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 日军对华军事攻势业已达到极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国民政府正面战场对日军所造成的巨大钳制以及日本战争动员所能承受的限度改变了整个战局发展的态势。为适应新的战争形势,中国战争指导当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在南岳湖南衡山召开军事会议,调整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以应付持久化的战争。
        攻下武汉之后,日军大本营即指示在华日军转变进攻态势,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确保占领区的稳定;在正面战场停止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以局部战术攻势来达成全局战略守势的有利地位,配合政略谋略攻势,不断消耗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达到瓦解中国抗战阵营和不战而胜的目的。国民政府在徐州会战时所设想的日军转攻为守的战略阶段终于到了。1938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南岳发表《武汉撤守告全国国民书》,要求国民认清当前战局的变化与武汉得失的关系,指出国民政府的“一贯政策”在于坚持“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于广大深长之内地”,“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敌占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且亦正惟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争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短长,正相悬殊,我惟能处立于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革命战争无时限”,“革命战争无前方后方区域之限制,整个国境,随处皆得为我军之战场”。自今伊始,“以戮力于全面战争,与抗战根据地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①11月12日,日军占岳阳。13日,长沙火变,日军并未趁乱南趋,攻打长沙,蒋介石判定日军“力量不够”,“气势已竭”,②中国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刻已经到来。为适应新的战争局面,坚持长期抗战,变整个国境“随处皆得为我军之战场”,11月24日蒋介石下令在苏北、鲁东增设一个临时战区,在河北、察哈尔、热河三省新设一个战区。③25日至28日,蒋介石又为了及时调整战略部署在南岳主持召开了第三、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军团长、军长、师长等一百余人参加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国民政府军委会在南岳共召开四次会议。一般所言,即指第一次)。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叶剑英出席了会议。会议着重从军事角度检讨了过去抗战的得失,分析了新的战争形势,确定了新的军事方针和战略部署。
        会议上,蒋介石连续作了五次重要讲话。他修正了过去南京失守为第一期,徐州撤退为第二期,保守武汉为第三期的抗战时期划分,阐述了他对抗战全过程重新认识的基本构想,提出了将中日战争划分为第一第二两个时期的理论。他依照这次抗战预定的战略和政略,划分武汉撤退、岳阳失守前的抗战为第一期,之后的抗战为第二期。“在第一期战斗过程中,从军事上说,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是我们失败了;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最大的成功在于“我们争取最后胜利战略上一切部署的完成,亦就是我们已经依照我们预定的战略陷敌于困弊失败莫能自拔的地位”,我军已经实现了“消耗敌人,疲困敌人,诱敌深入于有利我军作战”阵地的目的。这一时期的战略特点是不与敌争一城一池之得失,机动地使用主力部队,层层打击,逐步消耗敌人,使“我们能诱敌深入,处处地方我军是先处战地以待敌,敌人处处是后处战地而趋战,在我们完全是以逸待劳,步步制敌而不为敌所制”。日军占领岳阳,已经“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其兵力的使用,已经到了最大限度, “今后他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国来,而且他已经派到中国境内的这许多部队,随战区之扩大而力量分散,且已疲敝不堪,没有什么大的战斗力量。因此,无论他在形式上是如何获得了胜利,他这种胜利亦已经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敌人侵略战争,今后只有一天一天的随兵力之消耗减损而趋于失败。在另一方面我们过去虽遭受了挫失,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部署的完成以及军费的增加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第一期抗战的事实说明“敌人不但不能克服我们,而且反过来,我们已可以克服敌人!这也就是证明敌人今后决不能消灭我们的军队,亦就不能灭亡我们的国家,反之,我们的力量,最后一定可以打破敌人,消灭敌人,以求得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第一期抗战已经奠定了必胜的基础,抗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到来说明第一期抗战的战略已经成功,实现了抗战的第一步。抗战的第二步是要摧毁敌人侵略的美梦,第二期抗战即“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其立足点在于“攻”,中心任务是整训军队,准备反攻,并着手部署这种战略。在讲话中,蒋介石总结了历史上战争的经验,提出了“要坚忍持久以济远入”;“要忠诚朴拙,和衷共济”;“要提高精神与道德之修养,改造军队与社会”三项转败为胜的要道,“希望大家尽量贡献所得经验和教训,殚精竭虑,研究改进,以达到此次会议之任务,完成抗战建国之使命”。④蒋介石宣布第二期抗战的宗旨为“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等。
        全面整训军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会议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各种战斗减员,装备损失,编制残缺,后方补给制度和兵员补充以及编练的不足,突出了整训军队的必要性。蒋介石提出会议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整理军队,建立军队”,“确立第二期抗战胜利的基础”。规定“全国军队今后拟分三批轮流整训,限期完成”。具体办法是将全国军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敌后游击区域担任游击,三分之一部署在正面前线对日作战,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时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毕。整训军队的内容为加强教育训练和调整部队编制及指挥机构。在教育训练方面,要求通过训练,提高官兵战术技能,培养官兵的作战精神和战斗意志。在部队编制和指挥机构方面,主要是精简非战斗机构和人员,充实作战部队;裁撤原有的兵团、军团建制,变更基本战略单位师级为军级,使指挥级数由原来的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七级减缩至四级,逐次整编步兵师,废除二旅四团制,裁减旅级编制,改一师三团制,以增强战略战术操作的灵活度。此外,对兵员补充、后方保障等方面都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措施。
        会议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以及新的战略方针,重新调整了全国战区区划和战斗序列。其具体部署为:第一战区,辖区为河南、安徽一部,兵力12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辖区为山西、陕西一部,兵力3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14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辖区为苏南、皖南、浙江、福建,兵力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其他特种部队,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辖区为两广,兵力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及特种兵,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五战区,辖区为皖西、鄂北、豫南,兵力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及特种兵,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八战区,辖区为甘、宁、青及绥远,兵力6个步兵师、9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及特种兵,司令长官朱绍良;第九战区,辖区为赣西北、鄂南、湖南,兵力52个步兵师和其他特种兵及游击部队,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第十战区,辖区为陕西,兵力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旅,司令长官蒋鼎文;苏鲁战区,辖区为苏北、山东,兵力7个步兵师和其他游击部队(25万余人),司令长官于学忠;冀察战区,辖区为冀、察,兵力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河北民军及其他游击部队(10万余人),司令长官鹿仲麟。军委会直辖3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其中23个步兵师为战略总预备队,轮替第一线部队整训,以主力配置于衡阳、桂林一线;以9个师又1个步兵旅警备川、康、滇地区。
        会议决定裁撤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广州、西安、重庆行营,改设桂林、天水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大战场各战区的作战。增设战地党政委员会,直隶于军事委员会,负责沦陷区工作。在敌后,设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以发动民众全面抗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敌伪政治、经济、文化侵略。
        会议分析了中国军队的现状,确认中国军队尚未全部投入抗战,仍保留有40%的机动部队,力量犹存;进一步明确了两个阶段战略及其转换界限,确认第二期抗战已经开始,制定了新的全面抗日战略,强调了第二期抗战战略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素质,增强军队作战能力,以迎接战争总反攻阶段的到来。同时对游击战在抗战中的战略地位给予应有的注视,会议决定要继续实施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重视游击战和运动战,以迂回包围战术转守为攻,牵制消耗敌人。会后,国民政府军委会根据会议决议制定的《国军第二期作战指导方案》以及《国军攻势转移部署方案》规定:“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敌占领地区内力量,积极展开广大游击战,以牵制消耗敌人。主力应配置于浙赣、湘赣、湘西、粤汉、平汉、陇海、豫西、鄂西各要线,极力保持现有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在现地线附近,尽量牵制敌人,获取时间之余裕,俟新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攻势。”具体作战指导原则为:“发动有限度之攻势反击”,“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我游击部队,打破敌人扼守要点,抽转兵力,建立华北军事根据地之企图。”⑤之后,蒋介石又更明确地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口号。这项总的战略计划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争取对日实行总反攻,无疑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是一项积极的抗战战略,所不足的是它缺乏对双方力量消长演变过程的准确判断,以为可以直接逾越时间较长的战略相持阶段而转入战略反攻。
        南岳军事会议提出的第二期对日战争战略决策,标志着国民政府完成了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国民政府及时抓住战略形势的转化,分析了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之后敌人的不利形势和抗战的有利条件,号召全国将士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期继续坚持奋战,极大地促进了全国军民的抗战斗志。特别是经过这次战略调整和规划,国民政府在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发展到最高潮,其敌后游击部队成为敌占区一支重要的牵制和打击日军的抗战力量。部队经过分期分批整训,战力得到恢复和强化。因此,中国正面战场的抗战业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轨道。
        南岳军事会议,是在抗战主题下进行战略机制大调整的会议,基本上适应了战局发展的需要。但时过两月,国民党即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限共、防共、溶共”方针,使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发生了质的扭曲,新设的冀察、苏鲁两个敌后战区及其派往敌后的游击作战部队首先成为国共军事冲突的地区和“摩擦”的主力;新设立的敌后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成为同共产党争夺游击区内地方政权、民众等的政治组织指导机关;整训部队逐渐成为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的代名词,发动有限度攻势也日益被消极应付取代。“政治重于军事”将正确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反共“摩擦”在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南岳军事会议本身和会议后所产生的结果因之发生了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