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大肆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在华中则大力扶植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并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大量扩编伪军,向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猖狂进攻。
        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其《长期作战政治指导方针概要》中,首次提出“清乡”方案。在此前后,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和派遣军事总参谋、汪伪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具体谋划了“清乡”计划。之后,晴气与汪伪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正式提出了“清乡”建设,并得到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的同意和汪精卫及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的批准。
        1月初,日伪开始了“清乡”的各项准备工作。2月,日军第十三军研究制订了用于“清乡”的“肃正讨伐”及封锁纲要。并在苏州设立了“清乡司令部”,成立了以金子金治为机关长的从事经济掠夺的“清乡”特务机关和以重藤宪文为机关长的执行宪兵“清乡”工作的重藤机关。以影佐为头子的特务机关——影佐机关派晴气和小笠原到苏州,“担任全面的指导联络工作”。
        在日本主子的指令下,3月,汪精卫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亲自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为陈公博、周佛海,秘书长李士群,委员有:陈群、梅思平、杨揆一、鲍文樾、任援道、林柏生、丁默邨、李圣五、罗君强等14人。汪伪政府的各部门奸酋几乎都囊括在内。“清乡委员会”的地位,同汪伪政府系统的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相并列。
        同年4月,在日方的晴气、小笠原等亲自坐镇指挥下,秘书长李士群连续八次主持召开清乡委员会筹备谈话会。会议确定“清乡”的目标,一为“确立治安”,二为“改善经济”。关于“清乡”的基本方针,李士群提出:“军政并进,剿抚兼施,是由城而乡遍及全区,将有碍和运之敌情匪共铲除歼灭。”①晴气则强调:“清乡工作,军政相辅而行,可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政治为中心,而以军事推动之,且特工又从旁协助”②。会议规定:“清乡业务统由清乡主管机关发号施令,指示机宜,不论其为省府也、县也、军队也、党务也,以及其他机关,均须服从指挥,竭尽忠诚,协助清乡工作之推进。”③会议决定在清乡委员会下设立宣传、民众训练、特种教育、经济设计、党务指导、招抚整编等各种委员会。汪伪特工总部在苏州设立江南肃清工作委员会办事处,统一指挥清乡地区的特务活动,日本影佐机关也向苏州派驻分支机构,指导清乡区的特务及情报活动。
        谈话会还密谋了实施“清乡”的具体步骤:第一步,进行以“扫荡”和“清剿”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清乡”。首先划定“清乡区”;接着在“清乡区”周围,构筑大量据点,形成包围;继而,以梳篦、拉网式战术,调动强大兵力,深入“清乡区”进行闪电式“扫荡”;然后,用竹篱、铁丝构筑封锁网,在各要口设立大小“检问所”,实施“封锁政策”,对“清乡区”人民实行军事法西斯统治。第二步,实行以“肃正”、“怀柔”为重点的“政治清乡”。它首要内容是编组保甲,实行连坐切结,清查中共地下党员和干部,摧毁抗日的党政军民团体,切断人民与共产党、新四军的联系;再就是搜罗恶霸、地痞、流氓为骨干,训练壮丁、编组自卫团、爱乡会等反动组织;收买、利用叛徒。推行自首政策,策动告密检举;建立警察保安系统,强化各级伪政权。第三步,进行所谓以“整理建设”为内容的“经济清乡”。在“清乡”开始阶段,采取赤裸裸的直接的抢劫和搜刮;随之在“清乡区”制订各种章则,对重要的战略物资实行严格的封锁禁运;通过“督征旧欠”、“租赋并征”、“改订赋率”等手段,榨取高额的税捐;建立各种统制委员会,对粮食、棉花、棉布、油料、矿产等战略物资的收购、运输、分配、销售实行统制政策。第四步,开展以反共奴化教育为中心的“思想清乡”。建立各种宣传机构,出版繁多的报刊,宣传法西斯主义和卖国主义;控制各级学校,编印伪化教材,进行“清乡特种教育”;组织“青少年队”、“青少年团”,对青少年实行反共奴化教育。
        从1941年夏天至1945年夏天,日伪的“清乡”分四个阶段展开。
        第一阶段,从1941年夏至1942年夏,首先在苏南的苏(州)、常(州)、太(仓)和锡(无锡)、武(进)、澄(江阴)地区进行。“清乡”发动前,汪伪清乡委员会成立了以李士群、汪曼云为正副主任的苏州办事处和苏州地区清乡督察专员公署,直接指挥苏南地区的“清乡”。随即又在各县建立了清乡特别区公署。李士群还与日军第十三军参谋长签订了《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规定伪军、保安队和警察由日军调遣指挥。
        1941年7月,日军调集两个师团的兵力,配合伪军六个正规师,总计七万人以上,配合以飞机、汽艇,对苏南地区实行空前的大“清剿”。凭着绝对优势的兵力,日伪狂妄叫嚣:“此次清乡扫荡打击重建之新四军,系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④,妄图置苏南新四军于死地。7至9月,日伪以主力先向苏、常、太地区,实行对该地新四军主力的大包围;10至12月转向澄、锡、虞(常熟)地区,对中心根据地实行残酷的屠杀与抢掠;1942年2月至6月又转向昆(山)、吴(县)、锡(无锡)地区,实行严密的封锁分割。在仅1.7万余平方公里的面积内的苏南地区,日伪控制了公路干线20条、支线60多条,构筑据点近400个。新四军各部队之间的交通为日伪隔绝,日伪的汽艇穿梭于水网地带,加上他们以梳篦、拉网战术,分进合击、反复搜索,使新四军及根据地人民活动陷于困难,某些地区只能以营、连甚至班、排和便衣活动。新四军在“清乡初期因无经验猝不及防,又加战术指导上的缺点,是受了相当的损失,约相当实力的五分之一。”⑤
        第二阶段,从1942年秋至1943年夏,着重在太湖东南地区、上海郊区及苏淮特别地区进行。1942年7月成立了太湖东南地区第一期清乡督察专员公署,清乡委员会在嘉兴设立了驻嘉办事处,由汪曼云任主任。这一清乡区地处江浙沪交界处,包括青浦全县、吴江、松江大部以及嘉兴、嘉善、昆山各一部。由于该地区历来是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伪江苏省长李士群和伪浙江省长傅式说,都想包办该地区的“清乡”。汪精卫原来指使李士群密议清乡方案,由李一手经办,但傅式说得知后当面向汪精卫表示:“两省清乡,由两省各办,应该联防,而不应该连办”,否则他就辞职不干。李士群只好将“清乡”伪军撤回苏州,第一期太湖东南地区“清乡”,便中途夭折了。太湖东南地区的第二期“清乡”,于同年10月开始,清乡委员会在杭州设立驻浙办事处,由傅式说兼主任。清乡辖区划分六个特别区,包括平湖、海盐、金山三县全部以及松江、海宁、嘉兴、嘉善四县部分地区。 日本小林部队2 000人配合伪军,进行“扫荡剔抉”,推行各项“治安”措施。日伪乘这次“清乡”大肆进行搜刮抢掠,大小头目中饱私囊。汪曼云在沪杭线硖石站“检问所”拦截一列火车,就从乘客身上搜刮现钞8 000多元,而沪杭线每天有八班车对开,一天就是6.4万元。群众讽刺说:“生意要做‘五洋’,做官要做‘清乡’。”
        上海郊区的“清乡”开始于1942年8月,重点置于浦东地区的南汇、奉贤、川沙三县。同月成立了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由伪上海市长陈公博兼主任。陈公博与日军小林信男部队长签订了《关于上海地区清乡工作中日协定》及各项清乡条规章则。9月向南汇、奉贤、北桥三区实施第一期“清乡”。10月,日本调集三个师团兵力,配合匪伪刘铁成部约5 000人,对南汇、奉贤、川沙三县实行全面封锁,并由南向北分区“清剿”。至1943年春,上海第一期“清乡”结束。同年4至10月,日伪又转向崇明、嘉定、宝山三县“清乡”。
        第三阶段,从1943年春至1944年初,日伪把“清乡”的重点置于镇江、苏北地区和浙江的杭州、余姚等地。镇江地区包括镇江、丹阳、扬中三县和武进、金坛、无锡各一部。此区地处大江南北要冲,是新四军茅山、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1943年3月日伪成立了镇江地区清乡主任公署,日伪又签订了《关于镇江地区清乡工作之中日协定》。3月至8月,日军及伪保安队、警察倾巢出动,采取“剿抚兼施”的策略,疯狂地向丹北、金坛、丹武、茅山、长滆、太滆等地进行“清剿”。日伪在镇、丹、武地区构筑封锁竹篱长达230多公里,并在通衢要道设置大小“检问所”及临时据点,分割抗日根据地,将抗日军民封锁在“清乡”网内,实行残酷的“搜剿”,致使抗日军民“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撤离封锁线外,潜伏于茅山一带。日伪还阴险地进行“策反”招抚活动,新四军镇丹县长兼地方部队负责人叛变投放,由他组建了一个“别动队”,配合日伪军向抗日军民进行“清剿”,“遂使抗敌战争与革命事业,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与无可补救的损失”,“新四军茅山根据地也受到了最惨重的打击”。
        苏北地区的“清乡”开始于1943年4月。4月8日李士群与日军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又在南通成立了苏北清乡主任公署。 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及小林师团长和伪江苏省长李士群,先后亲临南通指挥。4月初,日军调精锐数千,伪军出动2万人,配合数百名特务,气势汹汹向通(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发动第一期清乡,企图以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新四军一师主力。因此,该地区的清乡空前残酷。“敌汪铁蹄所至,残暴兽行随之,掳掠不论贫富,十室九空,奸淫竟及女孩老妇,极尽兽行之能事。如南通中区被奸淫妇女为数即达千人。奸淫掳掠之外,复采取乱烧乱杀政策,‘清乡’区内被烧毁之民房,触目皆是。人民横遭颠沛流离痛苦,而南通十总店一次即屠杀我老弱妇女六七十人,更是惨绝人性。”⑥日伪遭到抗日军民强有力的大规模打击后,又先后实施“政治清乡”、“机动清乡”和“延期清乡”,至1944年1月,均被苏中军民所挫败。
        日伪为了掠夺盐和棉花,在这一阶段还向余姚庵东盐场及其周围棉产区发动“清乡”。与此同时,又在杭州周围崇德、桐乡、海宁以及嘉兴、吴县、德清、杭县之一部实施“清乡”。
        第四阶段,从1944年初至1945年夏,是日伪“清乡”最后失败的阶段。除了对原“清乡”区实施所谓“刷新清乡”和“高度清乡”外,又在安徽、广东、湖北占领区的部分县份推行“清乡”。这些地区的“清乡”是在日伪急剧衰败的形势下进行的。1943年5月,汪伪政府撤销了清乡委员会,只在行政院下设立清乡事务局,由汪曼云任局长。汪曼云供认:“要是把‘清乡’再像过去那样,大吹大擂地搞下去,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更暴露了自己的弱点;同时为使‘清乡’所引起的汉奸内部矛盾缓和一下,于是决定将清乡委员会撤销,把所谓‘清乡’工作改由各该省市政府自行办理。”1944年2月,汪伪在南京召开“清乡”会议,汪精卫像泄了气的皮球,连会议也不出席,叫周佛海主持,会上没有制订什么新的方案,只是以一种伪装的姿态和骗人的宣传,给各地方伪政府继续撑腰打气。所以,会后在广东、湖北、安徽部分地区进行的“清乡”,已成了强弩之末,原来一套“清乡”办法,根本无力实施。在抗日军民的英勇顽强打击下,各地区的“清乡”至1945年夏天,终于彻底破产。
        随着日伪“清乡”活动的逐步发动,沦陷区军民的反“清乡”斗争也随之展开。
        1941年7月,日伪“清乡”开始后,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鉴于内线活动地区狭小,周旋困难,遂以主力直逼江阴、无锡和苏州近郊,袭击日伪军据点。企图调动“清乡”之敌回援,但未达到目的,而留在内线坚持斗争的部队和党政机关,虽经英勇奋战,终因力量悬殊,伤亡很大,仅部分突围。8月下旬,第十八旅一部奉命渡江转移到苏中地区。
        留在苏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部队,接受苏常太地区反“清乡”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至12月中旬,第十八旅全部奉命转移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
        在第十八旅进行反“清乡”斗争过程中,第十六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日伪据点三十余处,恢复和扩大了金(坛)丹(阳)武(进)抗日游击根据地。11月28日,日军第十五师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三千余人,由金坛、薛埠等据点出动,“扫荡”溧阳地区。第十六旅旅部在塘马由于对敌情不明,遭敌合击,虽奋战竟日,反复冲杀,毙敌数百人,但除一部突围外,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罗忠毅、第十六旅政治委员廖海涛以下二百七十余人壮烈牺牲。塘马战斗后,第十六旅进行了整顿,继续坚持以茅山地区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2年春,第十六旅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在京沪路以北,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组织精干的便衣武装,打击小股敌人,坚持澄西地区的斗争;在京沪路以南,采取以地方武装、民兵为骨干,开展广泛的游击战,粉碎敌之“扫荡”,旅主力则分别向丹(阳)、金(坛)、武(进)、太(湖)、隔(湖)、横山、大官圩等地分散游击,恢复了这四块游击根据地。由于反“清乡”、反“扫荡”相互配合,粉碎了日伪军的企图。
        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第一师集中十个团的兵力进行反“清乡”、反“扫荡”作战,以小部队迟滞日伪军前进,另以主力袭击日伪军侧后重要据点,于丰利坝、马塘、河仓堡等地,消灭日伪军八百余人。1942年6月24日,根据新四军军部的统一部署,第二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第三师在陈家洋、海河、上冈地区,第十八旅在江都、高邮地区,第二旅在盐城、东台、建阳地区,第一旅在泰兴、黄桥地区,同时对当面日伪军守备薄弱的据点和交通线,展开破袭战,策应苏中海门、启东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在一个月的反“清乡”斗争中,新四军第一师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使日伪军的“清剿”遭到沉重打击。
        新四军第一师经过近半年之久的反“清剿”斗争,打破了日伪军消灭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变苏中为其占领区的企图。
        1943年3月,当日伪继续向沦陷区军民全面发动“清乡”之际,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总部正确分析了斗争形势,认为日伪加紧“清乡”,并不证明其强大,而是在新四军不断打击下进行绝望挣扎的表现。 日伪兵力不足,矛盾重重,在“清乡”区社会基础薄弱;而根据地群众已经充分发动,全体军民斗志坚定,又有苏南反“清乡”斗争经验,日伪发动的“清乡”是必须粉碎,也是可以粉碎的。据此制定了反“清乡”斗争的方针,即:坚决依靠人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动员我之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力量,将武装的与非武装的、公开的与秘密的、合法的与非法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结合起来,因地制宜,灵活运用,积极顽强地坚持斗争。根据这一方针,抗日军民驰骋于沦陷区敌后,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清乡”斗争。据统计,1943年一年,仅新四军第一师在苏中战场上,同日伪作战614次,毙伤日伪15 054人,俘敌11 949人,缴获枪支30 940支,轻机枪394挺、掷弹筒62个、炮64门、子弹39万余发。⑦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本部供认:“新四军反‘清乡’工作有极坚强基础及组织,一般方式的扫荡,殊难收‘清乡’之效”⑧,又说:“新四军能深入人民间,一盘散沙的农民已结合而成为武装的农民,善良的农民一霎间即可化为民兵,以手榴弹袭击区署及烧毁竹篱”,“军事清乡”,“难期成功”⑨。
        在军事反“清乡”的同时,根据地军民还正确执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利用日伪内部矛盾,开展“秘工”、“锄奸”斗争,反对日伪的“政治清乡”;采取“坚壁清野”、“硬反软拖”、“改棉种粮”、“自纺自织”等方法,反对日伪的“经济清乡”;以发布告民众书、散发宣传品,向日伪写警告书、组织反“清乡”示威、摆宣传阵等形式,反对日伪的“思想清乡”。
        经过四年多的浴血奋战,沦陷区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最终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当日伪“清乡”将要彻底败亡的前夕,日本兴亚院广濑库太郎无可奈何地招认:“新四军的民兵组织,特殊军粮制及实行民主制是战争的‘三大法宝’。”⑩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把人民战争的斗争策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是中华儿女与日伪作生死斗争的一部壮丽伟大史诗,是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