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是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是模范抗日根据地,自1939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封锁边区以来,中外记者多次要求去边区访问,但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绝。《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指出:“在过去五年当中,政府不许有一个新闻记者到那里去,我们都好几次递了申请书,请求允许参观共产党的区域,结果总是并不干脆拒绝的。我们中间的一个所得到的回答是‘慢些吧’。另一个是 ‘现在未便’。还有一个是 ‘情况未定’。”①
        后来经过史迪威将军一再要求,加以周恩来极力促进,国民党当局开始有点松动。1943年11月间,在一次国民党中宣部于重庆每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例会上,福尔曼提出要求到延安访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表示可以。1944年2月16日,国民党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例会中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正式否认对解放区封锁的存在。外国记者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联名直接向蒋介石提出申请书——“这是由驻居当地的几乎是全世界的通讯记者签名的”。经一再催促蒋介石表示同意,交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筹办此事。中宣部提出增加中国记者以扩大记者团范围,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关于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人选,外国记者中宣部无法控制,而对中国记者的人选则进行了严格挑选,规定必须是报社担任主任级别的人员,而且限制女记者参加。《大公报》原来派出彭子冈、《新民报》原来派出浦熙修两位女记者,都被中宣部借口西北生活艰苦,不宜女性前往而拒绝。加拿大女记者邱茉莉(即爱泼斯坦夫人)要求自费赴延,与记者团同行,亦被婉言拒绝。因此,记者团中没有女性成员。主要由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等记者参加,官方指派领队和陪同人员,以及安排中统、军统特务分子渗入,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几经酝酿,最后组成21人的记者团。其中:
        两名官方指派的领队是: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谢保樵、国民党新闻检查局副局长邓友德;
        六名外国记者是:冈瑟·斯坦因(美联社、《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时报》、联合劳动新闻社)、哈里森·福尔曼(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莫里斯·武道(路透社、多兰多《明星》周刊、《巴尔的摩太阳报》)、N.普罗茨科(塔斯社)、科马克·夏南汉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②;
        九名中国记者是:孔昭恺(《大公报》)、张文伯(《中央日报》)、谢爽秋(《扫荡报》)、周本渊(《国民公报》)、赵炳烺(《时事新报》)、赵超构(《新民报》)、金东平(《商务日报》)、徐兆镛(中央社)、杨嘉勇(中央社)③;
        四名陪同人员是:负责检查外国记者稿件的宣传处处长魏素蒙及其助手陶启湘,管理业务的张湖生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杨西崐④。
        蒋介石答应了外国记者的要求,却又设置重重障碍。他们一方面将记者团出发时间一拖再拖;另一方面又附带三个条件:先调查西北的非共产党区;在共产党区至少呆三个月;呈送报告给宣传部检查。并且采取了许多“防范措施”,还对记者们的所有电讯强行实施严格的检查⑤。
        记者团组成后,于5月17日自重庆出发,乘坐一架由美国人驾驶的DC—3道格拉斯飞机,飞抵宝鸡。改乘火车沿途参观水利工程、纺织工厂等,第二天到达西安。
        在西安三日的逗留,记者们普遍感到行动不自由,路透社的武道说: “西安一切管制甚严,较之重庆更缺乏自由空气。”⑥
        5月21日,记者团离开西安,去临潼和潼关参观。之后,赴山西克难坡参观、访问。
        记者团绕道山西,既非出自阎锡山的邀请,也非记者团的一致要求,而是国民党当局搞的计谋,企图以访问阎锡山来冲淡访问延安的印象和影响;同时,以避开从西安去延安大道上的军事封锁线,而从“后门”偏僻地带突然进入陕北,以窥测陕甘宁边区的腹地⑦。
        5月31日,记者团离开吉县,骑马一天,取道平渡关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凉水崖。6月1日,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兼延安警备区司令员王震率领警卫人员,带着一大批骡、马来接。随同王震到来的还有翻译陈家康、徐克立夫妇。陈是周恩来的秘书,徐是《新华日报》记者,他俩是记者们在重庆新闻界所熟识的老朋友,言谈之间没有什么拘束。当晚,记者团宿营固临,第二天由王震举行茶话会,向记者们介绍开发南泥湾的经过。
        6月3日,记者团抵延长,参观了油田。在一个小镇,《中央日报》和中央社的记者张文伯利用休息时间溜进山沟东寻西找,发现了一片青绿的苗田,选了一株幼苗,自以为是鸦片烟苗,拿去问农户:“这是什么?”对方说:“不知道”。张文伯认为这肯定是鸦片的幼苗,连忙拿回来让大家拍照。大家一看,原来是一株青菜幼苗⑧。
        6月6日,记者团到南泥湾,王震设宴款待记者团,致词欢迎中外记者前来访问⑨。
        6月7日,记者团参观了南泥湾伤兵医院。当外国记者看到边区医院在封锁下,缺医少药,甚至连“磺胺”为何物也不知道时,十分不平,爱泼斯坦和普罗茨科当即提议以记者团名义,电请国民政府运输药品到边区。部分记者表示一定要将此情况反映出去。
        记者团参观了三五九旅开展大生产运动成果,以及该旅在前方作战时缴获的日军兵器;还参观了南泥湾干部休养所。
        6月9日,记者团到达延安,下榻交际处,由金城处长接待。他们抵达前,周恩来指导中央交际处对接待记者团的方针、 日程、衣食住行等,一一作了非常周到的安排。记者们住的不是窑洞,而是十多间整洁的平房。饮食丰富,早餐更有特色,天天供应稀饭、馒头、鸡蛋、小菜,还有牛奶、面包,品种之多出乎意外,且是各取所需,仅凭一顿早餐,已使大家看出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之后丰衣足食的成果。
        记者团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八路军、边区政府的热烈欢迎。当天下午,叶剑英参谋长设宴为记者们洗尘,出席宴会的还有杨尚昆秘书长和边区政府刘景范厅长。
        6月10日下午5时,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中外记者,到会的有党、政、军、人民团体领导人以及文化界、劳动模范等知名人士。为了欢迎记者团和庆祝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还特邀鲁迅艺术学院及西北战地服务团举行音乐晚会。
        会上,叶剑英代表朱德致欢迎词,认为记者团来到延安,对于促进国内团结将有很大意义。爱泼斯坦代表外国记者讲话,他说:“我们来到延安是很不容易的事。延安之行可以帮助神圣的反法西斯工作。在同盟国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被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区不让他们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人民的眼睛。”他还说:“延安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次我们来到这里,把一座被关闭很久的门打开了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⑩孔昭恺代表中国记者讲话,表示:“一定要把见到的一切忠实地报道给全中国。”(11)
        11日,全体中国记者参观了新华社、《解放日报》、中央印刷厂,并进行了新闻业务上的座谈。
        12日下午5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接见记者团并举行座谈会。会上,他首先致词,对记者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记者团来延适逢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表示热烈庆祝。并说:“我们的目的是共同的,就是打倒日本军阀和打倒一切法西斯。全中国、全世界都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团结起来。”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他再次着重表明:“我们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策始终不变,因为这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12)他致词后,回答了记者们对国际国内局势所提的许多问题。毛泽东着重指出:“远东决战快要到来,但是中国还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有力量。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只有民主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13)会后,斯坦因首先提出要单独会见毛泽东,毛欣然允诺,但记者团的领队邓友德坚决不同意;可斯坦因等也坚决不买他的账,使邓友德无可奈何。接着,福尔曼等几个中外记者也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作了亲切交谈。
        会见后,毛泽东与记者团合影留念,并设宴款待,很多中共领导人出席作陪。晚间,请记者们观看京剧。
        从11日开始,中外记者正式访问陕甘宁边区政府、自然科学院、医科大学、日本工农学校、兵工厂、被服厂、难民工厂、皮革厂、振华纸厂、光华农场、中央医院、国际和平医院、洛杉矶保育院等单位,对边区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全面了解。
        6月14日,记者团参加延安各界4万人庆祝联合国日及保卫西北动员大会。会上,斯坦因发言表示要把陕甘宁边区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作战努力的实况,告诉给英国人民,以期对中国国内团结和民主有所贡献。福尔曼说,作为一个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的朋友,我希望能促进中国政治和军事上的团结,以便更有力地对付我们的敌人——日本。并强烈希望国共两党继续团结。普罗茨科发言指出,国际和各国内部团结应建立在民主基础上。记者团领队谢保樵发言,声称记者团来延目的有二:求真,求团结。
        6月22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王家坪礼堂向记者团作军事报告。报告分敌、伪、友、我四个方面,介绍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七年来坚持抗日作战的情况,长达5小时,很全面。在中外记者中反映十分强烈,外国记者回到住地立即打字发稿。
        24日上午,延安文艺界在边区银行大楼与记者团举行座谈会,文艺界知名人士吴玉章、周扬、范文澜、成仿吾、柯仲平、丁玲、周立波、吴伯箫、艾青、萧军、陈家康等数十人出席。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聚会,人们三三两两地自由交谈,气氛轻松,也很有情趣。大家谈论着哲学、文学等各种问题,以及边区生活,彼此交流所见所闻。谈话间还有一些插曲,吴伯箫谈到:听说西安有些人扮作我的朋友,说我已在整风审干中死了,今年3月还特为我开了追悼会,“大家看!我现在不是还健康地活着吗?”艾青也气愤地说:大后方有个《良心话》刊物,说我想要逃出边区,走到鄜县被保安队捉回去了。这真是活见鬼!那《良心话》竟会说出没有良心的话(14)。
        会后,招待中外记者在民众会场和近千群众一起观赏秧歌剧。大家对秧歌这种形式表演的节目,很感兴趣。回到交际处后,有一些记者还请徐克立教学扭秧歌。
        记者团访延期间,正值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各条战线的领导人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准备参加“七大”,因此,记者团趁机同周恩来、刘少奇、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等会晤,进行了采访,向各国发出了各解放区抗日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消息。当时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在延安工作已很久了,如马海德医生、英国的林迈可等,记者也愉快地会晤了他们。还对在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进行了采访,详细询问了日本反战同盟成员的生活、学习及思想变化。
        记者团访问边区政府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正在重庆谈判未归,由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负责接待。6月26日,李维汉向记者团作了边区的历史演变和现实情况的报告。李鼎铭副主席作了《关于边区总政策的报告》,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介绍了边区的民主政治,民政厅厅长刘景范介绍了边区的行政机构,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介绍了边区的财政收支、税收、人民负担和工作人员的供给制度,建设厅厅长高自立介绍了边区的劳动政策和合作政策,建设厅副厅长霍子乐介绍了边区的工业、农业和私营工业的政策,教育厅厅长柳提介绍了边区的教育制度和施教方针,边区贸易局经理叶季壮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分别介绍了边区的贸易活动、边币的发行以及银行的金融活动等。记者们一边听、一边与国统区的有关情况对比,对边区各方面的高效率工作、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廉政、处处为人民着想等极表赞赏。
        7月上旬,中外记者都提出要去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采访,领队谢保樵、邓友德害怕会因此进一步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力,竭力阻止。但部分外国记者仍坚持要去,于是谢、邓采取分裂记者团的办法,决定将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坚持反共立场的夏南汉神父,也表示不再采访了。7月6日和11日,他们分别向周恩来、朱德辞行,于12日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外国记者5人留在延安继续参观、访问。8月中旬,他们在国民党中宣部张湖生率领下离开延安,先赴边区的绥德分区首府兴县访问。中共派王世英、朱明、王再兴和翻译柯柏年、凌青陪同前往。8月13日,记者分团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8月22日,绥德专员袁任远、副专员杨和亭,会同绥德的士绅安文钦等八人与记者们座谈,回答了有关统战的许多问题。晚上,分区政府为记者们演出文娱节目招待。
        8月30日,记者分团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在太原附近的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当他们通过敌马坊驻点封锁线时,适值八路军攻克该地,记者们参观了作战现场,并询问了日伪俘虏。记者们看到残破的钢骨水泥碉堡、层层的铁丝网和封锁沟,盛赞八路军作战的英勇,同时也看出日军对八路军是何等的惧怕!
        9月14日,记者分团与参观八路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15、16两日深夜,记者们和卡斯堡少校等,登上距离汾阳仅5公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17日拂晓,八路军再将协和堡敌据点攻克,又有大批俘虏被押下阵地,胜利品源源运进村庄,盟邦记者异常兴奋。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说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是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侵略者赶走的。”福尔曼说:“我要将所看到的八路军英勇战斗的故事,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爱泼斯坦非常愤慨地表示:所有对八路军诬蔑的谣言已被事实所粉碎,任何封锁都已封锁不住了。他保证要将所见的事实报道出去,揭穿一切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他说:“这次我们在陕甘宁、晋绥边区住了几个月,看到了敌后的军队与人民在怎样艰苦英勇的工作与战斗,怎样牺牲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为全世界人类和平而斗争。我们的责任,就是将所知道的真理告诉全世界。”卡斯堡少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参加过北非和欧洲战争。他一面在离火线不远的山村里救护八路军的伤兵,一面赞扬八路军作战的机智英勇:“我看到欧洲、非洲其他战场的作战,实在也不过如此。”(15)
        记者分团和卡斯堡少校同参加汾阳战斗的八路军相处多日。9月21日他们回到八分区司令部驻地,第二天,他们前往静乐县娄顶镇附近,参观军民围困娄顶敌据点及部队以爆炸轰毁敌碉堡的战斗。
        记者分团离开八分区后,冒雨前往八路军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并从那里前往临县三交敌据点附近,参观民兵英雄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敌人难以逾越的堡垒,给记者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10月下旬,记者分团相率返回重庆。
        记者团还在访问中,就向伦敦《泰晤士报》、 《美国之呼声》广播、《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等发出了许多新闻稿。回重庆后,除《中央日报》张文伯、《商务日报》金东平写了一些歪曲报道外,多数人都较为如实地撰写了此行所见所闻。《新民报》赵超构在报上连续发表了《延安一月》,继又出书发行,受到人们的欢迎。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红色中国之挑战》、《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八千六百万人民随着他的道路前进》;爱泼斯坦写的《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福尔曼写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 《西行漫影》画册,以及武道写的《我从陕北回来》等等专著,发行后在全世界评价很高,反响强烈(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