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集团叛逃后,时刻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工人员和爱国志士的暗杀威胁。汪精卫等到上海后,周佛海便建议组织一个特务机关,同军统唱对台戏,压制租界内的抗日气氛,并推荐丁默邨主持其事。汪精卫从日本政府给他的300万元活动费中提出100万元,作为建立特务组织的经费。
        丁默邨早年背叛革命,投入“中统”。八一三事变后,丁在周佛海所领导的大本营(军委会)第二部挂了个专员的名义。武汉沦陷前,丁由汉口绕道香港来到上海。周佛海等到上海后,丁便成了“和运干部”了。
        丁默邨奉命组织特务机关后,找到了先期潜伏上海的特务李士群。李早年曾入莫斯科大学,也是一名叛徒。他在上海人地熟悉,同流氓帮会和日本特务都有往来。他吸收了“中统”特务留在上海的原班人马,并招收了一批亡命之徒,施以短期训练,很快就行动了起来。
        李士群又物色到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流氓吴世宝,作为他的主要帮凶。吴世宝带来了他的一批徒子徒孙,如张国震、顾宝林、赵嘉猷、夏殿元、郭忠和、王吉安等,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无恶不作的地痞流氓。吴还把他的“老头子”、绰号烂脚炳根的无锡人荣柄根,也拉来与李士群扯上关系。据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许多党棍恶霸、地痞流氓、中统军统特务,与马路政客、失意军人,凡是社会上的一些渣滓,无不为李士群、丁默邨所兼收并蓄,来者不拒。”①
        1939年7月,这批特务,通过日本宪兵队本部的关系,搬进了极司斐尔路上一座最大的花园洋房,它的门牌是“七十六号”。这里原系北洋军阀陈调元的公馆,房屋宽敞,可供设置监狱和审讯室之用。
        这时,汪伪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丑剧犹未演出,因此这个特务机构还没有正式名称。为了叫起来方便,就以这幢房子的楼房门牌“七十六号”名之。汪伪六届一中全会,把魔窟“七十六号”安上了一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的名称,直属汪伪国民党主席领导,以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周佛海是个CC老特务,不甘目睹这一政治资本完全落在汪精卫手里,于是提出在“特工总部”之上设立“特务委员会”,周自兼主任委员,丁默邨副之,以李士群为秘书长,把“七十六号”的全衔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
        1939年9月伊始,“总部”主任是丁默邨,副主任是李士群、唐惠民,主任秘书是茅子明,会计主任叶耀先,总务科长萧一诚,交际科长丁时俊,警卫大队长吴世宝,第一行动大队长林之江,第二行动大队长杨杰,第三行动大队长张劲庐(女),租界警卫队长潘序东,直属行动组长王佩文,招待所主任张劲庐兼,警官训练班主任丁默邨兼,教育长茅子明兼,主任教官余朴。不久,增设了三个委员会,第一委员会主任马啸天,第二委员会主任顾继武,抚恤委员会主任李士群兼。到9月底,又增设了四个厅:第一厅厅长王天木、第二厅厅长林之江、第三厅厅长何天风、第四厅厅长苏成德②。
        10月,又把各委员会与各厅一并取消,改为四处四室。计第一处处长陈明楚,第二处处长马啸天,第三处处长张劲庐,第四处处长潘达。督导室主任杨杰,专员室主任沈信一,审讯室主任汪瀚章,化验室主任姚任年③。
        11月,又添设四处,即机要处,处长傅也文;总务处,处长叶耀先;情报处,处长唐克明;电务处,处长晋辉④。
        1940年春,丁默邨被李士群赶走,“七十六号”机构人事又进行了一番调整,属于丁系的茅子明、丁时俊、庄滢、曹慎修、萧一成等都被免了职,并增设主任办公室,又在南市警厅路设了一个南市看守所,派王吉安任主任,并把吴世宝的警卫大队改为警卫总队,下设五个大队,以吴为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长驻“七十六号”。
        除特工总部警卫总队外,又添设了特工总部行动总队,下设六个行动大队。以林之江为总队长。行动大队分驻上海各地区(据说这类行动大队,后来增设到二十多个,分驻在江浙各地区的特工站,拨由各站就近指挥)。此外,又设了一个修械所(后改为复兴兵工厂)以宋负薪为主任,还有一个警犬训练班,派傅志远专司其事。
        “七十六号”还建立了几个外围组织,如在极司斐尔路七十五号以李士群为社长、胡均鹤为书记长的海社;由夏仲明负责的上海法院同仁会;以叶耀先、孙时霖分任正副经理的“立泰钱庄”;以黄敬斋为经理的“国民新闻社”;以尤菊荪为经理,专与重庆作物资交换的东南贸易公司;以朱海初任总理、孙时霖任经理的“上海实业银行”等等。
        其后,汪伪特务组织进一步膨胀,除上海“七十六号”总部外,还有“上海区”,另在南京、武汉、苏州等地设有区站,有“华北工作团”特务活动遍及整个沦陷区。
        “七十六号”自建立起,便成了杀人的魔窟。当时的上海人,路过“七十六号”时,谁也不敢正视它。据马啸天、汪曼云回忆说:“‘七十六号’大门内早晚有几十个人巡逻放哨,他们弓上弦,刀出鞘,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在二门墙上,吴四宝还开了两个枪洞,向着大门架起了两挺轻机枪;又在‘七十六号’西邻华邨西头墙沿下,搭了一间木室,派了几个小特务,开了一爿白铁店。在‘七十六号’东首康家桥门口乐安坊附近,则租了一个店面,开设一家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另外从曹家渡新康里起以迄地丰路秋园附近,还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取得经常的联系。所以在‘七十六号’附近的摊贩,均属汉奸特务,都是惹不得的。”⑤
        “‘七十六号’做了特务机构后,便大兴土木,把原来的洋式二门,改为牌楼式,在楼额上还镌上了 ‘天下为公’等四个蓝底白色的大字,在这四个大字的两侧,前面说到的两挺轻机枪,就安在这里。在二门内的东首,南北相对地新盖了两长条二十多间平房,头前两间,便是这个魔窟的‘警卫总队长’兼‘第一特务大队长’吴世宝的办公室。对面是‘审讯室’,往后两对面,就是后来各个处室的办公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了看守所,其西边空地上,添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务室。电台就安装在这里。花棚前面,是一幢三开间的平洋房,式样新颖精致,由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派来监视和指导工作的日本宪兵占用。”⑥
        “‘七十六号’正中的那座大楼,大家把它叫做高洋房,是这里的主要建筑物。走上石阶,中间是穿堂与扶梯,东首是会客室。它的后面是‘交际室’,内有两个‘交际花’,一名叫徐才立,一名叫钮美波。交际室后面是贮藏室,贮藏室门外是电话接线间。……会客室对面是餐厅,后边接会议室……会客室的楼上是丁默邨的寝室兼办公室……丁的寝室对面,是李士群的卧室。在丁、李两室之间的前面,是李士群的办公室。……在李的房门前,有一条小走廊,旁边有客房。这条走廊,直通高洋房西首的石库门房子,另有一条甬道可通后面吴世宝的宿舍。甬道旁有两个房间,是关女犯人的。三层楼上两个房间,算是犯人优待室。”⑦
        “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走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为一个大厅,再搭上一个讲台,算是大礼堂。”⑧
        “七十六号”还配有各种刑具,对于被捕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界爱国人士,百般逼供,严刑拷打,令人为之发指。自它出现以来,上海租界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世界,沪西越界筑路地段被人称为“歹土”。他们在租界内逮捕抗日分子,起到了日本宪兵所不能起的作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赞赏。
        从1939年下半年起,租界恐怖事件进入高潮。是年7月22日晚8时,“七十六号”特务成群结队地袭击《中美日报》,这是一家挂美国旗的报馆。眼明手快的看门保镖,急匆匆拉上铁门,歹徒们无法冲入,便又一窝蜂似地跑到《时事新报》附设的《大晚报》馆大打出手,捣毁了排字房,打死、打伤了排字工人各1人。捕房巡捕闻讯赶到,歹徒们公然开枪拒捕,双方发生枪战,一时枪弹横飞,在行人如织的文化街上展开了一场恶战⑨。
        8月3日,“七十六号”特务公然在极司斐尔路挽臂游行,与驻上海的意大利海军陆战队士兵发生遭遇战,意大利军人数较多,将他们包围缴械,并捕获歹徒16名。由于他们有日本人作背景,租界当局不敢处理,当晚就将被捕者全部释放⑩。
        8月13日,为沪战发生两周年,两租界恐有纪念游行之举,特地在各重要街口加强警戒,并将沪西“歹土”暂时封锁。不料,歹徒们公然绕道进入租界挑衅,与执行巡逻任务的英籍巡捕开枪互击,双方互有死伤。英国防军增援前来,才把他们驱走。
        就这样,租界恐怖事件逐步升级,“七十六号”武装特务已由秘密活动发展到公开活动,由以个人为靶子发展到聚众袭击报馆,由迫害中国人发展到向租界的武装力量挑衅。他们倚仗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越来越猖獗了,使得上海为腥风血雨所笼罩。
        1939年10月下旬,“七十六号”歹徒进一步向租界当局公开挑战,先后发生曹家渡巡捕房被袭击和在愚园路枪杀印籍巡捕两次事件。
        12月3日,英国防军会同租界巡捕在大西路一带巡逻,歹徒公然迎面而来,双方开枪互击,又演了一场遭遇战。根据当时歹徒活动的特点,结合日伪方面关于收回越界筑路警权的宣传可以看出,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夺取沪西警权,把公共租界的范围压缩在静安寺路、海格路以东。
        日伪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夺取设在租界上的中国法院。根据1930、1931年两年国民政府与有关各国签订的“临时法院协定”规定,中国政府在两租界设立高二、高三两分院和地方法院。日伪方面向租界当局进行多次交涉,要把这些法院移交南京汪伪政权。因此,此项交涉长期不能解决。于是,日伪方面想从法院内部打开缺口:“七十六号”特务写恐吓信威胁法院人员,强迫他们表示态度,如果愿意接受南京汪伪政权的管辖,保证地位不动。否则就将对他们“执行死刑”。11月23日,公共租界高二分院刑庭长郁华,走出私宅不远,即被歹徒狙击身死。郁华是左翼文学家郁达夫之兄,为人颇有气节,不向恶势力低头。他是租界上高级司法人员被害的第一人。租界当局明知凶手来自何方,但也不敢追究。接着,地方法院刑庭长钱鸿业也被暗杀。(11)
        紧接司法界两次血案后,又发生了一次震动全市的爱国妇女被害事件。被害人“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英,浙江杭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遇害时年仅28岁。
        1938年,茅丽英以提倡正当娱乐为掩护,组织了“职业妇女俱乐部”,团结广大妇女群众,从事爱国活动。1939年7月,为了救济中国战区难民和购买生活物资支援游击区军民,她争取部分“上海闻人”列名为赞助人,发起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在她的积极活动下,永安、先施、国货公司等56家厂商捐助了大宗日用品。她又动员戏剧家在大陆电台播唱京剧,扩大征募物品并推销代价券。这种不屈不挠的爱国行动,引起了日伪方面的特别注意,“七十六号”歹徒曾寄恐吓信并附以子弹一枚,叫她停止活动。她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工作,继续举办义卖。她在恶势力下坚定勇敢地同敌人做斗争,日伪分子恨之入骨,终于在12月12日的回家路上,惨遭“七十六号”凶手杀害。
        针对“七十六号”及其日本特务的“血腥”行动,重庆特工人员和一些爱国志士,也利用上海公共租界从事暗杀汉奸活动。所以,“那时上海暗杀事件,已层见叠出”(12)。“双方展开暗杀最猛烈的时期,是民国二十八年与二十九年(1939—1940年),也就是汪政权在沪酝酿与转往南京建立的那两年”(13)“维新政府”的外长陈箓被杀于寓所,公共租界总探长陆连奎被杀于他所经营的中央旅馆门口,“法租界政治部的X更生(他是双方都称为烈士的奇怪人物),大舞台老板诨名阿富郎的 ‘三大亨’中之张啸林,都因与日方有了关系,渝方采取了杀一儆百的手段。丁默邨接盘了上海四马路石路(今福州路福建中路)口的《文汇报》,先后委刘呐鸥与穆时英任社长,报纸还未出版,而两人又被人途次伺伏乘机枪杀了。”(14)
        1940年,上海已经处在暴风雨的前夕,“七十六号”特务在租界上造成的政治血案,更加有所发展,上海市民称是年为“恐怖年”。
        新年刚开始,1月6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办英国人费利浦乘汽车回寓,有一群“黄包车夫”拦住去路,向他连开8枪均未命中。这是汉奸特务公然以租界当局为暗杀对象的开端,全市为之骇然。
        12月16日,法租界公董局政务督办杜格被狙击身死。这是租界当局受害而死的第一人。
        1941年1月23日, 日本旅沪侨民会会长林雄吉偕同森永松之助、久保盛明两人闯入工部局纳税会大会场,林雄吉开枪击伤工部局总董凯自威,另两人正在动手焚烧会场的芦席棚,当场均被逮捕。这是日本暴徒亲自出面谋杀租界当局、捣毁租界政务机关的重大事件,但是畏日如虎的工部局,五天后便将案犯3人全部释放。
        工部局的胆怯,助长了日伪尤其“七十六号”的血腥暴行。1941年3月22日深夜12时后,“七十六号”歹徒分作两批出发,一批窜到极司斐尔路“中行别业”(上海“中国银行”职员的集体宿舍),架走“中国银行”职员128人,一批窜到白赛仲路“江苏农民银行”宿舍,破门而入,把在睡梦中的银行职员12人一齐唤醒,强迫他们站在门外排队,然后加以集体屠杀,其中5人重伤未死。对于被架走的“中国银行”职员128人,歹徒用拈阄法提出三人加以枪杀,据称是为被军统特务暗杀的“中央储备银行”职员复仇,其余则均于一星期后释放。以上两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日本宪兵又将“中行别业”包围,勒令全体职员立即搬走,并将他们的家具、箱篓以及什物抛置在马路旁行人道上。
        “七十六号”歹徒们的这些疯狂滥杀事件,引起了全上海市民的极大震动和愤慨。但是,这般嗜血的野兽们意犹未足。3月25日,他们又在法租界逸园“中央银行”办事处及公共租界爱文义路该行分处分别埋置定时炸弹,炸死炸伤五十多人。同时,爱文义路“中国农民银行”也有定时炸弹,幸事前发觉,未造成伤害。
        同年4月24日,胶州路“孤军营”团长谢晋元被人行刺身死,团副上官志标也受了重伤。谢被害后,上海市民前往吊唁者达数万人,素车白马,途为之塞。各界人士筹备举行盛大追悼会,被日本侵略者阻止。通过谈判, 日方限制吊客不得超过300人,才于5月11日举行了一次简单的追悼仪式。
        此外,在这段时期内,租界内被暗杀的还有不少的律师、教授、新闻记者、教职员、商民、市民、租界巡捕等,凡是不肯同日伪合作,有反日抗日行为或支持抗日反伪的,都被歹徒们当作活靶子而在街头巷尾受到狙击。“七十六号”还开了一张83人的黑名单,其中不少人从无政治活动,甚至姓名、籍贯也被写错了,但都由伪组织明令予以通缉。“七十六号”的特工,在上海犯下了滔天罪行。
        1942年6月,汪伪将“特工总部”由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迁往杭州,改称“军委会闽赣皖浙四省边区行营”。1943年10月,更名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局长万里浪,副局长胡均鹤,局本部迁南京。
        1944年底汪精卫病死后,又先后更名为“政治保卫总署”、“政治保卫部”。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汪伪特工总部也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