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 日本大本营在内外交困,兵力所限的情况下,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在中国战场采取持久围攻的战略,即在军事上不扩大作战面,而对中国大后方战略政略中枢实施大规模空中战略轰炸,以摧毁中国抗战意志,达到以炸迫降逼和的目的。
        日本大本营关于战略轰炸的作战方针于1938年12月2日以命令形式下达给所属在华的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及华南第二十一军。此方针规定:“以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为主担任华中、华北的航空进攻作战,尤须致力于压制并干扰敌之战略政略中枢,同时消灭敌之航空战斗力。应同海军密切协作。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及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各以其所属航空部队适当实施其当面的航空作战。”①打击中方政略战略中枢的航空作战成为日军的重要战略任务。
        战时首都重庆是日军战略轰炸的首选目标。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重庆人口陡增,由战前三十三万余人增至七十余万人。这里已不再是历史上“巴县的都城”,而是战时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闻名世界的“抗日地区,中国的首都”。
        山城重庆,又称“雾都”,始于战国。公元前341年秦王嬴政令张仪筑城于嘉陵江中半岛,遂为巴国国都,隋唐改称渝州,有宋之后称重庆府。它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嘉陵江与扬子江汇合处,据长江水路要冲,扼制通向武汉、上海的长江水路要道,东部巍巍屹立的天险大巴山和巫山成为其独特的天然屏障。当日军攻占武汉后,其陆军受阻于险要的大巴山、巫山山脉,海军又无法溯江而上过三峡破门入川,只得在空中开辟“轰炸机之路”,希图以“战略轰炸”,用燃烧弹征服中国人的精神,摧毁国民政府。
        所谓的“战略轰炸”,日军也称之为“要地攻击”或“政略攻击”,这种攻击就是把城市作为作战目标。1937年11月,日本大本营制定和颁布的《航空部队使用法》,明确规定了陆军航空部队从支援地面转向空中轰炸,“政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重要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至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②1938年8月,日本陆军方面将1936年8月编成的航空兵团由直属天皇转隶于华中派遣军。同时,陆海军订立中央协定和现地协定,调整了作战区域。武汉会战前, 日本驻华陆海军已缔结一般协定,关于航空作战规定双方密切联系,为消灭中国航空兵力,共同攻击中国要地。航空兵力的独立使用表明日军以轰炸机为主体的“政略攻击”思想从这个时期业已付诸实施。 日军完成对武汉的占领后,其天皇颁布的最高统帅令和大本营颁布的“大陆令”、“大海令”清楚地勾画出了“压制敌战略及政略中枢”的航空进攻作战轮廓,然后授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川古志郎签发作战命令。单用航空兵力使中国首都陷落的尝试,即日军称之为的“新式作战”,揭开了日本世界航空战史中最残酷的一页。
        日军地面部队攻势“走投无路”,无力开辟新战线的时候,其政府、军部、派遣军三者在战争指导思想上趋向一致,即陆军守住武汉、广州等地,由航空部队对中国陪都等地实施“战略轰炸”。这种“战略轰炸”在政略上可以震慑中国,谋求以炸逼和,战略上可以由空中对中国的大后方施以直接打击,弥补地面部队不能达到的目的。所以,当1938年12月2日天皇下达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的命令后,大本营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立即发出“大陆令第241号”敕令,并根据天皇敕令向侵华日军下达第345号大陆指令和《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的实施计划。《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附册规定:“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时,须集中兵力,投入优良的飞机,特别是要捕捉、消灭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还规定“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红色弹、绿色筒、红色筒),但使用时须尽量避开第三国人居住区域,混合使用,对毒气的使用须严守秘密,不留痕迹”。“特种弹指毒气弹‘红筒’,‘红色弹’是砒砷联系的,‘绿色筒’是催泪毒气弹的荷号。”③此外,对作战方针和要领也作了明确规定。为了加强对重庆等地的“战略轰炸”,《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规定把陆军第十二、第五十九飞行战队,航空兵团第一、第三飞行团,海军第一、第二联合飞行队和第三航空战斗队投入使用,这些航空飞行团队以武汉、孝感为基地,对重庆等地执行“战略轰炸”任务。
        当时双方空中态势表明日机对重庆等地实施战略轰炸十分有利。中国航空力量自武汉会战始,损失极大,1939年中国空军只剩七个大队、一个独立中队和四个苏联志愿大队计有飞机215架。继之,苏联志愿队陆续撤走,再加作战消耗,到1940年底只剩飞机65架,航空力量处于抗战时期的最低谷。④国民政府在敌我空中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为应付日机空袭,情报部门和防空当局制定了一套相当严密而有效的监空系统和警报制度,在当时都是世界最先进的。与之相适应,全市公私并举,倚崖建成无数大大小小的防空洞。这套防空体系,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虽没有阻遏日机侵袭,却使空袭死亡率降到最低程度。
        1938年12月9日, 日军华中派遣军依据大本营命令向所属航空兵团下达作战任务:“同海军密切协同,以主力进行在华中及华北的航空作战,特别是压制和扰乱其战略及政略中枢,同时应努力击灭敌之航空作战力量。”⑤执行打击中国政略战略中枢航空作战任务的是华中派遣军陆军航空部队第一飞行团,团长为寺仓正三少将,该团下辖重型轰炸机三个战队(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战队)、战斗机一个战队(第五十九战队)、独立飞行第十中队、侦察机独立第十八飞行中队。另由装备轻型轰炸机的第三飞行团“适时策应”。25日,寺仓正三下达对重庆进行轰炸的命令,时间为26日13时,攻击目标及任务为:“重庆市街,务使敌政权上下感到震撼。”⑥
        26日,日军分两批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上午10时30分,第六十重型轰炸机队12架飞机从汉口基地起飞,13时35分抵达重庆上空,因浓云密布,无法辨认目标,不得已携弹返航。10时50分,第九十八战队十架重型轰炸机也从汉口基地升空,14时到达重庆附近上空,从云隙中捕捉到一块像市区的目标,推测为重庆东部市区,即以此为基准,倾下全部炸弹,揭开连续大轰炸重庆的序幕。
        汪精卫叛国投日后, 日本政府决定进一步打击重庆国民政府,以增加即将扶植的汪伪政权的影响。为此,1939年1月日军航空兵团司令官江桥英次郎命令第一飞行团再次轰炸重庆。寺仓正三根据气象预报,决定于本月7日对重庆进行第二次轰炸。是日,第十二、第六十、第九十八重型轰炸机战队计31架飞机,携炸弹79枚,分三批于下午15时左右先后飞临重庆地区上空,结果仍阴云密布,只好以露出云层的重庆东南约九十公里的金佛山为基准,根据航程、航向进行推测轰炸,战果不明显。10日,三支战队再次分三批对重庆进行第三次轰炸,此次在重庆上空透过云隙,确认市街,即从4500米高空对指定目标进行了密集型轰炸。15日,日军出动重型轰炸机29架对重庆第四次轰炸,中国空军出动12架战斗机迎击,双方发生激烈空战,地面防空炮火对空猛烈轰击, 日机在匆忙之中一次性投下全部炸弹返航。这次空战, 日机3架被击成重伤;中国方面伤亡89人。⑦日军自汉口至重庆四次远征,虽然战果不大,但通过试探性轰炸,判定重庆防空能力十分虚弱,可以大胆地进行大规模轰炸。
        时至5月,“雾都”雾去,人们翘首以待的阳光季节到来,陪都初次呈现出它的全貌。时在重庆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莉莉·阿梅斯感慨万千,即赋《重庆》一文:“中国的新首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景色优美,宛如一座火花国,这远远抵消了气候的不足。满山梯田、到处竹林、一片棕榈、柑橘,使人想起亚热带的地方。这个富饶的盆地平原,松树弯曲茂盛,神秘的群山环抱,悬崖峭壁耸立,任何初来四川的人,都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富于幻想的图画。”在这个古老而朴素的山城,人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从5月的天空中降下来的却是炸弹的光和热而不是他们一年中所渴望沐浴的阳光。
        日机轰炸重庆受阻于气候和中国方面的迎击,从2月开始一度转攻兰州,3月又参加南昌会战,暂时停止对重庆轰炸。其间, 日军航空兵团全面总结前期轰炸的经验,研究了作战的编制、技术、情报、补给、通信等,并决定补充装备,改进通信设备,加强远距离、夜间、恶劣气候作战的飞行训练。经过充分准备, 日军从5月恢复对重庆的轰炸,并增调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及高雄航空队等部投入作战,实施代号为“第100号作战”的陆海航空部队联合轰炸计划。
        5月3日13时17分,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45架中型轰炸机在司令官㙇原少将率领下分两批自汉口基地飞临重庆上空,陪都第一次全部裸露在日军的眼底。日机进入预定轰炸航线后,即沿长江北岸,向市中心区上半城毫无设防的商业区呼啸轰炸。中国空军30架歼击机在得到警报后,预先升空迎战,击落日机2架,击伤其余日机;中方损失战机5架,市中心区27条大街中19条被炸,长约1.5公里、宽约0.5公里的地带几近废墟,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市区顿时陷入烈火燃烧的滚滚浓烟之中,人声惨叫、婴儿啼哭,令人肝肠寸断。入夜,火势不减,映得满天通红。在残垣瓦砾中,死尸枕藉,血肉横飞,太平桥下堆满妇女儿童的尸首,中山公园的电线杆上、树枝上挂着断肢残肉,楼亭残壁上溅满斑斑血迹,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 日军此次轰炸共投弹166枚,炸死673人,炸伤350人,炸毁房屋1068间。⑧在中日战争史上,一次轰炸死伤1000余人,尚属首次。
        5月4日, 日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塚原决定于当日下午黄昏对重庆市中心区下半城靠近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实施第二次攻击。17时左右,日机27架分三批按预定目标投下全部炸弹,从朝天门至七星岗东西约2公里,中山公园至嘉陵江边南北0.7公里的区域内,燃成一片火海,房屋倒塌,尸体横陈,一片血肉,一片焦土。大火持续数日,水电设施均遭破坏,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也未能幸免。整个市区精华,毁于一旦,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此次空袭,日机投弹126枚,炸死3318人,炸伤1937人,毁坏建筑物3803栋,⑨财产损失无算。一次炸死炸伤5000人以上,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空袭史上是一个创记录的惨案。事实上死亡人数远远不是这个“概括”的数字。另据《重庆抗战纪事》记载5月3日死约1000人,4日死约4400人,两天伤约3100人,总计死伤约8500人;日本参谋本部陆军中佐难波所撰《防空》(金刚石社,1942年版)一书中关于《重庆空袭概况》记载“死伤一万人”。这些不同的统计数字反映了“战略轰炸”的无区别性同城市特有的流动性和无名性相结合,隐蔽了死难者的真实情况。重庆作为临时首都所产生的混乱和大量难民的拥入造成的人口急聚膨胀,根本无法准确统计死难者的实际数字,任何方面的统计都只能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它只能说明空前的轰炸所造成空前的灾难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日机大轰炸后,蒋介石于5日发表重要演讲:“此次渝市轰炸,实为余有生以来第一次目不忍睹之惨事。昨夜为救护难民事,通宵筹划督行。观我民众遭此惨痛,仍无一句怨恨抗战之言,余思之更难自安。”“遭此凄惨不能忍受之艰难,惟见我民族如此,更增余乐观与勇气矣!”“中华民族之正气,必见诸异族侵略残暴之时期。古有鼎镬斧锯甘之强饴者,残忍暴行,岂能胁制?”⑩表示了残暴轰炸并不能征服中国人的抗战斗志。同时,国民政府鉴于极端低劣的防空能力,从即日开始向郊外大量疏散市民,至7日达二十五万人之多。
        “五三”、“五四”大轰炸后,日机继续轰炸重庆及其附近地区。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全年重庆被炸达34次,日机865架次,投弹1897枚,毁坏建筑物5475栋,炸死市民5247人,炸伤4196人(11)。这些数字还没有包括夜袭等不能判明的架次、投弹和伤亡人数。日军的“战略轰炸”没有摧毁中国人的精神,重庆市民下决心抵抗到底, 日本期望第二个汪精卫的出现亦化为了泡影。
        欧战发生后, 日本决定利用良机,加速解决中国战事,推行“南进政策”。1940年5月2日,日本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下达对重庆等地实施代号“第101号作战”的“战略轰炸”命令,以“压制并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枢,同时防止敌空军再建”,(12)配合对重庆政府的“桐工作”。这次轰炸的航空部队从陆海军抽调,计划对重庆攻击3000架次,对邻近的成都攻击2000架次,进行“彻底强化的真正攻击”,以配合世界形势特点,充分利用列强对华援助的减少,谋求“最高的政略战略效果”。13日,日军中国派遣军和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正式下达陆海军联合对中国内地航空作战的命令。作战方针规定:“陆海军航空部队密切协作,进攻中国内陆,挫折敌之续战意志。为此,在首先压制住战略及政略中枢部的敌航空势力后,覆灭其重要设施。”作战时间预定从5月中旬开始约三个月。作战分两期进行:第一期主要轰炸重庆方面,第二期主要轰炸成都方面。攻击目标为:“1.重庆、成都及其附近的敌航空势力;2.重庆及成都市街周围潜在的敌战略和政略重要设施;3.重庆、成都市街内所有的敌战略政略重要设施,应确认为不能损害及第三国利益之物;4.据情况可攻击重庆、成都以外的敌航空势力或军事设施。”(13)日军这次作战部署极尽周密,避开浓雾密布的冬季至初春4月,集中在雾季结束的春秋之间。参战兵力有陆军第三飞行团第六十战队、独立第十六中队、第四十四战队第一中队、独立第十中队及其他驻武汉航空部队;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鹿屋战队、高雄战队,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战队(两支联合航空队称联合空袭部队)。这些航空部队以武汉、孝感、宜昌和运城为起飞轰炸基地。
        日军“第101号作战”从5月18日开始实施。其联合空袭部队为防止中国空军反击,首先连续两天对成都、宜宾、梁山等中国空军基地进行了奇袭轰炸,炸毁中国战机13架,并毁坏了机场。从20日始又连续轰炸重庆白市驿、广阳坝机场三天,破坏了重庆空防作战力量。自26日开始对重庆市街和工矿地带进行狂轰滥炸。26日至27日,日机全部炸毁了重庆市近郊正在建设的小龙坝、磁器口新街道和中央电报局,严重破坏了广播电台、中央日报社、国民日报社和两个钢铁厂。28日上午,日机发动1940年最大的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计出动轰炸机94架,分兵三路,对广阳坝机场、金陵兵工厂、市中心区川东师范学校一带施行了轰炸。特别是第十三航空战队第一攻击队32架飞机从西北方向侵入市中心上空,从6000米高空投弹190枚,该地区集中的大量学校和住宅顷刻间四面起火,烧毁、倒塌房屋700栋,不同程度遭破坏的建筑物无计,死亡178人,伤408人,(14)死难者中有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教授及学生7人。据不完全统计,26日至30日五天,日机出动12批378架次(包括20日至22日则为550余架次),投弹976枚,炸死469人,炸伤760人,毁坏房屋658间。(15)
        从6月6日至29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轰炸重庆11次,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炮火虽奋力阻击,但火力甚弱,无法阻止日机空袭。11日、12日、24日、28日的空袭最惨重。11日,日机重型轰炸机115架于13时侵入重庆上空,向江北川东师范学校、浮图关、化龙桥等地先后投掷炸弹、燃烧弹310枚,炸死64人,伤172人,毁坏房屋657间;(16)苏联大使馆、德国海通社、法国哈瓦斯社、苏联塔斯社等悉被殃及。12日,日机又出动111架于12时分批窜入重庆上空,向城东、江北区、川东师范区投弹480余枚,炸死炸伤1400余人,毁坏房屋300余间,(17)佛教古刹长安寺夷为废墟。24日,日机126架空袭重庆市中心区、江北区、北碚区,投弹318枚,炸死炸伤89人,毁坏房屋828间。(18)28日, 日机120余架空袭了教育文化机构集中的沙磁区等地,投掷燃烧弹1000余枚,各处火势猛烈,席卷全市,无法扑灭,损失之大,难以估计。国立中央大学被毁,幸值暑假,伤亡较少。整个6月,日机出动1100余架次,炸死802人,伤1171人,毁坏房屋5873栋; 日机被击落97架。
        7月至8月,日机轰炸重庆11天,出动飞机1050余架次,最少为54架,最多的8月19日达135架,最新式的“零式”战斗机12架也于8月19日首次参战。“零式”战斗机投入作战,彻底扭转了重庆上空的空战局面, 日军牢牢掌握了制空权。中方飞机曾升空迎战,在遭受相当损失后被迫转移。仅8月19日日机投弹411枚,炸死181人,炸伤132人,毁坏房屋2194栋,重庆西部商业区、郊区和江北区遭到严重破坏。两月间,大梁子、朝天门、曾家岩、海棠溪、龙门浩等街道再遭浩劫,“整个重庆市街就像拳击手面部连遭拳击变了形似的,惨不忍睹。商业地区的楼房烧成了断垣残壁,电线杆连着断了的电线东倒西歪,就像坟前的十字架。木房密集的地区,已被爆炸气浪摧毁,被烈焰烧成一片废墟”,(19)重庆市街几乎无法辨认。
        9月,日军为准备南进,将陆军第3飞行团调往华南,遂下令停止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进行的“第101号作战”。从5月18日至9月4日的“第101号作战”,日机轰炸重庆等地历时110天,对重庆的轰炸达32天,如果加上9月4日以后从汉口基地起飞的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继续对重庆的轰炸,时间则长达半年,遭受轰炸达46次之多。(20)据中方统计:从5月18日至9月4日,日机轰炸重庆30天,出动飞机2329架次以上,投弹7441枚以上,炸死2178人,炸伤2459人,毁坏房屋16763栋。(21)日军海军联合空袭部队的统计:对重庆市内军事设施攻击(不含航空基地)天数为海军29天、陆军8天,飞机架次2023次,投弹10021枚约1405吨,中日双方空战607架次,击落中方飞机137架,地面轰毁65架,日机中弹数387架,自爆机数16架,战死89人,战伤及下落不明者71人。(22)《重庆抗战纪事》统计日机空袭80次,飞机4722架次,投弹10587枚,死4149人,伤5411人,建筑物毁坏6952栋。
        1941年,国际局势再次急变,希特勒在欧洲频频得手,日本南进步伐加快。日本大本营为尽速结束对华战争,解除南进后顾之忧,决定进一步打击和压迫重庆政府。4月13日,日本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切断苏联对华军事援助,5月侵华日军陆军在敌后和正面战场发动强大攻势, 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开始实施更加野蛮、更加残酷的“第102号作战”,对重庆等地进行规模空前的第三期“战略轰炸”。
        日本大本营规定“第102号作战”的目的是“对持久作战的蒋政权施加强大压力”,为进行“南方作战”准备实战经验,因此“本次作战是前所未有的航空大作战,成了大东亚战争初期航空作战的模式”。(23)即“第102号作战”将作为日本对英美发动战争的跳板和结合太平洋战争进行准备的行动战场,如同德国空袭格尔尼卡作为在欧洲空战中进行闪电航空作战的模式一样。其中“第102号作战”试行的零战夜间出击和拂晓奇袭战术即成为“空袭菲律宾群岛第一击作战的原则”。为此,“第102号作战”部署规定从5月3日至7月中旬先由海军第二十二航空战队对重庆实施22次攻击,从7月27日至8月31日驻汉口和孝感的第十一航空舰队绝大部分兵力(陆上攻击机约180架)在中国方面舰队统一指挥下对重庆等地实行陆海航空部队联合轰炸;8月下旬,增调东北的陆军第十二、第九十八航空战队至运城基地,参加对重庆等地轰炸。 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投入比“第101号作战”更多的轰炸机,对重庆等地猛烈轰炸,不仅在日军航空战史上罕见,就是在世界航空战史上也难以找到类似的事例。
        5月3日,日机63架分两批由汉口基地升空袭击重庆,揭开对重庆的第三期轰炸。5月间,日机轰炸重庆六次,英法两国领事馆、求精中学、安息中学悉被炸毁。6月份,日军采用“疲劳战术”,或以密集机群轮番轰炸,或以小批机群连续袭扰,警报频传,市民疲于应付,损失更加惨重,被称为抗战时期三大惨案之一的重庆校场口防空大隧道惨案(另为黄河决堤,长沙大火)就是发生在本月5日。是日下午6时18分左右,日机突袭重庆,时值下班、下课、下岗人员回家之际,空袭警报响后街上行人和附近居民携带东西纷纷涌入隧道,加之警报持续数小时,避难民众急剧增加,超过正常容量一倍,洞内拥挤不堪,热气袭人,严重缺氧。大约晚上8时左右,日机投下大量炸弹,强大的爆炸声和冲击波直扑隧道,微弱的灯光顿时熄灭,电动通风机无法启用,避难民众感到阵阵窒息,无法忍受,纷纷拼命向外推挤,洞口附近的人又听说日机投下毒气弹,极力向洞内拥去,使得洞内温度急剧上升,空气日益稀薄,惨案便发生了。惨案发生后,国民政府未能有力抢救,以致造成严重的拥挤、践踏、窒息死亡。这次惨案究竟死亡人数多少,由于当时统计渠道的混乱和统计手段的落后无序及国民政府当局出于政治宣传、军事战略和稳定军心民心着意掩盖和缩小,直至今日都难以确定,只能提出一个“概数”,从几百人至数千人以至于万人或万人以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从各种资料分析,死亡人数在两三千人至一万人是较为可靠的。
        7月至8月,日机对重庆的空袭更凶猛。其中7月30日日机出动130架;8月8日至13日日机出动30次计500余架次不分昼夜,连续对重庆进行间隔不到六小时的“疲劳轰炸”,且一次轰炸的时间长达五小时,最短的也达一个半小时。10日至13日市区警报多达13次,时间达96小时;8月30日,日机出动10批约200余架次。日机的连续轰炸,使整个山城连日笼罩在滚滚烈焰之中,民宅商店焚烧大半,水电设施多遭破坏,救亡工作几经中断。国民政府大礼堂、蒋介石黄山官邸以及坐落在南岸“安全地带”的英国使馆等均遭炸毁,停泊在长江重庆港的美国军舰“图图拉号”亦被炸伤。
        9月5日,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决定“对美英荷一战”,发动太平洋战争。7日,中国派遣军根据大本营指令,下令所属航空部队停止攻击作战。随后, 日军航空部队纷纷南调, 日机对重庆的大规模轰炸结束。总计,1941年日机对重庆轰炸81次,出动飞机3495架次,投弹8893枚,炸死2448人(不含大隧道惨案人数),伤4448人,毁坏房屋5793栋。(24)
        1942年至1943年8月23日对重庆的零星轰炸计11次,出动飞机348架次,投弹151枚,炸死21人,炸伤18人,毁坏建筑物99栋。
        日机从1938年至1943年轰炸重庆达五年半时间(日本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认定第一次轰炸为1938年2月18日),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4日至1943年8月23日,共出动飞机9513架次,空袭218次,投弹21593枚,炸死11889人,炸伤14100人(不含大隧道惨案死亡人数),毁坏建筑物17608栋,工商业地区直接损失折合美金500万元(以当时货币基准)(25),间接损失则难以计数。这一概数是以当时国民政府发表的统计数字为基础,实际上的损失远远无法用这些概数来衡量。日军对中国首都进行如此长时间的“战略轰炸”,不仅在世界航空战史上尚属第一次(轰炸时间最长、次数最多、死亡人数最多、损失最大),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计算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