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是德国狂卷欧洲大陆,日本南向虎视美、英、法诸国猎物,并进一步强化对国民政府的战略、政略、谋略攻势时,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动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击战。
        1939年以来,华北日军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实施“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依托既占交通线,不断扩张,增设据点,加强守备,封锁、切割各个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横贯太行山,连接山西太原至河北石家庄的正太铁路, 日军在铁路沿线的大小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密布据点,装甲车穿梭巡逻;在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筑成坚固的外线要塞,从而阻断了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活动的太行抗日根据地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间的联系。正太铁路沿线成为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的前进基地。如何打破华北日军的“囚笼政策”已是八路军生存和发展的攸关问题。
        “囚笼政策”是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刘伯承对日军分锁、分割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形象描述。针对华北日军修筑铁路、公路、大道、据点,分割、封锁、压迫包围根据地,消灭八路军的企图,开展交通战便成为敌后抗日游击战的主要斗争形式。八路军在1940年上半年先后发动了平汉路、白晋路、武沙路等一系列的交通破击战,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战术的成功运用引起了八路军总部及其高级将领的高度重视。1940年2月7日,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八路军各指战员,要求从总体上认识日军筑路行动的战略战术意义。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指出开展敌我交通斗争,破坏日军的铁路、公路是迟滞和牵制日军行动的有效形式。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提议:“面向交通线。主力军、地方军和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广泛、深入地展开交通斗争,反击日寇的‘囚笼政策’。”①有鉴于此,4月1日朱、彭命令八路军各部配合,自本月10日始对日军发动一次总破袭战。4月中旬,朱德奉中共中央命令赴洛阳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国共摩擦问题,尔后转赴延安参加“七大”。彭德怀继续筹划战役的实施方案。4月底,彭德怀派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前往第一二九师师部同刘伯承、邓小平及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人商讨华北战局,共同提出破袭正太路,打通晋察冀和太行抗日根据地的意见。这一建议由左权上报彭德怀。战役设想初成腹案。
        1940年夏秋,欧洲战局急转直下,德国横扫大半个欧洲,法国投降,英伦三岛垂危。日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欲望急速膨胀,加强政略、战略、谋略进攻,全力迫使重庆国民政府屈服,快速解决“中国事变”,将其变为南进的战略基地,成为日本对华战略的重点指导方针。7月27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联席会议通过《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时局处理纲要》,力求“改善内外形势,促使迅速结束中国事变”,为此要运用政略战略的一切手段,“迅速迫使重庆政权屈服”。②据此,日本当局除重点推进对重庆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桐工作”(日蒋港澳密谈代号)外,积极对重庆国民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企图用又打又拉的手法,迫使其就范。从5月1日开始, 日军发动了继武汉会战以来规模空前的枣宜作战,使重庆国民政府进一步感到“日军逼进”的危机。尔后以宜昌等地为基地.加紧对重庆等大后方城市实施疯狂的战略轰炸,以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继之,运用外交手段,于6月20日迫使法国全面封锁中越边境,准允日本军事人员入越监视对华禁运。7月18日迫使英国签订封锁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关闭滇缅路三个月的协定,香港对外通道也同时关闭,中国获取外援的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日本海军也强化了对华中、华南海岸线的封锁。 日军还扬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庆,北犯西安”。日军的全面攻势,造成大后方震动,投降活跃,中间派悲观,中国处于“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③在这一局势下,中共中央于7月7日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党全军渡过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重庆中共中央办事处建议八路军在敌后以胜仗鼓舞人心。于是八路军总部决定将业经酝酿的正太路破击战设想付诸实施,以猛烈的手段打击日军政略战略攻势,促进全国抗战向健康的方向发展。
        7月中旬左右,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二次派副总参谋长左权赴第一二九师向刘伯承、邓小平征询发动大规模交通破击战的意见,刘、邓均表示赞同。随后,彭德怀主持召开了总部军事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也参加了会议,正太路破击战正式形成具体方案。7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一二九师、第一二○师下达《关于破击正太路战役的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八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大举破击正太路。④同时对其他重要铁路,特别是平汉路、同蒲路,应有组织计划地总破袭,以配合正太路破袭战的行动。规定直接参加正太路作战的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军区派出十个团,第一二九师派出八个团,第一二○师派出四至六个团,总部炮兵团大部及工兵一部参加作战;其他铁路线配合作战的兵力由各军区自行决定。各军区和参战部队遵令投入战役的各项动员准备工作。
        8月8日,八路军总部下达《战役行动命令》,确定了战役部署和作战地域区划:晋察冀军区以主力十个团破袭正太路东段平定(不含)至石家庄段,重点破坏娘子关、平定段;第一二九师以主力八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袭平定(含)至榆次段,重点破袭阳泉、张净段;第一二○师以四至六个团破袭平遥以北同蒲路及汾离公路,以重兵配署于阳曲南北地区,阻敌向正太路增援。同时,规定各集团对其他有关铁路、公路也必须以足够的兵力进行破袭,相机收复某些日伪据点,阻击可能向正太路增援之敌。总部特务团集结下良、西营地区待命。战役统一由总部直接指挥,发起时间为8月20日。至8月中旬,所有参战部队和数万民兵、民工已完成集结,悄然待命。
        8月20日晚8时正,八路军各参战部队避开日军外围据点,从南北两侧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进攻,随之迅速扩展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和主要交通线,作战地区绵亘晋冀大部,热、察、绥等各一部,包括正太路、平汉路、同蒲路、津浦、平绥路、北宁路、德石路、沧石路、白晋路等铁路沿线及晋冀境内的许多公路沿线,战线长达五千余里。驻扎在这些地区和交通线上的日军第一一○、第三十六、第三十七师团及其他师团部分兵力和独立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五、第十六混成旅团、骑兵集团等部队20余万人,伪军15万人,特别是驻扎在正太路沿线及附近的独立第四混成旅团(阳泉)、独立第九混成旅团(太原)、独立第八混成旅团(石家庄)等部事先毫无所知,措手不及,被突如其来的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惊憾得不知所向,一时全线被动。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铁路干线和公路干线几乎全部陷于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大破袭之中,主力部队攻打据点、车站、桥梁、碉堡,广大民兵和群众涌向铁路、公路,迅速拆轨破路。22日,八路军参加总兵力远远超出战役部署的原定数目,其中晋察冀军区达39个团,第一二九师达46个团,第一二○师(包括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等)达20个团,总计105个团二十余万人,另有大批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参谋长左权遂决定将这次大破击战命名为“百团大战”,向各兵团发出电示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阶段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自8月20日至9月10日,中心任务是破坏华北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重点是摧毁正太路。
        正太路横贯太行山,全长249公里,是平汉铁路与同蒲铁路的连接线和日军在华北地区的重要战略交通线、补给线。该线的阳泉、井陉煤矿是日军的重要钢铁能源基地, 日军在铁路沿线构筑据点五十余个,外围据点数十个,配置重兵守备。根据八路军总部部署,晋察冀军区在司令员聂荣臻指挥下,将参战兵力步兵18个团、骑兵1个团又2个营、炮兵3个连、工兵1个连和5个游击支队分编为左中右3个纵队、一支牵制部队和总预备队,破袭正太路东段。右路纵队第五、第十九团向娘子关至乱柳段日伪据点发起猛攻,激战三小时,攻克天险娘子关,歼灭守敌一百余人。21日上午,又迅速破坏了娘子关以东的铁路桥,切断日军各铁路据点的通讯联络,各据点日军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从20日至27日,该路纵队两度攻入娘子关及磨河滩、移穰车站,并攻克巨城,炸毁岩会附近九孔大石桥、移穰东面八孔石桥和三孔石桥以及程家陇底、西武庄间石桥,烧毁程家陇底木桥,破坏了程家陇底至磨河滩间的铁路,娘子关至乱柳段日军交通完全断绝。中央纵队第二、第三、第十六团及井(陉)获(鹿)支队一部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和井陉煤矿发起进攻,21日晨攻克乏驴岭、地都、南峪、北峪、贾庄、南正、蔡庄等据点,歼灭日军数百人,炸毁乏驴岭铁桥及北峪石桥,南正至微水铁路悉遭破坏。同时,攻占日军在华北的重要煤炭供应基地井陉煤矿,全歼守敌,炸毁和焚烧了全部机器设备,并引水淹没了新矿和旧矿,⑤使该矿在半年内无法开工,损失达一亿元之巨。在井陉战斗中,八路军战士从战火中救出两名日本小女孩,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派人送往日军据点,并致函阐明了八路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立场,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引起了日军内部的极大震动。左路纵队冀中警备旅第二团、军区特务团、平井获支队向微水至石家庄段发起进攻,先后攻击了岩峰、上安据点,袭入头泉车站,破坏了岩峰至威州公路、电线,尔后破击了平山、获鹿、微水、岩峰间公路。在此期间,冀中军区动员群众十余万人,配合部队将本地区的公路几乎全部破坏。冀东军民破击了北宁铁路北平至山海关段、津浦铁路德州以北段以及沧石、平大公路,另有七八个县内公路悉遭破坏,电线被割断,并一度攻入唐山市,封锁遵化县,攻克赵各庄、唐庄子等日伪据点。
        第一二九师在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指挥下,抽调步兵十个团又三个营、工兵四个连组成左、右翼破击队和平(定)和(顺)支队及总预备队,破袭正太路西段。左翼破击队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决死第一纵队第二十五、第三十八团等部向寿阳至榆次段发起攻击。经过一昼夜激战,第十六团攻入芦家庄车站,连克碉堡四座,歼敌八十余人,缴枪五十余支,并炸毁芦家庄至段廷间桥梁;第三十八团攻占上湖、和尚足车站;第二十五团攻克马首车站。右翼破击队新编第十旅第二十八、第三十团等部向阳泉至寿阳段发起攻击。21日黎明,第三十团进攻桑掌、铁炉沟,全歼守敌一百三十余人。第二十八团进攻狼峪、张净、芹泉等车站。至31日,该路破击队先后攻克桑掌、燕子沟、狼岭、芹泉、坡头、辛庄、赛鱼、铁炉沟、小庄、张庄等车站和据点。总预备队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第十四团、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等部攻占正太路外围据点平定西南冶西,歼灭守敌大部;围困落摩寺日军达十天之久,最后将其全部消灭。
        在正太路西段破击战中,阳泉狮垴山战斗最为激烈。狮垴山位于阳泉西南四公里处,是进入阳泉的门户和正太路西段的咽喉要地。战役开始后,为掩护主力部队破击作战,防止日军从侧背攻击,总预备队以第十四团控制狮垴山,威胁阳泉日军。驻守阳泉的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为了挽救各守备部队被分而歼之的命运,扭转阳泉的被动局面,从21日至26日集中阳泉日军并武装侨民数百人在航空兵的配合下,施放毒气,猛攻狮垴山,第十四团官兵顽强抵抗,坚守六昼夜,歼敌四百余人,保证了主力部队破击战的顺利进行。
        在破击战中,广大民兵和群众冒着枪林弹雨,随着破击部队炸路、炸桥,将该段桥梁、隧道、水塔、车站、据点等建筑物大量削平,使正太路西段完全陷于瘫痪,除阳泉、寿阳等少数据点外悉被第一二九师控制。 日军战史中记载正太路破击战的状况称:“正太路沿线各小据点(以分队为主)大半已被消灭,可以望见沿途制高点中共部队的了望哨,各处铁路枕木被炸毁,铁轨被拆除,铁路桥梁大部遭到破坏或损失。”⑥期间,冀南军民破坏了平汉路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太岳军民破坏了同蒲路榆次至临汾段以及白晋公路平遥壶关段、德石、邯(郸)长(治)和临(汾)屯(留)等公路,使日军在这些地区的交通全部中断。
        第一二○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指挥下,组织20个团分段破击同蒲路北段和晋西北主要公路。21日零点30分,第三五八旅强袭忻(县)静(乐)公路上日军最大的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及增援日军百余人。继之又强袭丰润,25日攻克丰润山碉堡,再攻猬集山下大庙日军,由于日军援军到达,遂主动撤出。独一旅先后袭击寨子村、岚县、石门鄢、寺圪塔等日伪据点,破坏峪口至圪洞公路数公里,伏击班家庄以西日伪小股部队。31日,独二旅第七一四团攻克同蒲路日军重要据点阳方口,歼灭守敌一百二十余人,切断同蒲路。新军暂一师一度攻入五寨县城。决死第二、第四纵队切断了汾(阳)离(石)公路,并攻入王家屯日伪据点。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七团多次袭击柳林日军。工卫旅破坏了太(原)汾(阳)公路。至8月31日,第一二○师在晋西北先后作战一八○余次,歼灭日伪军八百余人,一度切断同蒲路北段和忻静、汾离、太汾等公路。
        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弄清楚八路军大规模进攻的情况后,立即调集部队向正太路增援,并命令平汉路北段部队沿铁路线对八路军进行“扫荡”。其所属第一军调集十个步兵大队,配属炮兵共约八千余人对正太路以南昔阳、和顺地区的第一二九师以六路进行合围。在同蒲路北段, 日军也开始向第一二○师进行反击。在正太路东段, 日军从冀中、冀南抽调五千余人,增援石家庄、娘子关及其以北地区,配合独立第八混成旅团向晋察冀部队反扑。
        8月26日,八路军总部根据敌情变化,下达第二步行动方案,指示在正太路不能继续坚持作战或彻底完成正太路战役任务的情况下,行动方针应是乘胜开展正太路两侧作战,收复深入各抗日根据地内的某些日伪据点,继续坚持正太路的游击战,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战果。具体部署以晋察冀军区至少四个团的兵力,力求收复上、下社以北各日伪据点,并向太原、寿阳、盂县以北,定襄、忻县以南开展工作;另以三个团的兵力坚持寿阳至石家庄正太线南北游击战。第一二九师以至少四个团的兵力进击和辽公路,力求收复和、辽两县,另以二个团的兵力坚持阳泉以西及榆次地区的游击战,打通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联系。第一二○师以一部乘胜拨除根据地腹地的日伪据点,另以九个团的兵力继续破袭同蒲路忻县至太原段,开展太原、交城地区工作,打通与陕甘宁边区和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⑦31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示各参战部队继续扩大战果,彻底破坏正太路、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使三个基本区连成一片。9月2日,八路军总部又命令从本月3日始结束正太战役,各参战部队按8月26日指示,转移兵力,利用正太路破坏和敌人不便行动之机,实施第二步行动计划。同日,晋察冀军区决定利用日军集中兵力向正太路南侧反击北侧空虚之机,以第二、第五、第十六、第十九团等部发动盂北战役,消灭上、下社日军,夺取盂县,并向西烟、宗艾进击。战役尚未展开,盂北上、下社日军即于5日夜逃向盂县城。八路军乘机追击,歼灭该敌大部,残敌四十余人于9日夜逃到盂县城。西烟村日军遭到攻击后,大肆施放毒气,尔后在盂县日军二百余人接应下于11日退至盂县城。4日,日军从阳泉、寿阳以南反击部队中抽调二千余人增援盂县方面,晋察冀军区以第三团和第四军分区特务营等部再度袭击娘子关日军据点和井陉煤矿,牵制日军的兵力调动。10日,晋察冀军区以第五、第十九团配置盂北孟东地区待命,策应第一二○、第一二九师行动,其余各部向根据地东部、东北部相机转移。
        日军独立第九、第四混成旅团及其配属部队第三十六、第四十一师团的三个大队分别于9月1日向正太路南侧反扑,2日开始以松塔、安丰、马坊地区为中心合围第一二九师。第一二九师以四个团的兵力实施机动作战,与敌周旋,其中第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和决死第一纵队第三十八团在卷峪沟顽强抗击日军两个大队一千五百余人,歼敌二百余人,成功地掩护师领导机关、后勤机关及其他部队越出日军合围圈,然后撤退待机。4日,日军经两天“扫荡”后开始返回,6日第三八六旅和决死第一纵队在榆社以北约二十公里的双峰地区,将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一个大队(归其指挥的第三十六师团一个大队)约四百余人突然包围,经一昼夜激战,全歼该敌,大队长永野被击毙。
        第一二○师继续破击同蒲路忻县至太原段,压迫该线日军无法增援正太路,以策应第一二九师对日军的反击。
        日军对正太路南侧第一二九师的反击,受到多方牵制,被迫陆续回调阳泉、寿阳、盂县等地,并以一部分兵力转向对晋察冀军区八路军进攻。9月10日,八路军总部下令结束第一阶段作战,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准备。
        战役第一阶段由于部署周密,准备充分,严格保守军事机密,部队行动迅速,充分发挥了战役的突然性,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八路军参战部队经过20天破击作战,共毁坏铁路625公里、公路1530里、桥梁78座、车站19个、隧道8个、煤矿2座、碉堡67个、电杆12万根,收割电线48万又6百斤,拆除铁轨12万4千余根、枕木112万余根,破坏火车9列、机车6个、汽车37辆、装甲车和坦克10辆;进行大小战斗365次,毙伤日军4385人、伪军1800余人,俘日伪941人;八路军官兵伤亡4189人,中毒1610人。⑧严重破坏了正太路,彻底摧毁达三分之二以上,使该线在短期内无法通车。但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彻底毁灭正太路和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战略设想未能实现。
        战役第一阶段的胜利,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抗战信心,从华北敌后至大后方祝贺电文、信件从四面八方飞向延安、八路军总部。全国许多报刊纷纷报道胜利的消息。不少人自发募捐,慰劳八路军。延安召开了庆祝大会,蒋介石也于9月11日向朱德、彭德怀发出嘉奖电。9月10日,中共中央指示在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用以缩小敌占区,扩大根据地,打通封锁线,提高战斗力”,⑨实现“击敌和友”的军事行动总目标。蒋介石在嘉奖电中也指出“速饬所部积极行动,勿与敌喘息机会,彻底断绝其交通”;并“电饬其他各战区出击,以策应贵部作战”。八路军总部遂根据第一阶段作战状况和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于16日下达第二阶段作战命令,指出本阶段的中心目的是扩大战果;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击日军交通线,重点是摧毁各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日伪据点。作战部署为第一二○师集结主力破击同蒲路宁武至轩岗段;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击涞灵公路,夺取涞、灵两城(主要是涞源),并以有力一部在同蒲路东侧配合第一二○师作战;第一二九师进行辽榆地区作战,并以有力一部不断破击白晋铁路北段,达到克复榆社、辽县的目的。冀中、冀南部队集结主力彻底毁灭沧石、德石、邯济铁路,阻敌修复各该铁路;挺进军以有力部队在平汉路北段、平绥路及北平城郊积极活动;冀中部队以有力一部在北宁路及津浦路北段活动,不断破路倾车,扩大影响,阻敌增援。
        第二阶段战役从9月22日开始至10月上旬结束。
        9月22日,晋察冀军区发动涞(源)灵(丘)战役。涞源驻有日军驻蒙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司令部设张家口)独立步兵第四大队,灵丘驻有第二十六师团(司令部设大同)独立步兵第十一联队,两部约一千五百人,另有伪军一千余人。晋察冀军区以第一、第二、第三、第二十、第二十五团及第一、第三游击支队、第一军分区特务营、军区骑兵第一团一个营,共约1.5万人组成右翼队,实施涞源地区作战,首先夺取涞源,克复附近据点,阻敌增援,尔后协助左翼队相机夺取灵丘;以第六、第二十六团和察绥游击支队,共约五千余人组成左翼队,首先阻敌增援,配合右翼队在涞源地区作战(第六团暂归右翼队指挥),尔后在右翼队策应和协助下,夺取灵丘及附近日伪据点。22日晚10时,右翼部队向涞源县城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夜激战,夺取东、西、南城关和两个外围据点,基本肃清城关日军,残敌退入城内,凭依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死守。攻城部队由于缺乏重武器,攻击未能奏效,遂从23日移兵集中铲除其他外围据点,并于当日夜克涞源城东约十公里处的三甲村据点,25日进攻涞源东北约二十五公里的东团堡据点,全歼守敌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一个教导队一百三十余人,接着攻克涞源城北约六公里的金家井、城南约十五公里的插箭岭等外围据点。至26日,右翼队和冀热辽挺进军第九团相继克复桃花堡、白乐堡、吉家庄、辛庄、北口等十余个据点。28日,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集结张家口附近各据点部队三千余人分乘汽车,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急速增援涞源,并于当日进抵涞源县城。晋察冀军区于是决定放弃攻打涞源县城周围据点,转移攻势于灵丘地区。10月7日至9日,左翼队在右翼部队支援下,相继攻克灵丘、涞源一带的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黄台寺等日军据点。9日下午,大同日军第二十六师团独立步兵第十二联队第二大队等部一千三百余人从张家口驰援至浑源,并向灵丘地区进犯。同时,涞源、易县、保定、望都、定县、完县、唐县、五台、曲阳等地日军集结兵力,准备粮弹,活动频繁。鉴于上述情形,军区判断日军可能趁八路军主力在灵丘、浑源、广灵地区作战,大规模进攻根据地,于是于10日决定结束涞灵战役,准备反击日军对根据地可能的进攻。此役经时18天,共毙伤日伪军1024个,俘日军49人,伪军237人;八路军伤亡1419人。
        为配合涞灵战役,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以第十八、第二十三、第三十团等部十个营,约八千五百余人发起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当时深入第八军分区区域的日军大约有二千余人,守备该区域内的44个据点。冀中军区根据日军兵力分散且装备优良的特点,决定采取机动突袭战术,不进行固定战线上的正面作战以免日军利用平原发挥其优势。第八军分区以第三十团为右翼梯队,打击左侧津浦路沿线日军,并阻敌增援;以第十八团为左翼梯队,打击日军右翼,采取跃进式的作战方法奔袭于肃宁、河间之间,牵制日军以利中央梯队作战;以第二十三团为中央梯队,直接深入日军心腹区域,在任丘、河间之间寻机歼敌。同时,为隐蔽作战意图和保证战役发动的突然性,冀中军区命令其他军分区部队在外线广泛出击,以行配合之效。10月1日,第八军分区左右两翼部队首先按照预定计划向日军发起猛攻,并迅速将日军吸引至两翼,中央梯队趁机楔入日军守备的中心区域任河地区。八路军两翼牵制,中间突破的战术使日军完全丧失战斗主动权,处处挨打,疲于应付。迄20日战役结束,八路军共毙伤日军805人、伪军322人,俘日军3人、伪军326人,摧毁日伪据点29处,破坏公路150公里,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日军,但冀中军区八路军伤亡达573人。
        在太行区,9月23日,第一二九师十个团的兵力发动榆(社)辽(县)战役。榆辽地区守敌为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第十三大队以及与其相策应的驻昔阳的第十一大队、驻榆次的第十二大队。由阳泉经平定、和顺、辽县到榆社公路的榆辽段是深入太行根据地最深的一条公路,该地区日军将榆辽公路作为重点守备区,企图使该路向西南延伸,经武乡与白晋铁路相连,达到分割太行根据地,实现正太、白晋两线兵力机动的目的。日军在长达45公里的榆辽公路上修筑了榆社、沿壁、王景、管头、铺上、小岭底、石匣、辽县等八个坚固的据点。第一二九师以第三八五旅(附第三十二团)为右翼队,重点攻取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另以一部据守狼牙山,阻击辽县西援日军,并协助新编第十旅相机收复辽县;以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各两个团为左翼队,重点攻取榆社、沿壁、王景等据点,并协同沁(县)北支队,夹击由武乡、故城北援日军;以新编第十旅主力编组平(定)辽(县)支队,破击平辽公路和顺南北段,并牵制辽县日军;以太岳军区第十七、第五十七团编组沁北支队,破袭白晋铁路沁县至分水岭段,钳制日军从白晋铁路抽调兵力增援榆辽地区。为了隐蔽作战意图,转移日军视线,20日第一二九师以一部夜袭长治日军机场,摧毁日机三架,伤一架,破坏机场部分设施。23日夜,左右两翼作战部队同时向榆辽公路预定目标发起突然袭击,经一夜激战,先后攻克小岭底、铺上等四个据点,截断和辽路,榆、辽两城守敌陷于孤立。左翼部队乘势直趋榆社城,守敌四百余人在飞机掩护下,顽抗据守,并施放毒气,攻城部队三次强攻均未成功,遂改为近迫坑道作业,25日下午坑道爆破成功,彻底摧毁城西南外围工事主碉堡,突进城内,全歼守敌。28日,进抵马厩附近,准备与新编第十旅进攻辽县。这时,和顺、武乡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第十一、第十二大队共八百余人分别向辽县和管头增援。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立即停止进攻辽县,以一部钳制和顺南援之敌,集中主力部队移至辽县西的红崖头、官地垴一带,准备伏击武乡东援之敌。第一二九师遵令转移兵力,猛攻管头,29日夜全歼日伪1个加强中队,克复管头。30日上午9时左右,左翼部队进入伏击地区红崖头以南山地,右翼部队正向伏击地区开进时,武乡东援日军六百余人已越过伏击区,先头部队与行进中的第三八五旅突然遭遇,已进入伏击阵地的左翼部队立即向该敌尾部、侧翼展开攻击,在15小时内先后发动十次猛攻,歼敌大部。残敌依据有利地形,拼死抵抗,双方形成胶着态势。10月1日黄昏,辽县西援日军五百余人突破狼牙山阵地,逼近左翼部队指挥所附近,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各部撤出战斗。榆辽战役结束。
        为策应榆辽战役,冀南军区新四、七、八、九旅和冀西新十一旅大规模破击了平汉路元氏至安阳段,炸毁大部分桥梁,一度攻入邢台车站,破毁了石德路以及邯郸公路的部分路基。太行区新一旅破毁了磁(县)安(阳)、长(治)潞(城)公路,袭击了长治日军机场。沁北支队破袭了白晋公路北段和同蒲铁路南段。
        在晋西北的第一二○师从9月中下旬之交开始破袭同蒲路宁武至忻县段,重点为宁武至大牛店段。这一地带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和驻蒙军的连接部,其中内长城以北宁武至朔州段由驻蒙军第二十六师团一个步兵大队守备,内长城以南忻县至轩岗段第一军独立第三混成旅团一个步兵大队守备,两部日军共二千余人。第一二○师针对日军兵力配置,决定以第三五八旅攻击原平至宁武段;独一旅攻击忻县至原平段;独二旅攻击宁武至朔县段;特务团在宁化堡附近保障后方联络线;新军暂一师阻击岢岚、五寨增援日军。第一二○师在进军途中,先在宁化堡东南的杜家村歼灭日军三百余人,在后河堡西北击溃日军一千余人。9月18日,夜袭同蒲路西侧的头马营,全歼守敌及增援之敌一百余人。22日,袭击了奇村、忻口、楼板寨等日伪据点,扫除了进军障碍。当晚,各参战部队按照预定目标展开破击。至26日,同蒲路北段交通再次被切断。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八路军太行区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52次,毙伤日伪军2560人,破坏铁路155里,公路338里,捣毁碉堡20余个;晋西北第一二○师、新军及地方武装进行战斗55次,毙伤日伪军1700余人,毁坏公路54公里,铁路60公里,炸毁桥梁12座;晋察冀军区歼灭日伪军2600余人,攻克据点29个,破坏公路150里。⑩但八路军的预定作战目标并未达到,原定攻取的四座县城,只攻占了榆社城(后又被敌夺去),其余三座均未攻克。这表明八路军尚不具备强攻日军坚固设防城市的实力和技术,而且日军在遭受突然打击后,加强了防范,增加了八路军攻击困难,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
        华北日军连遭八路军空前重击,损失惨重,深感八路军力量的严重威胁,为防止华北局势再度恶化,尽速稳定战领区,遂结合第二期“肃正”作战,除首先坚守和恢复各铁路沿线据点,协同铁路工程部队修复铁路与桥梁外,组织重兵从10月6日起向铁路两侧及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各部转入反“扫荡”作战,百团大战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战役自10月6日开始至次年1月24日结束,中心任务是反击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10月19日,八路军总部下达反“扫荡”作战命令,要求各根据地党政军民紧密配合,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将部队集结于适当位置,坚决消灭进犯根据地的日军一至两路,并分散部分主力部队协同地方游击队和民兵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坚决粉碎日军的“扫荡”。各根据地军民遵照总部命令,投入反“扫荡”作战。
        日军“扫荡”的第一个重点区域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其目的是合围和消灭活动于该地区的八路军第一二九师。10月6日,日军独立第四混成旅团、第三十六师团各一部约一万人,分别从辽县、潞城附近以南北对进的方式,对太行区辽县、武乡、涉县、榆社、潞城地区的八路军部队进行合围,重点指向麻田、五家峪、砖壁、左会等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第一二九师领导机关和太行区党政机关所在地。11日至17日,日军三千余人“扫荡”榆、辽、武间的浊漳河两岸地区,第一二九师主力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决死第一纵队等部巧妙与敌周旋,外线活动的新十旅两个团于10月14日在和顺西南约十五公里的和辽公路弓家沟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击毁汽车四十余辆,歼灭日伪军一百余人。分路“扫荡”榆社、武乡、辽县的日军被迫于17日撤回据点。20日,日军近万人又开始“扫荡”清漳河东西地区,22日进抵合击地区,由于两次“扫荡”间隔较短,根据地军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组织准备,主力部队未能及时转移外线,只能在内线被动抗击,难以有效歼灭敌人,致使日军在清漳河东西地区连日大烧、大杀、大抢,实施其所谓的“毁灭性扫荡”。25日,日军第三十六师团一个大队猛攻黎城境内的黄崖洞兵工厂,第三八五旅第十四团经三天激战,才使兵工厂安全转移。第一二九师为摆脱这种被动局面,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一路日军,震动敌人,迫使日军不敢以大队为单位单独活动,以拉开反“扫荡”作战间隔,赢得机动。29日夜,“扫荡”黄崖洞日军五百余人开始经武乡东的关家垴,准备返回武乡。第一二九师以主力第三八五、第三八六旅和新十旅及决死第一纵队两个团突然将该敌包围,激战至31日拂晓,歼其四百余人。当日下午,黄崖洞方面日军约一千五百余人,在飞机支援下驰援被围之敌,第一二九师急令参战部队撤出战斗,残敌仓皇向洪水逃去。增援日军扑空后,转而分路西进,合击砖壁、王家峪、东田等八路军总部及党政机关,至11月4日第三八六旅掩护党政机关安全转移。5日,“扫荡”日军向白晋铁路线撤退。至13日,日军对太岳区的“扫荡”暂告结束。
        11月17日,日军又以第三十六师团、第四十一师团及独立第十六混成旅团各一部七千余人分别由白晋铁路线上的南关镇、沁县、虒亭一线向南,由洪洞县向东、由同蒲路南段的平遥、介休、霍县向东进犯太岳区,三路日军企图合围和消灭沁河上游郭道镇、沁源地区的第一二九师部队。这时,转战太行区的八路军主力尚未返回,太岳区兵力薄弱,因此太岳军区决定避其锋芒,实施机动,在运动中寻机歼敌;将主力部队组成沁东、沁西两个支队,转移至日军合击圈外的沁河两岸地区,待机消灭分散活动的日军。23日,日军进抵合击地区后,因八路军主力已转移至外线,遂转向分散“清剿”,实施野蛮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仅沁源一县被害群众就达五千余人,占全县人口的十分之一,牲畜被杀害被抢走达1.7万头,房屋被烧毁三四万间。(11)23日至27日,太岳军区利用日军四出“清剿”,兵力分散的机会,沁西支队先于官滩歼灭日军百余人,后于胡汉坪、马背地区歼敌一百六十余人;沁东支队在光凹、陈家沟、龙佛寺、吾元镇、南卫村重创日军。12月5日,日军分路撤出太岳区。
        晋察冀边区是日军“扫荡”的另一个重点区。 日军调集驻蒙军、第一军和第一一○、第二十七师团及临时第一○一混成旅团、独立第十五旅团各一部、伪军共计一万余人,从10月13日开始分兵十路,由涞源、易县、行唐、灵寿、五台等地出动,围攻平西根据地中心区三坡和斋堂。日军汲取冒险轻进教训,采取稳扎稳打,依据据点逐步推进的战术攻击前进。平西区八路军在地方武装和民兵配合下,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以对付日军的“扫荡”,17日在斋堂以西的老婆岭歼敌百余人,在昌平东北金山庙地区歼敌五十余人。至21日,日军合围进一步收缩,平西军分区主力由三坡地区越出日军合击圈,向西南转移至板城以东野孤、大台一线。 日军进入三坡地区后,大肆烧杀掠夺。10月底, 日军主力撤出平西,留下二千余兵力在根据地内修筑据点、公路。
        11月9日,日军调集第一一○师团、独立第九混成旅团及伪军一万四千余人“扫荡”北岳区,围攻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阜平一带。 日军首先“扫荡”北岳区东北部第一军分区,尔后转向第三军分区,合击阜平以北的台峪。晋察冀军区立即命令机关及主力部队以分散的游击战,广泛袭击敌人,破坏日军交通和后方补给线,并适时跳出日军合击圈,转移外线。16日,日军合击台峪、张家峪地区,未能及时转移的游击部队伤亡百余人,司令员王溥和政治部副主任郝玉明牺牲。18日,日军攻占阜平城,随后由阜平中心区向外协同周边各据点日军向内,反复“扫荡”第三军分区。21日夜,晋察冀军区第二团选派三十余人组成便衣队潜入党城,袭击日军宿舍。26日,第一军分区便衣四人潜入保定,袭击了正在举行会议的日军,引起后方日军的极大恐慌。至12月3日,日军由于不断遭到打击,饥疲交困,撤退大部兵力,但仍留一千余人分别驻守阜平及王快、党城和灵山地区,企图长期盘踞,分割北岳抗日根据地。12月13日,晋察冀军区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团四个团的兵力发起阜(平)王(快)战役,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日军,先后歼敌七百余人,迫使留驻日军于1941年1月4日全部撤出,北岳区持续55天的反“扫荡”作战基本结束。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敌军二千余人, 自己伤亡1382人。
        晋西北的第一二○师从10月下旬也受到了日军独立第三、第十六混成旅团各一部四千余人的围攻。 日军“扫荡”的重点是第八军分区文水、交城地区和第三军分区米峪镇地区。12月中旬,日军第一军结束对晋东南“扫荡”后,随即调兵北上,抽调驻晋南的第三十七师团和晋东南的第四十一师团各一部,配合驻晋西北的独立第三、第九、第十六混成旅团以及大同的第二十六师团一部共二万余人,开始对晋西北实行全面“大扫荡”。14日,日军从太汾、汾离公路沿线据点集结五千余人的兵力,加强对第八、第三军分区的“扫荡”。同时,日军四千余人从离石、柳林北犯临县。19日, 日军六千余人从岚县、岢岚“扫荡”兴县和保德以南地区。至23日,日军侵占了除保德、河曲以外的整个晋西北全部县城、大部集镇和黄河渡口,并开始有计划地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遭到严重的摧残和破坏。据不完全统计,晋西北被害群众达五千余人,仅第四军分区被抢被杀害的牲畜达五千余头,被毁房屋、窑洞达一万九千余间。晋西北军区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以主力转移至外线,相机袭击敌人,以部分兵力配合地方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袭击、牵制进攻之敌,断敌补给线,掩护群众转移。由于晋西北军民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游击战,连续与敌作战近百次,迫使日军由“清剿”改为修筑公路,建造据点,并在控制区域内实行怀柔政策,企图长期驻守,分割根据地。为了粉碎日军的这一意图,从27日起,第一二○师分散部分主力部队与游击队、民兵相配合,展开游击战,并集中一定力量破击敌人的交通线,伏击敌人的运输线。在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 日军修路重点计划遭到彻底破产,被迫于1941年1月24日全部撤出。晋西北军民在历时40天的反“扫荡”作战中,共进行大小战斗217次,歼敌2500余人,破坏公路125公里、桥梁23座。至此,历时5个多月的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根据八路军总部于1940年12月10日公布的战果,从8月20日至12月5日的三个半月中,华北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内有大队长以上军官18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内有副大队长、中队长、小队长8人)、伪军18047人, 日军自动投诚47人,伪军反正1845人;缴获各种枪支5942支(挺)、炮53门;拔除日伪据点299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3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煤矿5所、仓库11所;焚毁日机6架、坦克和装甲车等18辆。(12)此外,还缴获其他军用物资无数。其中日伪兵力损失加上晋察冀阜王战役和晋西北后期反“扫荡”毙伤人数,总计50980余人。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伤11700人、亡5890人,敌我伤亡比例为1.46:1(13) (前三个半月)。
        百团大战作战范围之广,战线之绵长,投入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战果之辉煌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取得的空前胜利,因此,它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沉重打击了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囚笼政策”。日军在华北的整个交通网络被破坏,许多能源基地被捣毁,据点被削平,交通持续中断。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称:共军“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间和巨款方能恢复。”(14)同时,日军承认其“扫荡”仅仅是将八路军驱散,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歼灭性成果,“终归于徒劳”。经过这一战役, 日军从各方面总结了形势对策教训,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的改革与加强,进一步确立了在华北作战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为了防止再度遭到突然袭击, 日军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为破译中共军队的通讯密码,其情报部门“连日连夜不屈不挠地努力”。日军对整个华北战略战术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修改,造成了华北战场新的战争局面,其“彻底”扩充并加强了各项治安措施,使华北治安在1941年至1942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和“飞跃的改进”。其次,对中国抗战局势乃至于世界产生了久远的影响。战役促使日军诱逼国民政府的“桐工作”宣布破产,并从华中抽调兵力增援华北,进一步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延缓了日军南进的步伐。1940年上半年,德国席卷西欧、北欧,受到刺激的近卫内阁立即提出“向以南方施策为重点的机制转变”,确定结束“中国事变”与解决南方问题同步进行,并力求在本年度8月末完成各项准备工作。百团大战的致命一击,日军除在9月23日强行进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迈出南进第一步外,不得不暂时缩回南方作战的第二步,将视点投向“治安”日益恶化的中国战场。 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以及中国派遣军坚决反对减缩华北兵力,要求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从而对英美及东南亚诸国产生了巨大的战略效益。当时,苏联《红星报》、美国合众社等驻华记者连篇报道了八路军打击日军的消息,不少在华北敌后的外国记者、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百团大战作了肯定而详实的记录。再次,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全国的威望,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遏制了妥协投降的暗流,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
        战役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在战略相持阶段,战役规模过大,对日军实力估计不足,连续攻击时间过长。战役第一阶段,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意图是彻底破坏正太路,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初战胜利后,又提出将三个基本区联成一片的设想,由于八路军装备低劣和敌强我弱的态势,不仅后者无法实现,就是前者也未能彻底打破;第二阶段,在日军采取高度防范的情况下,八路军又采取了与自身装备严重不协调的攻打日军坚固设防城镇据点的攻坚战,过分消耗了自己的有生力量;第三阶段,部队在连续作战,相当消耗的情况下,为了震动敌人,仍持续围攻日军兵力较大的集团,结果消耗更大,在随后日军的报复性“扫荡”中,无法有力打击日军,甚至处于被动地位,致使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给以后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