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达成的“双十协定”,曾给渴望和平的中国人民带来一线希望。但是,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使这一希望很快破灭。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进步人士,越来越看清了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用心,面对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他们以各种形式奋起抗争,力图以行动制止内战。“一二·一”昆明血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抗日战争期间,昆明作为大后方曾聚集了大批进步人士、文化人和青年学生,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中心。抗战胜利后,昆明各大中学校经常举行时事报告会、演讲会和学术讨论会等。一些进步人士、教授经常冒着危险向学生介绍国内外形势,抨击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民主、自由的标语和墙报,也经常在各校校园和街头巷尾出现。随着内战危险的加剧,昆明各界进步人士,特别是各校学生纷纷行动起来表达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强烈愿望。由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四校自治会联合发起,定于1945年11月25日,假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时事晚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问题。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和代理省主席李宗黄闻讯,立即召集“党政军紧急治安联席会议”,发布严禁集会的命令,强迫云大校长熊迪之先生出布告禁止学生集会。①各校学生乃临时改至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广场举行。晚6时40分,昆明各大中学生和社会人士六千余人齐集广场,席地而坐。7时,晚会开始。首先由晚会主席团致开会词,说明晚会之意义。继之,请政治系教授钱端升作题为“中国政治之认识”的演讲。钱为国民党员,但讲词中极力强调目前成立联合政府之必要,认为无联合政府,内战无法停止,百姓将增无数不必要之痛苦。
        钱先生演说过程中,校门外响起了枪声。原来当晚6时许,国民党的军警即已包围了云大,当得知时事晚会已移至联大举行,遂又赶来包围联大。当时联大校门业已关闭,军警们未能人校,故鸣枪进行威吓。学生们镇静如常,置之不理,晚会仍照原定程序进行。继钱端升先生之后演讲的是伍启元先生,伍也是国民党员,他的讲题是“财政经济与内战关系”。主要是说内战将使中国失去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必将趋于总崩溃。在伍先生演讲过程中,校院墙外的步枪、机枪和小钢炮声大作,子弹掠屋顶呼啸而过。8时20分,电线又被特务割断,但大会仍继续在汽灯下进行。昆明国民党省党部调查科主任查宗藩见上述办法都不能破坏大会,他便冒充“老百姓”强行上台讲话,重复所谓“内乱非内战”的滥言,结果被台下群众哄赶下台。继伍启元先生之后,费孝通先生演讲“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指出:美国目前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但责任不在美国人民而在美国当局。中美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内战。费先生演讲毕,校园墙外枪声更急。但学生们并不畏惧,在通过昆明市四大学全体学生致国共两党制止内战和吁请美国青年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等通电后,仍按原定程序请潘大逵教授讲“如何制止内战”。潘先生指出: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美国军队撤出中国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潘先生演讲完毕,大会在激昂的口号声和《我们反对这个》的反内战歌声中结束。学生们直到深夜才穿过军警的封锁线分途散去。
        26日,国民党中央社捏造消息说“昨夜西北部发生匪警”,诬蔑参加集会的学生和群众为匪。关麟征则宣称:“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昆明联大等九所大中学校学生决定联合罢课。当天,联大、云大、中法等校墙上,已遍贴反对内战的标语,要求美军全部撤出中国,要求昆明国民党当局追究昨晚枪击的责任,并公开道歉。联大、云大等校教授和学生,为使全市和全国人民了解集会遭受压迫之经过,还向云南省政府和警备部提出抗议,并专函教育部派人到昆明彻查此事。26日,昆明三十余所中学、三万学生响应罢课,并成立了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领导罢课斗争。昆明国民党党政军当局由李宗黄和省党部书记长出面,于27日下午召集各学校负责人及宪警方面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以组织对付组织,以行动对付行动”。为此,命令各校克日交出平日“思想有问题”的学生名单;限各校在28日复课,否则惟学校当局是问;由省党部负责在各校组织“反罢课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以“行动”对付参加反内战运动的学生;从即日起,暂禁各校学生往来,凡在街上或学校遇到未带证章和假条的学生,宪警即可拘捕看管。
        28日,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针对国民党昆明当局的恐吓,决定无限期罢课,并发表“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明确提出四项斗争目标:(1)立即停止内战;(2)撤退驻华美军;(3)组织民主联合政府;(4)保障人民权利。29日,昆明全市学生五千人示威游行。30日,学生分组展开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宣传。在这几天中,不断发生特务殴辱、刺伤学生的事件。30日,南屏街美国新闻处门前,一着西装的特务以刺刀将一学生的手臂刺伤,另一特务用手枪将一学生的右臂击伤。同日,联大的一组宣传队,在成武路进行宣传时,遭几十名便衣特务的追打,田振邦同学被特务们的棍子、扁担、拳脚打得失去知觉,见状前去救助的阳文浒同学也被打成重伤。特务们的凶残行径,揭开了“一二·一”屠杀的序幕。
        12月1日上午10时许,大批特务和“军官总队”的军人,携带武器、木棍、扁担,分批闯入云大、联大、中法、师院等校,撕毁标语,捣毁校具,劫掠财物,殴打师生。联大的学生事先已有准备,两次将冲入校园的暴徒推出,守住了校门,学生们在门内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军警特务们的攻势更猛,在大量投掷砖瓦的同时,竟投掷手榴弹一枚,结果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共产党员)中弹重伤,当晚10时20分在云大医院逝世。与此同时,在11时左右,三青团云南支部秘书兼宣传股长周绅,率领四五十名特务和军人,强行闯入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在该院饭厅前开枪,并掷手榴弹一枚,幸未伤人。师院同学猝不及防,由食堂窗户退入隔壁的昆华工校,两校同学联合与特务和军警抗争,凶残的军特们不仅用木棍、石块击打同学,又向同学投掷两枚手榴弹,当场有很多同学中弹倒地。中弹重伤的联大学生李鲁连,在送往医院途中又被暴徒拦住毒打,遂至身亡。奋身救护受伤同学的联大学生潘琰(女,共产党员),胸部被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特务又在她腹部连刺三刀。当天下午5时半,潘琰同学在云大医院的病榻上,喊着“同学们团结呀!”与世长辞。昆华工校年仅17岁的学生张华昌,闻讯赶来援救联大同学,头部被炸伤,脑浆溢出,于当日下午5时在甘美医院逝世。
        师院受伤的同学,被由联大及云大医学院赶来救助的同学,用帆布床抬至云大医院抢救。但这些同学又遭军特包围毒打、抢劫,联大学生高金堂被殴至重伤,女护士马静成亦遭殴打。同日12时,特务们又闯入钱局街联大附中任意捣毁学校财物。下午2时,军特六七十人攻击拓东路联大工学院宿舍。后闯入工学院教职员宿舍,任意捣毁,教授马大猷先生出来劝阻,亦遭毒打。与此同时,暴徒们还闯入了南英中学。在12月1日这一天之内,国民党昆明当局的军警、特务,杀害了教师、学生4人,重伤11人,轻伤14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震动了昆明,震动了全国。屠杀没有吓倒为反内战、争民主而斗争的学生,也使更多的群众加入了斗争。昆明各大中学教师和文化界人士、工农市民群众、工商界人士以及一些地方上层人物,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声援学生。惨案发生后,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为殉难烈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
        12月2日下午3时,四烈士入殓仪式在联大图书馆前举行。入殓以后,棺木仍暂停放在图书馆,图书馆成了临时的灵堂,馆内四壁挂着烈士的血衣和各界群众敬送的挽联。致祭的人群,成千上万,川流不息,场面感人至深。下午6时,联大全体同学在校内为死难烈士举行公祭,教职员及各校同学数千人参加,群情极为悲壮沉痛。经与会者议决,将为争取国家和平民主的死难同学埋葬在校内,与会者还当场为死难同学捐献了150万元埋葬费。据统计,从12月2日起至20日止,群众到灵堂公祭四烈士的达15万人次,相当于昆明市当时人口的二分之一还要多。
        与此同时,西南联大于2日举行了教授会议,与会教授一致决议为“一二·一”惨案向昆明军政当局提出抗议。并议决:(一)向军事委员会控告关麟征;(2)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李宗黄;(三)向重庆高等法院控告11月24日云南党政军禁止集会游行的决议;(四)招待昆明全市新闻记者,说明“一二·一”屠杀真相。4日,教授会又进一步议决,罢教一星期:为死难同学致哀;对学生罢课表示同情;抗议云南地方当局指使军队屠杀学生的暴行。②
        “一二·一”血案也震惊了全国人民。昆明血案的真相迅速传遍全国,海内外的悼唁纷来,各地为声援“一二·一”运动掀起了一个全国规模的反蒋斗争。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都发表社论,号召全国人民大力支援昆明学生。12月9日,延安各界集会声援昆明学生的斗争。周恩来、吴玉章等在会上发表讲话,控诉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同日,重庆各界3千人举行追悼大会,郭沫若、沈钧儒等怒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要求审判祸首。成都各学校及在遵义的浙江大学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1946年初,上海各界人民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在全国人民一片谴责声中,关麟征、李宗黄开始内讧,中统和军统特务互相推托责任,云南地方势力与中央也出现矛盾。关麟征请示重庆,蒋介石命令他“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扩大”。关麟征假惺惺地跑到联大进行“慰问”。他一进校门就被同学围住,同学们正言厉色地质问他:“谁是凶手?”关无以为答,同学们高声齐吼:“凶手就是你——关麟征!”之后,关又送来棺木及所谓“丧仪”讨好学生,学生们对此也予以揭露和谴责。为了掩人耳目,将如此严重的血案不了了之,关麟征等又搞什么“公审”的把戏,找了两个替死鬼来当凶手。12月11日下午,国民党昆明当局经过一套假审判之后,由警备司令部布告枪决在联大师院投掷手榴弹的陈奇达、刘友治两人③。此前,傅斯年还奉蒋介石的面谕,以西南联大常委的名义从重庆飞来昆明,企图凭他的地位和在联大的人事关系,软化这次事件,把“一二·一”运动草草了结。傅斯年软硬兼施,一方面伪装“同情”学生,表示一定要为学生伸冤,彻查这次血案;另一方面则到处散布“学生有问题”,威胁一些中间状态的人,叫他们“不要被人利用”。然而,关和傅的伎俩,都欺骗不了绝大多数正直的教授和学生。就在昆明当局枪决两个替死鬼的当天,联大教授会又举行会议。会议议决:要求中央政府严惩主谋凶犯,并呈文监察院,明确指出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为主犯。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以“停职候处”的名义将关、李调离昆明以平民愤。
        这时,国内形势开始出现新的变化。由于蒋介石集团对解放区的进犯遭到沉重打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内战运动日益高涨;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也表示反对中国内战。蒋介石集团被迫暂停内战,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和平谈判即将重开。20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缓和人民的反对情绪,对“一二·一”运动被迫作出“新姿态”:从公开镇压改变为表面让步。一面派与联大有密切关系的中央大学校长来昆活动,企图分化联大师生的团结,另一方面指令关麟征“自请处分”,离开昆明,同时解除李宗黄的职务,并密示云南省主席要“忍痛让步,谨慎处理”,和昆明学生进行谈判。
        12月23日,罢委会根据同学所提五项要求,即(1)惩凶;(2)保障今后集会及身体自由; (3)取消非法禁止集会命令;(4)中央社道歉并纠正新闻报道对同学的污蔑;(5)赔偿公私损失。大致已获得较圆满答复,且关、李也已调离昆明,于是发布复课宣言,决定27日正式复课,以便于在不损害学生的前提下,为中国的和平民主作持久斗争。
        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四烈士举行了殡葬典礼。清晨,昆明市民不顾当局“学生出殡时不准出来看”的警告,纷纷聚集街头路旁,人山人海,大家肃穆地为烈士送行。当天,送葬队伍多达三万人。烈士墓坐落在联大新校舍东北角上。墓后是嵌着大理石的石壁,上面刻着闻一多用小篆写的“四烈士之墓”和自由神的浮雕。墓壁上还刻着闻一多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和一首挽诗。
        至此,“一二·一”运动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