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一部分民主人士提出:现在“中华民国是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自由平等的民族,这是中国历史上百年来的一个新局面。这是中国成为一个和平团结统一民主新国家的千载一时的机会”。①他们认为把握住这个机会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纷纷组织政党,发表政见,力图使中国按照他们所设计的道路前进。这时,中间力量的主要代表是中国民主同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它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们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②,成为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政治势力。
        这些中间党派在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团结在一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发言权。他们认为国共两党在当时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立刻用武力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固然不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打倒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惟一可能的正确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由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共同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种种改革。但要走这条道路,首先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独立于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幻想利用共产党来压国民党向资产阶级让步;利用国民党来限制共产党革命力量的发展,以达到控制中国政局发展的目的。他们声称:今天中国既不能走旧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走他们的“中间的改良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才能得救。他们一再表示自己有“独立的纲领”、“独立的政策”、“独立的行动”,决不作某一党某一派的尾巴,要发挥民主党派“潜在的伟大力量”,由他们“来裁判是非曲直”③。在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后,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利用报刊、集会和政协讲坛,阐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宣传所谓民主国家的建国方案。他们号召一切关心当前政治的国共两党以外的民主人士,都有责任来促成中间派的大团结。要求各方面在民盟的旗帜下,分别组织,联合行动。
        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理论与治国方案,其总的方针是“民主统一,和平建国。”
        在政治路线上,它认为:英美的议会制度、选举办法、政党政治等都是“建立中国民主制度的宝贵参考资料”④。中间党派强烈呼吁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要求政府立即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公开活动之自由。要求自己在政治上起积极的甚至决定的作用或居于领导地位,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即在政治上应当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政治。关于实现这种政治制度的途径,它主张采取和平的、渐进的,在本质上而且是改良的方法,幻想在保留国民政府的情况下,通过政治协商会议或召开国民大会,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来实现对“国民政府”的“和平改造”,逐渐实现多党的议会制度。
        中间路线在经济上的总方针是“经济民主化”,建立“新资本主义”。所谓“经济民主化”,具体来说,它主张铲除官僚资本,使国民经济自由发展;银行、交通、矿业、森林、水利、动力、公用事业及具有独占性之企业,概以公营为原则,至其他一切企业,均可由私人经营。所谓“新式资本主义”,就是在发展生产方面,主张尽量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优点,同时多采取苏联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也就是对英美的经济制度用苏联的经济民主加以“改良”。为了“充分”、“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它也主张改革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要求用和平的购买土地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彻底的土地改革,反对共产党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它还主张依靠外国的资本发展本国工业。
        在军事上,中间党派的主张主要有三点:军队国家化,保持国防最低限度之常备军,实行征兵制。核心是军队国家化。它认为,中国过去的政治是建筑在武力之上的,人民无法表达自己的看法,无法左右国家的局势,只好任凭有武力者争夺政权,使内战愈演愈烈。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但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都有自己的军队,枪杆子之下无民主。为了民主的实现,为了国内的和平统一,国共两党都应把军队交出,建立真正的国家军队。它主张,军党分立,军政分立。因为自辛亥革命后,名义上的国家军队,主要不是用于保卫国家,而是用于内争,用于消灭政敌,实际是一人或一党的军队,因而内战一直没有停止。抗战胜利后,要避免内战,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就必须实行军队国家化。
        在外交方面,中间党派主张实行“兼视美苏”的路线。它认为中国既是远东美苏合作的桥梁,又可能构成为美苏冲突的桥梁。因此,中国必须谨慎地求得双方的亲善和协作。既不助美反苏,亦不助苏反美,使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从而取得苏美双方的谅解和援助。在表面上看来,它在对待苏美的态度上似乎是“等距离”的,实际上对美则可更亲善些,或可说亲美甚于亲苏。
        此外,这个时期的中间党派对美国和蒋介石还寄予很大幻想。它希望美国能够改恶从善,为“复兴建设”中华而予以“友好援助”;把蒋介石视为惟一足以影响大局,左右治乱的人物,希望他能够作出更大让步,以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它还把人民革命战争和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视为以武力争政权,是相杀相砍,不惜毁坏国家的党派私争,它奉劝国民党抛弃那个偏右的作风,又劝共产党把一些过火的地方与所谓幼稚病都矫正过来,希望充当国共冲突的调解人。但全面内战爆发,使它的主张变成了一纸空文。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发动30万兵力,围攻中原解放区,随后又向苏皖解放区、山东解放区、东北解放区等全面大举进攻,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全面的内战。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向国内外各方紧急呼吁无条件无限期停止冲突,重开政治协商会议,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内战,坚持和平!”“反对独裁,坚持民主”,“反对卖国,坚持独立!”“击败中外反动派的一切反动企图。”⑤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不仅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而且受到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的纷纷反对和谴责。1946年7月22日,宋庆龄发表《当前时局主张》,指出国民党是战争的挑拨者,其发动内战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为了制止内战,她“要求中国国共两党以及其他各党各派领袖立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要求美国撤退军队,停止援蒋,“把援助给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政府。”⑥8月25日,民盟代表张君劢、张东荪、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梁漱溟等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就当前时局发表谈话。谴责国民党违反政协决议,破坏停战谈判。表示民盟“对当前国事的态度”是“坚决拥护政协决议”,“凡是依据政协决议而进行的事,……必竭诚参加,全力拥护。倘假执行政协决议之名,而行破坏政协决议之实,这类行为,适足以扩大中国的内战,造成中国分裂,影响世界和平,……必坚决反对。”⑦10月11日,民主建国会发表《对当前时局的意见》,指出“内战日益扩大,时局万分严重”,“真正要解决当前时局和国共纠纷,只有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主张“立即无条件地实行全面停战,回到政协的老路,重新召开政协会议”,坚决反对“美国的军火援助”、美军驻华。⑧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行动起来,反对内战,主张和平。1946年6月23日,何香凝、蔡廷锴、千家驹等98人,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杜鲁门总统及国外新闻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一致认为如内战重演,必招致国破家亡之严重后果”,必须“全国休战”,“达成永久和平之协议”。要求美国“停止一切足以助长中国内战之措施。”⑨6月30日,茅盾、叶圣陶、郑振铎、巴金等260人,发表《上海文化界反内战争自由宣言》,提出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主张。10月19日,重庆文化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大会,则“以反内战、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统治,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来纪念鲁迅。”⑩
        这时,资产阶级民主派虽然仍一般地谴责战争,指责国共双方“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陷全国于长期内生灵涂炭的惨境”,“全国在朝在野党派均应反省”,“在野党不应以武力夺取政权,在朝党不应以武力保持政权”,“坚决抗议这种没有理由的内战”⑪,而主要的是谴责国民党了。他们认识到,“中国的分裂的症结是政治不是军事。政治不民主是因,武力党争是果。因为党争不允许走和平的道路,……所以不得不诉之于武力。”(12)有的人甚至认为,内战发生的根本原因实由于美国对华政策本身原有冲突矛盾之处。他们猛烈地抨击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行径,批评美国的援蒋政策,认为中共要求长期停战的作法是极正确的。
        国民党却不顾政协决议,于1946年7月4日,由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宣布,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这种作法,使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面临一个严峻的考验。中国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7月5日晨,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和宣传委员会主任罗隆基就访见邵力子,对国民党单方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提出抗议。罗隆基对记者说:“召开国大,应先经政协各方协商,当局如此独行其是,已将政协各党派平等协商国是之精神摧毁殆尽,民盟在此严重关头,呼吁重开政协,实行政协决议,以打开目前僵局。”(13)9月31日,中国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张东荪、张申府、章伯钧、梁漱溟、罗隆基,对召开国大事致蒋介石电,表示民盟不但不参加国民党独裁分裂的国大,而且对之坚决反对,指出“召开国民大会之惟一目的,乃在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以奠定中华民国民主统一之基础”,“若谓国民大会之举行,不求全国各党派之全数参加与合作,而以当权在位之国民党单独为之,一党专政之局不改,全国统一之局不成,则宪法之尊严何在,宪法之效能何在?……使此11月12日之国民大会,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内战之境地,……此为同人栗栗危惧宁死不愿见者”,坚决表示:“凡足以促进国家和平统一民主者,同人当全力追随,……反之,凡陷国家于长期分裂,永久内战之举措,……同人不仅不敢冒昧从事,且将呼吁国人共同反对而制止之。”(14)10月14日,国民党下国大召集令,民盟主席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郑重宣告:“我们民盟不能放弃自己的意见和立场,不怕一切威胁利诱,绝不参加。”⑮
        蒋介石在国大召开之前,向第三方面提出愿同共产党重新和谈,以达到永久停战,并请第三方面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当时所谓第三方面,包括民主同盟、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青年党、民社党以及绝大多数的所谓社会贤达,已决定参加国大,愿意到南京帮助蒋介石假戏真唱。民主同盟一贯以中间派、和平调解人自任,他们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但对蒋介石还未丢掉幻想,只要有和谈的可能,也愿意从中促成。
        蒋介石提出了和谈的八项具体办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规定停战时华北华东共产党军队暂驻现地,即关内就地停战,关外不包括在内。关于关内恢复交通和关外共产党军的驻军地点,蒋介石把6月间三人小组协议而当时蒋不允签字的方案,重新拿了出来,这是因为他的地盘现在有了很大的扩展,这些协议今天对他有利了。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同意蒋介石的假和平条件。中共中央提出,“今日一切会谈如欲有其真实结果,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神圣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一切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一切决议为一切政治商谈的准则。”⑯第三方面的代表们没有办法能够把国共两党的条件调和起来,提出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国大日期日近,梁漱溟急于搞出一个折衷方案来。最后,由梁漱溟、黄炎培、莫德惠三人拟定了一个“第三方面人士的建议”,这个建议包括:(一)全国军队停战问题,(二)全国地方政权问题,(三)国民大会问题。其中,还对第一和第二两项作了详细规定: “第一条规定共产党在东北的驻军地点为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三地;第二条规定蒋介石政府得派县长同警察接收共产党所在的沿铁路线的各县地方行政工作。”在讨论时,“这个方案太偏向蒋介石的八点,不完全折衷。”国民党方面立即决定接受这个方案。此方案“在共产党代表团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发生了极大的震怒。”(17)罗隆基、黄炎培、梁漱溟等意识到第三方面建议案的失误和后果,将提案及时收回,才没有造成什么后果。
        1946年11月15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反映国民党意志的《中华民国宪法》。会后,1947年4月,国民党把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拉进了政府,进行了“政府改组”。
        国民党这种违背政协协议,一意孤行的做法遭到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一致反对。11月25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在南京招待新闻记者,并发表书面谈话,阐述民盟不参加国大的理由,明确表示“此次政府所公布之‘政协宪草’,……民盟不予承认,且对该宪草若干条深表不满,声明保留批判权利”。声明民盟在今后将继续保持“超独立的第三者地位,在调解武力党争上继续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的真和平,促成国家的真统一,建立中国的真宪政,实现中国的真民主”(18)。1947年1月1日,何香凝、彭泽民等九人在《华商报》发表致宋庆龄、毛泽东、张澜、李济深、马叙伦、陈嘉庚先生暨全国同胞电,指出:“此次国民大会,其召开既出非法,而代表中国第二大党之中国共产党与第三方面之民主同盟,又未参加,其所通过之宪法,根本已失合法之根据,……推执政者之用心,不过以此次宪法之颁布,粉饰其一党专政之面目”。(19)
        1947年4月12日,民主建国会发表声明,指出:“不可讳言,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哪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救国会南方执行部李章达、陈汝棠、沈志远等也发表声明指出,此次改组政府,“国民党反动派想拉拢一二无关重要热衷权位的小党派,作为 ‘民主’的伪装,……其目的无非是要骗取美帝国主义的借款,以进行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并巩固其独裁政权。”
        民主政团同盟时期,中国青年党在三党三派中,“为盟内第一大党”,并实际上把持了民主政团同盟。政协期间,在国民党的支持下,青年党从民盟中分离出来,以独立的单位参加政协,为国民党助长声势。1946年4月28日,民盟中央常委第七次会议,以青年党投靠蒋介石集团,破坏盟纪,决议开除该党党员出盟。国民党召开国大时,青年党抛弃了“在野”与“第三势力”的身份,带头参加国大,曾琦被指定为国大主席团主席。参加国大的青年党代表达229人。对于国民党的“改组”政府活动,青年党也积极响应,发表声明参加政府,并表示要与国民党共同“分担责任”,“共同努力”,以推进民主,“安定国家”。曾琦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副主任、总统资政,左舜生任农林部长,陈启天任经济部长,余家菊任国府委员。
        中国民主社会党是由国家社会党(领导人张君劢)与民主宪政党(领导人伍宪子)合并组成的。政协会议期间,蒋介石把青年党拉拢过来之后,又把国社党(即民社党改组前的名称)从民盟中拉出去。国大召开前夕,张君劢在民盟内多次表示要坚守政协决议,决不单独参加国民大会。但不久就在国民党的拉拢收买下,不顾民盟的劝阻,于11月20日致书蒋介石,表示在此还政于民之日,自当出席以赞大法之完成。23日向国民党递交了民社党出席国大代表名单,参加了国大。就在11月23日当天,民盟中央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民社党出席分裂的“国民大会”问题,会议决定,民社党参加国大,违反盟纪。对盟内的民社党成员参加国大者,一律开除盟籍。11月25日,民盟举行记者招待会,罗隆基宣布:“民社党参加国大,系违背民盟中规定条例,实应请其退盟”。这时民社党已呈四分五裂状态,张东荪、叶笃义等人不同意参加国大,退出了民社党。民社党也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的政府。1947年4月17日,张君劢代表民社党,曾琦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国民党签订了所谓三党“新政府之施政方针”12条,并向国民党提出民社党参加国民政府的名单。
        1946年底,内战大打,国共和谈破裂。在这种形势下,曾以争取和平民主为主要斗争目标,并以“第三方面”和“调解人”身份奔走在政治舞台上的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再也提不出能够制止内战实现和平、制止独裁实现民主的新途径,再也拿不出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方案。1947年1月6日至10日,中国民主同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全会政治报告提出对国是的四项主张:(一)努力促成和谈;(二)重新举行政治协商;(三)实行以往的政协决议;(四)成立联合政府。这些都是数年来在实践中早已碰壁,连自己也缺少信心的老方案。与此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则热衷于和平改良的道路。民建会常务理事施复亮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文章,说“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家的真实利益。”(20)并指出这条路线应该“坚决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独揽政权及其伪装民主的企图,反对现政府一切违反多数人民利益的政策和行动,但不欲以暴力手段推翻现有政府,只想借和平奋斗的方法去唤醒并组织民众,迫使国民党当局,重新走回政协的道路”;主张“在反对一党专政,拥护政协道路这一点上,应与中共合作,但不可参加中共的军事行动。”(21)他希望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团结成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与共产党之间造成举足轻重的地位”。周鲸文也发表文章,声称“和平改良的路线”是最理想的路线,“这条路线在客观上,不但是目前中国绝对的需要,而且执行下去,确能为中国开辟新路,立定长治久安基础”。《观察》、《时与文》、《大公报》等报刊,都发表许多类似的文章。在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和平的可能性已完全丧失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仍然热衷于中间路线,反映出他们在政治上的极大软弱性。中间路线不可能也从来没有给人民指出过正确的道路,到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中期和后期,则不仅更没有生命力,而且就要彻底破产了。
        1946年12月,沈崇事件发生后,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罢课、示威,抗议美军暴行,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席卷全国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群众斗争。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等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赞扬学生运动是“中国和平与民主前途的新曙光”。1947年1月6日,在渝15个民主团体又发表联合宣言,要求“立即驱逐美军出境,反对一切有关军事的海空协定”,“废除绞杀中国工商业的中美商约,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经济协定”,等等。(22)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职工决定在全市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并在南京路劝工大楼召开筹备大会。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打死打伤工人,造成了“劝工大楼血案”。2月10日民盟发表声明,要求国民党“制止全国之恐怖压迫”,“惩凶、抚恤”。沈钧儒、邓初民等参加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组织的“二九惨案后援会”,发表宣言,招待各界人士及记者,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暴行。民主促进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查明事件,严惩凶手,保障人权。1947年5月,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5月20日,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和天津两地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造成震动全国的“五二○血案”。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工人、教育界等的支持,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也积极推动和参加这一运动的发展。民盟以慰问名义筹款支持国立中央大学学生的罢课斗争。民建黄炎培、农工党章伯钧等分别去国立中央大学演讲,表示同情学生争民主、争自由、争生存的要求。北京大学31位教授正告国民党当局:“青年学生运动的起因是不满现实,惟有改变现实,才能平息他们的不满。”冯玉祥于5月26日在美国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得悉南京打伤和打死许多请愿的青年学生”极为愤慨。他痛斥国民党当局“忍心害理,丧尽天良”,“应当马上认罪”。(23)
        由于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对国统区反美反蒋斗争的积极参加,蒋介石政府采取进一步的高压政策,加紧对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迫害。
        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西北地方当局以“贩卖毒品”的罪名诬陷并逮捕了著名教育家、民盟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紧接着国民党连续进行反动宣传,攻击民主同盟,为其大规模的迫害制造舆论。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公开诬蔑民主同盟,否认民盟的合法地位。5月3日,国民党公布一个捏造的《中国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和所谓政治观察家的谈话,公开诬蔑“民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其组织已为中共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成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24)5月14日,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长董显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指责“民盟与中共曾公开否认宪法及国民大会之合法性,该盟与反叛政府之中共”“有密切关系”。国民党打击民盟还采取了“孤立上层,打击下层”的策略,到6月初仅成都与重庆就有30多名盟员被捕。7月4日,国民政府又颁布《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蒋介石于7月7日发表“剿匪建国”广播讲话。他把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民主运动统指为共产党的“叛乱”,声称要进行镇压。此后各地盟员陆续遭到无端逮捕。国民党对其他民主党派也不放过,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在北平逮捕民联成员余心清等。
        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迫害展开了斗争。1947年5月8日,张澜为中央社发表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致函国民党行政院长张群,揭露了伪造《纲领》对民盟及其他民主政团“以莫须有之词肆意诬蔑的丑行”。指出,公布“捏造诬陷”之文件,“实已构成犯法行为,应负法律上之责任。”并强烈要求:“本盟被捕盟员之恢复自由,被禁刊物之恢复出版”。民进会在《文汇报》上发表《致张院长(岳军)公开信》,抗议国民党迫害民主同盟及各民主党派,并警告国民党:“纵尽民主运动之团体而禁止之,尽民主运动人士而戮杀之,果足以必揭竿斩木者不起乎此?如其禁止杀戮而有效也,则秦始皇、路易十四之往事为伪迹,而历史之苑则将不足信!”(25)在形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民盟南方总支部曾于8月18日建议中央应采取新的斗争策略,“除上层领导外,所有本盟盟员应即转入地下工作”。(26)但因为形势急剧恶化而未及实施。
        10月份,国民党对民主同盟的迫害达到了高潮。10月1日国民政府新闻局长董显光招待记者,宣布民盟是“中共之附庸”,他说:“民盟分子破坏总动员,参加叛乱,反对政府”。10月7日,陕西戒严司令部以“现充共匪关中地委会负责人勾结匪军密谋暴动”的罪名,枪杀了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委杜斌丞。杜斌丞遇难后,中共中央发言人严正揭露蒋介石的反动屠杀罪行。民盟主席张澜发表声明,向国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将案情诉诸全国及全世界之公道与正义”。10月13日,国民党的御用团体——“中国文化界戡乱救国总动员会”诬蔑民盟参加“叛乱”,“应与共匪同在讨伐明令之列”,“应以乱党视之,明令解散”。10月23日,国民党派出大批特务,包围和监视南京梅园新村和高楼门两处民盟办事机构。10月27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发表《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声称“民主同盟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煽动五月学潮及上海工潮”,“作乱宣传掩护共匪之阴谋活动”,“企图颠覆政府”等。因此,“政府对此不承认国家宪法企图颠覆政府之非法团体,不能坐视不理。”“兹政府已将该‘民主同盟’宣布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 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以遏乱萌”。(27)10月28日,国民党中央社将上述内容作为“声明”发表。
        国民党正式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同时,加紧了对民盟的迫害。一方面叫民盟盟员向各地国民党当局登记,并搜集盟员名单,另一方面派大批警察一直包围着总部,“出入必尾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同盟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叶笃义等在沪举行紧急会议,决定派黄炎培、叶笃义赴南京,会同在南京的罗隆基一起与国民政府交涉。10月28日下午,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即到美国大使馆求援,司徒雷登百般为国民党辩解,并劝告民盟“光荣解散”。29日黄炎培等又访张群,张表示“政府下令解散,无异议”。黄等还曾和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谈判,均无效。国民党执意坚持解散民盟,而且要自动解散。在这种情况下,黄炎培表示:民盟既经政府认为非法团体,惟有通告盟员停止活动,自经通告以后,盟员如有言动, 自应由个人负责,要求国民党当局允许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并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
        11月5日上午,民盟在上海召开中常委扩大会议,与会者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罗隆基、史良、张云川、叶笃义等,黄炎培报告与国民党谈判的经过和结果。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民盟宣布自动解散。11月6日,以张澜主席的名义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通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仁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28)这是张澜为民盟不至遭受更大迫害和损失而违心为之。第二天,张澜发表公开声明,“余迫不得已,忍痛于11月6日通告全体民主同盟盟员,停止政治活动,并宣布民盟总部解散,但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并呼吁全体盟员“继续为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而努力”。(29)
        民盟的被迫解散,是历史无情地宣告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的彻底破产。历史再一次证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设想通过改良主义实现“民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不可能实现的。
        革命形势的发展,“中间路线”的破产,迫使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出路,开始了新的结合。1948年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陈铭枢领导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王昆仑等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联合柳亚子等反蒋人士,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被推为主席,冯玉祥被推为副主席。“民革”的成员主要是国民党内部,长期坚持爱国、民主和反蒋斗争的,并在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目标是: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耕者有其田”;成立联合政府。“民革”的成立,统一和扩大了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盟被迫解散后,个别民盟领导人屈服于国民政府的压力,宣布退盟。但是,绝大多数民盟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纷纷抗议国民党的反动暴行,继续开展盟务活动,从事反美反蒋斗争。民盟总部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潜入香港,联合邓初民等,于1948年1月召开了民盟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谴责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是“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同时表示,不接受原总部“解散总部”、“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宣布重建民盟领导机构,恢复活动。民盟南方总支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国民政府宣布解散民盟的命令是“非法”的,该总支部今后仍一本为民主和平而奋斗之宿志,继续努力,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其活动。此后,民盟各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先后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在民盟遭受迫害和挫折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热情鼓励其放弃中间路线,继续奋斗。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发表《蒋介石解散民盟》的时评。指出蒋介石政府给民盟捏造许多“罪状”,只能“使人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蒋介石统治的丑恶”,民盟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消除这种幻想,而坚决地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民盟以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的道路的可能性。”(30)
        在大多数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公开举起了反蒋反美的革命旗帜的同时,美国继续玩弄了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伎俩。司徒雷登大使发表《告中国人民书》和对记者的谈话,要求中国“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组成新的政治力量,“支持政府,谋致中国和平之努力”。在战略决战即将到来的前夕,响应司徒雷登的人已寥寥无几,只有极少数人又打出“新中间路线”的旗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对民革的成立和民盟的重建给予极高的评价,赞扬他们提出反美反蒋的新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惟一道路”,中国共产党愿与之“一道为着共同目的携手而前进!”对于打着“新中间路线”旗号的一小撮人,中国共产党指出:他们“只是反革命路线在日暮途穷时的化形”。中国人民必须把革命进行到底,不仅要推翻蒋介石的个人统治,而且要彻底推翻蒋介石统治的社会基础。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各民主党派和爱国知名人士也都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号召,并同中国共产党一起,开始进行新政协的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