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民主党派由威胁利诱到取缔打击策略的转变。11月6日,民盟宣告解散,标志着民主党派中间道路的彻底破产。除了顺从国民党统治的青年党、民社党以外,其他民主党派都被迫转入地下,向着推翻国民政府的斗争道路转变。
        多数民主党派领导人秘密转移香港。11月12日、12月25日,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连续召开第一次、第二次联合大会。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与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决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指出:“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三民主义仍是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理论,三大政策仍为实现三民主义反帝反封建的必要手段,所不同者,今日的联俄政策应扩大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政策,容共政策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的政策,扶助农工政策应具备实现总理“耕者有其田”主张的内容,并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饥饿”的权利。强调“倒蒋与反帝之不可分性,倒蒋与联合国内革命的民主党派之不可分性”,如果只倒蒋而不反美,“则蒋氏之反动独裁政权纵被推翻,美国反动派支持下的第二个反民主政权,仍有成立之可能”①。
        1948年1月5日至19日,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也在香港召开,通过了《紧急声明》、《宣言》和《政治报告》,公开提出推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统治,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公开宣布与中共合作,支持人民革命武装和土地改革,否定中间路线。②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民盟政治主张的根本转变。
        民革成立和民盟三中全会以后,各民主党派配合中共,积极参加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显著贡献。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一,是宣传和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美国侵华罪行,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推翻国民党政权。
        民盟、民革大量印发了民盟的三中全会《宣言》、《紧急声明》和民革的《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告本党同志书》等,全面揭露国民党统治20年所犯的罪行,教育人们认清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严厉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主权的恶劣行径。1948年3月,国民政府召开“行宪国大”,各民主党派立即进行声讨。民盟总部给各级组织发出了《关于发动声讨伪国大及伪宪的通知》,随后又发表了《关于否认伪国大伪宪法伪总统的紧急声明》,揭露总统、副总统的选举,是假借民意,伪装民主,号召海内外同盟奋起反对蒋介石政府。③民革发表了《否认伪选的声明》,郑重声明:“凡伪国大会所作的决议及由其产生之政府所签订的对外条约及对内一切立法及行动措施,一概不予承认。”④民促、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等都发表了意见,抨击“行宪国大”。3—4月间,国统区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再次高涨起来,民盟发表声明,抗议国民政府派遣军警包围学府、捣毁校舍、殴捕学生、制造血案等种种罪状。4—7月,以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性反美扶日运动爆发,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强烈谴责美帝扶日罪行,国统区反蒋反美的第二条战线进一步扩大。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公布《美中关系白皮书》。民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指出:“美国过去一百年来继续不断地侵略中国,最近五年来更变本加厉地侵略中国;今天又正在处心积虑地计划着进一步侵略中国。”⑤民建也发表了《对美国白皮书的声明》,指出美国企图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找到“民主个人主义者”,是办不到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懂得跟着共产党走,进行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的斗争。⑥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二,是协同中共开展策反活动,瓦解国民党军队。
        民革在此方面表现突出。1948年1月4日,成立秘密军事小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任组长,成员有冯玉祥、龙云、蔡廷锴、谭平山、杨杰等。在军事小组下,设立了以李济深为首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专门从事策反工作。该委员会随时与中共华南局、中原局取得联系,还从香港派了不少干部到大陆担任军事特派员等职务,负责策反工作。李济深坚持军事策动为民革的重点工作,他说:“这是民革的特殊作用之所在。亦就是说,民革在组织上以分化国民党为特殊作用,特别是当时正值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的时候,国民党内的反蒋情绪和反蒋运动,必将随着时局的进展而日益升温。此时此际,民革更应加强争取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军政人员的工作。”⑦1948年9月、11月,1949年6月,民革相继在香港、北京发表了《告国民党将士书》、《告蒋管区内本党同志书》和《告前南京国民党系统党员书》,号召国民党官兵面对现实,认清形势,毫不犹豫地脱离蒋介石政府,行动上可作军事起义、政治起义,或保护工商业,保护文化机关,防止国民政府破坏或迁移。这几个声明的发表,对动摇国民党军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农工民主党也有主要干部负责策反工作,派得力人员直接在上海、南京等地活动。其他各民主党派也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对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向国民党官兵宣传中共政策,争取他们起义。
        济南战役,是国共战略决战的开始。在中共领导下,民革与农工民主党配合,促成国民党济南西线指挥官、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率部两万余人起义,为中共军队攻克济南敞开了大门。“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起义前,民革、民盟、农工、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积极配合中共统战工作,劝说傅作义。李济深曾亲自写信给傅作义。许德珩亲赴傅作义官邸,劝其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迅速溃败,许多将领派人到香港与民革秘密联系。民主党派加紧策反步伐,国民党起义队伍不断涌现。在淮海战役期间,民革曾派人作国民党85军110师廖运周的工作。廖本人是长期隐蔽的共产党员,根据中共指示在双堆集举行战场起义。这一起义,对于歼灭黄维兵团起了重要作用。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通过民主党派等关系,于1949年2月25日策动重庆号舰长邓兆祥及其官兵起义。灵甫号、长治号、昆仑号等10艘军舰和空军20多架飞机也随之起义。在中共军队进攻上海时,经上海民革的策动,上海国民党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率部三万人起义。民革成员王葆真、李世璋等配合中共,策动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第十九兵团司令兼河南省主席张轸起义成功。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民革及其他民主党派的策动下,宣告和平起义。中共军队进军闽粤,民革等民主党派与中共配合,又策动吴奇伟、李洁之、练惕生、李汉冲和傅柏翠等部起义。中共军队进军大西南时,民革川康分会积极配合。川康分会主任、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通电起义。刘文辉起义前后,还向部分国民党军做了一些策反工作。最后,推动川鄂绥署副主任董守珩率部起义。民革军事小组成员龙云,在云南也对其旧部进行了策反。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三,是搜集军事情报,破坏国民党作战。民主党派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大量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交给中共军队。民盟湖北支部曾派人搜获武汉各种军政材料,送交中共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农工党曾搜集到南京城防地图、南京市保密局特务名单与活动情况、军令部1948年后备兵力统计、封锁长江的通讯口号、江防工事和兵力部署,以及芜湖专署进攻当地游击队的计划、广州绥署兵力部署与作战计划、广州地区陆海空军日夜联络讯号表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军队的战略决战。农工党接受中共建议,将该党党员刘宗宽打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职务。中共第二野战军派房显志秘密住进刘宗宽家,待刘搜集情报之后,由房转交二野。刘宗宽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促使国民党将大批部队从川东调至川北,为中共军队进军川东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还向二野提供了蒋介石“保卫重庆大决战”的绝密情报,建议迅速解放贵州,截断国民党向云南的退路,为解放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民革也为中共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上海民革曾利用有人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科科长之便,向中共提供了国民党“保卫大上海”的作战计划与兵力部署情况。有的民革党员利用国民党交通部公路管理处处长之职,获得上海郊区500个堡垒图纸。有的还截获了奉化、广州和台湾之间的电报稿,等等。这些情报都为中共解放上海作出了贡献。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四,是组织武装力量,配合中共军队作战。
        民革有些地方组织建立了“行动小组”,以直接军事行动反对国民党统治。民革中央还加强组织游击队工作,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在香港罗便臣道创办游击训练班,龙云以民革中央名义捐港币20万元。训练班共办3期,每期训练1—2月,结束后都回广东,成为游击队的基层骨干。农工民主党的工作更为出色。在浙江诸暨、金华一带组织起三百多人的游击武装队伍;在广州、北江、兴梅、惠东一带建立起四支队伍,约二千六百人;在江西九江等18县、区组织了“民主自卫军”,四千五百余人。其中九江纵队在九江临近解放时,曾将国民党县长、警察局长及所有地方武装全部俘获;在湖南湘西一带成立了“溆沅辰人民解放军总队”,三千余人。后与中共四野前线司令部取得联系,被授予正式番号。这些武装力量,或直接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正面作战,或协助中共地方政府征粮、剿匪、维持治安,后来经过整编,都加入了中共队伍。民盟在四川、西康等地,也组织过反蒋武装。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五,是向中共解放区、游击区输送青年,输送物资。
        民盟北京支部一次就组织二百多名盟员知识分子到冀中解放区。上海支部先后组织三批近三百名盟员青年赴浙东游击区参加武装部队。广州支部也派遣过几批青年去东宝、西江、惠东游击区。西北总支部和江西省支部、云南省支部都曾动员和组织青年学生参加中共军队。广州市支部还通过地下交通联络站,为东江、西江、北江游击区征集大批药品和衣物等。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六,是坚决支持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向全国进行进军的命令”。
        1948年秋以来,国民党军队连续丧失东北、华北,长江北岸已闻炮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主和之声,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指出: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⑧1月14日,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愿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提出了“惩办战争罪犯”等八项和谈条件。⑨22日,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人民民主革命在中共领导之下有了今天的成就,绝非轻易得来。在今天谁要偷安纵敌,而使革命大业功亏一篑,谁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了。”表示拥护中共八项和谈条件,“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 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⑩4月20日,当国民政府拒绝在中共提出的和平协定上签字时,毛泽东、朱德于21日发表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全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11)各民主党派随即于23日发表联合声明,对进军命令“完全表示赞同,并竭诚拥护,以求迅速彻底消灭一切负隅抵抗之反动力量,完成解放全中国之任务。”(12)以上民主党派拥护中共的声明,表明它们已经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已由原来的联共反蒋发展到拥护中共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七,是保护城市公产,迎接全国解放。
        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胜利,许多城市的解放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对于城市的工厂、学校、科研机关等采取的方针是,能迁走的迁走,不能迁走的就彻底破坏。“决不留给共产党”。中共中央指示各地,要发动群众予以保护,防止国民党破坏,配合解放军接管城市。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在4月23日的《联合声明》中号召:“在解放军作战之界域、及将进攻之区域,所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必须努力动员,迎接解放大军,协助杀敌并保护一切重要物资免受破坏。”(13)民盟、农工、民建等民主党派将中共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等翻印成册,揭露国民党对中共的谣言。农工党曾向全党发出指示,保护地方文物、资产、财物。它们采取各种方式,防止国民党的搬迁和破坏,劝说工商业者不要离去。经上海农工党的细致工作,上海最大的军用被服厂的工人乃至高级职员都起来参加护厂斗争。民革各地方组织发动成员建立“中华自强协进会”、“联谊会”等群众组织,保护工厂学校,保护公共设施。民革成员得知国民党教育部命令北平图书馆存沪图书,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存宁文物等移运台湾的消息,马上联络有关职员故意延迟装运,致使国民党当局运量减少。民盟上海执行部发动上海中纺十二厂和浦东恒大纱厂盟员,保护工厂设备、原料和产品。当湖北省政府行将逃跑时,民盟湖北支部发动省建设厅和交通运输部门盟员,拖延搬迁,保护档案、器材和交通工具。民盟安徽省合肥支部也曾发动和组织盟员,保护监狱、武器、印刷厂、火车头及电台。以上的例子还有许多,都为保护城市建设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民主党派的贡献之八,是开展新政协运动,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上半年,已到中共摧垮国民党统治的前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提到了议事日程。4月30日,中共发布《“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等与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共同发出响应“五一”号召的向全国通电和致毛泽东主席电。此后,各民主党派便以香港为中心,就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的讨论,掀起了一个宣传新政协、促进新政协召开的热潮。从1948年8月起,在香港和南方大城市的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陆续从海陆两途北上,分别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与中共共同筹划新政协的召开和建国大计。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与已到河北省平山县的民主人士商讨,提出了一个《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中共中央又将此草案电发东北局高岗、李富春,要他们征求已到哈尔滨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意见,进行修改。在民主协商的基础上,11月25日,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在哈尔滨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就召开新政协的有关问题达成六点协议。协议规定:(一)新政协筹备会预定在哈尔滨成立,由中共及响应“五一”号召者共23个单位组成。(二)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参加新政协的各方代表人物,起草新政协文件,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三)筹备会各种决议通过的手续是,一般决议经多数通过,全体负责实施;基本方针的决议,如共同纲领及组织政府等,虽经多数通过,但少数单位有不同意见时,仍有不签名或退出筹备会的自由。(四)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审阅同意后,俟筹备会集会时正式通过。(五)新政协的参加范围,除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不许参加外,由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共38个单位组成。如再提议新增单位,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作正式决定。(六)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两项重要问题,一是共同纲领问题,一是如何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宪法草案问题。
        1949年1月,平津解放。3月25日,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在此前后,各民主党派从各地云集北平。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23个单位的134名代表出席,其中民革7人、民盟7人、民建5人、民进4人、农工民主党5人、民联5人、民促4人、致公党4人、人民救国会5人、无党派人士6人。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民主教授、海外华侨民主人士、产业界民主人士、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单位的代表身份参加了筹备会。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正式大会即将召开。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在新政协筹备过程中,各民主党派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与中共就各方面问题进行洽商,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为新政协的胜利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
        民主党派紧密配合中共,推翻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这是民主党派的重大历史转折。民主党派成为中共的真正朋友,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稳固和成熟。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生命,这是后人应当永远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