策所苦,也希望中央有一个正当的责任内阁出现。10月25日,17省督抚将军联衔上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23),对清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也使清政府在实施政治改革的过程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坚持钦定的日本式集权立宪,不缩短预备立宪期,势必会因拒绝立宪派及各界人士的要求,使原本支持宪政而作为宪政改革社会基础的社会力量转变成自己的对立面,进一步导致权威合法性消失;而另一方面,当时的清政府又无力运用日趋丧失的政治资源,通过有效的渠道使立宪派及各界人士首肯其所既定的立宪模式和预备立宪的程序。然而,清朝统治者也不会轻易应允立宪派及各界人士的要求。满汉之间的矛盾与猜忌,使清朝统治者对立宪派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无戒备,尤其是一些省份的汉族督抚也声援提前召开国会,更使满族贵胄跋前踬后顾虑重重。立宪派的要求愈是迫切,满族王公大臣就愈是担忧,害怕自己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会立即丧失。在此情况下,清政府一面于11月下诏,准将立宪筹备期限缩短五年,定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在国会未开之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并声称“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设更张”。同日发出的另一份上谕则称:“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议院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24)也就是说,政府已经让步,如再继续请愿,将视同聚众滋扰,即行查拿严办,从而使清政府与立宪派的矛盾更加激化,立宪派对清王朝的离异之心愈益明显。但无论怎样,较之前两次请愿而言,这次总算是取得了一些成果,请愿同志会中以张謇为首的预备立宪公会派以为有此成果,就不必再进行。但是其他各派,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及各省立宪派的大多数都对朝廷上谕表示不满,坚持明年即开国会的主张。他们有的致电资政院,有的致电请愿团或请愿同志会,有的分电各省,有的更组织大规模集会,继续进行请愿活动。
        12月下旬,东三省又有许多请愿代表到京,清政府即“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立即派员将此项人等迅速送回原籍,各安生业,不准在京逗留”。并暗示舆论,如再搞请愿,就是“聚众滋闹”,各督抚即应“查拿严办,毋稍纵容”(25)。直隶总督陈夔龙连夜出示,宣布谕旨。天津学生不顾禁令,“齐集自治研究总所,会议进行办法。陈总督大怒,立派天津镇调练军二百名,巡警道拨警兵百名,又派督辕卫队管带带卫队百名,会同前往,赶速解散”(26)。事后,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创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直督乃饬巡警道拿办,并电请惩儆。奉旨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27)。在此重压之下,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解散,请愿运动也以失败告终,立宪派人朝思暮盼的国会,仍如晨雾之中的蜃楼,中国政体的转变可谓举步维艰。关于这一点,国会请愿代表团在解散时发出的《通告各省同志书》可谓诉说准确:“某等承全国诸父老委托之重,匍匐都门,请求国会。积诚罄哀,一年于今,三次上书,幸值各省督抚联翩之电奏,力争于外,资政院全体通过,主持于中。五大臣乃临朝震悚,翻然改图,会议数四,顾犹回翔容与,疏慢不促,定为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昨奉上谕,已宣示臣民。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三年遥遥,夜长梦多。诸父老与有兴亡之责,有国会忧勤,其何以图之。”(28)
        国会请愿运动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主动性。而且在连续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发动的1910年还是革命风潮最为高涨的一年。以广州新军起义发端,全国群众性的反抗空前普遍,长沙抢米,莱阳抗捐,影响尤为宽广,震撼一时。清朝的专制政体呈现出大厦将倾,土崩河溃之象。立宪派人正是有鉴于此,一年之中三次请愿。他们看到,危亡就在目前,若再等九年筹备期满召开国会,显然是缓不济急。因此将国会视作立宪的根本,认为有了国会,就能够以立宪政治代替专制主义,以此重振朝政,澄清吏治,激励人心,外足以抵御侵略,内足以消弭革命,导致资本主义的加快发展。但是,在封建专制政体的抵制下,加之其自身的软弱性,立宪派的希冀终遭窒息,这是中国改良主义路线必然导致的可悲结局。
        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但仍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立宪派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争取参政权,本身就带有争民主的性质;立宪派对清朝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抨击,从政治上打击了统治集团,使其更加陷入孤立;国会请愿运动是在御侮救亡的口号下开展起来的,以开国会为救亡手段诚然是幻想,但许多立宪派分子,特别是受他们影响的群众,确是抱着救国的真诚愿望参加运动的。及至请愿运动遭到镇压,更从反面教育了民众,提高了他们的觉悟,促使他们加入到革命的行列,同时也把一部分立宪派逼上了倾向革命的立场。
        还是在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解散之时,一部分立宪派人即暗中有所策划。据徐佛苏回忆,因清廷“勒令代表等出京还里,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指《国民公报》报馆)中,密议‘同人各返本省’向谘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密谋革命,并即以各谘议局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此种密议决定之后,翌日各省代表即分途出京,返省报告此事。”(29)另据参与第三次请愿运动的伍宪子回忆:“当请愿代表被勒令出都之日,曾经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汤化龙、蒲殿俊等同为请愿代表参与密议之人.其一触即发,并非偶然。”(30)且不论这些立宪派人员是“密谋革命”,还是密谋“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这一确曾有过的秘密会议足以证明,立宪派人与清王朝之间的确已经到了分裂的边缘。而资政院、谘议局也“俱变为表达民意或煽动人民压迫朝廷的机关”(31)。一位清朝官员对此惊呼道:“犯上作乱之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于公议;无父无君之说,昔起于匪类,今创于搢绅;世变之奇,至此已极,异日之患,臣不忍言。”(32)真实地披露出立宪派“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33)之情形。
        立宪派人政治态度的转向,引起了当时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使清王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而革命党则得到了足资号召的势力,借以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毋庸讳言,在武昌起义和各响应的省份中,安徽、广东、福建数省的独立,均由谘议局首先发难,而湖北、山西、江西、贵州、江苏、广西数省的谘议局,也对起义给予了或多或少的支持。这对于瓦解清王朝专制政体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