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就是在华北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殖民统治,由日本中国派遣军所属的华北方面军一手策划,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出面主持的日伪军联合出动,以镇压中国人民抗日为目标的侵略活动。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了平津以及包括山东、河南、苏北、皖北部分地区在内的中国北方大片领土,扶植了以王克敏、王揖唐等大汉奸为首的伪临时政府(汪精卫在南京拼凑伪南京国民政府后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各级傀儡政权。
        然而,就在日军占领华北的一些主要城市和交通线的同时,八路军也相继建立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等抗日根据地,并频频出击日伪军的据点。1940年特别是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于1941、1942年开始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根据华北地区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日伪占领区)、“准治安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 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认为到1941年7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30%;剩余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1941年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60%、未治安地区占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直到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则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警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对“未治安地区”,则派出日伪军主力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野蛮、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经济封锁,日伪还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通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
        1941年2月15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四课就已经拟定了所谓治安强化运动的实施计划。该计划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2.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3.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4.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3月11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出训令。3月2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发出布告和广播讲演,进行动员。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①这次运动的目标规定为三项,即:(1)对于乡村地方之自治自卫组织加以扩大和强化;(2)扩大和强化民众组织;(3)剿灭扰乱治安分子。
        3月30日,首次“强化治安运动”开始,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到各级伪党政军和新民会的大大小小汉奸头目,纷纷登场。但是,由于此次运动仅有五天,为时太短,因此,就城市部分来说,除了进行一次户口清查和一般的宣传外,几乎没有实质性的东西。4月7日,王揖唐发表演说,宣告运动结束。他并吹嘘说运动是:“真实的大成功”,“已足与重庆及中国共产党以莫大打击”,“与彼等阵营以彻底的动摇。”②倒是日本华北方面军比较冷静,只说“中国方面(指伪政权),以自己的职责,主动积极地开展强化治安运动,是前所未有的,值得注目的事情”。这是他们能指出的此次强化治安运动的惟一“巨大成绩”。
        1941年4月23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发出《关于继续推行治安强化的训令》,指出:“强化治安工作及此次运动之精神宜当永久持续,直至治安确立、民众悉能安居乐业为止。”为此,确定每月按旬报告治安情况三次。接着,又确定了进行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的计划。
        根据日军华北方面军的部署,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于1941年7月7日开始,到9月7日结束,为期两个月。这次治安强化运动以武装农村自卫力量,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其运动的方针为:剿灭成为新生华北惟一祸患的中共及其武装团体,使民众得到安居乐业的幸福。将过去的“重庆和中共”并提改为“扫除惟一病癌之中共”③。
        运动开始后,日伪大力发展乡村伪武装力量,与日伪军警协作,实行大规模“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进行“梳篦式清剿”;修筑碉堡和公路,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分割。日伪军的治安强化运动由点、线、地区逐渐加强,不断对八路军中心地带包围进攻,给抗日根据地造成极大威胁,部队活动、交通联络和工作指导都发生了很大困难。
        正当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开始的时候,冈村宁次接替多田骏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到任后,除了继续采取挖封锁沟和加强岗哨、据点的堡垒政策外,更采取“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和野蛮的三光政策,对抗日军民进行残酷的“扫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等汉奸头目分赴各地,或指挥“讨伐”战斗,或训练“自卫”队伍。1941年8月到10月间,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六个师团和五个混成旅团及伪军共10万人向八路军北岳区和平西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房(山)涞(水)涿(县)抗日军民奋勇抵抗,许多村被洗劫,全村居民被杀,根据地原有较巩固的抗日政权的79个村,有37个村被烧光。日伪军在这个地区共烧毁房屋5 190间,抢走粮食4 580多石,其他财产无法估算。
        在北京城内,日伪军扩大“剿共”宣传,加紧书刊检查,整肃思想,加强保甲制度,在第一次强化治安运动中户口调查的基础上,完成了发放居住证的工作。8月24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立了“华北防共委员会”,以“联合华北一切反共力量,加强剿共工作。”委员长由王揖唐兼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督办、厅长等汉奸头目任委员,另设日本顾问和专门委员若干人。
        9月8日,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宣告结束。王揖唐说这次运动“取得了空前的成果”,但是在日本军方看来,最主要的收获则是伪政权官员“亲临第一线指挥运动”,尤其是“培植了”他们“反共自卫的意识”,“发展了治安力量”,“给敌方以极大的威胁。”④
        鉴于通过“运动”的方式推进“治安”工作“颇有成效”,因此在第二次强化治安运动刚一结束,即9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就制定了开展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的计划,要求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和各兵团分别指导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各省、特别市贯彻实施。这次运动从1941年11月1日起到12月25日止,共历时一个半月。
        这次运动开始时,正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珍珠港事件)前夕,日本亟需动员一切可能的财力物力支持它在广阔战线上进行的侵略战争。第三次强化治安运动就是“以经济战为主体的治安强化运动”。运动的重点在于扩大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成果”,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进行强有力的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一方面,对所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严格的经济封锁,加紧对物资的管制,一概不准外流;另一方面,厉行增产节约,严格配给制度。日军驻北平的陆军特务机关规定了《流动物资取缔要纲》,对物资的搬运特别是出城做了严格的规定。对于抗日军民极端缺乏的药品,统治尤其严厉。当时规定,对于像酒精、红药水以至驱虫药山道年一类的普通药物,各药店都要逐项登记,不经批准,不得卖出。至于毒药、烈性药、爆炸物和无线电器材等,则更是严防外流的物资。当时,伪市公署为了“宣传大东亚战争”,需要在公共场所添置十几台收音机,竟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写报告,经日本军方批准,可见其严格的一斑。
        为配合这次强化治安运动,日伪军发动了十分残酷且规模较大的对抗日军民的“扫荡”,1941年11月22日,驻平谷的日伪军联合向抗日根据地鱼子山“围剿”。在山上架起机关枪,射杀六十多人。当旧历年时,日伪又进犯鱼子山,烧毁房屋两千多间,被刀砍、火烧、枪杀的中国人达一百八十多人,许多户全家被杀绝。这就是有名的“鱼子山惨案”。
        1941年,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转入严重困难的第一年。在这一年里,日军推行了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69次千人以上的“扫荡”,九次1万人至7万人的大“扫荡”。“扫荡”时间长、兵力大,重点集中,由过去的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篦清剿”。而八路军对日伪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日伪的“蚕食”还未采取有力措施对付。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缩小,人口减少,八路军伤亡增加,财政经济相当困难。到日伪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前,即1941年10月底,抗日根据地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六分之一。这时华北人口,八路军控制四分之一,日伪控制四分之三,抗日根据地约有人口2 200万,日伪占领区内约有人口6 000万(其中一部是游击区)。华北面积(乡村),八路军占十分之六,日伪占十分之四;华北城市,八路军占2%(437座县城中占10个),日伪军占98%。抗日根据地贫穷,日伪占领区富裕,人烟也较稠密。华北日军32.5万人,其中与八路军作战者26.5万人,此外还有伪军11.7万人。八路军兵力与日伪数量上大致相等,但技术装备上不如敌,战斗力仍敌强我弱。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企图把华北变为其“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继续在华北推行其《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进行“扫荡”、“蚕食”。
        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1941年度作战计划,同时为了防止在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部分兵力调走的新情况下,中国军队趁势反击局面的出现,先发制人,于1942年初在华北全区展开作战。在此期间,1942年2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了《1942年度肃正作战计划》。其要点是:“由方面军直接指挥消灭本年度肃正重点河北省北部的中共平原根据地,一举将该地区建设成为‘治安区’。各集团军应予以配合,或在各自负责地区内彻底进行肃正工作”。为此,日伪一面于3月开始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准备预定于5月开始冀中、冀西,以及晋冀豫边区的大规模“扫荡”。
        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周年,即1942年3月30日开始,到6月15日止,共两个半月的时间。运动的目标是:“东亚解放,剿共自卫,勤俭增产。”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和各兵团特务机关在幕后牵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和各级伪政权的大小头目一齐出动,新民会也鼓噪上阵,在大肆宣传的同时,特别注重武装的训练和加强保甲制度。伪治安军在日军的支持下,已经能单独负担起某些地区的警备任务。1942年内,日伪军对密云一带进行了32次较大规模的“扫荡”,以小股兵力对抗日政权进行骚扰达1 554次,被杀军民431人,被捕的达1 111人,日伪军抢走粮食3 634石,牲畜2 124头。其中的“臭水坑惨案”,一次就有县长以上30人被杀,干部45人被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在1942年6月也成立了“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总本部”,并在各省市设立常设支部。伪政权一面加强“圣战”宣传,强制向北京市民、职员、学生征集“大东亚战争慰问袋”,给侵略南方和东南亚的日军打气;另一方面,加紧对华北的物资进行搜刮。除了由伪政权向日军大宗献款、献物之外,还强行向市民征集献金,仅1942年3月和8月就两次搜刮80万元的“飞机献金”。同时还收缴铜等金属制品,不少市民家里的铜器和铜饰件也被迫“献纳”。尽管如此,整个说来运动本身却没有新的进展。人们经过前三次运动,对日军的许多措施已经司空见惯,许多措施形同虚设,因此连日军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此次运动“成果不明显”,仅在5月8日,由日军华北方面军报道部长发表了题为《跃进中的华北建设》的讲话,此后就无声无息了。
        经过四次强化治安运动,日伪动员了大批人力物力,发动报纸、电台和各种文艺形式等一切宣传工具,为强化治安打气,但其收效却相当可怜。就连伪政权的官员、军警等也在精疲力竭之后,逐渐看出日军已黔驴技穷,没有什么新鲜招数,从而失去了对强化治安运动的热情。而日军方面又骑虎难下,不得不硬着头皮把运动“深入开展下去”。
        1942年8月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又编制了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实施纲要,同时通报华北各伪政权和各兵团特务机关准备,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将文件改头换面,照转下去。这次运动仍以“灭共”为主,实行“军”(军事讨伐)“官”“会”“民”总动员,提出了“确保农业生产、降低物价、改善生活”的口号,对华北民众及40万日本侨民进行总动员。实际上,由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经过前四次反强化治安运动,已逐渐锻炼了卓有成效的反“扫荡”、反封锁的经验和种种措施,同时加强了对日伪占领区的工作,向群众宣传,破坏日伪的户籍调查,瓦解敌军,通过各种渠道采购根据地急需的物资,有时竟在闹市区杀伤日军、抢夺枪支,以扩大影响,这些都使日伪军胆颤心惊,穷于应付。
        1942年10月8日到12月10日,日伪又对华北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这次运动尤其注意了与军事工作相结合的文化工作,运用宗教团体及社会教育设施加强对青少年男女为主要对象的宣传,特别是对各级学校宣传“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实行“自首政策”,广泛建立秘密情报员,进一步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奴化中国人民;同时,大力“扫荡”抗日根据地。日伪攻击晋察冀边区聂荣臻部,占领了阜平,“扫荡”石德南路及白洋淀附近,切断了中共运粮通道;“扫荡”山东,袭击了国民党保安第二、第三旅及徐向前的山东纵队第三纵队及司令部;“扫荡”山西,击溃国民党晋南游击队,“扫荡”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及第一一五师。抗日根据地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大片根据地丧失、缩小,有的成为游击区:“在冀南平原上,敌人构成了封锁严密的格子网,解放区已从大片的根据地变为小块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太行、太岳山岳根据地也显著缩小,而且游击性也增强了。太行沿平汉线的一、六分区,都变成游击根据地,正太沿线的二分区也被敌人所分割。全太行区在1940年面积为100 662平方里,1942年5月竟下降至81 290平方里。太岳区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全区无一完整县,所有的12个县政府,都聚集在沁源,而沁源的县城也被敌人占领了。”⑤
        1942年12月10日,王揖唐宣告运动结束。他大肆宣称,强化治安运动是“成功的”,并表示“今后仍须继续实践,以期运动的彻底”,暗示以后的运动要“经常化”。
        日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就是要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和抗日军民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的一次“总力战”,以便把华北建成“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基地。这一运动的结果虽然给各抗日根据地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它“治安整肃”这个总目标并未达到。相反,从1943年开始,八路军各部在克服了严重困难局面之后,逐步转入恢复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