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台北发生了国民政府镇压、残杀台湾民众的“二二八”惨案。这一惨案,是蒋介石政权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一贯镇压手段的重演。它引发了台湾人民反抗蒋介石政权暴政的起义。
        1945年8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7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30余艘军舰和数十架飞机的护送下在台湾登陆,接管了被日本侵占了50年之久的中国领土宝岛台湾。台湾各族人民曾欢欣鼓舞,热烈庆祝台湾光复。但是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台湾人民重新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收复台湾之后,国民政府任命政学系要员陈仪为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并颁布了《台湾省行政长官组织大纲》。组织大纲规定:一、台湾省行政长官隶属行政院,依据法令,综理台湾全省政务。二、行政长官于其职权范围内,得发署命令,并得制定单行条例及规程。这些规定将军事、行政、立法大权集于陈仪一人。
        1945年11月17日,“长官公署”颁布“人民团体组织临时办法”,限制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在经济上,国民党集团接收了台湾全省90%的企业和70%的土地,建立了独占的经济体系;继承了日本统治台湾时期的专卖制度,成立了贸易局和专卖局,独揽内外贸易和烟酒专卖的权力。国民党集团发动全面内战以后,随着军费的不断增加,国民党统治区本已存在的通货膨胀、物价暴涨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台湾,情况也是如此。1945年10月至1946年12月,物价上涨一百倍。台湾的主要农产品是大米,历来就有谷仓之称。1945年9月,1元台币可买10斤大米,到1946年12月,买10斤大米竟要120元。这样,1946年在以盛产大米闻名的台湾竟发生了抢米风潮。官僚资本依靠“接收”垄断了台湾经济,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倒闭,生产指数不断下降。经济的萧条导致八万工人失业,几百万农民挣扎在贫困之中,一般市民也度日维艰。
        随着台湾的“光复”,美国的势力也进入台湾。国民党接收台湾之初,美国也派遣了一个由艾温斯上校率领的联络组,参与接收,并在台湾设立了领事馆和新闻处。接踵而来的是“美国经济考察团”以及各种名目的“代表团”、“顾问团”。自1946年11月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之后,美国的军舰、飞机更肆无忌惮地进入台湾的领海领空,并享有使用高雄、基隆海港的权利。美国资本大量进入台湾,“自由经营”各种企业。在结束了日本对台湾实行的50年殖民统治之后,台湾很快就变成了美国的殖民地,变成了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和经济市场。
        国民党集团接管台湾之后,还对高山族人民实行民族歧视和压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为此设立了一些专门的机构,如“高山族施政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制定压迫高山族人民的政策,“山地行政处”则是专门压迫高山族人民的施政机关。为强化特务统治和镇压高山族人民的反抗,长官公署指定各村国民学校校长(特务分子)兼任高山族聚居村的副村长,并成立了“山地控制部队”,驻扎在高山族地区,还制定了“平地人民入山管制法”,以阻止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联系。为了从经济上掠夺、压榨高山族人民,还成立了“山地物资供销会”,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购高山族地区的土特产。国民政府这些反动政策,激起了高山族人民的强烈不满。1946年9月,阿里山的高山族人民曾强烈要求“长官公署”取消歧视高山族的政策,要求废除土特产专卖制度。
        蒋介石集团对台湾的统治和美国对台湾的侵略,激起了台湾各族人民的反抗。1947年1月,台湾人民响应大陆人民反对美蒋的“抗暴”斗争,曾在台北举行了反对美蒋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台湾大学及其他大中学校学生、工人、市民和各界人民共5万多人参加大会,与会群众高喊“美军滚出中国去!”等口号。2月初,台北、台中各地发现了大量的反对美蒋的传单。上述情况表明,台湾正处在革命风暴来临的前夜。在这种情势下,由台湾专卖局的缉私人员的暴行引起的“二二八”起义爆发了。
        1947年2月27日,陈仪行政长官公署设下的专卖局台北分局查缉员傅学通、叶德根等6人和台北警察大队警官4人,乘车到淡水港一带“缉私”。天黑不久,当他们把车子从大稻埕延平北路转向圆环路时,发现了在一茶室前面摆摊卖香烟没来得及逃走的林江迈老太太。傅学通等人跳下汽车,不容分说便将烟摊打翻,抢走香烟和钞票。林老太太吓得跪地叩头求饶,并苦苦哀求,至少把专卖局制造的香烟发还给她。这一地区属闹市区,周围的群众也围拢来为林氏求情,但傅等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凶残地用枪托猛击林氏头部,致使其昏厥在血泊中。围观的群众见此情景,怒不可遏,忍无可忍,随即群起而攻之,高喊:“猪仔太可恶!”“强盗!”“还给香烟”,并将汽车团团围住。傅学通等见犯了众怒,拔腿向永乐町方向逃去,边跑边向追来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了在自宅楼下观看的台北人陈文溪。愤怒的群众继续追赶。最后傅学通等跑进中山堂旁的警察局躲藏起来。愤怒的群众包围了警察局,冲进局长办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惩。警察局长支支吾吾,后又推说凶手已交给宪兵队。继而,群众又包围了宪兵队。宪兵队始终不肯交人,负责人也不露面。当晚,上千名群众一直包围着宪兵队,并不时高呼口号要求交出凶手。①
        2月28日,由于国民政府台湾当局对27日血案未作任何处理,台北市民纷纷涌向街头,呼喊口号。整个台北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全城交通断绝,积怨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上午9时,群众开始游行,游行队伍砸了重庆南路专卖批发公司,捣毁沿途的警察派出所。接着拥向小南门专卖总局,要求“枪毙凶犯,赔偿人命”,“废止专卖局”。要局长陈鹤声出来谢罪。陈不仅拒不出面,反而命军警鸣枪威胁,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专卖总局,涌向了台湾长官公署前的广场上,要求陈仪出来面见群众,严惩凶手。这时,长官公署的卫兵从屋顶上突然用机枪向群众猛烈扫射,六名群众当场被击毙,多人重伤,造成了“二二八”惨案。
        惨案震动了全岛,全台湾的民众都卷入了愤怒的狂潮。台北的群众,抬着受伤的人游行,并拥进广播电台对全岛广播,报告惨案经过,谴责国民党台北当局的暴行,揭露陈仪统治下台湾的黑暗统治,号召台湾人民“与其饿死,不如起来斗争,以求生存”。
        国民党台湾当局自28日起对全岛实行戒严。蒋介石派专机送去手谕,令台北“迅速平息暴乱”。②士兵见行人就开枪射击,台北的青年们赤手空拳与之斗争,多有伤亡。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激起了台湾人民更大的反抗。3月1日,台北人民向国民党驻军展开英勇搏斗。台北当时只有一个连的驻军,陈仪见兵力不足,先后两次广播,假意主张谈判,答应惩办凶手和严禁军警开枪,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当天下午群众包围了国民党铁路管理委员会,警察大队疯狂开枪射击,打死群众十八人,伤四十余人。这一血腥暴行更加激怒了全省人民。起义的烈火很快燃遍全岛。北起基隆,南至高雄,东至台东、花莲,中部的台中各地,都爆发了起义。
        2日,台北市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建国中学等校学生五千余人在中山堂举行大会,决议组织学生军。
        2月28日晚,基隆开始起义。3月3日,码头工人袭击了军用仓库。3月1日,桃园起义。桃园人民扣押了开往台北增援的蒋军的一列军车,将二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郭政扣留,并占领了粮食仓库。3月2日,新竹起义,袭击警察派出所,捣毁国民党市党部及机关多处。
        台南地区:3月2日夜,台南市人民袭击警察派出所。3日,举行市民大会,议决支持台北人民的斗争,并要求民选市长、县长。4日,武装人民示威游行,并组成人民军,台湾籍警察二百余人起义,参加人民军作战,袭击宪兵队及军械库,缴获很多武器,占领了市内军政机关,俘虏国民党官兵七百余人。同一天,屏东人民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占领市政府。5日,附近高山族人民赶来参加起义,袭击了宪兵队和飞机场。
        台东地区:3月4日,花莲起义人民攻占了当地的宪警机关,国民党驻军在武装人民的压力下, 自行撤退。同一天,台东的青年学生和高山族武装青年,接管了当地军政机关。
        台中地区:3月1日,台中市人民开始武装起义,进攻警察局和驻军仓库,并将敌军全部缴械,起义人民控制了全市。2日,召开市民大会,成立人民政府,并组成人民军。3日,台中人民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领导群众武装解决了蒋军六个宪兵队,俘虏官兵三百余人,枪械百余;同日迫使蒋军第三飞机厂投降,俘虏官兵五百余人。嘉义人民也于3日武装进攻二十一军独立团第一营,营长罗迪光率部溃逃,所属第三连连长张庆丰率全连缴械投降。3天后,嘉义人民成立台湾民主联军。3月5日,高雄市人民成立武装总指挥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警,俘虏官兵七百余人。除台中、嘉义、高雄外,员林、彰化、斗六镇、虎尾等地都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并获得了胜利。
        总之,除澎湖因受到国民党海军镇压,而未能武装起义外,起义的烽火燃遍了台湾全岛。在武装起义中,汉族人民和高山族人民并肩战斗。台北、台中、嘉义、高雄、花莲、台东等地的高山族人民都参加了当地的武装起义,参加接收国民党军政机关。高雄市的高山族人民把在日本统治时期藏起来的武器、子弹拿出来支援起义军,大大鼓舞了起义军的士气。
        当时,国民党在台湾只有一个师的兵力,要对民众实行大规模镇压力不从心。行政长官陈仪为等待援兵,实行缓兵之计。他于3月1日下午5时宣布:今晚12时解除戒严令,以恢复秩序,禁止集会,游行为准;释放被捕市民由里长保释并监视;禁止军警开枪。3月2日,陈仪指派五人参加以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参政员、省参议员等地方绅士为主组成的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3月3日,陈仪答应了处理委员会七项要求。(处理委员会共提出32条要求,其中处理大纲7条,军事方面的条款3条,根本处理方案22条。) 3月6日,陈仪第三次向全台湾广播,再次表示一定答应处理委员会所提条件和政治改革方案。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台湾当局就发急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火速派兵来台镇压。当时南京政府的重兵大多集中在东北、华北地区进行内战,闽浙一带无兵可调。蒋介石只好将福州的一个宪兵团和驻在沪宁线上的刘雨卿的第二十一军开赴台湾进行镇压。二十一军在1946年曾改为整编二十一师,在奉命开台“平乱”前不久,蒋介石为了虚张声势,才命令恢复其原番号二十一军。该军主力驻上海、昆山及苏北盐城、东台一带,另有军直属独立团含军直工兵营于1946年冬即进驻台湾,归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指挥。3月3日蒋介石下达调兵“开台平乱”的命令。8日,宪兵第四团、第二十一军一四六师的四三八团和四三六团在基隆港登陆。随后,国民党军警就在台湾全省开始了大逮捕和血腥大屠杀。凡被捕者,有的不加讯问立即枪决;有的割掉耳鼻之后再用刺刀刺死;有的被装入麻袋投入海中;有的被活埋或活活被打死;有的集体被机枪射杀。从3月8日起到13日,台湾各地枪声不断,尸体遍街,血流成渠,浮尸满河。以二十一军为例,该军一四六师四三八团于3月8日午前,乘船开进基隆港,尚未上岸即遭到聚集在岸上的大批群众的怒吼反抗。该团和驻基隆要塞的部队一起,立即架起机枪向岸上群众疯狂扫射,“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腿断,肝肠满地,甚至孕妇、小孩亦不幸免。”③部队登陆后,即四处搜捕所谓“乱民”,并向台北推进,“沿岸见到人多的地方,即疯狂地进行扫射,真像疯狗一样,到处乱咬”。④到达台北后,四三八团又空运一个营到嘉义,配合当地驻军向四周武装群众进行大屠杀,群众死伤数以千计。
        二十一军一四六师的四三六团于8日下午在基隆登陆,即分赴新竹、桃园、中沥及台中、浦里、日月潭等地进行镇压。该部在沿途对于因问询语言隔阂、摇头摆手的无辜群众,亦枪杀不少。
        二十一军军部于8日晚在基隆登陆,午夜到达台北,进驻师范学院。刘雨卿立即晋见陈仪。陈命令刘在“平息暴乱中,凡有抗拒者严厉镇压”; “严密搜缴民间藏枪和其他一切武器”;“配合当地侦察组织,秘密调查参加暴动的主要人员”。⑤接着刘雨卿部在台北进行了血腥屠杀。为了给屠杀制造借口,国民党台湾当局还造谣说,8日晚10时25分暴徒袭击台北市区,进攻警备总部、长官公署,抢劫台湾银行和大商店,并声称此为中共地下党所煽动。3月13日,蒋介石在南京的广播中,再次诬称“二二八”事件系由“共党所煽惑,图投机取巧”。
        在台湾南部,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为首的要塞部队,在二十一军独立团第二营的支援下,也对人民群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国民党军队在台北、基隆、高雄等地的大屠杀持续了五天,台北等大城市一片死寂,其残忍程度可谓惨不忍睹。许多妇女、儿童也被杀害。一些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如参加处理委员会并起过重要作用的省参议员王添灯、 《人民导报》社长宋斐如、《民报》社长林茂生、律师林桂端,甚至不问政治的医学博士施江南等都惨遭杀害。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次惨案中被杀害者约三万余人。
        3月中旬,台湾人民的反抗被镇压下去。为了防备人民的再次武装反抗,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下令收缴民间武器及一切军用物品,并布告“如有暗藏不缴者,以军法治罪”。陈仪还利用当地土豪劣绅出面宣传国民党政权的“德政”。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党、政、军、宪、警的联合特务机构,调查进步人士、制造黑名单,到处捉人。同时,为进一步控制台湾,于事件平息后成立台湾警备司令部,经各派系之间的明争暗斗,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以镇压二二八起义有“特殊功勋”为由,出任警备司令。
        3月17日,蒋介石派白崇禧、蒋经国到台湾,发表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六项原则。其中承诺了在台湾公选县、市长;缩小官卖范围;平等对待台湾人。但同时要所谓依法逮捕“奸匪暴徒”,共处决“暴徒、奸匪”三百余人,并对伤亡的大陆人进行抚恤。台湾设省政府,以魏道明为省主席。
        4月1日,白崇禧飞返南京。
        台湾人民的“二二八”起义严重打击了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支援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中共中央对台湾人民的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道义声援。起义开始时,陕北电台在对台广播中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3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