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危机。1947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达87%。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亏空,便大量发行纸币。至1947年春,已高达十四万亿元,较1945年底的纸币发行量,猛增七倍。随之,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激增,到1947年6月止,较日本投降前夜的物价,上涨了三十三倍以上。上海米价,1947年1月,头等米每石为六万元,到5月份就涨至三十六万元,四个月内上涨了五倍。国统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威胁着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在上海,1946年11月30日、12月1日,一些零散摊贩组织起来,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生死搏斗。在1947年5、6月间,“反饥饿”的抢米风潮,又弥漫了国统区13个省份的大、小四十几座城市。
        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教育危机也日益严重。因国民政府不断增加军费支出,本来就为数甚少的教育经费又被大量移作内战费用。1947年教育经费仅占国民党政府财政支出的3%,许多学校难以维持正常的教学。1947年春,北京大学每月经费三千四百多万元,不够偿付所欠八亿元外债的每月五千多万元的利息,校方负责人感叹“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学校无法办理。”上海交通大学“薪水发不出,甚至连买粉笔、买试卷的钱都没有”。公教人员和学生的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学校教职工领取的按照生活指数计算的薪金,本已应付不了飞涨的物价,有时还被当局和学校拖欠不发。一些教师即使四出兼课,也难以温饱。国立大学的公费生,一天的伙食费750元,只能买两根半油条。当时的舆论公开说,政府“除以军事为主外,似对其他建设较淡泊,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①大学生说得更坦率,饿肚子的根本原因是“物价高涨,由于经济崩溃,内战不停则生活根本无法彻底解决。”②饥饿困扰着大学生,内战的恶果更刺激着大学生敏感的神经。加上国民党党棍充斥学校,广大师生不但生活无保障,言论无自由,甚至生命也受到威胁,他们已被逼到饥饿和死亡线上,只有团结起来为生存而斗争。
        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的指示》。透彻地分析了当时形势和蒋介石的反革命策略,提出了同国民党斗争的对策,指出:蒋介石国民党在前线大败、后方危机严重的情况下,竟在蒋管区内实施法西斯统治,“其企图不外:一、如我及人民团体社会舆论默不作声,彼正好得寸进尺,加强镇压;二、如我及进步群众受其挑衅,实行硬碰,彼正好以有准备的打击,挫我锐气,加强恐怖;三、如我只动员少数进步分子提出中间分子尚不能接受的口号,进行反击,正好中其暴露我方力量之计,便于其分化挑拨,各个击破。”蒋介石虽然企图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但是,“活不下去的财经危机,人民忍受不了,而前线继续大败,人民也吓唬不了。”所以,国统区群众斗争的总趋势,会继续增长。③针对这种形势以及国民政府的镇压政策,指出:“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内战、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行动上,应该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去硬碰,要领导群众变换斗争方式,绕过暗礁。在斗争中,有时要与经济斗争相联系。这样,“方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④周恩来对国民党的分析,以及提出的中共对国民政府斗争的策略方针,是中共指导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正确方针。各地党组织引导群众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处于严重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之中的广大学生,便在为争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提出了“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自1947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学风潮迭起:上海交通大学为反对停办院系开展了“护校运动”;上海沪江、大同等大学为要求革新校政而斗争;北京清华大学等为反对任意逮捕学生而实行罢考;上海医科学校为反对教育部摧残教育、将药科改制和要求提高公费待遇而斗争,等等。其时,运动的性质基本上还未超出经济斗争的范围,斗争的规模也是个别的、局部的。这些分散的斗争,逐渐汇成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947年5月初,全国学生界为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纷纷举行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5月4日,上海一些院校学生,除举行“五四”纪念会外,还到社会上进行反内战、反压迫、反卖国的宣传,遭到国民党警察镇压,上海法学院学生、工人被打成重伤。5日,该校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并通知各校各社团请予声援,组织抗议会。9日,参加“上法五四事件后援会”的34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700余人齐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暴行,从此揭开了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序幕。
        从4月下旬开始,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就为增拨教育经费、改善教职员待遇而进行斗争。5月4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教育经费应占政府预算的15%,教员薪金按物价指数支付等五项要求。5月10日,中央大学学生伙食团贴出物价飞涨,伙食难办的布告,学生纷纷议论,群情大哗。该校中共党组织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因而决定领导学生开展“反饥饿”运动。大学生要求增加伙食费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一个小时内,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就达一千五百多人。12日晚,中央大学学生会议决:为增加公费、支援教授会的斗争而罢课,要求学生伙食费按物价上涨倍数增加,即由每人每月2.4万元增加到10万元。之后,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曾派代表先后3次到国民党教育部,要求调整伙食费,均无结果。15日,中央大学、国立音乐学院、国立剧专等校三千多学生,唱着《你这个坏东西》、《苦命学生》等反饥饿歌曲,到国民党行政院教育部请愿,要求按物价指数提高公费生的伙食费。他们在行政院的金字匾上,贴了“民瘦炮肥”四个大字,还在行政院大楼门前写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标语。但教育部长朱家骅称学生的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这种行动是违法的”。这种答复更激起学生的不满。南京学生连日游行请愿,并号召全国各界响应,采取一致行动。⑤
        南京学生的请愿运动立即得到北平学生的响应。5月16日,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宣布,17日为反饥饿、反内战罢课一天,从而拉开了北平学生运动的序幕。学生自治会发表了《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宣言》,宣言说:“今天,饥饿迫使我们不能沉默。今天,为了千千万万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民,为了在内战炮火下忍受饥饿的全国同胞,我们不得已放下了我们的书本。”“我们认为:一切的根源在于内战,在于当局的实行武力统一政策,……内战不停,当局的武力统一政策不放弃,则饥饿将永远追随着人民”。宣言提出:一、改善人民生活,增加学生公费;二、依据政协原则,停止内战;三、反对武力统一政策;四、成立举国一致拥护的联合政府。⑥在《上师长书》中,学生们表示:“罢课是出于不得已的手段,……为了争取我们所能忍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为了制止这将要造成社会秩序大混乱的内战的继续进行,我们有权利表示我们的意见,并且以罢课来警告政府”。⑦5月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开会,确定斗争目标为“反饥饿、反内战”。17日,北大院系代表大会又开会,提出六项要求:一、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二、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三、停止征兵征实征购;四、清算豪门资本,彻底挽救经济危机;五、实现“四项诺言”,保障人权,保障自由;六、提高教育经费。⑧北大学生同时发出《告平市父老书》,表示:“我们觉得内战实在不应该再打下去了,而且政府实施的办法是太对不起我们老百姓了,这些情形,都是平市父老亲眼看见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说话,不罢课反对,以后的日子就会比现在更坏。……要救我们自己,要不挨饿,就只有一条路——反对内战,反对政府征实、征购、征丁,我们要求立即停止内战,立即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我们要说,还要做,我们北大同学现在罢课,就是用行动来反抗!”宣言最后呼吁:“为了要吃饭,要生活,让我们一同来反抗内战!”⑨北平学生运动的目的与口号十分鲜明, 自始即打出了反内战的旗帜,从而体现出强烈的政治性。南京、上海的学运“是从经济性的抢救教育危机及反饥饿的斗争开始的”,而“首先明确的将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起来,是在华北。”⑩清华、北大的学生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对内战的口号,并将内战的原因归结为国民党的“武力统一”政策,从而将学运的矛头直指国民党统治当局。
        国民党采取种种手段,镇压学生运动。5月18日,在蒋介石主持的临时国务会议上,通过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禁止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并授权各地国民政府,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置”,镇压爱国民主运动。同日,蒋介石还发表了《整饬学风,维护法纪》的谈话,称学生“毁法乱纪”,并恫吓说:“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决不能任令非法行动之蔓延,”“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
        广大青年学生对此毫不畏缩,决心进行更大规模的斗争。5月18日,就在蒋介石制定《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的当天,清华、北大、北洋(北平分部)三校学生组织“反饥饿、反内战”宣传队,赴市内主要街道向市民宣传。下午5点后,在西单活动的宣传队突然受到许多青年士兵的围攻。他们先指责学生是共产党,继之动手,使学生多人被殴打致伤。据当时的学生报刊记载,“围攻北大宣传队同学新闻系二○八师青年军,人数达三四百之众”,“显系有计划之血案行动”,⑪国民党的“五一八”暴行,激起了学生更大的愤怒。当晚,北平各校及天津、唐山等地共13所学校代表集会,决定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议各校一致罢课;并决定在5月20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示威。
        19日,上海14所大专院校七千多名学生,在欢送沪杭区学生代表组成的“挽救教育危机联合请愿团”进京请愿之后,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大队冲破了国民党警、宪马队的几次拦阻,高呼“向炮口要饭吃”的口号,在“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中,胜利举行了这次大游行。
        20日,华北、京沪等地的学生,分别在北平和南京等地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汇成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新高潮。
        在北平,七千余名学生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从北京大学出发,举行游行示威。大队一路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反对独裁!”“提高工人待遇,改善农民生活!”“增加教育经费!”等口号,还唱着《不要打、不能打、不准打》、《你这个坏东西》等“反饥饿、反内战”歌曲。经过5个多小时游行,又齐集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在这一天一致行动;并决定把北大红楼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
        在南京,20日是国民参政会四届三次大会开幕之日。上午,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六千多人,于南京中央大学集合,举行“抢救教育危机反饥饿联合大游行”。队伍突破宪警军特的包围,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取消《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等口号,向国民参政会和国民政府方向前进。国民党军警在学生必经的道路上严密布防准备严厉对付学生,当队伍行至珠江路口时,宪警立即用水龙冲射学生,并且挥舞棍棒、皮鞭,横扫竖劈,一些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骨折筋伤。学生当场被打伤一百多人,重伤八人,并有几十人被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五二○”血案。
        学生们并没有被暴力吓倒,他们冲过敌人的封锁线,继续前进。当队伍行至国府路(今长江路)时,又遭军警阻拦。面对这种严峻局面,游行大队主席团决定暂停前进,以避免无谓的牺牲,但也不能后退,而是应据理向反动政府交涉、力争。学生代表先同政府指挥官交涉,要求撤退骑巡军警。下午两点,南京骤降暴雨,但游行队伍屹立不动,他们手挽手,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冒雨同军警对峙了六个小时。学生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市民们极大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学生代表又到国民党卫戍司令部办交涉。向该司令部参谋长卫持平提出四项要求:一、释放被捕同学;二、受伤同学由卫戍司令部负担医药费;三、如有死者,由卫戍司令部负完全责任,严惩凶手;四、撤退武装宪警,游行大队按原路线行进。⑫几经交涉,卫持平被迫接受前三项条件,但仍拒绝撤防。后来,在国民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的调解下,卫持平下令撤防。学生们按原定路线返回中央大学。
        “五二○”血案发生后,学生运动继续扩大。“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口号声,还响遍了武汉、西安、长沙、重庆、成都、贵阳、昆明、广州、福州、南昌、桂林等国统区六十多个大、中城市,几乎包括了所有国统区城市里的大学生和大部分中学生,就连以前从未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大学,也卷入了斗争。上海一地,就有五万左右学生直接投入这次运动。各大学的教授,也都激于义愤,纷纷发表书面意见,同情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暴行。
        学生斗争的日趋广泛和高涨,使国民政府更加恐慌,对学生运动的镇压也更加疯狂。在上海,封闭了忠实指导学生运动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和《联合晚报》三家报社。特务殴打学生,以及明捕暗绑的暴行,几乎天天发生。6月1日前后,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贵阳、杭州、昆明、重庆、成都等城市,进行全国规模的大逮捕。武汉大学学生因阻止军警特务逮捕同学,三人惨遭枪杀。
        6月2日“反内战日”的决定,引起了国民政府的更大恐慌。国民党《华北日报》称学生运动“显已越轨”,当局为预防“六二”,应作有效之制裁。国民党当局在一些主要城市中出动军警,到处布防,显然已做好血腥屠杀的准备。中国共产党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斗争已获重大胜利,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积蓄力量,进行新的战斗,应取消原定于6月2日的游行示威活动,而代之以罢课、召开大会等新的斗争方式。据此,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和华北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分别决定停止举行群众性游行。华北学联的通告明确写道:“对‘六二’,我们已沉痛决定不游行了!为了师长们的劝告,为了揭露反动派无耻的阴谋,为了珍惜反内战反饥饿的主力。我们不是懦弱,我们不是退却,不是屈服!虽然我们有承担一切牺牲的勇气,但是为着人民,为着苦难的国家,我们要珍重。”6月2日这一天,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地学生举行了追悼会和纪念会,追悼和纪念内战中死难的军民和反内战的烈士,哀悼和纪念在这次大迫害中牺牲和被捕的学生,并且在校内实行罢课。
        全国的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因为大学生的要求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利益,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
        学生运动首先得到了各校教师的同情与支持。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一些进步教授的努力工作下,5月5日河南大学、山东大学全体教授举行罢教,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东北大学教授在5月13日也以同样理由举行罢教。其他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兰州等地的大专院校教师也提出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增拨教育经费的问题。平津两地八所院校教职员近六百人5月28日联名发表呼吁和平、制止内战的宣言:“今日一切纷扰现象,根源胥起于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则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学潮工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产物,……惟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别无他途。”(13)5月29日,北大、清华知名教授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指出“我们下一代的青年有这样优秀进步的表现,堪为国家民族的远景欣慰。”“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今竟纵任暴徒凶殴,动员警宪逮捕,喋血于都市,逞威于青年,并进而禁止请愿,封闭报馆,自乱法纪,自毁道德,民主何有,宪法云何?”⑭上海各大学教授在5月27日也表示同情学生运动,抗议暴行。在国民政府一连串的镇压行动之后,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授也罢教抗议,声援学生。
        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同情与支持。在北平学生游行中,围观市民对学生表示:“我们大家赞成学生!”学生与市民“完全交融在同一的情绪中,市民们鼓掌,跟着呼口号,当宣讲员讲得流泪时,他们也随之流下泪来!”⑮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各界团体也都对学生表示支持。著名民主活动家马寅初先生在中大讲演时说:一切危机“归根结底,这就是内战造成的恶果”。“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⑯郭沫若用诗一般的语言致信给大学生说:“你们的爱国热诚感动了全国全世界,中国就靠着你们生出了希望,反动派的存在已经在你们的力量之前发抖了。……我们的血决不会白流的。”⑰就连平时保持中立的人士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撰文,称学生的举动“不单是青年学生的要求,实是全国善良人民的共同呼声。……我愿在这里高声呐喊,遥为声援:赶快停战!快快和平!”⑱天津《大公报》连发社论、专论、通讯特写,对学生运动予以正面报道。以至事后有人说:“北方学潮之风起云涌,《大公报》不为无力”。⑲由此说明,学生运动代表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要求,反映出全社会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不满与抗议,从而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超出了单纯学运范围,而成为全国人民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先声和预演。
        随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广泛开展,学生在斗争中普遍感到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统一的领导机构,因而,昆明、上海、北平、天津等地区性学生联合会相继成立。6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上海局的指示中指出:“学生应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15日至19日,华北学联、京、沪、苏、浙、豫5区学联、武汉学联的代表,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成立了全国学联,标志着国统区学生的紧密团结和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短时期内,提高了国统区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新中国,才能使人民获得解放。华北学联在6月2日的成立宣言中明确指出:“我们深感向顽固执迷者要求和平,是一种不智之举,制止内战端赖于全国同胞的努力。”6月,北大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上宣称:“获得中国民主的惟一方法,是用我们的血打倒独裁者!”北大壁报联合版《我们的态度》一文,主张清算、追究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责任。青年学生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身上。1947年秋季开学以后,国统区一些学校盛传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一些进步学生则积极学习马列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党中央文件和毛主席著作;甚至许多学生毅然中断学业,进入解放区和游击区。当时局势的发展情况:“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先后持续了一个多月,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极大地促进了国统区人民斗争的高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战争。毛泽东同志当时曾对此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亦即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