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大火是日军攻略武汉后继续南侵湘北,蒋介石以“焦土抗战”为策略,下令焚烧长沙市区,酿成花园口决堤故伎重演的严重事件。
        1938年10月25日,武汉陷落,日军大举南犯,战火燃到湖南省境,蒋介石估计日军将攻打长沙,遂决定以南岳衡山为防御中心,在必要时放弃省府长沙。为了不留一草一木资敌,汲取武汉突然撤退的教训,准备在日军入城前举火焚城,以示“焦土抗战”。从11月1日起,以张治中为首的湖南省政府开始动员市民,疏散各县,并决定将省政府迁往沅陵,市政府迁往邵阳。一时,长沙街头各种车辆昼夜转动,苦难的人流争相奔命,昔日的繁华完全褪了色。11月7日,蒋介石在长沙蓉园召集军事会议,检讨了武汉弃守时没有彻底破坏的原因和后果,正式确定了“焦土抗战”的新方针;面谕省府主席张治中,一旦日军兵临城下,不惜十万人民,将城全部焚毁。11月10日,张治中召开秘密会议,通报了蒋介石的意旨。会上,张治中称日军迫近长沙,难以坚守,为免于资敌和削弱敌人力量,采取“坚壁清野”、“焦土抗战”的办法,准备将全城焚毁。保安处长徐权提出放火办法,建议先放警报,待市民疏散后,用燃烧弹点火,以造成日军焚城的假象。有人表示焚城一事有待考虑,张治中则称这是军事机关的决策,并要大家保守秘密。①
        11月11日晚,日军攻占湘北重镇岳阳,并出动飞机轰炸通城、平江等地,长沙城内闻讯陷入一片混乱。11月12日上午9时,张治中接到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电话,传谕“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旋即又接到蒋介石密电:“限一小时到。长沙张主席。密。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中正文侍参。”②张治中接电后,立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府保安处长徐权,指示办法,并指定由警备司令部负责筹备,保安处协助。中午,张治中和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晤谈,张问陈: “这次长沙用焦土政策,你的意见怎样?”陈称:“当然要做的。”下午4时,酆悌、徐权同见张治中,拿出焚城准备纲要,提议由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分别担任焚城正副指挥。张治中惟恐王伟能作为军训教官不甚方便,改由长沙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正指挥,王伟能、许权为副指挥,并指示:“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接着三人共同商定:“下命令还不够,要等到接命令后,先放空袭警报,使人民逃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即开始行动。”③张治中又命令酆悌、徐权明日必须根据纲要,详拟细则,送来核定。晚上7时许,副官向张治中报告,街上警察已整队撤走,张治中立即打电话质问警察局长文重孚为何将岗位撤去,警察带走?文重孚尚称警察只集中在几个地方,并未带走,重要地方还设有岗位。夜间10时一刻,张治中应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孙中山诞辰纪念作广播演讲,沿途发现任何地方均无警察岗位,即令副官王建成打电话给文重孚,限令其两小时内恢复全部岗位。午夜,张治中又让副官打电话令文重孚一同上街巡查,但同警察局的联系已中断,文重孚不知去向。11月13日凌晨1时许,张治中由寓所搬到二里牌唐公馆居住后,又打电话给长沙市长席楚霖,询问征集民夫有无办法,如没有,即将义勇壮丁常备队所余留500人调来担任搬运工作。时间指向两点,张治中刚就寝,副官王建成即叩门报告,城内已经起火。张治中立即起来,看见城内已有三四处起火。不久,火势更大,各处通讯联系全部中断。4时许,酆悌向张治中报告:“各处起火,电话已断,文局长找不着。究竟放火者为何人?看样子似为一大规模有组织的行动,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④张治中当即作出紧急处置:(一)手令酆悌、徐权,严拿纵火者,准予就地处决;(二)派员调查外侨有无损害;(三)派保安团上街维持秩序;(四)令徐处长、酆司令及伤兵管理处汪处长(汪强)、迅速救济伤兵难民,并恢复秩序与交通;(六)派保安团第一团担任火车装御任务;(七)电呈委员长和何参谋总长(何应钦);(八)派员并召集有关人员查询起火真相及主动者。
        火变突发,湘垣付之一炬。“全城火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面对熊熊烈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老少妇孺的哭喊声和火烧房屋发出的爆炸声汇成一片,构成一幅极端悲惨的残酷景象。到处是一片混乱,拖儿带女的,裹着棉被背着老人小孩的,路上充满了大小汽车,喇叭嘶叫声几被哭叫声淹没,车撞人,人挤人……”,⑤惨状不忍言。大火燃烧三天三夜,“虽远在数十里外而光可烛人,犹如咫尺”。⑥长沙全城繁华区域烧得一干二净。“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均付一炬,民房除车站路及城外一部未全毁外,其余全部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⑦长沙大火,总计居民被烧死2万余人,房屋被焚毁56200余栋,其他财产损失无算。原有42万人口的长沙城,成为一片废墟,大火后除被安置的6万余灾民外,更多的人逃离长沙,流离载道。
        长沙大火,“这样一件与军事行动不可分离的动作,当然应该发自最高军事当局,然而有无数事实证明,最高军事当局在大火的前一秒中,竟毫无所闻。那应至少省政府应该是发纵指挥的机关了。可是经过严密的调查,省政府也未曾下令纵火”。⑧但是,无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还是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都承认岳阳失守时有了破坏长沙的准备,并决定在日军突破汨罗或平江后即开始行动。截止12日深夜,日军仍被中国军队阻滞于三百余里之外的平江、汨罗以北,而长沙城内谣传四起,风声鹤唳,以为日军将至,遂将准备工作付诸行动。“一个铁的事实是十二日那天,长沙各街道民房商店都已布有引火器材”,“踏着大火逃出来的朋友和许多目击的人们都证明了十三日清晨三时许,确有佩带放火臂章的武装自卫队,后边有枪兵督率,挨家沿户点燃起来的。后来也证实,湖南人民自卫团第二团是放火的主力,当夜分为二十四队,散布全市各区,各带火油汽油若干箱,先从省政府及警察局着火,各地一齐响应,同时动作,这显然是一种有计划、有步骤的大规模的纵火了”。⑨
        长沙起火后,国民政府监察院即派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前往长沙调查起火真相。火因查明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发表了关于长沙大火真相的说明,言称:12日夜长沙大火,实为地方军警误信流言,自卫民众激于义愤所造成。盖战略转移,我军对于预定撤退的战略支点及重要城市建筑物,施以破坏,免资敌用,原为作战上之必要,在各国战史上亦不乏先例。长沙既为临战区,政府在事前有所准备,当为必然之事实。惟12日夜长沙大火时,岳阳虽失,而平江、汨罗以北阵线甚稳,长沙距前线尚有三百余里,军事当局不仅无命令破坏,且正调兵增援前线。地方政府亦未下令破坏。然大火骤起,其原因在于:(一)地方军警负责者误信流言,事前准备不周,临时躁急慌张所致;(二)从事破坏准备人员及人民(自卫团员丁森等)鉴于敌机连日轰炸及最近平江、岳阳、通城、通山等县被炸之惨,激于民族义愤,以为敌军将至,即自焚其屋,遂致将准备工作变为行动,于是一处火起,到处发动,以致一发而不可收拾。火灾之广,殃及民居,损失之巨,殊为痛心。最高军事当局闻此噩耗,已亲临长沙,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逮捕首事有关人员,依法严惩;(二)拨付巨款,救济被难民众;(三)调集重兵,加强长沙防卫;(四)改组地方军警机构,办理一切善后。⑩
        大火过后, 日军并没有趁乱攻打长沙,甚至根本就没有继续南下的迹象。 日军攻下武汉之后,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确实曾拟定立即攻打长沙的计划,但没有得到其大本营的批准,而大本营命令在华日军转变进攻态势,以确保占领区的安定。长沙焚了,却没有见到日军一兵一卒,国民政府当局难以解释,蒋介石不得不于11月14日亲临长沙视察,当他登上长沙制高点,看到全城繁华街道片瓦无存时,禁不住脸红耳赤,头上青筋直跳,口中哼哼叽叽,决定严惩直接当事者。于是下令逮捕首事有关人员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省警察局长文重孚等人,举行“军法会审”。11月20日,公布了处置结果,谓:“最高军事当局曾亲赴湘垣饬令组织军法会审,搜集各种证据,详加研讯。首事人犯,前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辱职殃民,省会公安局长文重孚未奉命令,放弃职守。以上三人,责任重大,罪有应得,判处死刑,已于22日上午执行枪决。”“湖南省府主席张治中,于大火后向中央请求处分,顷闻当局将以 ‘用人失察,疏于防范’之罪,将张革职留任,责成善后,以观后效。”(11)长沙大火案以酆悌等三人作为蒋介石的替罪羊遭枪决而结案。
        长沙大火的直接责任者并非几个“奉命放火”的地方军政长官,而是其真正策划者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花园口黄河决堤实现一定的战略意图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认定这种自毁家园的拒敌办法行之有效,便在“水攻”基础上,再创“火攻”奇法。据参与密务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透露:“就广州来说……临走的时候,还要放一把火,把居民商店烧个精光,”“当局为什么要如此呢?是奉了蒋介石的命令。”(12)“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嫌武汉破坏的不好,给张治中一个‘限即刻到’的电报,命令‘长沙撤退时,必须彻底焚毁’”。“汨罗战事吃紧……蒋介石从长沙到南岳的途中,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想出彻底破坏长沙的‘锦囊妙计’,便拍发急电,限两小时到达长沙的张治中手中,……措词非常严厉,彻底焚毁一切财物,勿使资敌,违者定予严惩不贷”。(13)事后,蒋介石也公开承认:“就这一事件的根本成因研究,可以说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错误,而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错误,这一错误的造成,不能不认为是我们的失败。”(14)但国民政府当局没有向人民公开检讨这一“错误”和“失败”,却谓:“依据既定计划诱敌深入,而成为敌军进犯目标之长沙,则不得不为坚壁清野之计,使敌纵能深入亦无所获。于是当局自十三日晨三时起自动焚毁。”(15)对此,《新华日报》发表《论坚壁清野》社论,揭示了这种“坚壁清野”的实质,指出:“岳阳甫陷,深夜起火,湘垣付之一炬,民众流离载道。这叫什么都可以,但不是真正的坚壁清野。”“这种不发动民众、不依靠民众、不关心民众的疾苦的 ‘火焚’办法,”“将要失去坚壁清野的本意。”这种“对于民众事前既不动员,事后又任其流离失所转辗就毙”的办法,“是无人心的残忍与麻木,而不是坚壁清野”。(16)长沙大火是国民政府当局以己为重,以民为轻的政治路线的产物,是对武汉失守后整个战争形势错误判断的一个直接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