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本侵略者把主要的军事力量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地、大规模地“扫荡”和分割“蚕食”,实行“三光政策”,命令“全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的人民”,“不论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运输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并要一律埋死或投放毒药”①。
        日伪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和封锁,加上华北各地连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使解放区的面积缩小,军队人数下降,财政经济陷于极端困难。晋察冀、太行等地军民甚至不得不以野菜、野果充饥。“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②。解放区面临严重困难局面。
        中共中央早在1938年12月就发出了“广泛开展生产运动”、“保证各个地区物质供应的自给自足”的号召,要求“努力提高工农业的生产力,激发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热忱”,要求发动各级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中的全部工作人员、各部队的指战员“一面工作,一面生产,把工作与生产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才能保障战时物质供给”③。号召发出以后,一部分军队开始了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劳动。
        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越来越严重的困难局面,尖锐地提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自此以后,在“自己动手”的思想指导下,从陕甘宁边区开始,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从党政军学人员到全解放区的广大群众,大生产运动逐渐地开展了起来。
        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指出:“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④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边区部队,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各机关部队积极经营农业和工副业生产,以求生活自给和现品自给。
        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陕甘宁边区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系统地总结了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的总方针。在这个正确方针指导下,陕甘宁边区及敌后解放区的生产运动迅速开展并取得了巨大成绩。
        1943年初,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负责,使边区经济工作在组织上实现了统一领导。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指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一切机关学校部队,必须于战争条件下厉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必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⑤11月29日,毛泽东又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了《组织起来》的讲话,号召“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 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⑥。此后,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更普遍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发展起来。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陈云、李富春、王稼祥等和各解放区的党政军各方面负责同志,都亲自动手,参加大生产运动。他们的模范行为,给各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极大的推动和鼓舞。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1938年秋,陕甘宁边区部队便开始生产劳动。1939年中共中央提出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之后,边区留守部队及边区的机关学校都热烈响应,大生产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留守部队全军上下辛勤劳动,艰苦创业,短短几年内取得了很大成绩。1939年开荒2.5万亩,自给了一个半月的粮食,解决了部分装备的补充。1940年开荒20.68万亩,1941年开荒1.47万亩,自给了经常费用、被服和伙食费的54%。1943年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下,边区军民形成了更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这一年,部队种地面积从1942年的4.5万亩激增到21.5万亩,产粮3万多石,产蔬菜2 300多万斤。1944年耕地面积达83万亩,产粮9万余石,占部队和机关每年所需粮食26万石的三分之一。其他副业如手工业、畜牧业等,收益值粮食不下20余万石。到1943年,边区有些部队的粮食、被服已达到了完全自给。⑦
        在部队大生产中, 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41年3月,三五九旅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战胜经济困难的号召,执行“屯垦”政策,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由王震旅长率领,开进南泥湾。
        部队初到南泥湾的时候,那里是一片荒山丛林,树木丛生,野兽群游,地气潮湿,房子极少,特别是九龙泉、史家岔一带,连老百姓都没有。经过三五九旅指战员的艰苦奋战和辛勤劳动,1941年开荒种地1.12万亩,粮食自给达70%,经费自给78.5%。1942年种地2.68万亩,达到粮食自给78%,经费自给90%,蔬菜、肉、油及鞋袜已全部自给。1943年种地达10万亩,粮食全部自给还有余。1944年种地猛增到20.1万亩,产粮3.5万多石,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缴公粮为一万石。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毛泽东、朱德、谢觉哉、吴玉章、徐特立、续范亭等人都先后视察了南泥湾,并赋诗盛赞南泥湾。朱德在《游南泥湾》诗中,兴致勃勃地称赞南泥湾的巨大变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八路军三五九旅屯垦南泥湾的英雄事迹,有力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边区机关学校的生产,也获得了显著成绩。1939年共开荒11.3万亩,收粗粮1.1万余石。1944年,边区直属机关生产总额达2.88万余石,机关经费自给51%。中央直属机关生产总额达6.4万石, 自给65.6%⑧。
        由于边区机关、部队生产自给部分逐年增长,从而使取之于民的公粮数额逐年下降,人民的负担日益减轻。1941年征公粮20万石,1942年为12.5万石,1943年为18万石,1944年为16万石,1945年为12万石。1941年公粮为当年粮食收获量的12%,1942年为9.8%,1943年为9.1%,1944年为8%,1945年为10%⑨。
        中共中央提出的生产自给的号召也得到边区人民的热烈响应,他们积极开荒种地。经过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边区耕地面积从1938年的890多万亩增加到1940年的1 100多万亩,1943年又增加到1 300多万亩,到1945年达1 500多万亩。1937年前,边区几乎不种棉花,1942年已种棉9.4万多亩,1943年15万亩,棉花自给率为50%,1945年种棉面积已达35万亩,比1939年的3 767亩增长90倍,边区棉花已全部自给自足⑩。
        为了提高生产,根据1942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确定的方针,决定将群众组织起来,发展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各区县领导亲自到农村,宣传组织劳动互助组,利用民间原有的变工、换工、扎工等劳动互助形式,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建立计工计账等制度,把分散的个体劳动者组成一支有组织的劳动大军。1943年,组织在各种互助组织中的劳动力为全区劳动力的24%,到1944年增加到45%左右。组织起来的人民,劳动热情高涨,劳动生产率提高,涌现出一大批劳动英雄模范,并在劳动中改造了一批二流子。农村各业兴旺,真正出现了“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的景象。政府还鼓励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允许中农向新富农方向发展。
        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边区的工业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从1938年到1943年,边区公营纺织工厂由1个增加到23个;纺织生产合作社由1个增到38个;私营纺织厂由5个增加到50个。1943年产布5万多匹,1945年产布15万匹以上。1943年造纸厂已有11个,还有肥皂厂两个,陶瓷厂3个,石油、制茶、皮革等工厂各1个,被服厂12个,炼铁厂2个,工具厂8个,印刷厂4个,木工厂7个。自己已能炼铁、炼油、修造小型机器,配制军需品,制造硝酸、盐酸、硫酸、玻璃等。1945年,边区工人已达1万余人(11)。
        继陕甘宁边区之后,其他各敌后解放区,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晋察冀解放区各地在“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从1939年起,就组织垦荒团、互助团、突击队等临时性的修滩、筑坝、救灾等集体耕种组织。1939年4月,边区公布了奖励生产事业暂行条例,对“一切直接间接增加生产之努力”,由县区政府或边区加以奖励。分局负责人刘澜涛、军区副政委程子华等也都订了个人生产计划,积极参加生产。1943年冬,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后,1944年在冀西、晋东北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全年共补充了耕畜2.2万多头。据统计,抗战中,晋察冀共开荒124万亩,修滩35万多亩、扩大耕地面积182万多亩,还修渠、开新渠、造井、修坝等等,使受益农田达213万余亩(12)。
        晋察冀解放区的部队机关生产也有很大发展,1944年种地7万多亩,蔬菜基本自给,还生产了1.7万多石粮食。冀中平原的部队,做到了转移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荒种地,或和群众变工生产,做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战斗与生产相结合。
        晋冀鲁豫根据地自建立以后,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严重的灾荒中,水、旱、蝗、雹、疫五种灾害持续不断。边区大生产运动第一步就是战胜灾荒。一方面减免灾区人民应征的粮款,仅太行区的公粮,1942年比1941年减征9万石,1943年又减征7万石,1944年比1941年几乎减征了一半。同时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救济,仅太行区,边区政府就拨粮9 000石,无利借贷给灾民渡灾。另一方面,以工代赈,修河筑堤,兴修水利,组织群众“生产自救”,终于战胜了灾荒。太行区在两年救灾生产中,组织了15万纺妇,纺了120万斤棉花,赚回工资粮3万石。又公私结合,组织了9万人的运输队,赚回工资粮3.5万石,使广大灾民免除了饥饿的威胁。
        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和机关从1940年起,就开始了农业生产,1943年每人种地3亩,自给一季粮食、全年的蔬菜和全部办公费用。1944年太行区部队开荒8.8万多亩,占该区开荒总数的三分之一。太岳部队开荒5.8万多亩,冀鲁豫部队也完成了自给两个月粮食的任务。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等,都亲自指导兴修水利,亲自下水垒坝,参加救灾抢种等劳动。
        晋冀鲁豫解放区自1939年起,开始注意发展工业,兴办小规模兵工厂,制造枪弹、地雷等。又办起了纸厂、肥皂厂、纺织厂、毛织厂、药厂、玻璃厂等,使边区日用品不仅可以自给,还输出到敌占区及抗日邻区。
        晋绥解放区自抗战开始到1940年内,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劳动力减少,耕牛减少、骡驴减少、猪羊减少、土地荒芜、棉花减少、民间纺织业衰落。边区政府建立后,奖励生产,发放农贷,调剂土地,实行减租减息,减免公粮等,组织群众参加变工互助,创造了民兵相结合的劳武结合形式变工队和自卫队,还建立了由许多村联合起来的“连环哨封锁线”。1941年到1944年,全边区共开荒117万亩,还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6.9万余亩。1944年大生产运动更进一步发展,仅春耕中就开荒42万亩。同时变工组发展为变工合作社,在变工互助的基础上,把大批节余的劳动力和物资组织起来,扩大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及其他副业生产。
        晋绥解放区部队机关的生产中,1941年全军区部队开荒6万亩,1944年开荒16.6万亩,打粮2万石,蔬菜除极少数部队外,均能全部自给。1945年,边区军民共开荒地155万亩。三五八旅还自己开油坊、粉坊、豆腐坊,做到每个伙食单位有十只羊,十亩菜,八人一头猪。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晋绥解放区的纺织,造纸、被服、火柴、印刷、制药、炼铁、煤炭等工业都发展起来了。特别是纺织业又复兴起来,1945年有纺车9万多架,土机1.3万多架,纺妇10万人,年产土布100多万匹。有公营纺织厂六个,年产布5万多匹。
        山东解放区,1942年前只搞了一些开荒等活动,1942年开始搞生产运动。1943年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开展大生产的指示,决定在全区开展以组织起来为中心的生产运动,为争取农民的丰衣足食及根据地的经济繁荣而奋斗。滨海、胶东两区,1943年组织了少数搭犋队、换工队。1944年互助合作组织和大生产运动较普遍地开展起来,整个山东解放区组织互助组六七万个,有些基础较好的地区,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力总数的10%—15%。许多地区还创造了一些劳武结合的组织形式进行大生产,取得了不少成绩。如胶东区1944年成立了搭犋互助组3.1万多个,开荒37万亩,打井1.1万多眼。
        山东解放区于1942年成立了纺织局,领导公私营纺织业,到1945年已有50万架纺车,8万织机,全区除鲁南区只能自给一半布匹外,胶中、鲁中、滨海、渤海四个区,军民需布全部自给。还开发了盐田,兴办了肥皂厂等。
        华中解放区,1942年开展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运动;1943年的生产运动就发展到以实现自给自足为目的;1944年形成军民大生产高潮。广大群众由于实行了减租减息,生产情绪高涨,较广泛地组织了劳动互助组织伴工队、换工队等,积极投入生产运动。在严酷的反“清乡”、反“扫荡”斗争中,组织起来对于抢种抢收,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都起了重要作用。水利建设方面,据苏北、淮北、淮南、皖中等地区的不完全统计,组织起来兴修的水利灌溉面积达120万亩。淮北一带开始组织农村运销、消费、生产、信用等合作社。淮南军区1943年部队生产粮食3.1万多石,还种植了瓜、菜、棉、麻、烟等经济作物。新四军直属部队1944年也自给了八个月的蔬菜,十个月的食盐与全年的肉类,一年的生产总值在1 500万元以上。
        华中解放区的鄂豫皖边区,1941年在敌、伪、顽军的进攻和连年天灾的侵袭下,出现困难局面。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3年底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并提出把重视生产的思想和领导生产的成绩当作考察党员和干部的党性和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还提出了组织群众的大多数是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也是领导生产的中心任务。群众组织起来以后,平时换工互助,农忙和水旱灾荒时集体劳动,曾出现过使用160部水车集体车水翻山的奇迹。边区的部队机关生产,在新四军第五师领导干部带领下也很快开展,李先念、陈少敏等都赤脚下田挑粪、拔草、种菜,在群众中影响很大。1943年边区部队机关共开荒2.3万亩,种菜6 900多亩,做到了粮食部分自给,柴、菜全部自给,少数单位粮食也全部自给。
        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有力地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不仅有战胜凶恶敌人的英雄气概,而且也有改变环境、改造自然的无穷力量,有能力也有办法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