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峪惨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冀东先后沦陷,丰润县潘家峪因之也遭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和践踏。然而,潘家峪人民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始终坚持抗日爱国斗争,比较早的发展成为抗日根据地,是冀东坚强的抗日堡垒。日军为扑灭抗日斗争烈火,在丰润各地建立了许多据点,普遍设立伪保甲组织,造“户口册”,发“良民证”,设“门牌”,实行“五家连坐”。但都遭到了潘家峪人民的公开抵制。日本侵略者对潘家峪人民极端仇恨,不断疯狂地对潘家峪进行“扫荡”、“清乡”。仅“从1938年夏到1940年底的两三年里”,日伪军前后对潘家峪围攻达138次。然而,潘家峪人民却始终顽强坚持斗争,先后配合游击队对敌人进行大小战斗54次。①
敌人面对这样一个吓不倒、打不垮的潘家峪,坐卧不安,扬言要血洗潘家峪。1941年1月24日(农历腊月27)下午,日军驻唐山第二十七师第一联队长佐佐木招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在伪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队长李继贵、警察所所长王国治、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挥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秘书陆心谭。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始射杀……”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凡是今天到会的人,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日伪官员,都表示赞同。②
对于日伪可能加予的报复,中共潘家峪支部是有警觉的。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便安排全村的老弱妇孺住在山上,只留下青壮年和民兵在村里坚持斗争。他们还在南山尖儿安上“消息树”,指示敌人来的方向,以便转移或进入战斗准备。
正当人们盼望回村过团圆年的时候,住在唐山的大地主潘惠林给他胞弟来了一封信。信上说,由于他送礼说情,日本人答应春节期间不再“扫荡”潘家峪,叫乡亲们只管回家安心过年,保证太平无事。开始,人们也担心这是圈套。可是,一天、两天、三天都安然无事。于是,大伙儿就试探着陆续回了村。人们哪里知道,佐佐木正是以潘惠林的胞弟为诱饵,骗人上钩,以便在除夕前动手,血洗潘家峪。
1月24日,抗日根据地获得了日伪将“围剿”潘家峪的情报,于是,连发三封鸡毛信,通知潘家峪的干部火速组织群众转移。但是,这三封信都被潘家峪的武装班长潘善纯塞在兜儿里。他只顾耍钱儿,三封信连一眼也没看。等他耍完钱儿掏出来看时,已经晚了。③
24日晚上,在人们欢欢喜喜,杀猪宰羊,准备过个安乐年时,驻唐山、丰润、滦县、遵化、迁安、卢安等16个据点的三千多日军和两千多伪军,④在佐佐木的指挥下,从四面向潘家峪进发。
25日晨,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日伪军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潘家峪围了个风雨不透。此时,潘家峪的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光景,日伪军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顿时响成一片。人们反抗着、叫骂着,被一个个地逼出来。他们把没有逃出去的一千四百多人逼进村西大坑。日军端着刺刀一连在村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潘凤柱的母亲七十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本兵一战刀砍成两断;潘忠元的祖父八十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起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九十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膛上一连刺了九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⑤
西大坑长约百尺,宽约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堤,坑里是厚厚的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也被赶来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起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人们紧紧的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不让他在日伪军面前哭出声来。⑥
这时候,一个约四十来岁的日本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他对人们讲了一通“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他像一只恶狼,一边在水坑周围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⑦
日军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他们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日军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午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⑧
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回答日伪军的依然是沉默和愤怒的目光。几十个日本官兵狂吼着,几乎同时拔出了洋刀。
人们站了那么长时间,连脚下的冰雪都化成了泥水,本来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所以,当日本官兵一拔刀恫吓,沉默的人群便开始拥动。
佐佐木情知大事不好,立即宣布换个“暖和”的会场。于是,日本兵闪出一条路——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排成了一条刺刀的胡同。人们被逼着从这条胡同走进潘家大院。⑨
走在前头的乡亲发现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松枝和柴草,柴草上还浇了煤油。他们要在这里下毒手了!人们看穿了敌人的诡计,知道上了当,便呼喊着转回头来,拨开刺刀,向门外冲去。但是,日军像恶狼一样扑上来,连砍带刺,二十多个乡亲就这样倒进血泊。其余的人都被逼进这座像监牢一样的大院。⑩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房上、门洞里架着机枪……比监狱还要森严恐怖。(11)
日军把人们逼进中院后,又把人们往屋里赶。人们抄起木棍、铁锹,抓起砖头,狠命地向日军打去。有的砸破日本兵的头,有的咬下日本兵的手指,有的撕碎日本兵的衣服。人们像一股决堤的洪水,扑向日本兵,冲向大门,想从这里冲出一条血路。(12)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抗闹蒙了,出现了片刻的混乱。但是,他们马上就采取了应急措施,开始进行了大屠杀。大门洞里,日军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像魔鬼喷出的火舌吞噬着冲过来的人群。同时,东墙上的日军扔下集束手榴弹,北墙的日军点着了中院的大围栅。顿时,弹片横飞,浓烟四起,火光冲天。人们在弹雨里、火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冲向大门……。(13)
潘国生大爷迎着火舌蹿到机枪前,狠命一脚踢翻了日军的机枪射手,用两只手攥住发红的枪管,举起来,用尽平生之力向日军的头上砸去。这时,十几把刺刀扎了过来,扎进了老人的前胸、后背。老人摇晃了一下,瞪着仇恨的眼睛倒下去了,跟在他身后的十几个青年趁机冲出了大门。
潘国奎、潘国林等十几个人跑到了东院,硬是冒着密集的枪弹,用手、木棍和石块在北墙上掏出一个洞。他们从洞口冲出去,跑进对过儿的一家门楼,迅速把门关上。已经追到跟前的日军被关在门外,只好冲着门打枪。这十几个人一口气跑上北山,逃出了虎口。
还有29个人坚守在一间坚固的粮房里。他们手持板斧、耙子、大秤杆和大秤砣准备跟日军拼命。
妇女们也像男人一样跟日军搏斗。有几个妇女捡起冒烟的手榴弹,抄起“噼叭”猛燃的树枝,扔向日军。乘日军东藏西躲的空儿,她们在大火浓烟的掩护下跳过院墙,脱离了险境。
人们互相招呼着,互相援救着,前仆后继,跟凶残暴戾的日伪军以死相拼。
民兵潘善绪从浓烟烈火中只身冲出潘家大院,在庄西碰上三个日本兵。经过搏斗,他蹿到一个坝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照下面的日本兵狠命砸去。一个日本兵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吓得目瞪口呆。潘善绪乘机跑上后山。
张永和的父亲为了把12岁的潘瑞俭托出墙去,身中数弹,倒在墙下。更多的人则惨死在熊熊的大火里。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然侥幸逃出了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五十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丧生。
西院柴草房与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二百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窄人稠,死后多数还都站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后,又从尸堆中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有死,便往尸堆里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14)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燃烧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有死,在尸堆里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有发现,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烧身,从尸体下爬出来,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碳化状的骨头。(15)
嗜血成性的侵略者不仅不放过大人,连没有成年的孩子和已经成形的胎儿也不放过。他们打死了潘广林的母亲,又抓住潘广林四岁的妹妹,狠命地往墙上摔,直摔得脑浆迸裂,鲜血淋漓。潘广林的另一个妹妹,硬是被日军一劈两半儿。像这样被摔死、劈死的孩子,在东院的藤萝架下堆了一堆!大门外,一个穿红兜肚的孩子哭着、喊着找自己的妈妈。两个日本兵跑过来,把他逮住,压在一块大捶布石下。孩子在石头下挣扎着、喘息着、痉挛着……日军却围在跟前开心地狂笑。更恶毒的是,他们还把四个孕妇腹内已经成形的胎儿挑出来,用刺刀戳烂。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 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含受伤者),仅276人。
日军一出村,民兵潘瑞来、王哲文就跑了回来。附近村的群众也立即赶来进行抢救。他们从成堆的遗体下救出一些尚存一息的乡亲。在安葬亲人时,有八百多具遗体被烧得无法辨认。乡亲们只能从特征上看看像男,就写上“男”;看看像女,就写上“女”;看看像孩子,就写上“童”。人们含着泪,咬着牙,哀悼亲人。
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却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县长凌以忠供认:“日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命令,不准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掩盖的。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就派人赶到潘家峪慰问。八路军冀东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的指战员也闻讯赶来。他们带着大批粮食、衣物、药品,挨门挨户地慰问、安抚,并到现场哀悼、祭奠。战士们看见几天前还给他们烧水、暖炕的大爷、大娘眼下竟葬身火海,尸骨焦黑,不禁痛哭失声。
在部队和邻村群众的帮助下,潘家峪人擦干眼泪,把乡亲们的遗体按男、女、老、幼分成四座大坟,安葬在青山翠柏之下。
在安葬了亲人的尸骨之后,幸存下来的二十多名青年在潘化民的带领下,草草收拾一下被烧毁的家园,安顿好老人和孩子,便凑到一块儿,组织起“潘家峪复仇团”。他们手握钢枪,在亲人的墓前宣誓:“我们一定要讨还血债,为你们报仇!为你们雪恨!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死不罢休!”
复仇团成立后,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在丰润、迁安、滦县一带不断给日伪以沉重打击。1942年7月16日,杀人魔王佐佐木终于在甘河槽被击毙,复仇团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建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座。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
敌人面对这样一个吓不倒、打不垮的潘家峪,坐卧不安,扬言要血洗潘家峪。1941年1月24日(农历腊月27)下午,日军驻唐山第二十七师第一联队长佐佐木招集丰润县日伪有关人员开会,部署围剿潘家峪的计划。
会议在伪县长凌以忠(兼警备大队长、新民会会长)办公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日本顾问佐佐木、翻译田宝文、警备队副队长李继贵、警察所所长王国治、警察系长赫孝鹏、特务系长李连生、合作社翻译董蓬林,还有县署日本指挥官田中、新民会的日本人秃山、日本宪兵队长和县署秘书陆心谭。会议开始时,先由佐佐木传达日本军部命令:“必须将潘家峪村庄团团围住,不让他们有一个逃跑,倘有逃跑的,许可立即开始射杀……”随后,伪县长凌以忠发言:“我们完全接受日本军部的命令……凡是今天到会的人,是县署系统的,除陆心谭秘书留在县城里办公以外,大家都应当随军同往。”当时在会的日伪官员,都表示赞同。②
对于日伪可能加予的报复,中共潘家峪支部是有警觉的。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便安排全村的老弱妇孺住在山上,只留下青壮年和民兵在村里坚持斗争。他们还在南山尖儿安上“消息树”,指示敌人来的方向,以便转移或进入战斗准备。
正当人们盼望回村过团圆年的时候,住在唐山的大地主潘惠林给他胞弟来了一封信。信上说,由于他送礼说情,日本人答应春节期间不再“扫荡”潘家峪,叫乡亲们只管回家安心过年,保证太平无事。开始,人们也担心这是圈套。可是,一天、两天、三天都安然无事。于是,大伙儿就试探着陆续回了村。人们哪里知道,佐佐木正是以潘惠林的胞弟为诱饵,骗人上钩,以便在除夕前动手,血洗潘家峪。
1月24日,抗日根据地获得了日伪将“围剿”潘家峪的情报,于是,连发三封鸡毛信,通知潘家峪的干部火速组织群众转移。但是,这三封信都被潘家峪的武装班长潘善纯塞在兜儿里。他只顾耍钱儿,三封信连一眼也没看。等他耍完钱儿掏出来看时,已经晚了。③
24日晚上,在人们欢欢喜喜,杀猪宰羊,准备过个安乐年时,驻唐山、丰润、滦县、遵化、迁安、卢安等16个据点的三千多日军和两千多伪军,④在佐佐木的指挥下,从四面向潘家峪进发。
25日晨,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日伪军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潘家峪围了个风雨不透。此时,潘家峪的乡亲们正在睡梦中。早上七八点光景,日伪军枪上膛、刀出鞘,杀气腾腾闯进村来。他们挨门挨户地搜查、抓人。砸门声、吼叫声、咒骂声顿时响成一片。人们反抗着、叫骂着,被一个个地逼出来。他们把没有逃出去的一千四百多人逼进村西大坑。日军端着刺刀一连在村里搜了三遍,老弱病残不能走路的,就当场杀死。日本兵看潘凤柱的母亲七十多岁,走不了路,就一棒将其打死;潘瑞德的老母亲被日本兵一战刀砍成两断;潘忠元的祖父八十多岁,双目失明,不能走动,四个日本兵把他架到院外,四把刺刀一起刺向老人;潘树弟的祖母九十多岁,拄着拐杖蹒跚地挨到门边,日本兵在她的胸膛上一连刺了九刀;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孩子也被刺死了。⑤
西大坑长约百尺,宽约三十尺,不足一人深,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堤,坑里是厚厚的一层冰雪。当太阳升到东山坡的时候,最后一批人也被赶来逼进西大坑里。大坑边架着机枪,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日伪军,乌黑的枪口、雪亮的刺刀,一起对着扶老携幼的人群。人们紧紧的靠在一起,表现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在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严冬,寒冷是可想而知的。忽然一个小孩冻得要哭,他的母亲解开怀,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不让他在日伪军面前哭出声来。⑥
这时候,一个约四十来岁的日本军官来到人们面前。他就是被冀东人民骂为“火神鬼”的佐佐木。他对人们讲了一通“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的话后,就逼问人们八路军的东西藏在哪儿?他像一只恶狼,一边在水坑周围走来走去,一边逼问人们,人们谁也不回答。⑦
日军从西大坑被围的人群中挑出了年轻姑娘、媳妇和一些男人去大坑西沿几户人家给他们做饭。饭做熟了,残暴的日军却把妇女推下白薯窖奸污,做饭的男人也被杀死在村西场地上。午后,纵火焚烧了他们的尸体。⑧
一连几个小时过去了,回答日伪军的依然是沉默和愤怒的目光。几十个日本官兵狂吼着,几乎同时拔出了洋刀。
人们站了那么长时间,连脚下的冰雪都化成了泥水,本来已经忍受不下去了,所以,当日本官兵一拔刀恫吓,沉默的人群便开始拥动。
佐佐木情知大事不好,立即宣布换个“暖和”的会场。于是,日本兵闪出一条路——从西大坑到潘家大院排成了一条刺刀的胡同。人们被逼着从这条胡同走进潘家大院。⑨
走在前头的乡亲发现院子里铺满了厚厚的松枝和柴草,柴草上还浇了煤油。他们要在这里下毒手了!人们看穿了敌人的诡计,知道上了当,便呼喊着转回头来,拨开刺刀,向门外冲去。但是,日军像恶狼一样扑上来,连砍带刺,二十多个乡亲就这样倒进血泊。其余的人都被逼进这座像监牢一样的大院。⑩
这个大院是地主潘惠林的宅院,分东、中、西三院,前后三层房,四周有一丈多高的院墙。墙上站满了日本兵,房上、门洞里架着机枪……比监狱还要森严恐怖。(11)
日军把人们逼进中院后,又把人们往屋里赶。人们抄起木棍、铁锹,抓起砖头,狠命地向日军打去。有的砸破日本兵的头,有的咬下日本兵的手指,有的撕碎日本兵的衣服。人们像一股决堤的洪水,扑向日本兵,冲向大门,想从这里冲出一条血路。(12)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抗闹蒙了,出现了片刻的混乱。但是,他们马上就采取了应急措施,开始进行了大屠杀。大门洞里,日军的机枪开始疯狂扫射,像魔鬼喷出的火舌吞噬着冲过来的人群。同时,东墙上的日军扔下集束手榴弹,北墙的日军点着了中院的大围栅。顿时,弹片横飞,浓烟四起,火光冲天。人们在弹雨里、火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冲向大门……。(13)
潘国生大爷迎着火舌蹿到机枪前,狠命一脚踢翻了日军的机枪射手,用两只手攥住发红的枪管,举起来,用尽平生之力向日军的头上砸去。这时,十几把刺刀扎了过来,扎进了老人的前胸、后背。老人摇晃了一下,瞪着仇恨的眼睛倒下去了,跟在他身后的十几个青年趁机冲出了大门。
潘国奎、潘国林等十几个人跑到了东院,硬是冒着密集的枪弹,用手、木棍和石块在北墙上掏出一个洞。他们从洞口冲出去,跑进对过儿的一家门楼,迅速把门关上。已经追到跟前的日军被关在门外,只好冲着门打枪。这十几个人一口气跑上北山,逃出了虎口。
还有29个人坚守在一间坚固的粮房里。他们手持板斧、耙子、大秤杆和大秤砣准备跟日军拼命。
妇女们也像男人一样跟日军搏斗。有几个妇女捡起冒烟的手榴弹,抄起“噼叭”猛燃的树枝,扔向日军。乘日军东藏西躲的空儿,她们在大火浓烟的掩护下跳过院墙,脱离了险境。
人们互相招呼着,互相援救着,前仆后继,跟凶残暴戾的日伪军以死相拼。
民兵潘善绪从浓烟烈火中只身冲出潘家大院,在庄西碰上三个日本兵。经过搏斗,他蹿到一个坝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照下面的日本兵狠命砸去。一个日本兵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外两个吓得目瞪口呆。潘善绪乘机跑上后山。
张永和的父亲为了把12岁的潘瑞俭托出墙去,身中数弹,倒在墙下。更多的人则惨死在熊熊的大火里。
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冲到西院,被大人拉上猪圈棚顶,当他见大火吞噬着自己的亲人,跳着脚怒骂日军。他虽然侥幸逃出了大院,但天快黑时,又被日军抓住残杀了。
为躲避枪弹,有五十多名乡亲挤进牲口棚里。大火把牲口棚烧落了架,人们被埋压在底下,全部丧生。
西院柴草房与宅屋之间的夹道里有二百多人,全被日军枪杀。由于地窄人稠,死后多数还都站在那里。
日军为把潘家峪人民斩尽杀绝,轮番枪杀,刀砍,放火焚烧后,又从尸堆中搜索尚未死去的人。88岁的潘春元、63岁的潘刘氏、33岁的潘张氏等六人,就在奄奄一息时被日军杀害。日军发现东墙根人尸堆里有人没有死,便往尸堆里扔手榴弹,炸得尸肉横飞。(14)
日军撤离宅院时,又在院内遍洒煤油,施放燃烧弹,大火腾空而起。有的人没有死,在尸堆里压着,日军搜索时也没有发现,此时由于忍受不了烈火烧身,从尸体下爬出来,跳进院内一口五丈多深的井里。
日军离开宅院后,又在院外、村内外进行搜索。天将黑时,从村外南坡又搜出32人,大部分是孩子和妇女。日军强逼他们去潘家大院,走到南崖上,面对院中的大火,人们宁死也不肯向前迈步,日军即在南崖上杀害了他们,又用刺刀将尸体挑下石崖,架盖松枝、干草,洒上煤油,点火焚尸,崖下32具尸体,最后只剩下一堆碳化状的骨头。(15)
嗜血成性的侵略者不仅不放过大人,连没有成年的孩子和已经成形的胎儿也不放过。他们打死了潘广林的母亲,又抓住潘广林四岁的妹妹,狠命地往墙上摔,直摔得脑浆迸裂,鲜血淋漓。潘广林的另一个妹妹,硬是被日军一劈两半儿。像这样被摔死、劈死的孩子,在东院的藤萝架下堆了一堆!大门外,一个穿红兜肚的孩子哭着、喊着找自己的妈妈。两个日本兵跑过来,把他逮住,压在一块大捶布石下。孩子在石头下挣扎着、喘息着、痉挛着……日军却围在跟前开心地狂笑。更恶毒的是,他们还把四个孕妇腹内已经成形的胎儿挑出来,用刺刀戳烂。
这场血腥大屠杀,潘家峪1 230名平民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逃生的(含受伤者),仅276人。
日军一出村,民兵潘瑞来、王哲文就跑了回来。附近村的群众也立即赶来进行抢救。他们从成堆的遗体下救出一些尚存一息的乡亲。在安葬亲人时,有八百多具遗体被烧得无法辨认。乡亲们只能从特征上看看像男,就写上“男”;看看像女,就写上“女”;看看像孩子,就写上“童”。人们含着泪,咬着牙,哀悼亲人。
日军制造潘家峪惨案,却欲掩盖这一暴行。据伪县长凌以忠供认:“日军不允许将这件事往外传,他们准备不承认这件事。我对县里的人员传达了命令,不准外说这件事。”然而,历史是任何人也不能掩盖的。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就派人赶到潘家峪慰问。八路军冀东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的指战员也闻讯赶来。他们带着大批粮食、衣物、药品,挨门挨户地慰问、安抚,并到现场哀悼、祭奠。战士们看见几天前还给他们烧水、暖炕的大爷、大娘眼下竟葬身火海,尸骨焦黑,不禁痛哭失声。
在部队和邻村群众的帮助下,潘家峪人擦干眼泪,把乡亲们的遗体按男、女、老、幼分成四座大坟,安葬在青山翠柏之下。
在安葬了亲人的尸骨之后,幸存下来的二十多名青年在潘化民的带领下,草草收拾一下被烧毁的家园,安顿好老人和孩子,便凑到一块儿,组织起“潘家峪复仇团”。他们手握钢枪,在亲人的墓前宣誓:“我们一定要讨还血债,为你们报仇!为你们雪恨!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死不罢休!”
复仇团成立后,始终活跃在冀东大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在丰润、迁安、滦县一带不断给日伪以沉重打击。1942年7月16日,杀人魔王佐佐木终于在甘河槽被击毙,复仇团实现了为乡亲们复仇的誓愿。
为了缅怀和纪念死难的潘家峪同胞,不忘他们爱国抗日的革命精神,丰润县人民从1952年开始,先后建立纪念塔一尊、纪念碑一座。后来又建祠堂、纪念馆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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