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10月,国共两军在晋东南上党地区的战斗之后,10月18日至12月14日,中共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主力部队又与来犯的国民党傅作义部进行了平绥路战役。10月24日到11月2日,中共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在邯郸地区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四万余人,其中,国民党政府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部一万余人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两万三千余人被迫放下武器。此外,中共山东军区部队在华中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为阻止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犯,于10月中旬到1946年1月中旬,进行了津浦路战役,共歼三万余人。
        在上述诸战役中,国民党方面损失约十一万人。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争民主的运动也在发展。国民党要通过内战控制中国存在着严重困难。美国的决策者们对国民党通过军事手段消灭中共的能力也表示怀疑,他们担心蒋介石发动内战会适得其反,导致共产党控制全中国。大战刚刚结束,美国的物力和民意也不允许它将过多的人力物力卷入中国的内战。另外,美国也担心蒋介石此时发动大规模内战,会破坏它与苏联在中国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影响它与苏联在欧洲的争夺。在上述因素的制约下,美国政府决定适当调整过于赤裸的扶蒋反共政策,决定以“调处”国共两党关系的“中间人”姿态,介入中国政局,对国民党施加一定的“压力”和影响,以达到通过缴枪作官的“和平”手段解决中共问题,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宣布接受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辞职,随即任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赴华“调处”国共争端。12月15日,杜鲁门致函马歇尔称:“我要你去中国这个事实,就是我对那里局势真正关切的最明显的证明。国务卿贝尔纳斯和我都切望能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法达到中国的统一。我希你作为我的特使,以适当而可行的方式,运用美国的影响,以达成这个目的。”……“我特别希望你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的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①。
        同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内称美国政府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以促成中国之统一”。又说:“美国深知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由中国国内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但是声明中又强调说:“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广泛代议制政府一经设立,上述自治性的军队及中国的一切武装部队,应有效地结合成为国民军。”同时,声明还表示:“美国已在帮助并继续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在解放了的地区中实行日军之解除武装及遣送回国。美国海军陆战队即为此驻扎华北。”②同时,声明还宣布:“美国只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必须通过国民政府方可达到统一中国之目的。”12月14日,马歇尔再次会晤杜鲁门和艾奇逊,马歇尔向杜鲁门谈了他对自己赴华调处使命的一个方面的理解,即如果不能“从委员长(指蒋介石)那里获得我认为合理的有希望的必要行动,对美国政府来说仍有必要通过我继续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在已宣布的美国政策的条款范围内,通过委员长进行这种支持”③。杜鲁门表示同意这种理解。这就是说,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不管蒋介石是否配合美国的政策,美国都将继续支持蒋介石。支持蒋介石政权统一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
        概括起来,马歇尔使华时,美国政府确定了对华政策的两个目标:其一是以经济和军事手段大力支持蒋介石集团,帮助蒋介石确立在全国的统治;其二是“说服中国政府召开各主要党派会议,以实现中国统一,同时停止敌对行动,尤其是在华北的敌对行动”④。即在支持蒋介石的前提下,按美国的设想,通过马歇尔调停国共两党的冲突,促使双方停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所统治的统一的中国,同时诱使中共交出军队,使其在联合政府中处于软弱从属的地位。
        马歇尔使华受到有关各方面欢迎。国民党认为,马歇尔来华和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表明,美国对国民政府之支持与援助为全面的和无条件的。中共中央对美国的基本立场和关于召开中国各党派会议的主张,作了分析,认为:“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虽然在基本上仍然是援助蒋介石的(这是美国一贯政策,罗斯福亦如此),我们不可存幻想。”⑤但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接受马歇尔的“调处”。
        马歇尔特使于1945年12月15日启程来华,20日到达上海,21日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22日飞抵重庆,23日会见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24日,在重庆发表谈话。从此,马歇尔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调处活动。
        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公报,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中国的团结与民主化,广泛地吸收民主分子到国民政府的一切(各级)机构中,并且必须制止内争”;公报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在上述背景下,经马歇尔的调处,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初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约定至迟在1月13日午夜,双方军队应就各自位置上停止一切军事行动。1月7日,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政府代表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亦称“三人会议”,由马歇尔担任主席。“三人会议”经四天的正式会议,于10日达成协议,并由张群、周恩来共同签署了停战协定。同时双方分别下达了于13日午夜生效的停战令。根据停战协定,在北平设立由国民党政府、共产党和美国政府各一名代表所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张群、周恩来签署的《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规定:执行部主席由美国代表担任;执行部下设若干军事调处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点进行调处。国共双方在执行组内应有同等人数,由美国军官担任执行组主任。后经商定,军调部中,国民党方面以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兼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中将为委员,以陆军总司令部中将副参谋长蔡文治为参谋长,以蒋介石侍从参谋唐保黄少将为秘书。中共方面派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为委员,罗瑞卿为参谋长,耿飚为副参谋长,黄华为秘书。美方委员为美国驻华代理大使罗伯逊,由他担任主席。白鲁德为执行官,史密斯为秘书。三方还商定,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三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出。1946年元月13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协和医院正式成立。当天,军调部下令国共双方军队从即日起各驻原防,不准调动,有冲突者,由元月13日起停战,听候三人小组到冲突地区调处。军调部于元月14日开始办公。军调部之执行权由政治协商会议所赋予,凡中、美、共三方协议所发出之命令,国共双方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军调部之第一任务为停战,恢复交通遣送日侨日俘,第二任务为统编国共双方军队。为执行调处任务,马歇尔由美国调来将官11人,上校1 000人,另有空运大队一队、通讯兵、宪兵各一营。国民党方面也调集了1 500名懂英语的军官和翻译。中共方面,伍修权、张爱萍、章文晋、韩叙、胡定一、林兆南、宋时轮、王光美、龚澎等优秀人才也参加了军调部的工作。该部先后组成36个执行小组,分赴发生冲突的地点执行调处任务,每个小组都由三方各1人组成。停战协定的签订和实施,对于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和向解放区的进攻,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以收复东北主权为名,坚持政府军向东北调动不在停战协定之限,以便放手在东北大打。
        在停战协定签订的当天,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历时22天,在通过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后,于1946年1月31日闭幕。政协协议的达成,使中国政局朝着和平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为实施政协协议,经蒋介石和毛泽东代表国共双方最高当局同意,为解决军队整编问题,由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中共代表周恩来和顾问马歇尔,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该小组于2月14日在重庆召开首次正式会议。会前马歇尔曾单独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整军方案:整编后全国保留60个师,其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领导的官兵在陆军、空军、海军中的比率至少占30%。此方案遭蒋拒绝。2月25日,军事三人小组经过多次会议和会外协商,达成《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这个方案规定,以12个月的时间,将全国陆军整编为108个师,每师不得超过1.4万人,其中国军为90个师,中共部队为18个师;双方编余人员应在12月内全部复员;待此计划完成后,再以六个月的时间,将全国陆军缩编为60个师,其中国军50个师,中共部队为10个师;此外还规定国共双方部队的统帅权、统一编制的时间、地区配置以及地方部队的组织以及包括中共部队10个师在内的中国军队要经过美国装备等。此后国共两党代表围绕着整军方案中军队驻地问题,实际上是解放区问题,继续进行谈判。由于国民党不打算执行政协协议,仍然坚持消灭解放区,不实行地方自治的立场,谈判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整军方案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对于蒋介石来说,同意上述整军方案,只是为了应付马歇尔和中共,他甚至认为马歇尔受中共蒙骗在帮中共的忙,认为答应给中共军队18个师的编制是政府最大之损失。
        自3月1日起,马歇尔在周恩来、张治中陪同下先后视察了济南、太原、延安、汉口等地。在延安,马歇尔会见了毛泽东。马歇尔向毛提出了个人的和平请求。毛泽东向马歇尔表达了中共真心实意地遵守国共双方达成协议的诚意。回北平后,马歇尔在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中对调处成功持乐观态度。3月11日,马歇尔返美述职(4月24日改由徐永昌任三人小组国民政府代表)。
        在马歇尔返美述职期间,蒋介石趁机下令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此时,中共部队也已大量进入东北,国共军事冲突加剧,东北内战问题成为中国政局的关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基本控制了长江流域,中共则控制了黄河以北,特别是华北地区,东北则是双方必争之地。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把东北拱手让与日本。抗战胜利后,蒋则宣称以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为第一要务,称东北是国家的生命线。蒋如此重视东北问题,除经济上的原因外,在军事上主要是看重东北的战略地位,占领东北即可造成东北、华东夹击中共华北解放区的态势。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就收编伪满部队,为其抢占东北地盘。1945年10月下旬,蒋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二人先后飞抵东北,并将刚收编的伪满部队一千多人空运到长春、哈尔滨。11月,美国军舰海运国民党军队两个军到达秦皇岛。11月16日,国民党军攻占中共军队驻守的山海关。接着沿北宁路作“平压式”向东北推进。
        对中共而言,东北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占领东北不仅可利用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工业基地,而且北可联系苏联,南与华北根据地联成一片,成居高临下之战略态势。因此,“向南防御,向北发展”,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的一项“全国战略方针”。
        东北不仅是国共必争之地,也是美苏两国关注的焦点。在美国的对苏战略中,东北是一个重要的棋子。美国坚决支持蒋介石政权在东北的主权地位,反对中共在东北与蒋分庭抗礼(美国把中共看成是苏联的附庸),但希望蒋介石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国共东北之争。美国担心内战一起,苏联可能借此不撤离东北而帮助中共,这就可能导致美国卷入中国的内战。
        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在苏联以空间换时间的安全战略中,东北是重要的一环。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出兵东北,承认蒋介石政权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支持美国调处国共冲突。
        在马歇尔的调处活动中,东北问题和对该地区的控制问题也是首要问题。由于马歇尔的坚持,停战令的附加条款中,加上了“停战协定应包括一项例外,准许国民政府军队开入满洲”。
        在1946年1月到3月间,马歇尔力争让军调部执行小组前往东北。3月10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对国民党完全逃避任何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表示不满,并提出:一、我们不卷入东北的外交事务,在东北的内政与外交上区别对待;二、我们要求有关东北的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⑥3月11日,马歇尔草拟了军调部执行小组进入东北的指示草案,把蒋介石同意的向东北派遣执行小组的附加条件列入草案:小组之任务限于军事问题;苏军撤离之地中共军队不得占领等。草案拒绝了周恩来提出的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的原则。当天,马歇尔返美,由临时代办吉伦将军代理调处。
        3月12日,苏联军队开始从沈阳北撤回国,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3月27日,“三人会议”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调处东北内战的协议。但国民党方面却违反协议,集中五个军十一个师的兵力,南向本溪、北向四平街发动猛烈进攻,企图由南向北夺取一切交通要道和城市,歼灭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东北民主联军在苏军撤出长春后,于4月18日进占长春,并展开四平街保卫战。此时,马歇尔由美返华。马歇尔虽对蒋介石在东北大打不满,但仍一如既往支持蒋统治东北。马歇尔针对蒋介石坚持占领长春和中共拒绝撤出长春的情况,提出一折衷方案:共产党撤出长春,军调部在长春设前进指挥所,作为谈判前停止冲突的基础,国民党军则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进入长春。但蒋介石要马歇尔保证中共不占哈尔滨,致使马的折衷方案搁浅。于是马歇尔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以暂时退出调解要挟中共让步。5月15日,中共中央考虑到“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同。蒋军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我党的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至少也要推延全国内战时间”。⑦为此,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街,并撤出长春。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28日占吉林,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在此期间,马歇尔曾几次打电报给在沈阳督战的蒋介石,要求他停战,但直到6月3日,他才回到南京。6月6日,蒋才因在东北的战线过长,一时难以组织大规模进攻而同中共达成在东北暂时休战15天的协议(后延长至月底)。
        美国政府从遏制苏联势力的战略出发,一直希望蒋介石集团能够独占东北。蒋介石在东北挑起内战后,美国政府已感到不战而控制全中国的企图难以实现,因而它对华政策的重点便由“调处内争”转向助蒋内战。
        自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止,美国已把54万国民党军队运到了华北、华东、华南、东北各地;为国民党装备了45个师的兵力,训练了15万名各类军事人员;驻华美军已达11.3万人;它还命令100多万日军和几十万伪军将武器装备交由国民党政府接收。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总值就达13.3亿美元。1946年3月,美国在中国正式组成由陆军、空军和后勤供应人员构成的,官兵总数达两千人的顾问团,直接参与策划和指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6年6月14日,美国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中美处置租借法案物资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价值5 170万美元的军用品。美国的政策加深了中国内战的危机,也使马歇尔的调处不可能保持公正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蒋介石已摸清了美国的底牌,确信美国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于是下定发动全面内战的决心。在停战谈判中,他先是无理地提出以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为停战条件。当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后,他又提出在停战谈判中美方享有“最后决定权”的令中共方面无法接受的条件。6月中旬,蒋介石提出,中共军队必须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在关内分驻陕北、上党、大名、临沂等几个地区。6月20日,周恩来会见马歇尔,说明:蒋是要我们退出城市和铁路线,以便消灭我们,我方不能接受。目前情况十分紧迫,内战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建议东北全面停战,关内重申停止冲突。21日,中共代表团又致函国民党代表和蒋介石,提出“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令等四项建议。蒋不仅拒绝这些建议,而且仍坚持要中共接受他的上述条件。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集团以围攻鄂豫边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3日,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第197次会议单方面作出决定,宣布“于本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中共方面就此破坏政协协议的做法提出抗议,要求召集政协综合小组讨论此事,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
        8月6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周恩来转达蒋介石提出的五项条件,表示中共必须接受五项条件才允许进行政治谈判。五项条件是: (一)苏北共军应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二)共军应自胶济铁路撤退;(三)共军应自承德及热河省承德以南的地区内撤出;(四)共军应退入东北的两个半省内(新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省);(五)共军应撤离在山西和山东两省内于6月7日以后所占领的地区。⑧并称:五项条件要在一个月至六个星期内实行,否则停战和改组政府都无从谈起。这些要中共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自然遭到中共方面拒绝。
        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认为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难获致解决方法”。这个声明等于承认了“调处”的失败。
        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文告,坚持国民党政府将“如期召开”国民大会。
        9月14日以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提交备忘录,指斥美国政府以大量财政、军火和物资援助国民党政府进行内战,揭露国民党当局以和平谈判作为“放手大打之烟幕”,要求“立即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商讨停战问题”。同时,中共代表团还致函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地区的军事行动,否则就意味着国民党政府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放弃政治解决的方针。但美、蒋两方的共同答复竟是限中共在10日内接受蒋介石经司徒雷登转达的五项条件。
        10月9日,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中表示:“只要政府立即无限期的停止进攻张家口,我方愿意参加三人会议和非正式五人小组或政协综合小组,俾同时讨论停战及实施政协决议问题。”但此建议又遭拒绝。
        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同日,蒋介石下令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11月15日至12月25日,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
        11月16日,周恩来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由于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关闭谈判大门,他和部分中共代表团人员即将撤回延安。周恩来还说:“南京我们总是要回来的,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国民党打不下去了,再回到政协协议上来,请我们回来!另一种是国民党越打越垮,人民打回南京。我看,这后一种可能性很大也很快。”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15人离开南京返回延安。董必武、吴玉章等继续留在南京、上海和重庆坚持工作。
        12月4日,周恩来自延安致函马歇尔表示:“为符合全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民主之愿望,如国民党立即解散正在开会的非法国大,恢复1月13日停战令时之军队原防,则国共两党仍可重开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在与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重申了上述立场。但国民党方面拒绝接受。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声明宣称:“和平最大之障碍,厥为国、共双方彼此完全的猜疑相对。”声明承认“谈判决裂最重因素”“在国民政府实际上也即国民党方面,其最有势力之反动集团,对于余促成真正联合政府之一切努力,几无不加以反对”。“此一集团包括军事与政治各领袖”,他们坚信“惟有武力政策方能解决问题”;他们“意欲保持其自身在中国之封建统治,显示彼等不愿促成公允之解”。但另一方面又诬称共产党方面也有“真正极端之共产党徒”,不惜任何手段破坏“和平”。指责“中共所追随之路线,显示彼等不愿促成公允之解决”。他还无理指责中共方面,“不愿为国家利益而妥协,彼等以为经济崩溃,将使政府垮台,并深信沿铁路交通的广泛游击战,将加速政府之倒台,而将中国人民所受之痛苦置诸不顾”。他还认为国民大会业已制定一项“民主”宪法。在声明中还拒绝中共所提关于重开国共谈判之条件,认为这些条件是政府难以接受的。⑨
        1月8日,马歇尔离华返美。至此,马歇尔调处以失败告终。马歇尔使华1年又20余日,共参加大小会议300余次,曾赴延安会晤毛泽东,又八上庐山与蒋介石商谈。客观地说,马歇尔使华初期的活动,有一定效果,曾受到国民党中有识人士和中共方面的欢迎和肯定。参加三方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称赞马歇尔为“和平、团结、统一之接生婆”,“各党派尤其是政府与中共合作之媒人”, “美国政府与人民派来中国之和平使者”。⑩中共代表周恩来表示,马歇尔的活动,“有助于中国和平民主问题的解决”,“符合于国际合作的原则”,“欢迎马歇尔将军参加停战与整编军队的商谈”⑪。然而,在他调处、“斡旋”了一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却变得更加险恶。国民党悍然挑起了全面内战,并一手包办了“国民大会”,全国分裂的局面更加加深。马歇尔调处国共关系失败的原因何在呢?
        就美国而论,马歇尔使华的失败就在于其对华政策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性。美国一方面支持蒋介石,另一方面要促成国共谈判,阻止内战。这二者是不可兼得,不能同时完成的。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中,根本点在于支持蒋介石。美国只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人眼里只是一个在野党,而且是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附属于苏联的党。对于蒋介石的独裁、顽固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与缺乏人民支持,美国政府也不乏所闻。但美国过于相信蒋介石及其政府,认为谁也无法代替蒋介石统治中国。马歇尔来华前虽然就对华政策方针和杜鲁门等人进行了讨论,但从赫尔利驻华时期就存在的政策本身的矛盾性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更加明确地决定:不管蒋介石如何不合作,如何破坏谈判,也要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可见,支持蒋介石几乎是无前提条件的。在美国政府看来,只要给蒋介石足够的军事援助,就能够确保蒋介石统治中国并使之成为美国的盟国。
        美国一方面派马歇尔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另一方面又不断给蒋介石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正是依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才敢于和能够发动全面内战,所以导致马歇尔调停失败的恰恰是美国政府自己。上面已经谈到过美国给蒋介石的大量援助。从1941年3月到1945年9月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美国给予租借物资最多的是英国和苏联,中国只排第四位,从1945年9月2日至1946年9月30日,美国援助中国的租借物资是所有国家中最多的。如下表:

国 家	1941.3.11—1945.9.2	1945.9. 2—1946.9.30
大英帝国	30 949 870千美元	442 497千美元
苏 联	11 058 833千美元	239 050千美元
法兰西及其属地	2 842 082千美元	391 771千美元
中 国	870 435千美元	694 267千美元

        此外,1946年8月31日,美国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战时财产协定》,将美国存放在中国、印度和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剩余物资折价转让给国民党,价值约9亿美元。(12)源源不断的军援和经援,使决心发动全面内战的蒋介石,摸清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底牌,而且也大大加强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力量。因此,在停战期间,针对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马歇尔多次警告蒋介石,反对他挑起全面内战,但美援的实际行动又使这些警告不起作用。正是美国无条件的支持和援助,使蒋介石集团更加肆无忌惮。美国维持蒋介石最高统治地位的努力,又使蒋介石压制异己,拒绝进行政治改革,扩大政权基础。当蒋介石确信美国无论如何也要支持他时,就在谈判中制造障碍,使马歇尔疲于应付,完全丧失了主动权。可以说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与援助是马歇尔调处失败的根本原因。
        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 自认为既可以用武力支持蒋介石,同时又可以为国共间设计一项政治协议,甚至想以美国方式改造中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对国共两党既合作过又分裂过的复杂历史,缺乏深刻的洞察。国共之争实质是两种中国命运之争,蒋介石不愿意也不可能放弃一党独裁专政,他自认为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国民党。他根本反对搞联合政府,还在抗战胜利前夕他就说过,“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由此可见,蒋介石坚持的一党独裁制度与美国对华政策中要蒋介石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改革的要求也是矛盾的。这也是马歇尔调处失败的重要原因。对此,美国作家迈克尔·沙勒说:美国促使蒋介石进行政治改革,但美国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在他想要塑造亚洲新秩序的努力中,他已经把美国同一个正在崩溃的政权联系在一起,这一情况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发现自己与之结盟的奥地利竟是一具“僵尸”。⑬
        应当说,美国事先是估计到了调处可能会遭到失败的可能性的,它之所以要冒此风险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战略考虑。战后,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美国面临着直接与苏联对抗冲突的局势。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中国在远东将成为抵消苏联势力的有用的平衡力量和太平洋地区苏美对抗的中间缓冲地带。为此,美国对蒋介石集团的扶植就更为急切和积极。尽管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人品,对其政府的腐败并非一无所知,但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使它必须与之打交道。正像美国人罗伯特·福雷尔所说: “杜鲁门不是蒋的热情支持者,但在那时他别无选择。”⑭马歇尔把调处失败归之于国共双方的不合作,艾奇逊则归之为美国在“不可妥协的党派之间寻找妥协”。⑮其实,失败的真正原因在于美国在战后执行了错误的对华政策。
        1月16日,国民党当局经司徒雷登转告中共驻南京谈判联络代表,表示愿意派代表到延安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军事进攻受挫)。20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声明,拒绝中共所提恢复和谈的两个条件,但又声称,愿意继续举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整编军队等。
        1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表声明,指出,国民党中宣部的“和平方案”,“是用来拒绝真正和谈的先决条件的。”重申,恢复和谈,“一定要蒋介石实现取消伪宪法与恢复去年1月13日军事位置两条”。
        1月29日,美国驻华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国退出军事三人小组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人员撤离延安。
        2月21日,国民党政府逼迫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及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北平。随后,又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此外还查封了重庆的《新华日报》。
        1947年3月3日,中共负责人对国民党当局强迫驻南京、上海、重庆中共代表撤退发表声明,揭露蒋介石集团破裂国共关系,以便放手大打内战。3月5日左右,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机关全部工作人员撤回延安。国共关系彻底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