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动用大量空军力量对重庆市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地毯式”轰炸。
        在日机的疯狂轰炸下,国民政府的机关团体都依山建造起了各自的防空洞。而一般市民只有去钻公用的防空洞。
        重庆市的防空大隧道建在市中区(今渝中区)的十八梯附近,它是一条从地面深挖入地底的十米左右然后平伸约两公里、中途分叉成三个道口进出的大隧道,专供一般市民躲避空袭所用。
        1941年,日军参谋部改变了首先北进的主张,将南进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调集兵力实行南进,日本侵略者急欲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决定集中力量,一面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一面实施对中国内地的“第三次战略大轰炸”。重庆又一次被作为轰炸的重点。
        1941年6月5日晚6时许,响起了空袭警报,人们仓促避难,纷纷涌入当时重庆最大的公共防空设施——大隧道内。这一段大隧道正常容量为4 384人①,当晚涌入大隧道避难的人数大大超过了正常容量,由于人多,并且大都集中在洞口和隧道中部一带,空气极不流通。隧道内电动通风机,因未得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的验收不能使用。时间稍长,隧道内的人便感到气闷难受。于是洞内的人想到洞口透气,而洞口的又为了安全想往里面挤,这样有的要出来,有的又要进去,秩序发生混乱。
        7点左右,第一批日机八架飞抵市空,防护团员照例关上了隧道出口的栅门,阻绝了进出。日机在保节院、安乐洞一带投弹,引起大火。这时,大隧道内缺氧现象更加严重,洞内的人向外越挤越紧,洞口一带的人欲退不能,拥挤不堪,一片混乱。
        9点左右,大隧道内氧气越来越少,部分油灯开始熄灭,死亡威胁着隧道内全体避难者。人们实在忍受不了闷热和呼吸困难的痛苦,发疯般地挤向隧道口。但是,栅门紧闭,前边的人被挤压着贴在木栅门上,动弹不得,发出愤怒的呼喊和痛苦的呻吟,洞内也不断传出“救命呀!”“闷死人啦!”的呼叫声。在十八梯,防护团员和宪警发觉情况严重,急忙劈开了木栅门,挤在洞口的百余人凭着仅有的一点体力,冲出洞口二三十米就瘫倒地上,而稍后面的人,被拥着在隧道门口一带就倒下了,再后面的就一排接一排地压在前边倒在地上的人的身上。最下面的人很快就死去,上面的人虽然这时还未死亡,但被前阻后压不能移动,只能拼命地喊叫呼号。他们有的面色红胀,口角流着胶状泡沫,有的挥舞双手,乱扯乱抓,悲惨万状。就这样,在十八梯、石灰市、演武厅大隧道内,发生了空前骇人的窒息惨案。
        窒息发生时,重庆防空司令部副司令胡伯翰接到报告达4次,每次他都粗暴地在电话上训斥其部属说:“叫他们安静些,警报未解除前,绝对不放一个人出洞!”在洞口执行任务维持秩序的宪警和防护团员也坚决制止,不准出洞,有的甚至鸣枪恐吓,威吓群众说:“敌机来了!”“莫叫喊,安静些!”第二批日机于20点47分,第三批于22点37分进入市空轰炸,到11点左右才解除警报。这时,许多市民已惨死洞中,而未死者也已奄奄一息。“在大隧道里,特别是在洞口一带,遇难者你抓我扯,相互扭成一团,很难分开。有的尸体浑身汗如水淌,有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衣裤撕成了襟襟片片,有的两眼鼓凸,舌头伸出口外,有的抓破身子,有的手指抓地嘴啃岩石泥土,有的赤身裸体,遍体鳞伤,有的全身青黑,披头散发,口角流血,有的孕妇被拥挤践踏,大小齐死。洞内悲惨情景,令石人下泪。”②事后,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在向大隧道惨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中,也不无掩饰地说道:“至则见洞门之内,一望若有二三百人,手持足压,团挤一堆。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牢握站立之人,解之不能,拖之不动。其后层层排压。有已晕者,有已死者,有呻吟呼号而不能动者。伤心惨目,令人不可卒睹。门外则有防护团员、防护大队、服务队员多人,束手无策,呼之抢救,均谓无效。桢亲自动手,并督率他人同时向外强拖,亦无效果……桢再往纸烟公会洞口探视,东方处长已督率人员抢救多人出洞。发现死者多衣服不全,七窍流血。又见救护人员出洞之后多不肯再入,虽经多方慰勉,皆云洞内空气太坏,经时稍久,即难支持。桢乃与东方处长亲身入内,而愈入则头愈痛,眼愈晕,始知救护人员所谓之不虚也。”③
        对当时大隧道内窒息的情景,惨案亲身经历者徐元新几天后这样回忆道:
        不多时,第一批敌机投弹后,心中发慌,心要下落之状如害危病,心中现有难过情形。想吃冷水,即想往外走,觉有人拉倒[到],不能外出,因之仍在该处占[站]起。又约将一钟时间,心中更为发慌难过,打架情形愈多。听有人��[喊]救命,第一句有声音,第二句最细微,第三句已��不出声,只知有人向民两手乱咬,代[带]伤数处,到此时间,心要下落已达极点。洞内之人均拥挤睡在地下,民亦睡在地下,不一时双眼流泪,口流青[清]口水,……④
        另一生还者李建国回忆说:
        我在防空洞(演武厅)由于面贴着石壁得点凉气,从昏迷转入稍为清醒的时候,仍无力动弹,这时忽然看见有打手电洞〔筒〕的,从微光中窥见一个老妇人头面都碰烂了,披头散发,呼天喊地,嚎哭怪叫,周身上下血咕叮��,简直如活鬼一般,骇人极了。⑤
        惨案发生后,重庆市当局调集担架兵约五个连,防护大队四个中队,陆军新编二十九师野战补充团两个连士兵轮流抢救。由于遇难人数太多,洞口尸体绞结在一起,抢救工作极为困难。从6月5日夜11时开始,直到次日下午4时20分才结束。这些尸体被拖出来,先在隧道口附近堆放成垛,全都被撕碎了衣服,有些还是赤条条的。因尸体太多,无处可堆,遂改为边清理边用卡车运走掩埋。据参与抢救工作的人员后来回忆说:
        “当惨案发生后,就调担架营去搬尸上汽车。这些人进到防空洞内首先搜捡死尸的财物,大大耽误了时间。当时有许多尸体还在假死状态中,如果搬出洞外及时通风或施以人工呼吸,还可救活一部分人。有些人并没有完全死,在被搜财物时还能挣扎,这些坏蛋就把那些人卡死,以资灭口。”⑥
        “他们把死尸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是一息奄奄并未气绝,在运输时,因堆积在卡车之上,被压死了。”⑦
        “运到朝天门河坝,果然也有人因吸到新鲜空气,得复活了。我曾随贺国光到河坝视察,看见一个姓曹的人,在河坝苏活过来。”
        “在河坝复活的人,因自己身上的衣物,或随带的箱子,被人拿去,觉得回家,无以为生,多半放声大哭,河坝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凄惨声状,令人目不忍看,耳不忍闻。”⑧
        国民政府发表的死亡人数,最初是500—600人。7月3日,事件调查委员会发表的死亡数字是992人,重伤151人。但在一次红十字会的宴会上,人们一直谈论这次惨案的情况。当有人问“较场口大隧道惨案到底死了多少人”时,出席这次宴会的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回答说:就我所知,据市民实际清点的尸体和卡车运走的次数判断,死亡人数应该是3 000人以上。《生活》杂志向世界报道了空袭下的悲剧,称推测死亡人数为4 000人。而重庆卫戍总司令部档案却记载1 115人死亡,813人受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一书说,“死亡人数在一万两千人以上。其中仅运往朝天门的尸体,就有四千多具。”⑨到底死伤多少人,还是一个谜。
        在清理中,对轻伤者当场进行治疗,重伤者则送往医院。死亡后没有家属收尸的则由空袭救济委员会负责处理。救济委员会将无人认领的尸体先用卡车运到朝天门,6辆卡车(有说20辆的)轮番不断地运,费时近二十个小时。7日,救济委员会又用木船将尸体运至下游黑石子、大佛寺等处就简掩埋。当时动用了100多名员工昼夜赶工,直到6月9日上午才草草赶埋完毕。
        此次惨案,因为死伤人数太多,情景悲惨,所以民怨沸腾,舆论哗然,国内外震惊。
        6月6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举行第四届一次驻会委员会,会上提出临时紧急动议四点:(1)市政府迅速查明肇事之原因及其事实情况并报告本会;(2)肇事责任究竟属谁,查明之后,应请政府严加惩办;(3)市府应严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4)善后办法及死伤者抚恤,请政府从优办理。⑩各案通过后,全体参议员由市长引导亲往肇事处视察,并对死伤家属一一慰问。
        6日下午,蒋介石与参政员一起视察了较场口“大隧道惨案”现场,看望并慰问了死伤者家属,并面谕嗣后应采取凭证入洞办法,俾免死伤。
        7日,蒋介石亲下手令:
        查本月5日晚间,敌机袭渝,市内某隧道发生窒息,以至遇难民众死伤多人,实深震悼,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其玩忽之咎,防空司令刘峙、副司令刘伯翰,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着即革职留任,仍责成各该员一面赶办救济抚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护设备,以观后效。此令(11)。
        同时,着令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组织“大隧道窒息惨案审查委员会”,国民党参政会主席张伯苓、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康心如和吴铁城一起组成审查委员会主席团,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参政会、重庆市参议会、党政工作考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行政部、监察院方面负责代表为委员。同时,还组织了防空洞管理改进委员会,谷正纲为主任委员;成立了防空洞工程技术改进委员会,陈立夫、翁文灏分任正副主任委员。这些委员会的责任是两方面:一是负责此次惨案真相的彻查;二是组织今后改进防空洞设备管理事项的研究。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又函令战时新闻检查局严格限制各报的舆论,“各报对此事如有建议性质之文字,自可发表。惟愤激讽刺之言论记载均应严格检扣”。国民党中央也函令战时新闻检查局:“关于大隧道惨案之办理经过情形,除经核定送交中央通讯社发表外,余均一律不许登载”(12)。
        然而,一件死伤惨重令人悲痛的事件,不能不激起人们的公愤,不能不对防空当局进行批评和谴责。《新华日报》、《新民报》、《大公报》、《商务日报》等,不顾当局的禁令,仍然发表了许多文章,为民请命。
        《大公报》在社论《防空洞通风问题》(6月7日)中说:
        前晚敌机袭渝,发生了窒息惨祸,死伤甚众。这些市民不死于敌弹,而死于窒息,真是可痛!我们对死者万分哀悼,并对主管人员之不能防止惨祸,表示万分遗憾!
        公共防空洞的空气问题,本已不是新问题,前年6月11日中山公园下大隧道曾发生窒息之事,去年8月12日左营街大隧道也曾发生了窒息惨剧,而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不幸!……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新问题,也不是意外问题,而完全是设备不周与管理欠妥的问题。
        ……我们讨论此事,对忠良市民的惨被牺牲最感哀悼;而这种事发生本已不止一次,且一次较一次严重,这就证明主管人员有严重责任!现在敌人正加紧轰炸,政府必须有适当切实的方法绝对防止此类惨祸之再现!(13)
        《新华日报》(6月10日)发表社评,对重庆防空司令部将惨案原因归咎于“四乡人士,阻于固习,来城甚多,致发生惨案”之说进行了驳斥。社评说:“查防空隧道窒息惨案发生,已不止一次,……不料事隔一年,惨案重演,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可见防空当局并未从此得出应有的教训,作出应有的成果来。渎职之咎,自难辞卸。”(14)
        大隧道惨案遇难者家属和全市市民,还致书林森、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各机关法团,为死难同胞喊屈伸冤。他们说,现在“……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争最[后]胜利之时,人民故[固]然是不敢怨憾政府”,但是惨案“其责究该谁负?当然是地方当局有舒[疏]漏之处!”他们说“伤亡之巨,谁不悲泪怨天,惨痛难言,鬼哭神泣!”而“……将民众同胞生命财产当作而[儿]戏,死亡之灵魂及遭难之同胞家属亲友,……却是有些报[抱]怨含冤矗九霄也。”(15)朴实的语言里表现出了对防空当局渎职行为的强烈不满。
        6月13日,重庆市临时参议会,为大隧道窒息惨案再次举行谈话会,各参议员交换意见,主要为下列四点:(1)各参议员尽量搜集关于本案实际材料及防空洞改进意见,于本月16日以前交付本会汇转审查委员会及其他两委员会。(2)请审查委员会调查伤亡及脱险者人数,俾得正确之数目。(3)请审查委员会分别召询脱险者及死难家属,以明真相。(4)本会为市民代表,应请议长出席审查委员会,将代表本会同人之意见,务期本案真象大白,责任判明,以纾民愤(16)。
        6月20日上午,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也召开第8次会议,参政员提出几项意见,并作如下之建议:本案案情惨重,切望政府查明真相后公布,依法为迅速之处理,并将审查委员会及管理技术两委员会报告,连同处理情形,函送本会参考。
        在社会舆论的指责和参议会、参政会等干预影响下,惨案审查委员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调查审问“又不断把有关防空、防护、市政、治安等单位的头目调到中央党部去讯问。”(17)据时任重庆防空司令部通讯队长、重庆防空司令部电讯大队长及防空情报所副所长的邹高竞说:“口供都是事先拟好了的,到庭按拟好的问,按拟好的答,主要是把责任都避开,谁也没有过失,似乎惨案是不可避免的,是由临时情况和设备条件造成的。”他说:“刘峙事先通过贺国光向何成濬、吴铁城送去大批礼物(详细数目不知),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事实上也没有要刘峙出庭,只把防空副司令胡伯翰以下的一些救护、通讯各方面的人叫去问了一下。”(18)尽管如此,刘峙仍“接受不了”,“去向他的直接老板何应钦诉苦,何就在电话上向吴铁城抗议,据说何、吴两人就在电话上争吵起来”。被调讯过的还有市长吴国桢、宪兵司令贺国光、卫戍第一分区司令李根固、警察局长兼防护团长唐毅、空袭服务总队长谷正纲、防空隧道工程处长吴国柄、副处长谢元模等人。(19)半个月以后,审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大家有责,而人人都不负责的“审查报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也据此下达了处分命令:免去刘峙所兼重庆市防空司令一职,由重庆市卫戍司令部副司令贺国光兼任;专职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副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二次;市长吴国桢撤职留任(20)。一件重大惨案就这样轻描淡写地了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