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潜离重庆,逃到河内,设想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声望会博得国民政府内部和西南地方实力派的响应,然而事局的发展并没有按照他所设计的轨道正常运作,而是偏向了相反的航道,海内外浩大的讨汪反逆声浪,将他在西南地区建立政权的计划化作一枕黄粱。于是,汪精卫把他组建“中央政府”的地点由日本非占区移向了日占区,奔向与日本侵略者公开合作的道路。
        汪精卫滞留河内期间,即开始制定其政治纲领,筹划建立适合日本侵华战略,足与重庆国民政府相对抗的“新中央政府”。1939年2月,在汪日之间穿针引线的高宗武由东京返河内,同汪精卫筹商组府事宜,汪立即提出三套方案:(1)日本与蒋介石达成妥协,汪从中促进;(2)以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等实力派出面负责统一中国,汪以在野身份加以援助;(3)如果日本认为恰当,汪愿亲自出马组府。关于第三套方案,汪向日本政府提出五项要求,即组织救国反共同盟会和军队,取消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以本年度10月10日为期在南京组织新国民政府,日本借款2亿日元,在此之前每月付给活动经费300万日元左右等。由于1月初曾对汪精卫大力支持的近卫内阁辞职,平沼骐一郎内阁继任,汪精卫为了尽快了解新内阁的态度,并催促日本给予更多的援助,遂派高宗武携带其政见于2月21日再赴日本,与日本首相平沼和外相有田磋商。日本五相会议立即作出促汪出马的决议,3月18日由驻香港总领事田尻向高宗武传达了该项决议。与此同步,汪精卫集团在河内成立了由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林柏生、曾仲鸣等八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其下设立政治、军事、财务三个委员会,政治和军事委员会主任由汪精卫自任,财务委员会主任由周佛海充任,周还兼任政治、军事两委员会秘书长,成为汪氏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个“最高委员会”及三个委员会构成汪氏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和未来汪伪政府的主干班底。此外,汪精卫集团还积极对地方实力派进行策反活动,同重庆国民政府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先派改组派老人、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到河内劝汪打消原意,回渝供职,后又派谷带去出国护照和巨款,劝汪出国旅行,放弃与日本单独媾和计划,悉遭汪拒绝。软的一手行之无效,蒋介石决定采取硬的一手,遂令军统局实施刺杀行动。3月21日,军统局工作组潜入汪宅行刺,结果刺汪未遂,误中副车,汪最亲近的心腹,原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铁道部次长、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曾仲鸣做了替死鬼(曾妻两天前到达河内,汪将卧室让与他们,自己住在隔壁房间)。蒋汪关系彻底破裂。
        重庆方面的刺杀活动,对汪精卫和日本政府震动很大, 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立即派参谋本部的影佐祯昭大佐配备所需人员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4月1日,日本兴亚院决定向汪的反共救国同盟会提供1800万日元的活动经费。4月25日,在日本军事当局和特务机关的精心策划下,汪精卫潜离河内,乘船于5月6日到达上海。尤为可笑的是,汪开始还不肯乘坐日本轮船,而是租定法轮“芳·福林哈芬”号,以避日本保护之嫌,给自己的“和平运动”涂上“独立”的色彩。可是老天不作美,汪乘法轮到达海防洋面,遭到暴风袭击,不得已被日本山下轮船公司的“北光丸”号收容,与影佐祯昭等军国主义分子“同舟共济”。汪此时禁不住“万感俱集”,抒诗《夜舟》一首,诗的后半部云: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借用晋代征西大将军桓温谴责王夷甫的典故,暗示蒋介石不能逃避中日战争的责任;盗用文天祥《过零丁洋》诗作,抒发自己“尽心”充当汉奸卖国贼的意愿。
        5月8日,汪精卫在日本宪兵保护下,由上海虬江码头登岸,进住重光堂会谈所在地——土肥原公馆,与4月中旬由香港抵沪的周佛海、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汇合。从此,上海成为汪氏集团“和平运动”的中心。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 日本政府相当重视,但其战争指导当局并未将其组建政权一事提上议程,诱汪出逃只是为了增加日蒋和谈天平上的筹码。直接负责对汪工作的影佐祯昭很明确地承认:“日本政府当时没有要求汪氏建立政府,也没有怂恿汪氏建立政府。”①但汪精卫甫到上海便立即着手筹建伪政权,经与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和褚民谊等人反复商讨,于5月25日向日本提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说明“收拾时局办法的根本精神在于笼络人心。因此,不变更政体和法统,而以变更国策收拾此次时局为要务”。并要求日方同意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汪为总裁,对国民党进行改组,然后由汪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和“还都”南京。国民政府还都时,宣布替代重庆政府,与日本调整邦交,奠定永久和平的基础。同时,“维新”、“临时”两政府宣告取消。②这是汪伪政权筹建过程中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
        5月31日,汪精卫匆匆地带上他的组府方案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10人陪同下和日方的影佐祯昭、犬养健、清水董三、矢野征记等人一起由上海大场机场搭乘日本海军飞机飞抵日本东京,直接与日本当局交涉。6月2日, 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兴亚院分别紧急召集驻华各部队各特务机关的有关幕僚将校速返东京研究对策。5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汪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详细的处理意见: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不得在南京举行;国民党的名称虽可用,但为了强调“反共救国”,必须在国旗、党旗上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军队用旗在黄布上大书“反共救国”字样,此外不许悬挂其他国旗;新政府建立时应明确表示日满华睦邻新关系。③在此基础上,6月6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决定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规定:(1)新中央政府以汪精卫、吴佩孚和现有政权(临时、维新政府)以及改组后的重庆政府构成;(2)新中央政府应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原则》为准绳,正式调整日华邦交;(3)新中央政府的组织和成立应适应全局的战争指导原则;(4)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应适应历史与现实,以“分治合作主义”为原则;(5)关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其放弃容共抗日,改以亲日满、防共为方针时,允许其存在;(6)重庆政府如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作必要的人事更替,并接受上述(1)、(2)项时,即认作为屈服,可以成为新中央政府的构成分子④。日本政府建立伪中央政府的六条方针,从人事选择和施政原则等方面对汪精卫的组府活动作了严格限制,不准其在日本的政略内有任何逾越,使新中央政府的权力几近于无。汪精卫提出的内政上独立,中央政府不设政治顾问,一切交涉通过日本大使进行,“还都”南京时日军作局部撤退以及归还日本掠夺的工厂等要求悉在日本政府考虑之外。汪要求建立的伪政府仅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外貌, 日本也不准允。这表明日本希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一个日本卵翼下的全国各种汉奸势力和伪组织的联合体。
        日本政府为了引诱汪精卫上钩,只在某些枝节问题上尽量满足汪的要求。从6月10日至15日, 日本政府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藏相渡边庄太郎、枢密院议长近卫等人才正式与汪接触。汪在会谈中提出,他将号召国民党及其他党派、无党派同志在南京成立以“和平”为方针的国民政府。平沼保证日本政府坚决予以支持,但对日本政府方针中的实质问题避而不谈,只强调对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信心,大谈日本的“仁爱之道”,并表示对汪绝对信任,使汪得到了某些“笼统的保证和希望”。在11日和15日同陆相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真正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板垣根据五相会议决议的方针,明确地提出了日本的殖民要求,对汪施加压力,警告他日本已经夺得的蒙疆、华北、华中以至华南沿海的权益绝不允许有任何染指行为。汪只得退让,按照日方的意见,对原有方案作了原则性的变更。6月1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对于汪《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出明确的答复,关于新中央政府的名称和首都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关于国旗,必须在青天白日旗上缘附一块书有“反共和平”字样的三角形黄布条;关于日华关系,应根据日华关系调整原则,将华北作为国防和经济上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蒙疆作为特别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上日华紧密结合地带,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确立特殊地位,并充分尊重日本与既成政权的特殊关系;对于建立新中央政权要特别考虑具备人的要素和基础实力;对于国民党政府同外国签订的条约和规定,新政府应按照日满华亲善的原则,适当地加以废除和修改;关于废止“临时”、“维新”两政权,只能理解为取消其名称,而对两政权同日本签订的协定和有关规定,新政府应完全继承。
        日本一方面利用汪精卫为其侵华总战略服务,另方面又不准允将其侵略所得转让汪集团利用,引起了汪集团成员的普遍不满。6月18日,汪精卫满载苛刻的条件,带着沉重的心情,黯然离开东京回国。
        24日,汪精卫乘坐日轮“五星丸”到达天津,立即拜见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特务部长喜多诚一。25日和27日在喜多诚一的安排下,汪会见了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王在华北日军支持下,自恃汉奸资格较老,对汪采取了不冷不热的态度,虽然他表示愿意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但申明不接受担任委员,如邀请其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且只能留在北平工作,甚至还要求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言外之意,他不愿意放弃华北占领区的各种实力,归到汪的“新中央政府”门下。如与汪合作,应以“临时政府”为主体组织“新中央政府”,否则不离开北平。 日方原安排的汪与吴佩孚会商合作问题,因吴拒绝而付之流水。28日,汪离平抵沪,与“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人举行会商。在会谈中,双方都极尽权术,心怀戒心,汪只强调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反对在华中成立特殊机构。梁鸿志等人竭力否认华北和蒙疆的特殊性,暗示华中应同华北一样对待,以免新政府吞并“维新政府”,后来梁又明确提出“新中央政府”应在“维新政府”的基础上加以改组,各院部人员仍维持原状。汪与“维新政府”其他要人温宗尧、任道援、陈群等人的会谈也没有任何结果。
        由于“临时”、“维新”两政府在当地日军支持下,对汪采取不合作态度,使汪感到异常失望,但他附敌决心已铸成,只有“勇往直前”。7月9日,汪发表了被视为“开始实际和平运动工作之宣言”的《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广播演讲,表示坚决与日本携手合作,“向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到底。旋即为谋取地盘和拉拢人马于7月24日南下广州,在华南地区寻找立足点。可是华南条件更不理想,不仅日占区狭小,尚未建立伪政权,而且广东的国民党实力派张发奎、邓龙光等人对汪态度极其冷淡,汪活动了二十余天,毫无结果,遂感到建立政权除南京之外别无他处。8月14日汪只好离开广州,回过头来再与“临时”、“维新”政府交涉。
        汪精卫离日后,周佛海继续与日方会谈,双方就“不干涉内政,尊重外交手续”等问题达成协议,并拟订出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其中关于建立新政权一节共分五个阶段进行:(1)由汪精卫与各党派和既成政权会商,取得一致意见;(2)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新政府准备理论和法律上的依据;(3)由各既成政权和各党派依据国民党代表大会精神,召集会议,作出参加政权的决议;(4)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组府的具体事项;(5)正式成立新中央政府。⑤这表明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8月22日, 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和控制汪精卫的组府工作,在上海建立了由日本内阁直辖的特务机关——“梅机关”,该机关由陆军省的影佐祯昭少将、海军省的须贺彦次郎大佐等军人以及外务省和兴亚院的文官联合组成,此外还吸收民间与新闻人士参加,以协调对华机关的工作。
        历来重视“党统”和“法统”的汪精卫在得到日本的正式许诺和梅机关的支持后,加快了筹组中央政权的步伐,连日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陈春圃、褚民谊等主要汉奸头目开会讨论,筹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以周佛海为首的“筹备委员会”。但在毫无基层组织的情况下,要产生各省各特别市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谈何容易。为了拼凑代表,汪精卫指令周佛海领导的“筹备委员会”派遣“特派员”分区包办招揽。怀有野心的周佛海抓住这个机会,伙同梅思平、丁默邨等人,从江浙沦陷区“就地取材”,充实数目。丁默邨包揽了上海、江苏两个党部、尽量把原属“中统”系统的特务拉过来充当“代表”,并染指南京、安徽、浙江,形成以周佛海为幕后黑手的CC系在党务方面的优势。陈璧君则让她的两个弟弟、三个侄儿一齐与会,李圣五则把老婆、妻舅、表弟、表侄一律提携为“国大代表”,林柏生更将《南华日报》、《中华日报》的一班小伙计拉入“国大代表”的行列。尽管如此,“代表”数目仍和汪精卫计划的300名相去甚远,于是汪干脆指派特务采取威胁和绑架手段,将一大批未明事理的人绑进会场以充“代表”。经过各种方法和活动,好不容易才纠集了240名“代表”,8月28日在上海汪伪特务机关极司菲尔路76号汪精卫主持召开了预定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从上午10时开始,下午4时30分结束,对外号称“三天盛会”,实际只有半天。会议通过了《整理党务案》、 《修订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反共卖国议案和伪国民党六大宣言。规定从1939年1月1日起,重庆国民党中执监委会的一切决议、命令无效;改组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修改国民党党章,废除总裁制,实行主席制;选举中央委员会;推举汪精卫为主席,并授权汪与党外人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准备“还都”;以反共为基本国策;调整中日邦交;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基本纲领。汪精卫通过这次会议给他的“合法”登台贴上了一张又一张的标签。而日本方面对此并未表现出乐观,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对政府的报告指出:“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和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⑥
        正当汪精卫组府活动紧张推进之时, 日本国内外形势急剧地向有利于汪精卫的方向发展。8月29日,日本平沼内阁由于同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而倒台,“素以同情汪精卫著称”的阿部信行大将组阁。9月1日欧洲大战突然爆发,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阿部内阁决定乘欧美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全力解决中国事变。为了统一和加强建立新中央政权工作,以及对重庆的和平工作,9月4日日本陆军省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官,原陆相板垣征四郎任参谋长,统一指挥除关东军以外的所有在华陆军以及梅机关等各种政略谋略机关。这一军事机构的设置为汪精卫的组府活动清除了由各地日军所设置的种种障碍。
        9月5日,汪记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在日方的充分支持下召开,会议正式宣布成立伪中央党部,推选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褚民谊为秘书长,陈春圃、罗宗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扑副之;丁默邨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特务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主任为周佛海,丁默邨、李士群为特务委员会副之;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指挥部,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副之。伪“六大”和“六届一中全会”的召开,表明汪精卫完成了“党统”方面的工作,下一步就是如何筹措伪中央政府的成立了。
        汪精卫为了加快筹组“中央政治委员会”,解决伪中央政府与既成政权的关系,9月19日在梅机关的安排下,同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由上海赴南京与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和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举行三方会谈,争取两个现政权支持未来成立的“国民政府”。会谈开始时,汪精卫为取得两个政权的合作,发表了一声明,称王克敏和梁鸿志挺身于离乱之际,组织政权同日本进行和平周旋,使人民在流离颠沛中得以苏息,苦心孤诣,世多共见。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危难,实属理所当然。⑦尔后推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大纲》,征询两个既成政权的意见。这两个文件将汪氏集团摆到未来政府的主导地位,将既成政权置于从属地位。据此,未来的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担任,24至30名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由政治委员会主席指名聘请,既成政权人员以“社会上重要人士”名义参加,按比例可得名额为六人,维新政府要取消,临时政府的权力要削弱。王克敏和梁鸿志两人秉承各自日军后台的旨意,强烈反对,他们借口没有从日军机关获得关于汪精卫提案的通知,拒不答应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使会谈陷入僵局。20日,日本在华陆军当局召开了各特务机关部长会议,梅机关的影佐祯昭传达了阿部首相坚决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的意见,从而改变了华北、华中日军对汪精卫的立场,使三巨头会谈有所进展,三方在由汪精卫召集中央政治会议事项上达成初步共识。但王、梁仍不甘心受制于汪精卫,又在中央政治会议人数和国旗等问题上大做文章,会谈再次陷入僵持,日方最后出面干涉,经过讨价还价,21日三方达成原则性的“决定事项”。其要点为(1)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筹建中央政府;(2)中央政治会议的主要项目以汪精卫的提案为基础;(3)中央政治会议的名额,国民党占三分之一,临时、维新两政府占三分之一,蒙疆及其他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一;新政府的名称、首都位置、国旗等重要事项由中央政治会议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加以确定;(4)中央政治会议的议决方法,重要事项须得全体或四分之三以上委员同意决定,一般事项可由二分之一以上委员决定。南京会谈仅对中央政治会议作了原则性规定,至于如何解决组府以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的权限等具体问题尚无涉及,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方面充分暴露了新老汉奸之间的矛盾角逐、尔虞我诈;另方面反映了各侵华派遣军之间的矛盾,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不支持成立统一的伪中央政权。
        通过和南北老牌汉奸的较量,汪精卫深感到进一步投靠日本的重要性。同时, 日本政府为了使汪精卫集团更加驯服地为其服务,乘机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迫使汪精卫以此为代价,换取对他组织中央政府的支持。汪精卫也就肆无忌殚地出卖国家权益。
        根据日本建立新中央政权的方针,新政权成立前必须事先确定调整日华关系的原则。汪精卫也希望通过谈判,签订协定,使中日双方关系明确定位。10月初,日本兴亚院根据军方意见拟定出关于调整日华关系的谈判草案并转交梅机关作为同汪谈判的基础。这张详尽的清单开列出日本支持汪精卫建立新政权的所有附加条件,包括《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 《关于日华新关系调整的具体原则》、《秘密谅解事项》以及《机密谅解事项》等。这些条件从内政、军事、经济等方面向汪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包括了过去临时与维新政府同日本所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全部内容,远远超出五相会议关于《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这一草案连当时主持谈判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人都认为过了头,是兴亚院创作的“一曲挽歌”。11月1日,双方开始在上海举行谈判,汪方代表为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林柏生,日方代表为梅机关的影佐、须贺、犬养健、矢野、谷获、清水。由于兴亚院的谈判方案较袁世凯时期的“二十一条”有过之无不及,引起汪氏集团成员的极度失望和不满,双方难以取得一致意见,汪方坚持谈判应以重光堂会谈、近卫声明及汪访日的约言为基础,初次谈判濒于停顿。之后,双方谈谈停停,长时间不能获得进展,汪精卫甚至以打退堂鼓相要挟, 日本当局为此感到十分焦虑。12月8日,兴亚院关于建立新中央政权问题重新审议,指出梅机关应尽速采取一切措施,努力导致谈判成功,某些不一致的问题可在新政权成立后的正式谈判再行磋商,并在必要时对兴亚院的方案稍事修改。同时,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也要求梅机关实施妥协,尽早达成内部协议。⑧日方遂在某些枝节问题上略作让步,汪精卫急于登台,某些主张也不再坚持。至12月30日,双方在调整日华新关系问题上最终达成一致,汪精卫在密约上画押签字。双方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这些密约的核心部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双方重建邦交的基本原则为“日满华三国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结成友好邻邦,并以形成东亚和平的枢纽作为共同目标”。为此, “确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全面合作原则”,在华北和蒙疆建立“国防上和经济上”日华间“紧密合作地带”,在蒙疆地区为了防共特别设定“军事上和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长江下游实现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合作”,在华南沿海特定的岛屿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基本原则又具体化为“睦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维持共同治安与撤兵”等五项内容。其要点是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满华三国调整国交;“中央政府”以及华北、上海、厦门等各地方政府都聘用日本顾问或其他名目的人员; 日本在蒙疆和华北一定区域内驻扎必要的军队;承认日本船舰部队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对于驻兵地区内所有铁道、航空、通讯及主要港湾、水路保留军事上的要求和监督权;在日军驻兵区域,中国警察、军队及军事设施减到最小程度;向中国军队派遣顾问和教官,进行武装供给的控制;给予日本开发中国资源的便利,中国的工农业、通讯、交通运输、财政、金融、海关、关税、贸易等由日本给予必要的“援助”和“合作”,等等。《秘密谅解事项》和《机密谅解事项》首先规定了伪汪中央政权和地方政权的权限划分问题:华北临时政府废除其名称,改设隶属于新中央政府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其权限、组织事项等由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维新政府在新中央政府成立时,宣布解散,其政务与成员归入新中央政府;承认蒙疆政权“具有广泛的自治权而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除外交外的行政、立法、司法与军事及对外蒙交涉,以既成事实为基础,中央政治会议不得议论“谅解范围之外的事项”;华南的厦门特别行政区域,新中央政府不得干预;华南沿海特定岛屿设置中央政府直辖局式的行政组织,负责处理日军驻屯、军事、治安、资源开发与利用、航空通讯及海运等事项。其次,规定了金融财政关系: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准其存在,所发行联银券在华北地区流通;华兴银行在新中央银行成立时取消;日军尽量减少军用票的发行。再次,规定了经济关系:华北经济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在规定范围内处理;中国对外资控制不得与日华经济合作相抵触; 日华共同开发华北资源, 日方在华北的经济上处于优越地位,在华北政务委员会内保有指导经济的行政权,等等。⑨日汪密约充分暴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也充分暴露了汪精卫集团认贼作父、卖国求荣的真实面目。这是汪精卫集团继重光堂会谈后签署的又一个更为具体的卖身契,也是准备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些密约在签订后的二十余天,即由汪氏集团中的骨干成员陶希圣、高宗武带往香港,于1940年1月21日以《汪的卖国密约》为标题发表于《大公报》上(陶、高因权力之争而叛汪)。
        日汪密约的签订表明双方在组府问题上意见已趋一致。 日本方面开始更加强调王克敏和梁鸿志与汪精卫合作的“重要性”,以促成新老汉奸的合流。汪精卫得到日本的大力支持后,也加紧进行组府的各项准备工作。在日本梅机关的撮合、操纵下,汪与王克敏、梁鸿志关于组府问题于青岛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地点选择青岛是因为青岛曾有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取后“交还”中国的历史,将预示着“重建东亚, 日华合作的开端”。⑩
        1940年1月19日,汪精卫向王克敏、梁鸿志发出共赴青岛,协商“国家大计”的邀请电。21日,汪偕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林柏生、罗宗强等人在影佐、犬养健等陪同下乘日轮“奉天丸”离沪抵达青岛。与此同时,临时政府的骨干分子王克敏、齐燮元、王揖唐,维新政府的骨干成员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任道援以及蒙疆政府代表李守信先后抵达青岛。会谈从24日始,26日结束。会议讨论了几乎全部由日本人拟订的中央政府成立大纲、中央政府政纲及内外政策、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文件、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文件、中央政府的名称、首都、国旗及机构等重要问题。由于日方支持汪精卫在新中央政府中的主导地位,王克敏、梁鸿志尽管心存异议,又不得不俯首就范,所以会谈进展十分顺利,三方达成以下几项谅解:(1)中央政治会议由改组后的国民党、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30至40人组成;(2)新中央政府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组织权限大致继承前国民政府的组织权限;(3)新中央政府成立时,临时、维新政府宣布解散,同时在华北组织华北政务委员会;(4)新中央政府机构依照南京会谈所决定的成立大纲,政纲依据国民政府的旧法统。(11)会谈还肯定了蒙疆与华北的“特殊地位”,汪精卫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蒙疆方面表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力”。对于华北临时政府,汪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治”,除将名称更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外,继续统治原有地区。对于维新政府则取消,但原有人员需归到新中央政府担任相应的职务。此外,会谈肯定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指导原则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新中央政府机构应“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12)
        青岛会谈初步实现了南北汉奸合流,为建立统一的伪中央政府奠定了基础。会谈结束后,汪精卫积极扩充力量,网罗骨干,拼凑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并动员一直滞留香港,对汪的行动持有异议的陈公博“归队”。当汪精卫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日本却为了配合日蒋和谈的政治需要,对汪伪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再拖延,经汪方人员多次交涉,日方才同意汪的请求。3月20日至23日,伪中央政治会议于南京“国际联欢社大礼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31人,列席代表2人,其中正式代表汪记国民党9人,维新、临时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如国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8人,蒙疆政府2人。会议由汪精卫主持并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日汪事先拟定好的《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条例》、《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国民政府及五院组织法》等法案。成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政权最高指导机关。该委员会设当然委员6人,由五院院长和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担任;列席委员4人,由立法院以外的其他四院副院长充任;指定委员19人,由汪精卫指定的伪国民党中执监委委员充任;延聘委员11人,由“合法选举人士及社会知名人士”充任。会议还决定了正副秘书长和各专门委员会正副主任人选。23日晚,汪精卫发表了题为《国民政府还都的重大使命》的广播演讲,宣称国民政府还都后,首先要把全国“普遍的和平实现起来”,其次要把“中华民国的建设完成起来”。至此,汪精卫集团完成了组府的全部准备工作。
        1940年3月30日,经过一年又三个月密谋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伪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导演下,于凄风苦雨中在南京粉墨登场。位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虎踞龙盘,气势雄伟,昔日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但自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经过两年多日军的蹂躏,如今已是满目疮痍。这天清晨,在日本占领军的刺刀下,街头巷尾到处悬挂着无数被称之为“猪尾巴”、上面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飘带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字体有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等,五花八门,实为古都南京一大“奇观”。
        上午9时,“还都”大典在原国民党考试院大礼堂举行。会场气氛沉闷。汪精卫身着一套晨礼服,面色憔悴,悄然走上主席台,有气无力地发表了就职演说并宣读了《还都宣言》,出任国民政府代主席(主席虚位以待重庆政府主席林森)兼行政院长。接下来,其他汉奸宣誓就职,陈公博任立法院长、温宗尧任司法院长、梁鸿志任监察院长、王揖唐任考试院长、王克敏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等等。
        当天,伪国民政府公布了《国民政府政纲》和《还都宣言》,宣称对外方针“与日本共同努力,本于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之原则,以扫除过去之纠纷,确立将来之亲善关系”;对内方针“完成实现国家之建设”,以反共为主要任务。同时还煞有介事地要求重庆军政人员“务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并宣布“全国以内,只有此惟一的合法中央政府。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法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13)
        晚上,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演讲,对日本的扶植表示感谢,称中央政府的成立,使和平运动进入新的阶段,今后将继续努力,把“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14)达到中日两国共存共荣的目标。
        同日,伪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宣布解散。 日本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对汪伪政权给予协助和支持,并希望各国确认“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为东亚和平做贡献”。重庆国民政府下令悬赏拿办汪精卫,宣布汪伪政府为叛逆政府,要求各国不予承认。之后,美、英、法等国先后发表不承认汪伪政权的声明。
        这个号称“中华民国”的汪伪傀儡政府,名义上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实质上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最高军事顾问部”和以青木一男为首的“最高经济顾问部”成为其“太上皇”。同时由于日本推行“分治合作”的原则,这个名义上的日占区“中央政府”,不仅不能过问“蒙疆政府”,无法插手华北政务委员会,就是直辖的江、浙、皖一部分以及广东、两湖、江西、福建等若干区域也受到当地日军的干涉并不完全听命于它。所谓的全国性政权只是日本人给汪精卫为首的卖国求荣的汉奸们设置的一个骗局。
        汪伪政权成立后,汪精卫按照日方的意旨,于1940年7月5日在南京开始同日方谈判对其生死攸关的外交关系问题,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于11月30日由汪精卫和日本政府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个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以及附属秘密协约及其协定5件,完全以日本近卫首相提出的“三大原则”为基础,以《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为准绳,是彻头彻尾的公开的卖国条约。依照这个条约中国完全由日本控制,沦为满足日本军事、经济需要而任凭其榨取勒索的殖民地、附属国。这个条约远远超出过去的“二十一条”等条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屈辱的条约。
        同一天,汪精卫、阿部和伪满代表臧式毅签订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声明“三国”互相承认。以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经历了八个月之久,终于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正式“承认”。继之,日本又敦促德国、意大利及其法西斯附庸国匈牙利、罗马尼亚、丹麦、西班牙、克罗地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9国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汪精卫也终于就职伪国民政府主席,发出通电,登上儿皇帝的宝座。关于汪伪政权的性质,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须磨吉郎明白地告诉世界,它“就像‘满洲国’一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