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周围地区均被日军占领,“租界”如同孤悬于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故名“孤岛”。
        八一三事变前,上海的经济繁荣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危机而逐步褪色,人口不断下降,社会购买力日益萎缩。如,在报纸的分类广告栏内,在马路旁的电线杆子上,空屋出售或出租的告白日见其多,许多大房东用减租、让租或将房屋修饰一新等条件吸引新房客,但是过问者仍旧寥寥无几。市场方面,不少大商店登载“大拍卖”、“大放盘”的巨幅广告,宣称“不顾血本,推销存货”;南京路、福州路一带中小型商店甚至经常雇用乐队吹吹打打,有的叫两个店员站在柜台外长凳上大声叫嚷作滑稽对口,吹嘘价廉物美,以招徕顾客。但是买货的人远比看热闹的人少。其他服务性行业包括旅馆、酒楼、舞场、出租汽车等,也都门庭冷落,大非昔日可比。①
        但是,“八一三”的炮声一响,就迅速改变了整个上海特别是“租界”经济社会萧条的趋势。尽管“租界”外炮火连天,杀人盈野,而“租界”人口却在直线上升,“租界”内的经济、社会就这样逐渐又转向“繁荣”。
        “八一三”以后,由于“租界”四周的上海地区及江、浙诸省先后沦陷,这些地方的人口大量涌入“租界”避难,使“租界”内人口急剧增加。据统计1938年下半年,两“租界”内大约聚集了400万人。②至1940年初,“沪两租界人口,……最多时超过五百万人以上,较战前增加一倍有余”③。集中于“孤岛”的人口中,颇多各地的富商大贾,特别是江、浙等省战区内的一批资本家、商人和地主,认为“孤岛”是避难和投资的理想地点,纷纷携带家眷和巨额资财到这里来居住和经营。于是,原来冷清的租屋、旅馆、电影院经常客满,茶楼酒肆川流不息地吐纳着衣冠楚楚的人群,各种商店也无不生意兴隆。与此同时,沦陷区难民也纷纷流落到“租界”街头,到1938年初,已达23.3万人。④他们主要是上海附近区域或华界中因战祸而倾家荡产的工人、城市贫民及农民,其中青壮年占了很大的比例。这就为“孤岛”经济提供了大批劳动力。那些官僚、政客、流氓、娼妓等消费者及外国商人冒险家也来到“孤岛”,这就进一步造成对消费物资需求的迅速扩大。
        除人口的剧增外,大量的游资也纷纷向“孤岛”集中,这也成了促成“孤岛”经济繁荣、社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估计,当时以游资形式出现在上海的资金,“大概有二十五亿元以上到四十亿元的数目”⑤,到1940年5月底,游资已达到50亿元以上。⑥这些游资的来源除了前述的江、浙及内地富豪携带巨款流人上海以外,还由于1939年上半年天津“租界”遭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引起了北方资金大量南移,相当部分转趋上海“租界”;西南各地对“孤岛”贸易入超,年达5至6亿元以上,也造成大后方资金大批流沪;⑦此外,因广州沦陷以前逃往香港等地的资金,又复归上海;东南亚一带的华侨资本,也因受欧洲战争的影响,而被“孤岛”吸引了过来。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商人,也在上海“孤岛”进行巨额投资。如1941年,“英国在上海投资,约一万零四百万英镑;据美政府最近估计美国在上海投资约一万二千万美元”⑧。以上这些来自各方的巨额资金,都是在“八一三”战后短期内急速集中起来的,其中相当部分用于工业生产与商品流通领域,这就为“孤岛”经济繁荣准备了资金条件。
        由于上海租界人口急剧增加,社会消费需求即随之大幅度扩大。饮食业、面粉业、棉纺织印染业、衣着业及其他各有关行业都因此而出现供不应求和市利百倍的局面。仅以1938年6月份的食品供应为例,计有牛2 623头、猪31 091头、羊783只、鸡1 071只、蛋64 791篮、米175 441袋、麦31 781袋、蔬菜10 217袋。⑨巨额的消费数量,加上囤货抢购,就使得“孤岛”交易活跃,市场供销两旺。
        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的相继沦陷,中国内地、战区以及西南各省,工业都十分落后,所需工业品大都要到上海“孤岛”市场上来购买补充,这就加剧了上海“孤岛”市场上工业产品供不应求的局面。又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各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大都无力对外倾销商品,不得不一度放松对中国市场以至东南亚市场的压力。加上中国人民坚决抵制日货,海外华侨提倡购买国货,使得“孤岛”产品不仅得以畅销国内市场,而且畅销于东南亚等地,这为“孤岛”经济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销售市场。以棉纺织业为例,“西南各省每年缺少棉纱12万件,棉布400万匹,大部都需要仰赖上海方面供给”⑩。纺机工业,除了供应租界内迅速发展的各类轻纺工业所需的机器设备以外,还有部分转入内地市场或出口外销。如向寰球铁工厂订购丝织机的,“内地方面,有云南蚕丝厂、四川丝业公司、贵州丝织厂、重庆丝厂、富华贸易公司等……,浙东各地如嵊县、诸暨等地的各丝厂……订购简易缫丝机,共计有五六百台”(11)。“孤岛”工厂还将大量的各种工作机床、丝绸、棉布、玻璃、陶瓷、电料、皮件等产品,远销印度、澳洲、香港、东南亚以及美洲各地。
        上海经济一度出现的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租界中的工业、商业、金融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等方面:
        工业以纺织工业(包括丝织、染织、棉纺、缫丝、毛纺及针织等)和金属机器工业的发展最为显著。据统计,“八一三”事变前,上海纺织业最盛时有工厂1 006家,机器制造业最盛时也有工厂970家,到1939年底,分别增至1235家和1261家之多。(12)此外,卷烟、面粉、制革、造纸、玻璃、橡胶等工业也纷纷开设新厂。截至1938年年底,上海租界内的工厂数共达4 700余家,超过战前二倍以上。(13)1939年情况续有发展,这一年新开设的工商业户,共计392家,平均每月就达32家。(14)这在上海“租界”的发展史上是不曾有过的。
        工厂雇佣工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也反映了工业的发展。在上海“租界”中部、西部以及越界筑路区域以内,“一九三五年的时候,只有工人九万;一九三八年底的时候,工人数量增加到十五万五千人”(15)。上海租界内各区就业工人总数,1938年底“亦跃达二十三万七千余人。竟超过民国廿四年(1935年)底的二十万人”(16)。1939年仍持续增加。据“租界”工部局管理工厂事务股统计:这年10月份,“公共租界”及西区界外马路各工厂雇佣工人数达211 550人,较1938年同时期的143 256人,增加了68 294人,比当年9月份也增加了10 000余人。(17)
        商业方面:据统计,百货店在1938年至1940年间增加了500余家。1938年新设的491家工厂和商店中,饮食商店达129家,日用品商店有85家,衣着商店有58家,文化商店有53家,医药店有31家,娱乐场所有27家,装饰品店有26家,其中新设商店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18)进出口贸易,“八一三”战后,整个上海曾一度衰落,数额大幅度下降,外贸中心转移到香港及广东各口,但自广州、武汉等地沦陷以后,外贸中心又转回上海,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海关统计,1939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值共为1 171 801 496元,较1935年增加680 528 110元,较1937年亦增加258 561 946元。(19)
        金融业方面:这一时期,“租界”内“银行有208家,钱庄212家,较战前银行多134家,钱庄多120家”。钱兑业在战前仅有三四十家,至1940年已达百家以上。(20)随着银行和钱庄的大量增设,存款数额也急剧增加。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各银行的存款数额曾大幅度下降。“孤岛”形成后,“租界”内的银行、钱庄存款迅速恢复上升。1939年上半年全上海市银行存款共达法币30亿元左右,约占全国银行存款总数50亿元的60%。(21)与此同时,“孤岛”内的有价证券、票据交换额也不断上升,1938年10月,每日交换数额达1 000万元,较之1937年底每日300万元左右增加了数倍,至1939年底,又激增至3 200万元,1940年4月每日平均数竟高达4 990.1万元,(22)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交通运输方面:“八一三”战后,全上海轮船公司的大部分轮船,有的被击沉或破坏,有的被日军强迫征用,有的内迁,保存下来的仅有破烂轮船十万吨。为适应社会经济和货运繁忙的需要,当时外商航运公司纷纷兴起。如英商太古公司、怡和公司、意商中义公司等都收买华商轮船,竭力扩充在中国沿海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航运,并迅速组织新的航运公司。“据查战后(指八一三后)新组织之外商轮船公司,较大者有意商之中意,美商之卫利韩、华美,葡商之正德、美利,德商之远东等数家。此外德商礼和、鲁麟,挪商华轮等洋行,亦另设一部,经营航业。”(23)不久,华商轮船公司也相继而起。上海内河轮船公司成立后,至1940年前后,开辟了内河航线“九十余线,航路延长达六千公里”(24)。中华轮船公司1940年成立后,拥有95艘小型内河轮船,至1941年开通了崇明、芜湖、大冶、舟山、宁波、安庆、澎泽等12条航线。
        这一时期“孤岛”的建筑业、房地产业,供奢侈消费的娱乐行业及与社会经济生活有关的各个领域,生意都较为兴隆,获利丰厚。
        然而,这一时期“孤岛”的经济具有明显的殖民性质。如以棉纺织业为例,据1940年6月统计,外商在“孤岛”的棉纺织厂共43家,而华商才21家;纺绽数,外商为1 569 418绽,华商为585 194绽;布机,外商为22 171台,华商为3 963台;产纱量,外商为69 645吨,华商为33 951吨;产布量,外商为1 672 786匹,华商为215 577匹。(25)金融方面,外国资本仅这一时期在“孤岛”就开办了27家,其中“英商五家,美商五家,日商八家,法商二家,荷商二家,德、意、苏各一家,又中法、法比合办者各一家。”(26)除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外,“所有上海第一流银行”都纷纷将巨额资金存入外商银行,特别是汇丰、麦加利、花旗等大银行,以求得到国际资本的庇护。据统计,1941年,“孤岛”的这些所谓“第一流银行”“存入于外商银行者至少达四五千万元”(27)。
        不少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为求得发展,也纷纷依附于外国资本。1939年,上海各厂所需的“澳洲之羊毛,南洋一带之锡、橡皮和铁,以及印度之棉花等,均须得英领事馆的许可证,而且对于进口数量,亦严加限制”。1940年夏美日关系紧张后,美国对运往上海的铜、铁和化学药品等,都加以限制。在原料输入和制成品的输出方面,“孤岛”的民族工业,也必须通过和缴纳为日伪所把持的关税、转口税、统税等等。为了逃税,它们不得不“名义上都改为外国资本企业”,原租界内有名的“申二”“申九”两民族工业,自“八一三”后都改名外国资本企业,“申九悬英旗,申二悬美旗”。申九新厂甚至代替日商推销纱布,“常于夜间将日商同兴纱厂所产之纱,偷入本厂打包间,用申新纱厂商标,打包出卖”(28)。
        “孤岛”经济还具有较大的投机性。据统计,1940年若干纱商囤货达40万件,较之战前存底的4万件,高出10倍,并仍呈增长的趋势。从棉纱交易来看,1939年至1940年上半年,上海纱厂的投机交易平均相当实际销售的204%,有时高达526%。米、麦、面粉、五金、颜料、西药等商品的投机买卖也很盛行。
        金融业投机更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当时,社会充斥大量游资,银行业对游资的处理,多用于买卖外汇、有价证券、股票及公债,买卖外国商品,买卖地产,经营建筑物及抵押放款等。这种狂热的金融投机,助长了市场上的商品投机,阻挠了游资向工商业的投放,破坏和影响了“孤岛”经济的正常发展。以1936年的产量指数为100,各业后5年产量变化如下表:(29)

业 别	1936年	1937年	1938年	1939年	1940年	1941年
棉纺织业	100	82	70	105	99	63
丝织业	100	73	96	27	104	97
面粉业	100	78	73	112	49	22
毛纺织业	100	89	60	165	173	150
橡胶业	100	66	25	42	46	51
染织业	100	82	73	214	233	196
机器业	100	100	56	112	154	125
纸 业	100	116	147	244	381	396

        从上表统计指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孤岛”经济繁荣,具有一定程度的虚假性,也就是畸形繁荣。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军迅速进入上海“租界”地区,并大肆劫夺租界内的工商业。据统计,当时被日军“军管”的计有:纱厂18家、毛织厂3家,机器厂7家,火柴厂1家,造纸厂1家,酒精厂1家,玻璃厂1家,皮革厂1家,木材厂2家,印刷厂2家,卷烟厂1家。其中包括华商之挂洋旗者,如永安三厂、保丰、德丰、安达、合丰及申新九厂等。至1942年2月止,除被日军“军管”者外,“孤岛”全市有66家民族资本工厂被改为“中日合办”,90家被“委任经营”,31家被强迫“租借”,16家被强迫“收买”。使“孤岛”大部分工商业立即陷于停工停产的状态。以纺织业的棉纱、棉布的生产指数为例,假定1939年为100,那么1942年则分别为31、37。许多企业不仅失去了“孤岛”时期的“繁荣”景象,而且连原有的一点资财也损失殆尽。1943年,全上海市民营资本经营的工厂倒闭约三分之二,只剩下1 145家。1944至1945年,幸存的工厂也是名存实亡,只有少数继续维持部分的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