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7月,在国统区爆发了一场反对美国扶持日本的运动,简称反美扶日运动。这是国统区内最后一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以上海为中心,波及南京、北平、天津、青岛、福州、昆明等大中城市。参加者除了学生以外,还有教育界、文艺界、工商界乃至政界人士。
        战后美国对日政策有一个从限制到放宽到扶植的转变过程。
        1947年初以前,美国与驻日“盟总”基本上能够按照《波茨坦宣言》的精神,采取一系列措施,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如惩治战争罪犯、解除日军武装、瓦解财阀、实行农地改革、要求战争赔偿等。此后,美国政府对日本改为扶持策略。原因之一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强大,美国的远东盟友和扶持对象国民政府迅速溃败。鉴于扶蒋反共的愿望即将落空,美国不得不转而扶持日本,反苏反共。另外,战后日本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促使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出现了某种类似法、俄革命前的气氛。美国政府反共势力认为“盟总”采取的政策将为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开辟道路,所以必须扶植日本,防止日本共产党力量的兴起。再者, 日本的经济困境成了美国的负担。占领费用和对日救济的增加,迫使美国支持日本建设。1948年1月,美陆军部长罗亚尔发表对日政策长篇演说,正式公开了扶日策略,宣称实现日本的经济复兴和自主,使其成为“对付今后远东可能发生的其他极权主义威胁的障碍。”①这一演说标志着美国对日策略转变基本完成。美国取消了原来制定的《中间赔偿计划》,大幅度缩小乃至取消折赔项目;放宽和放弃对财阀的限制;提出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增加旨在恢复其工业生产的原料,加速经济复兴;支持日本加强“治安”,重整军备。
        在美国支持下, 日本军国主义大有复活之势,这是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 自甲午战争,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来,中国人民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昨日的创伤尚明晰可见。美国的助纣为虐之举,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对,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美扶日运动就这样爆发了。
        反美扶日运动大体经历了宣传揭露美国扶日罪状阶段和三次高潮。
        1948年3月以来,一些爱国人士就开始揭露美国扶日的事实。上海《经济周报》3月11日发表反美扶日专辑,国际问题专家宦乡、石啸冲、孟宪章、冯宾符等都发表了专文。《大公报》也连续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发表发言记录,并刊登多篇社评和专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4月初,京、沪、平、津等地文化教育、实业和金融等各界124人联名发表对日问题主张,提出必须集中全国各界爱国人士,迅速展开一个纠正美国对日错误政策、制止日本法西斯残余抬头、保卫中华民族的爱国运动。在共产党支部的活动下,复旦大学史地系组织专家演讲、爱国演唱会,提醒人们不能坐视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主张“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者扶持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②。这一主张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
        反美扶日的第一个高潮是从上海纪念五四运动开始的。
        5月3日,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组织了三个集中性的五四纪念晚会。4日,上海学联组织120所学校1.5万名学生在交大广场举行五四营火晚会。 日本问题专家孟宪章教授列举了大量统计资料,揭露了美国扶日的具体事实,激起了与会学生的强烈义愤。上海学联向全市学生发出五四号召,指出“中华民族的新危机又来了”。“要用新的爱国运动走完五四的道路”。大会宣布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简称“反扶日联”)。反扶日联向全国同胞呼吁:“全国同胞一致起来,用自己的力量,阻止美国复兴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机!”向麦克阿瑟提出严重抗议,呼吁美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中国人民联合起来,防止法西斯复活,建立和平的世界。③同一天,南京大中学生一万余人在中央大学广场也举行了五四营火晚会,通过了《纪念五四保障人权保障教育,挽救民族危机宣言》,提出以反对美帝扶日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目标的六项要求。
        五四营火会后,反美扶日运动迅速在上海等地大中学校、各阶层人民中间开展起来。圣约翰大学各团体开展了请名人演讲、座谈等各种形式的反美扶日活动。剧团演出《袁世凯》、《鹰与樱花》、《扶植三部曲》等短剧;《约翰新闻》出版对日问题专辑;音乐研究会举办民族音乐会;组织进步牧师联系爱国内容进行讲道和祈祷,等等。5月18日,学生自治会举行日本问题座谈会,一百多位学生参加讨论,校长涂羽卿和经济系教授林穆光应邀参加。座谈会上深入讨论了美国扶日的原因、后果以及青年学生的历史使命与当前任务。会后,学生自治会对940名同学做了民意测验,其中94%认为必须团结人民力量,促使政府反美扶日。
        “五二○”血案周年纪念会的召开,标志着反美扶日运动进入第二个高潮。
        5月21日晚,南京大中学生一万多人齐集中央大学广场举行“五二○”周年纪念晚会。国民党特务企图破坏晚会,未能得逞,但在会后绑架了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四名同学。翌日上午,两校学生包围了关押学生的国民党青年部,迫使其释放被捕学生。尔后,临时决定“五二○”周年纪念大游行。当天下午,上海学联组织102所学校一万五千多名学生在交大广场也举行了“五二○”周年纪念会。由圣约翰大学教授陈仁炳作反美扶日演说。大会发起反美扶日10万人签名运动,提出解散日本海上保安厅、没收走私日货、拘捕并公审一切日本战犯等六项主张。④北方平津唐13院校学生自治会根据华北学联的决议,联合发表了《“五二○”周年纪念告同学书》,提出反美扶日口号,反美扶日运动在华北开展起来。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敷衍全国人民的公愤,在某些场合装作反对美国援助日本。但因为依赖美援打内战,不敢对美国扶日策略多嘴,对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更是忧心忡忡。5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攻击反美扶日是“职业学生”“处心积虑毁灭本党”。国民党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和南京卫戍司令孙连仲宣布反美扶日运动是“不法行为”,要“依法严惩”。教育部密电上海市政府,要求对参加“五二○”纪念晚会的“重大违法行为”学生加以惩处,“对少数违法学生不能再事姑息,除电饬上海市内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严予处分,查明重要分子一律开除学籍”。⑤
        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反美扶日运动十分恼怒。《大美晚报》刊文攻击反美扶日是受共产党利用,与莫斯科相呼应,公开挑唆圣约翰大学校方应出面压制学生爱国运动。美国驻沪领事葛柏德两次到该校,命令校方对学生行动加以干预。他在上海万国公墓召开的追悼美国阵亡将士大会上说:“他们(指学生)依靠美国的恩惠得到教育,他们连日常所需要的粮食都得依赖美国人民的血汗及纳税人的慷慨,竟然诽谤美国,实在不应该”, “这样,美国人会要求停止对华援助,让中国自作自受”。⑥
        反美扶日运动没有被国民党及美国吓倒。圣约翰大学学生自治会5月25日举办民族展览会,陈列了日寇的钢盔、军衣、刺刀以及美国扶日的种种铁证。还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驳斥《大美晚报》和葛柏德对约大的威胁与侮辱。6月3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抗议美国势力阻挠学生爱国宣传、干涉校政、无理处分学生、非法停课等行径。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冲击会场,打伤学生。学生会立即印发传单,向全校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揭露“六三”事件真相。《约翰新闻》编辑部连夜赶印《圣约翰大学学生会为校内停课、特务暴行真相告同学、家长及各界人士书》和反映约大“反美扶日”运动的小册子《把祖国推向独立自由解放》,广为散发。
        复旦大学在“五二○”周年纪念后,各类社团纷纷举办座谈会,讨论反美扶日问题。各系壁报都出了特刊,揭露美国扶日的事实。5月28日,成立“复旦大学反对美帝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大会”,组织四百多人深入到街道里弄进行宣传。6月1日,举办“反美扶日周”,主要活动有:“回忆日”,即回忆日军侵华暴行;“通讯日”,即广泛向亲友写信,揭露美国扶植日本的罪状;“歌咏日”,即举行歌咏大会,演唱抗日歌曲;“展览日”,即展览大型的反美扶日壁画。
        同济大学、沪江大学、交通大学等公私立专科学校以上学校的校长、教授347人6月1日签名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要求马上改变美国现行对日政策,指出日本旧军阀潜伏势力的危险性。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开会,与会立法委员也提出防止美国扶植日本问题,“要求政府采取紧急措施,以杜危害”。⑦
        交通大学学生自治会6月3日晚邀请各界名流和日本问题专家来校座谈。参加者有交大校长张絅伯,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周谷城、理学院院长卢于道,复旦教授、中国科学社编辑张孟闻,还有日本问题专家孟宪章、民族工业家沈子槎、邱文奎。上海市长吴国桢也参加了座谈会。吴不承认美国的扶日政策,说: “我望你们要求美国加强援华,多帮助我们消灭共产党。”“若要反美,美国援华有何用?他们也就不必援了。”⑧这道出了国民政府不敢反对美国扶日的真面目。吴在讲话时,会场上响起“打倒奴才外交!”“我们不要美国救济!”等口号。吴国桢发言后就离席了。接着张絅伯、周谷城、卢于道、张孟闻等先后发言,驳斥吴国桢的发言,一致抗议美国扶日政策,痛斥美国政府的“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方针。
        “五二○”纪念周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也连续举行反侵略反压迫示威。厦门大学学生举行了爱国示威。平、津、唐12所院校及部分东北学生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召开反美扶日及纪念五卅大会,致电美国国务院及麦克阿瑟,抗议美国扶日政策。会后成立“华北学联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坚决反对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略,防止九一八事变重演。
        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为美国扶植日本辩护的声明之后,反美扶日运动进入第三个高潮。
        司徒雷登在南京招待中外记者,发表书面声明,称美国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反美扶日运动无论对美对中都是危险的,将导致不幸的结果。⑨
        司徒雷登对反美扶日运动的威胁和恐吓,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上海学生宣布6月5日全市学生举行反美抗日大示威。市教育局长李熙谋急电各校校长,令他们制止学生参加游行。吴国桢责令交大校方,要对学生行动负责。5日凌晨,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了交大、复旦、同济、中华工商等几所学运主力学校,企图将示威扼杀于摇篮之中。为了避免硬拼,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被围学校自治会改变斗争方式,改在校内游行集会。下午,圣约翰、震旦、大夏、光华等校五千多学生分别到达外滩,等待交大、复旦、同济等校的学生到齐后一起游行。由于主力被围,集中在外滩的主要是中学生。国民党军警特务冲进学生队伍,到处殴打,逮捕54人。6时左右,又将学生分割成十几个人一小块,强行解散。被打散的学生又集合起五百人的队伍,在南京路上游行,8时结束。
        上海、南京各界一致抗议司徒雷登的声明。6日,南京大学教授在金陵大学举行座谈会,认为:“中美双方既根据共同苦战之经验,必不愿给日本重新武装之机会。”⑩上海大学教授沈体兰、王造时、张定夫等33人致司徒雷登两封公开信,指出我们不能“让美国在我们身旁养一只饿虎”,“中国受日本帝国主义半世纪以上的迫害,并继经过八年抗战的惨痛经验,中国人并非木石,对贵国当局扶植日本,自然感觉不安、忧虑与愤慨,因而有一种普遍的舆论与广泛的运动的形成。这种舆论与运动,绝非任何党派或个人所策动操纵”(11)。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也发表了驳斥司徒雷登的声明。工商界包达三、朱绍文、胡厥文等也具名发表抗议书,声明:“为了中华民族本身的安全幸福,为了远东乃至世界的永久和平,中国人民不能不严厉反对美国这种违背国际合作,破坏国际协定的扶日政策。”⑫
        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在6月5日学生示威之后,继续向学生进攻。当晚,吴国桢在记者招待会上责骂学生的爱国行为,并提出七点质询,责成交大校方查出领头学生、各校团体联系办法等。交大学生自治会给吴国桢发出公开信,提出五点反质询,对反美扶日爱国大游行没有得到政府的保护,反受武装包围,表示痛心和遗憾。10日,吴国桢又举行记者招待会,追问学运的领导人是谁,还威胁说,如果得不到答复,将由军事特种刑事法庭传讯交大学生自治会干事。11日,交大学生自治会发表给吴国桢的第二封公开信,提出美国扶植日本军火工业应不应反对等11点反质询,指责吴国桢没有回答反质询。吴国桢仍不作答复,12日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声称交大学生答复期限截止到本星期六,并想出一套公开传讯的办法,向学生展开神经战。《中央日报》也发表社论说,对待学生运动不惜持刀一割,为教育界割除盲肠。为了抗议吴国桢的神经战,交大学生连续发出《为吴市长迫害爱国运动告全国同胞书》和给吴国桢的第三封公开信,要其回答16点反质询。
        交大学生的呼吁,立即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上海各大中学校纷纷发表宣言,反击迫害,声援交大。前交大校长唐文治、张元济在6月21日的《大公报》上发表了《致吴国桢的公开信》,指出美国扶日,在军事与经济各方面,实属危害我国国家民族之生存,告诫吴国桢勿再传讯,免生事端。
        为了使吴国桢处于被质询和被“审判”的地位,挫败其神经战术,6月26日,交大学生自治会决定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举行一次反美扶日公断会。到会各界名流有陈叔通、马寅初、史良、许广平、张志让、王造时、储安平、施复亮、包达山、张絅伯、周谷城、周予同、卢于道、郭绍虞、漆淇生等40余人。上海各报记者和各校代表也都来了。吴国桢声称不予重视,没敢出席,当了一名缺席“被告”。各位代表相继发言,谴责吴国桢,说他对交大的传讯是非法的。会后,交大学生自治会给吴国桢写了第四封公开信,对他不出席公断会表示失望和奇怪,宣告反美扶日是爱国的,不犯法,将更热烈广泛地开展。吴国桢的神经战彻底失败。
        在上海、南京掀起抗议司徒雷登声明、游行示威、反击吴国桢的同时,其他城市如北平、天津、唐山、青岛、福州、成都、重庆、武汉、广州、长沙等的反美扶日运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平津唐12所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联合发表抗议司徒雷登的声明。华北学生反美扶日联合会也发表了抗议司徒雷登的声明。为了抗议上海游行学生被殴捕事件。6月9日,北大、清华、燕京、南开、中法、北洋、朝阳、师范学校、河北工学院、唐山工学院、铁道管理学院及华北学院实行总罢课。12日,北平的大学教授费孝通、许德珩、吴晗及讲师、助教等437人,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发表致司徒雷登书,强调中国人民能够击溃任何外来干涉和压迫,“贵国若不立即改变继续扶日政策,吾人当以阁下之言转告阁下曰:贵国政府必须准备承受行动之结果”(13)。19日,清华大学教职员80人发表声明,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粮,退还购买“美援面粉”的配购证。朱自清教授是签名人之一。他家人口多,生活难以为继。 自己的胃病极其严重,体重减至45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尽管如此,他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 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8月12日,朱自清逝世。在他逝世前一天还向夫人说:“有一件事得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要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⑭朱自清先生之举体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燕京大学是司徒雷登1919年筹建的。美国救济机构提供的补助,确实有助于学生增加营养,但中国学生是有志气、有尊严的。当朱自清教授不领美国面粉的消息传来,燕京学生在“不食嗟来之食”的大标语下,把领取的营养补助券贴到图书馆和教室楼的外墙上。6月24日,是司徒雷登72岁生日。以往每年这一天都要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祝贺他的生日。司徒也像往年那样回到燕园,但迎接他的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大标题下几十份壁报、驳斥他的声明、满墙的营养券以及前来责问他的学生。司徒对此十分震惊,他在向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谈道:“我最近到北平的旅行中所得出的关于反美情绪和其他目前现状的印象,由于美国在日本的政策而对我进行的攻击,特别是在报纸编辑人、教员和学生中间,普遍流传,非常剧烈”。“我的感觉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强烈得多。”⑮他取消了准备6月29日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匆匆返回南京。
        在西南地区,昆明的反美扶日运动尤为高涨。6月间,三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反美扶日大游行,并齐集在昆明美国领事馆前示威。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依仗乃叔何应钦的权势,飞扬跋扈,对学生运动恨之入骨。经过周密策划,7月11日晚,何绍周集合武装部队,突然包围云南大学和师范学院宿舍,逮捕学生三十多人。14日夜,大批军警宪特又发起对云南大学的进攻。云大学生奋勇反抗,边打边退。15日凌晨,有三百多人退守到会泽院楼顶上。宪兵竟开枪射击,不少学生中弹倒下,有的当场气绝。血案发生后,昆明全市为之骚动,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国民党军警的恶劣行径,呼吁救救孩子。经云南省主席卢汉出面调解,学生才从楼上下来,一场镇压学运的惨案不了了之。
        历时近三个月的反美扶日高潮过去了。这次以学生为主体的全国性群众运动,是对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又一次大检阅。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的真实面目,反美反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条战线继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