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以后,国民党逐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政治上制定了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将中共及民主党派统统打入“异党”之列。军事上,到处武装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后方机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在政治上的种种倒行逆施,不仅激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的不满。各中间党派越发对国民党蒋介石感到失望,又苦于自己人少,势孤力单,既无力促进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政,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们本身的前途也岌岌可危。因而促使国民参政会中各中间党派和部分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党,形成一种“第三者”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立场,以期在保护自己利益和在国共之间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国内政治生活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1939年9月下旬起,梁漱溟、黄炎培、晏阳初、李璜等开始酝酿。到1939年10月初,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决定把国共两党以外的党派和在野名流集合起来,形成一种第三势力,以推动国共两党一致对外,牵制两党的摩擦火并。据黄炎培日记记载:1939年10月9日,“入城访梁漱溟,约午后来谈。午后三时,漱溟、仲华来,四时幼椿来,纵谈大局。余提出今后同人努力趋向及具体方法。待大局演变至某种情形时,预约国共两党以外之同志若干人,联名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此宣言宜包括无党者、国社、青年、第三各党、七君子派、大学教授派、乡村建设派,不必以参政员为限”。13日,“共漱溟、阳初、幼椿在阳初办公处深谈,漱溟提出统一党派之必要与可能”。经商定,统一党派之名称定为“统一建国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①。11月下旬,中国青年党左舜生、李璜、曾琦,国家社会党罗隆基(后提出)、胡石青,第三党的章伯钧,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江恒源、冷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以及无党派的张澜、光升等,在重庆举行会议,拟定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其信约共十二条。主要内容是:
        一、吾人以诚意接受三民主义为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以全力赞助其彻底实行,并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二、吾人以最纯洁的心情,拥护蒋先生为中华民国领袖,并力促其领袖地位之法律化。
        三、吾人认定:中国今后惟需以建设完成革命,从进步达到平等;一切国内之暴力斗争及破坏行动,无复必要,在所反对。
        四、吾人相信,中国今后须为有方针有计划之建设。此建设包括新政治、新经济乃至整个新社会文化之建设而言,且彼此间须为有机的配合。
        五、吾人承认今日较之以前已进于统一;但为对外抗战,对内建设,吾人要求为更进一步之统一。今日之统一,非出于武力,而为国人抗日要求之一致所形成。今后仍应本此方向以求之;务于国人之意志集中,意志统一上,求得国家之统一。
        六、吾人主张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凡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应即中止,一切抵触宪法之法令,应即宣告无效。
        七、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但各单位间应有一联系之组织,以共同努力为国是国策之决定与推行。
        八、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并主张切实整军,以充实国防实力。
        九、吾人不赞成以政权或武力推行党务,并严格反对一切内战。
        十、吾人要求吏治之清明,而以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为其最低条件。
        十一、吾人主张现役军人宜专心国防,一般事务官吏宜尽瘁职务,在学青年宜笃志学业,均不宜令其参与政党活动。
        十二、吾人主张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②简章规定:
        一、本会以巩固统一积极建国为帜志,定名为统一建国同志会。
        二、凡赞成本会帜志,遵守本会信约,愿进行本会工作者,经本会全体会议通过后,均得为本会会员。
        三、本会设常务干事五人至七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之,办理本会日常事务,每半年改选三人至五人,以轮流当选为原则。
        四、本会全体会议每两星期举行一次,有必要时得举行临时会议,均由常务干事公决召集之。并由常务干事中公推一人为主席。
        五、本会因工作之需要,经全体会议之决定,得随时特设委员会办理之。
        六、本会经费由会员分担。有特别需要时,得到全体会议之决定,另行筹募之。
        七、本会信约,工作计划,常务干事办事规则等,均另订之。
        八、本简章,因本会正开展,有不适宜处时,得提出全体会议修改之。③
        11月29日,公推梁漱溟去见蒋介石,说明成立该会的动机和性质,带有备案性质,要求蒋承认“此一联合组织”。蒋介石在审查了“信约”和名单以后,对沈钧儒、邹韬奋参加该会表示不满,硬说救国会是“中共的外围”。梁漱溟说:“与其让他们在这一组织外,还不如约到里面为好。”最后,蒋介石在以不能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使中间党派初步结合起来,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他们认为,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广大民众、进步势力及一些抗日党派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同情中国共产党。第三党因国民党顽固派的压迫,积极整顿组织,并提出联苏联共的主张,派章伯钧、邱哲为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表示合作诚意,希望共产党对他们的政纲、组织、宣传及经济方面给予切实的援助。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还集议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拟请中共、国社党、第三党各出一人,加上梁漱溟、黄任之成立一秘密核心,以领导上述民主联合会工作。开始时,不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参加,但要求与中共积极合作以反抗国民党的压迫。1941年2月25日,第三党章伯钧、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乡村建设派梁漱溟、国社党张君劢、青年党左舜生以及民主人士张澜等在重庆秘密集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商量了具体办法。从2月下旬起到3月中旬,黄炎培、梁漱溟、张澜、罗隆基、章伯钧等人连续召开秘密筹备会议,起草政治纲领、宣言和章程,酝酿同盟的领导人,进行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准备工作。
        3月12日,开会讨论成立民主政团同盟的有关事宜,推黄炎培为主席。次日,续会讨论并通过了政纲十二条。
        3月18日,在张澜家里讨论并通过了由梁漱溟所起草的宣言。领导人中间曾一度对政纲发生意见分歧,有人要求删去原条文中反对国库负担国民党党费、反对特务机关和“结束党治”等条款和字样,以避免刺激国民党,梁漱溟等多数人不赞成,最后决定“非至适当时机不发表”达成谅解。
        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特生寓所)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敬告政府与国人》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并成立了中央领导机构。会上推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李璜、章伯钧、罗隆基、江问渔等十三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并推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会议决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言论机关,商定梁漱溟、罗隆基、张君劢、黄炎培共同去香港办报。至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秘密成立。不久,黄炎培辞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改由张澜担任主席。
        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表方。清末秀才。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曾任四川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被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救国会沈钧儒,原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人之一,但有部分发起人认为沈钧儒和救国会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反对,不同意他们参加(直至1942年初,经多数人同意沈钧儒和救国会才正式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是“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除少数为无党派的个人盟员外,它主要的是由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组成。凡是加入同盟的党派成员都有两重党籍。既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又是另外一个独立政党的党员,他们不受同盟的组织纪律的约束。因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或政治团体。
        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个党派和个人的动机及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有的同情中国共产党,企图组织民主政团同盟,把国统区的中间政治力量联合起来,以对抗蒋介石的迫害,开展抗日民主运动;有的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扩张第三种力量,以便利用国共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向国民党争取一些经济上政治上的利益;有的企图利用民主政团同盟,捞取政治资本,准备在相当的时机出卖民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换取高官厚禄。国社党、青年党即属此类。青年党是一个比较大的政党,四川又是它的活动基地,而民主政团同盟又是在四川重庆市成立的,因此,最初同盟的成员中青年党的人数较多,占的比例最大。在同盟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党也占了多数,而青年党的负责人之一的左舜生又是民主政团同盟的秘书长。民主政团同盟初期没有设立行政工作机构,一切事务均由青年党总部代办。
        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派别虽然很复杂,但其阶级基础基本上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并代表它们利益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盟员,绝大多数是有相当社会声望的中、上层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人依附于反动统治阶级外,大都受着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官僚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积极性。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因此,必须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同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为此,决定派中央常务委员梁漱溟赴香港办报。
        离渝前,梁漱溟找过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周叫梁到了香港后找廖承志。后来,周专门致电廖承志,除告知重庆文化人去港情况外,还嘱其支持民主政团同盟的工作。
        梁漱溟经綦江、桂林,于5月20日抵达香港。廖承志曾和梁面谈过一次,其后的主要联系往来由范长江负责。范当时在香港办《华商报》,给梁以有力的支持。救国会这时虽未参加同盟,但在香港的邹韬奋等同仁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
        梁漱溟抵港后,原商定至港共同办报的罗隆基、张君劢、黄炎培均因故未去,他遂和在港的曾琦(青年党)、徐傅霖(国社党)、伍宪子(民社党)、周鲸文(东北同乡会)、张云川(第三党)、甘介侯(桂系)一起着手筹备。8月,从内地发来通知,决定以梁漱溟任报社社长。办报需要大笔经费,和蒋介石有矛盾的西南地方实力派都给予了支持,龙云捐了5万元,刘文辉拿出3万,构成民主政团同盟的几个小党派都出了钱,黄炎培出1万,连没有钱的梁漱溟也出了6 000元。中共对民主政团同盟办报很关心,范长江一次给梁漱溟4 000元港币(当时1元港币可换四五元法币)。报的名称也是范长江出的主意,他说:“张君劢以他的党名在香港办了一个《国家社会报》,在报摊上摆了许多,但因名声不好,从来不喊《国家社会报》,你要取个响亮的名字。”他一句点醒了梁漱溟,于是就取《光明报》。梁聘请萨空了为报社经理,萨精明能干,是梁的一大帮手。
        经过梁漱溟的多方努力,克服了不少困难,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终于在9月18日“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在香港出版。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向中外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业经在重庆成立,并刊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同时,由陈友仁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文件翻译成英文,向英美各国在港的各大通讯社记者作了介绍,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对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作了报道,并发表了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标题的社论,称赞它“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④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地封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国民党中宣部训令国民党各报刊不准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消息和评论。同时派人到香港进行破坏,开始派中执委兼海外部长刘维炽到香港,请香港政府拒绝批准《光明报》出版发行。港府以《光明报》已办好立案,交了押金,且有律师顾问备案,表示无法干涉,但同意报纸出版后,加强新闻检查,予以压制。因此,《光明报》有时也出现了开“天窗”的情况。由于广告栏可以不送审,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宣言和十大政纲,都是登在《光明报》的广告栏内,目的就是为了逃避新闻检查。民主政团同盟组织揭开后,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又急忙跑到香港拆台,借口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及十大政纲的发表,不写明组织人及地址,态度殊欠光明正大等等,诬蔑民主政团同盟乌有其事,说梁漱溟在香港是招摇撞骗。并发动国民党在香港的报刊谩骂民主人士为全国抗日中的“第五纵队”。在港的民主政团同盟盟员(青年党员)曾琦和徐傅霖(国社党)也抱不与梁合作态度。梁在中共支持下,顶住了压力,坚持了民主政团同盟抗日团结、民主进步的方针。
        为了公开民主政团同盟的组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争取民主政团同盟的合法地位,在重庆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总书记左舜生、组织部长章伯钧、宣传部长罗隆基四人出面,于11月16日,邀请国共两党的代表和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民主人士,召开茶话会,报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经过及其政治主张,正式公开宣告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国民党的参政员王世杰等,共产党的周恩来等都出席了茶话会。从此,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中间党派的身份,公开出现在国民党统治区。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纲领,原定为十二条,因领导人中对有的条文意见分歧,以暂不发表达成谅解。《光明报》出版后,梁要求公布,分歧又出来了。梁坚持负责人署名,而负责人不愿。二是条文内容,不仅内地人意见不一致,而且居港的青年党盟员曾琦也从中作难。经与重庆、昆明多次函电往返,和在港盟员反复磋商,最后由梁漱溟将原政纲,增改合并成十条,内地复函,表示“完全同意,一字不改”。关于具名问题,意见终未能统一,而文件不可再容缓登,梁“于万分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服从众议,执行不列名之发表”。这样,宣言和政纲始于“双十”节同时刊出。十条政纲的内容是:
        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
        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是协议机关。
        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极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
        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
        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但中央与地方须为权限适当之划分。
        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之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
        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反对一切非法之特殊处置。
        八、尊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九、在党治结束下,应注意下列各点:(一)严行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二)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严行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三)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四)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
        十、在当前政务上极应注意下列各项:(一)厉行后方节约运动,切实改善前方待遇。(二)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之措施,以纾民困,并力谋民生之改善。(三)健全监察机关,切实为各种行政上弊端之澄清。⑤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公开以后,即着手建立和发展地方组织。1943年成立了昆明支部。1944年成立四川省支部。昆明支部也改为云南省支部,1945年春,成立了华北总支部。在组织壮大的同时,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改名称为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新胜利。从此,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孤立,而共产党的威望和影响却进一步扩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