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全面爆发后,华北、华东、华中、华南相继沦陷,一些粮食主产区被日伪占领,中国粮食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另一方面,因战争范围的日趋扩大,军队由分散转为集中,难民迁移后方者增多,粮食需求突增。
        1939年,滇越铁路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也被中断,国内交通也节节受阻,大后方粮食供需矛盾日趋显著。一些“军阀、豪绅、奸商却大肆囤积稻米,始而操纵市场,任意抬高市价,继而囤而不卖,形成有市无米,制造了人为的米荒。”①
        1940年宜昌沦陷,江河运输阻断,湘米无法入川,致使四川米价更涨。川东一带,向赖湘米供给,在宜昌紧急时,川东各地米粮输入已感不足,宜昌沦陷后,湘米不能后运,川东粮食不得不仰给四川省内地。川西平原,米粮本可供给无虑,现突须增供川东各地,一时供需失调。同时,四川因1940年春寒夏旱,秋收荒款。于是,民情恐慌,川省粮价骤然高涨。成都市米价,1940年7月8日每石米价售价100元,9日涨至108元,10日又涨至115元,至10月1日每石涨至200元。粮价暴涨,社会人心浮动。“穷苦市民家无隔夜之粮,拿着米口袋,踯躅街头,每一张瘦削的面孔上,呈现出忧郁和焦急的心情。”②
        1940年春,四川军阀刘湘的老婆刘周书等一伙囤积的上千石食米在成都市老南门黉门街重庆银行的仓库里因时间过久而发生霉烂,他们把霉烂了的米向府南河里倾倒。消息传开,引起了劳动群众的愤慨。3月14日晚8时左右,一群饥饿难忍的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汇集到南门外重庆银行仓库,他们高呼:“我们饿肚子,你们把米烂了往河里倒。”愤怒的人群高喊:赶快把米拿出来。但是,仓库的铁门紧闭,卫兵荷枪实弹,对着人群。这种情况,更增加了饥民的怒火。他们各个情绪激昂,在仓库附近,人越聚越多。
        在相持中,矛盾迅速激化,一些饥民“蜂拥闯入”该仓库,“捣毁仓库营业室及职员寝室”。这时,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得到南门外“抢米”的报告,立即电话通知坛神庙警察分所所长郭善祥率武装警察就近镇压,并加派了一个保安警察中队,前往协助执行。同时,成都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也闻讯赶派部队前去逞威。这些为虎作伥的武装军警,对赤手空拳的老弱饥民凶狠地殴打驱逐,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踩伤了腿。锦官城边顿时天昏地暗,受伤的嚎哭声与逞凶者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
        此次抢米,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称:仓库损失176张抵押白米仓单、计数双斗1 760市石,现米计约新双斗350石,水湿米(仓坻遭受天雨)约新双斗100石。现钞:13 802元。房屋约3万元,家具4 500元,职工衣被用具损失约4 000元。市民曾治安被国民党军警打死。愤怒的人群被迫反击,他们用自己的拳头同手持枪械的军警搏斗,国民党警局南区分局的训导员吕同峰,右眼角被石块击伤;大悲巷分所的三等巡官苏鹤鸣,腰部被石击内伤甚重;二等警长姚玉林,眼部受灰沙周身受伤;三等警士詹德轩,被石块击伤,三等警士康元合被石块击伤。③
        因此次抢米风波,国民党军警逮捕了72名市民和《时事新刊》社记者26名。④据后任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军统特务的刘崇朴事后供认:“《时事新刊》报社记者朱亚凡,家住在南门外,听到人声喧嚷,前往察看,混杂在人群里,采访新闻。郭善祥见他穿着不像普通老百姓,就认定他是临场指挥抢米的人,立即将他逮捕,押送省会警察局。”他说:“《时事新刊》是成都的进步报刊,国民党平日即视之如眼中钉,认为里面有共产党人。唐毅听到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记者,就阴谋把饥民抢米问题,扩大为共产党领导的、有计划的‘暴动事件’。他捏造了一套朱亚凡的供词,说朱已承认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抢米事件是共产党指示发动的,他就是发动‘暴民’抢米的临场指挥者。”“唐毅捏造好了朱亚凡的供词后,赶紧呈报伪四川省政府和成都行辕,并去找中统四川调统室主任何培荣和军统川康区区长兼行辕调查课课长张毅夫商议处理的办法。何培荣、张毅夫正要找机会对平日所调查监视的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唐毅所捏造的情况,正是下手的好机会。他们遂商定,把所谓抢米问题说成是由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春荒暴动’事件,作为迫害共产党的‘借口’。”“张毅夫是个特务老手,他认为只有朱亚凡的假口供还不够,为了更多地说明 ‘春荒暴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必须再制造一些证据。他与何培荣、唐毅商议,又捏造了一个署名 ‘道生’发给成都市共产党员鼓动群众参加‘春荒暴动’的一件通告,作为对共产党下毒手的又一证据。”“张毅夫还考虑到,国民党还打着‘国共合作’的招牌,万一中共方面要求与国民党共同处理这一案件,到那时,朱亚凡不承认他的口供,岂不现了原形。于是他与唐毅密商了另一条毒计,先把朱亚凡枪毙,使所捏造的供词死无对证。”⑤
        过了几天,成都街头上到处贴满了成都行辕主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会衔的布告,以“朱亚凡临场指挥‘春荒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朱亚凡就这样在国民党一手挑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在特务的恶毒阴谋下牺牲了。
        3月15日,“午后二时三十分”,美丰仓栈后面田坝“人声鼎沸”,“有七八百人,由二水巷、张家巷、一水巷三路来的,附近市区老弱妇女居多,均携有竹篼,系准备撮米者”。“因事前即有准备,已将前门关好”,加之“立派人报知有关机关,簸箕分所即在该栈斜对门,罗巡官速率闲班长警飞往制止,警备部亦来兵一排余,多方弹压。”此次事件,“仅将该栈后墙打倒一堵,尚无其他损失。”⑥
        抢米事件发生后,成都市政府立即于3月20日训令平抑米价。训令说:
        “查吾川粮食连年丰收,川西平原,更属产米之区。据调查所得仅成都、新都两地归仓现米已不下数十万石,而存在四乡者为数尤多。正虑谷贱伤农之际,决无供不应求之虞。不意旬日以来,米价飞涨,民食所关,社会顿呈杌〔陧〕,后防重镇,人心忽形浮动。查其原因,实由一般豪商富户投机操纵,囤集〔积〕居奇所致。若不严加制裁,设法平抑,其何以裕民食而安人心。本府平抑米价,接济民食,职责所在。业经派员查封全市米粮仓栈,严禁买空卖空,并经会同有关各机关团体,切实商讨制订本市平抑米价暂行办法十二条,及领售食米三联单。将各仓栈封存之米,每日至少拨出千分之五规定价格交本府指定各米粮商店门市出售,一面并派员严缉暗地操纵之奸商,依法惩治,以资平抑。除布告并发令外,合行抄发上项暂行办法及三联单式样,令仰该仓栈即便遵照各项规定,将各家存米照��分摊,按日凭单发给,是为至要。此令。”⑦
        同时,成都市政府还颁布了《成都市平抑米价暂行办法》该办法共12条。
        第一条:各米粮市场绝对禁止赌期,及以仓飞或米粮抵押借款,违者以军法从事。
        第二条:各米粮仓栈之存米,平均每日至少应出售千分之五;于米粮商店每星期一日应将上周出售之数量及承售商店之名称,列表呈报市政府以备稽考。
        第三条:米粮商店经向油米钱业公会登记后,得向市政府请求领米代售。此项代售之米每石得提一元五角作为运费及手续费,路程较远者得酌增加运费一角至五角。
        前项代售之米得计入本办法第二条所规定千分之五以内。
        第四条:米粮商店购米或领米以后,应立即出仓门售,不得握存囤集[积];由政府随时派人抽查或密查,如有购进不卖意图渔利者,经查出除没收外,并科以五倍至十倍之罚金。
        第五条:米粮商店均应照常营业,不得停闭或缩短卖米时间。
        第六条:米粮商定向市政府请求领米代售者,由市政府制发领米代售证载明领米数目,持向指定仓栈承领。
        第七条:凡持有市政府领米代售证之商店,向指定之米粮仓栈领米时,仓栈不得加以拒绝。
        第八条:代售之米应由市政府根据市场实际状况,按日规定价格牌告于各门市场,并于当日报纸公布之。
        第九条:米粮商店代售之米,每隔三日应将售得之款,除运费及手续费外,呈缴市政府一次,市政府于收到此项米款后至迟两日内应分别照数转交各仓栈。
        第十条:米粮仓栈收到市政府转交来之米款后,应比例分摊于各存户,其每日依照市政府规定而出售之米,亦应由各存户比例分摊之。
        第十一条: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由市政府随时修正之。
        第十二条:本办法自公布日施行。⑧
        3月21日,四川省政府、川康绥靖公署也发布告示:“(一) 严禁米粮买空卖空及仓飞赌期。(二) 严禁超量购囤米粮,居奇操纵。如敢故违,定行拘拿,从严惩办。”⑨
        尽管如此,抢米之风并未停止。据四川省政府基密堃筱建报告:“成都附近各县粮食仓栈、碾房之粮食运输在途”,仍时有被“抢劫情事”。⑩以后,势态仍不断由成都郊外向四川其他地区蔓延。
        “6月删日下午3时,新都马家场,铣日上午9时天缘场,先后发生妇女老幼数十人拦路抢米事件,影响治安及粮运均属重大。”(11)
        6月18日上午8时,在成都浆洗街至豆腐街,“约有男女贫民二百余人”拦路抢米。当晚,豆腐街又发生贫民男女麇集,“似有抢割米袋之举”(12)。
        6月20日,成都县属三河场二里许之下瓦窑地方,发生贫民妇孺多人,拦路抢劫运粮车。(13)
        在内江,“近日各地相继阻关,而内江一道甚至抢米焚车,形同搂劫,米商因而裹足,民食顿起恐慌”(14)。
        面对各地频频发生的抢米事件,四川省政府除了加紧米粮调配,保证市场供应外,还责成各地政府,对米粮商店、仓栈和米粮运输加强保护。6月27日,四川省政府通令全川取缔聚众抢米保护米运。通令说:“各专员、县长,成都、自贡市长:现值物价腾贵,亟畅运调节,用维后防治安。各该专员、县、市长……:(一)督责团队及区联保甲随时取缔人民聚众抢米,□□派团队切实梭巡保护米粮运道。(二) 严厉禁止各地阻关。仰遵照分别认真办理,仍将办理情形具报。如果再有抢米及阻关情事,定□□该□□是问。”(15)
        6月30日,川康绥署与省府会衔严令镇压抢米饥民:“各驻军长官、各专员、各县长、省府保安处转各指挥官:现值抗战严重期间,后方治安关系綦重。由于米价上涨,本府、署迭经责成主管机关,力谋平抑,并严禁奸商操纵,取缔囤积居奇与夫畅通运道,调节盈虚各事,均经定有办法切实施行。乃各地间有不肖之徒,借故纠众抢米,意图扰乱秩序,亟应妥为防范,并从严处置,以为维治安。各该地方军政负责长官,务须督同军警保甲,随时随地严密预防,禁止民众纠集滋闹,设或发生抢米情事,应由各该专员、县长督同保安团队,并会同驻军长官,剀切开导,勒令解散,毋任滋生事端。倘敢故违,应即捕拿首要,依法惩办。如果行动越轨,显有奸人唆使,居心破坏秩序,应按照战时扰乱后方秩序条例,予以断然处置,不稍姑息,一面仍由各该机关录电布告周知。除呈报军委会备查并分电外,仰即遵照办理,具报查考为要。”(16)
        此次成都抢米风潮,“推厥原因,实由一般奸商囤集(积)居奇,买空卖空所致”(17)。但国民党有关当局却强硬栽赃诬蔑是共产党“实施民变暴动”,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妄图以此为借口,大肆逮捕共产党员,破坏国共合作。
        在张毅夫、唐毅合谋枪杀朱亚凡,制造诬陷中国共产党的伪证之后,张毅夫便立即将所谓共产党发动春荒暴动案密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并拟具了早已监视的20多名共产党员的“黑名单”,报请批准逮捕讯办。
        据刘崇朴后来供认:“我们研究了逮捕的方法。唐毅、何培荣提议,由张毅夫拿出逮捕名单,交由参加的各单位分头执行。大家都同意了。并决定,由何培荣、周竞人、谈荣章和我各负责一个行动组,哪个组逮捕什么人,会后分别向特委会直接联系。”他们要逮捕的人中,有第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理事长车耀先,“核心社”负责人郭秉毅、汪导予等。张毅夫认为:“这四人,关系重大,逮捕后,由各组暂时负责分别和单独关押。”他又强调:“要确保秘密,决不能走漏风声,如被共产党知道,指名要人,那就不好办了。”(18)
        1940年4月,国民党军统当局就用绑架或诱骗的手段,先后将郭秉毅、汪导予、车耀先、罗世文、唐鉴予、洪希宗、方白非、薛特恩、欧阳堂、施畏三等逮捕关押起来。按照刘崇朴的供认:“照预定的名单和计划,除《时事新刊》报社社长王达非、川康通讯社总编辑田一萍等少数人扑空外,其余都用绑架或诱骗的手段,逮捕关押起来。”(19)
        军统特务没有从被捕者的口中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和共产党其他人员的线索。4月下旬,戴笠又奉蒋介石之命,亲赴成都,除“嘉奖”张毅夫、何培荣等特务外,还嘱咐成都的“中统”、“军统”人员,“在对付共产党的工作上,务必要通力合作。”(20)
        按戴笠的吩咐,刘崇朴、李向荣、林材等特务,将罗世文、车耀先、郭秉毅、汪导予四人,秘密押送重庆。
        照戴笠的指示,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在成都继续进行审讯和搜捕。1940年冬,根据审讯的线索,他们又在成都发动了一次“年终大行动”,逮捕了周建予、岳继训、蔡定炽等二三十人。(21)
        在国民党当局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时,由成都开始并蔓延开来的抢米风潮并未停止。1940年6月24日上午9时许,在简阳县飞龙乡河下及资阳县属之双漩子地方,有运米船八只“被饥民抢撮殆尽”(22)。事实上,在此前的6月20日内江白马庙、22日资中水南街、23日资阳莲花山拱辰铺东门外等地都已相继发生抢米事件。6月25日上午8时,简阳县属飞龙寺之资阳龙王沱地面,饥民七八百人,拦截运粮船只,抢劫9艘船只运粮,共计失米281石9斗(此石为双市石)。下午4时,“下同心饥民, 自下马滩起接连至渡船口下止约二三千人,飞龙寺河岸饥民,自王家桥起至渡船口止约一二千人”,他们围着停在渡船口上面河心的15艘米船,饥民冲破阻拦,“能浮水者,从中坝浅处踩过去,以矿子石击伤船夫,伤船夫两人。饥民即将船移至飞龙寺河边,因人数过多,竟将此船踩沉,有半数之米倾入河中。暮时远近饥民络绎前来”。据国民党飞龙寺主任陈主任、当地士绅李嘉午分析:“所有二千余人,除半数系真实饥民外,余为利用机会顺便撮米者,并无非法团体组织在内活动”(23)。
        6月29日,广汉有妇孺集队城区附近,“毁仓夺粮,继复有化装男女伙同抢食”(24)。
        7月1日,广汉县山水镇、南丰场、新场各地,均有饥民三四百人,“抢劫粮食、财物”(25)。
        在外地频频发生抢米事件的同时,成都也接连发生抢米事件,仅7月11日这一天,成都城内外便发生了四起抢米事件。(26)
        继老百姓抢米之后,国民党的一些军队也开始“阻运和强购米粮”。据成都县政府致四川省政府的报告称:1940年8月以来,在成都县的金泉场、成灌道上“常有黄服军人阻挡食米”,8月16日,航空委员会特务旅三团二营第九连特务长王乃臣率士兵多人,挡购食米市斗四石余;是日午后,又有该营第十二连军械士衡少伯挡米一车。8月19日,继该部士兵阻挡食米后,复有保安特务大队二区队第八中队,挡购食米三石余;至金泉场上小米市及四乡水碾,亦有军人强迫购米。(27)
        成都市政府在致四川省政府的呈文中也毫不掩饰地说:“查本市自米荒发生以来,各军不守秩序,任意阻挡车运,已为公然事实。”(28)
        综括以上事实,国民党当局捏造的“共产党发动春荒暴动”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
        1940年9月21日,兼四川省主席的蒋介石不得不为此发表《告川省民众书》,说什么“前两年四川粮食丰收,今年二月以来粮价继续上涨,越出常理常规,这种畸形姿态,完全不是天然缺粮,而是人为造成。我多方细查结果,知晓其中固有少数豪猾商贾囤积居奇,政府自应严厉彻查,从严取缔。”(29)
        为平息四川的抢米风潮和抑制全国的粮价飞涨,国民政府于1940年8月1日成立了全国粮食管理局,专门负责办理粮食产销、储运、调节工作。9月,全国粮食局公布了《管理四川省粮食办法》和《四川省粮食调查暂行办法》等,同时把四川省分为重庆市、成都市、 自贡市、犍为盐区、川北盐区和南部西充等6个粮食供应区,组织人力搞粮食储运、管理和调查工作。全国粮食局还向国家银行透支180万元作为购储半月粮食的需要,以调剂市场供应。至此,成都抢米风潮基本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