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和1947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运动和抢米风潮,这是国民政府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国统区广大城镇、乡村贫苦人民被迫进行的反压迫、反掠夺、反饥饿斗争。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了发动和进行大规模内战,很快就恢复了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征兵征粮制度,以扩大兵源、粮源、财源。全面内战爆发后,征兵征粮征税更为扩大。在征兵方面,1946年全国征兵50万人,除此巨大兵额外,还要追缴抗战时期的所谓“壮丁陈欠”。1947年征兵额增至150万。强征的劳役民夫更无法统计。国民党征兵人员,不分昼夜地强抓硬拉,还乘机百般敲诈勒索。大批青壮年农民被抓兵拉夫,很多家庭因此而家破人亡。未被抓的又相率逃亡,致使农村劳动力锐减,造成土地荒芜,农村经济破产。征粮方面,1946年各地普遍歉收,粮荒严重。但是,当年的田赋征实较1945年还增加了一倍以上。1945年为5 900万担,1946年增加到117 567 000担。田赋征实一项,已使农村每一壮年农夫平均负担重达1担半,而历年积欠的追缴,军粮的收购征发,尚数倍于此。此外,农村的苛捐杂税和各种摊派,更是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以四川为例,光有明文规定的捐税就有240种。一般自耕农的田赋捐税负担已达到其收获量的60—90%。田赋军粮、苛捐杂税,几乎刮尽了贫苦农民的粮食,使他们难以维持起码的生计。为了生存自救,广大农村人民,特别是贫苦农民,只有奋起反抗。
        从1946年下半年起,各地农民有组织的反抗抓丁、征粮的斗争已相当普遍。在国民党征兵征税越严重的地方,农民们的反抗越激烈,他们自动拿起武器向反动派斗争。遍及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变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到1946年9月,四川、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普遍发生了民变运动,起义群众达到二十多万人。到1947年1月,民变运动已扩大到四川、西康、浙江、陕西、广东、广西、云南、湖南、湖北、江苏、福建、安徽、绥远、江西等省三百多个县的广大地区,参加起义的群众达到八十四万多人。各地的民变运动,以四川、西康两省的规模最大,参加的人数也最多。1946年9月初,四川省民变地区三十多个县,参加群众十万多人,到1947年1月,参加人数扩展到二十万人,大股一万几千人,小股三五十人不等,活动地区遍布全省的一百三十多个县。1946年12月中旬,西康省起义群众约十万多人,到1947年1月便激增至五十万人,他们组成七路大军,活动于西康的九个县市。在同时期内,浙江、陕西、广东等省的民变地区都在二十个县以上,两湖、云南、安徽、浙江等省的起义群众也都超过一万人。
        在民变的发展过程中,除农民外的一些其他阶级、阶层的人,如工人、学生、手工业者,甚至国民政府的公务员、乡村中的中小地主也参加进来。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哗变,参加民变运动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起义群众除汉族外,还有少数民族,例如西康的彝族、湘西的苗族,都是和当地的汉族联合起事的。
        随着民变武装斗争的发展,民变运动的政治目的也越来越明确。各地的民变武装主要是攻击当地的各级政府、地方反动武装,这就使起义带有鲜明的反抗国民政府的色彩。例如,四川的第十五专署就曾被民变武装长期包围,西康的雅安专署曾被起义群众占领,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各地的乡镇公所和自卫队,经常被民变群众包围缴械,就连国民政府的心腹之地——南京、上海,也有民变武装活动。又如广西的南宁、武鸣、宾阳、永淳四县的民变武装,还贴出了“反对征兵征粮”的标语。容县、藤县、北洋三县的起义群众,还提出了“打倒法西斯、打倒汉奸”,“实现独立民主和平”等口号。西康起义军甚至提出了建立“人民政府”的主张。浙江台州的民变武装,拥有一支五千人的队伍和一百多艘海船,他们的旗号是“铲除贪官污吏”。还有些地区,如陕西商县的民变武装,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民选的县政府。
        国民政府对民变运动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由于民变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武装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队之类的队伍已无法应付,遂调动正规部队来镇压。1946年,用来围剿民变武装的国民党正规军就有二十多万人。可是民变武装是越剿越多,此伏彼起,而且国民党正规军被民变武装所剿的事也时有发生。民变的风起云涌,是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广大乡村地区社会矛盾尖锐化的表现。民变运动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使其后方起火,牵制和削弱了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兵力,从而配合、支援了解放区军民的战争。
        在民变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城镇又掀起了“抢米”风潮。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按最低需要量统计,稻谷不足六千万担,小麦不足五千六百万担。严重的粮荒和粮价的上涨,把农民和城镇一般居民特别是贫民逼上了饥饿和死亡的绝路,迫使他们为活命而斗争。很多工人、城镇贫民无隔夜之粮,经常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1946年10月份,上海一家慈善机构收尸达一万五千具,1947年3、4月间,上海毙命儿童八千余。1946年广州三个月内就饿死了两千人。据统计,1946年各地饿死人数即达一千万人;仅湖南、河南、广西、江西四省即有七千万人陷于饥馑。1947年,各地饥民达一亿人以上。
        1947年初,国民党统治区的粮价空前暴涨。1月初,上海每担米为6万元,5月初涨至30万元,5月7日又涨至36万元,四个月内竟涨了六倍。许多地方更是有价无市或有市无货,形成严重的粮食恐慌,饥饿和死亡威胁着广大城镇贫苦人民,为要饭吃,为求活命,饥饿的人民被迫起来“抢米”,于是在1946年6、7月间,就已在浙江、广西、江西等省的若干县市先后发生的“抢米”风潮,很快就在各地猛烈地发展起来了。
        从1947年5—6月,“抢米”风潮迅速席卷了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山东、陕西、绥远、江西、广东等省的四十多个大小城镇。其中包括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全国第一大商埠上海,华北军政中心北平,全国重要米市无锡和芜湖,素以粮食富足著称的成都,以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产米区的许多县市。参加抢米的群众,杭州四万人,合肥五万人,芜湖一万人,其余城镇在数百、数千人不等。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合计约在十七万人以上。参加“抢米”的群众,除去壮年男女外,还有许多老人和儿童。他们抢粮仓、军粮车船和公私米店。一些地方,如芜湖和陕北的府谷等地,甚至形成了固定的“抢米”队伍。
        “抢米”风潮在1947年春末夏初形成高潮。1947年5月2日,杭州四万群众“抢米”,捣毁米店和派出所,成为全国“抢米”风潮中的突出事例。1947年4月,杭州米价涨至每担10. 7万元,比1945年9月上涨了63倍,到5月2日又猛涨到每石16万元。粮价越涨,粮源越紧,粮食的投机活动也就越猖獗,这使杭州的粮店经常出现无米可售的局面。一般贫苦居民,特别是一些无隔夜之粮的贫民面临着随时断炊挨饿的严重威胁。广大群众对国民政府和投机粮商的日益增长的愤怒,终于在5月2日爆发成一场大规模的“抢米”风潮。当天上午11时起,数千贫民冲入全市各处米店,捣毁米店三百多家,抢走大米两千多袋。在纷乱中,抢米群众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发生冲突,捣毁警察分局二处,愤怒的群众还打了警察局长和粮食官员,群众也有多人被捕。①杭州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到浙江省的其他地区。从5月3日到7日,嘉兴、瑞安、绍兴、富阳、永康等地,都先后发生了抢米和捣毁米店的风潮。浙江的“抢米”风潮震惊了刚刚“改组”之后的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张群虽然就粮食问题想了一些诸如“各省粮食得以自由运行”,“遵照平价办法自动议价”等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抢米风潮以更猛的势头继续发展。
        5月4日、5日两天,无锡数以千计的群众抢了全市几乎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一千余袋,打伤米店店员二十余人。群众还攻击了面粉厂和米厂的仓库;成都的饥民于5月5日抢了全市三百多家米店,饥民们还在抢米之外,冲入饭馆和富户家中白吃白喝。由罗江运往成都的米船在广汉被饥民抢光。5月初,上海发生了一千余人抢米店的事件,仅7日一天上海就有至少五家米店被饥饿的群众所抢,河南路万太米店被捣毁。9日,上海又发生12起以上群众抢米事件,一千袋以上大米被抢走。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也不太平,同样发生了百余饥民捣毁四家米店的事件。另外,两千多铁路、码头职工捣毁了南京对岸浦口镇所有的米店,抢走大米三百多袋。自5月以来,安徽合肥每日都有饥民抢米。17日,合肥有四千余担大米由国民党当局武装押运出境,附近居民闻讯,顷刻间集合五万余人到码头抢米,押船的士兵向饥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三人,重伤六人,被捕五人。在此期间,芜湖饥民万余人组成抢米队,到处抢米;安庆饥民不但抢米,而且将当地银行行长及商会理事的私宅尽行捣毁;六合县饥民鸣锣聚众,将米店洗劫一空;青岛饥民则到处“抢饭”,还组织讨饭募捐队;北平饥民除抢粮外,还在东四牌楼闹市区抢烧饼;在陕北神木县,群众因抗议国民党榆林公署增收军粮引起粮价暴涨,于5月27日集合百余人在大街上抢粮、抢烧饼。6月4日,该县信义乡居民七百余人聚众入城,包围神木县政府,要求免除粮款,延续三日未散。
        到6、7月份,抢米风潮继续蔓延,其中以安徽最烈。皖南绩溪、歙县、旌德、宁国、泾县、芜湖、广德等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抢米群众达万余人,国民政府用来打内战的万余担军粮都被抢光。
        国民政府用枪杀、殴打、逮捕等暴力手段镇压抢米的群众,制造了一系列的流血惨案。在浦口抢米风潮中,国民党警宪出动镇压,逮捕了九名群众,并宣布戒严;成都国民党当局通令对抢米的饥民“准由军警格杀勿论”,仅成都一地被随意枪杀的饥民就在十人以上。
        国民政府的镇压行动,激起了广大贫苦饥民更大的憎恨和愤怒,使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由骚动激化为暴动,变成对国民政府的直接斗争。成都的抢米饥民,曾经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另一部分饥民还冲击了四川省政府;无锡的抢米饥民不仅包围了市政府而且还捣毁了市政府,并将市政府的牌子抬上街游行;湖南沅江的饥民活捉了县长,还砸毁了县政府。抢米群众的斗争,迫使国统区的许多城镇不得不宣布戒严。因此,抢米风潮,也就进一步暴露和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抢米风潮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相配合,成为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抢米”风潮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47年5月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经济危机深刻化》一文指出:1947年5月由杭州饥民捣毁米店开始的抢米风潮,是蒋介石政府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表现,表明蒋介石反动集团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蒋介石的三种危机,即:政治、军事、经济的危机,互相激荡,互相助长,犹如火山的喷发。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坐在这座喷发的火山口上。”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