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完成改编集训后,即开赴大江南北,实施战略展开,进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以稳定华中战局和坚持华中抗战。
        1938年春,日军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沿津浦路合击徐州,华中国民党军主力集结于徐州、武汉及长江一线,准备与日军“战略决战”,各级政权大部撤退,苏浙皖相当地区沦为敌后,而日军兵力不足,只及点线,不及广大乡村,各地伪政权初创,力量薄弱,为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同时,京沪杭地区沦陷后,各地匪祸猖獗,各种伪组织气焰嚣张,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为新四军顺利挺进华中创造了条件。八路军经略华北,新四军开辟华中,南北互相支援,互相呼应,支持持久抗战,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决策。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已就新四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致电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等人,指出:新四军“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于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①5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就能克服这种困难。”②5月14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指出:“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因此,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人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胆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③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新四军军部向所属各部发出指示,明确指出其任务是:“深入敌人后方,开展广泛的游击战,达到牵制和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国军主力正面作战,在持久战中争取最后胜利。”分析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强调了群众的支持是游击战争最基本的条件,规定新四军的作战原则为“积小胜为大胜,团结群众以游击动作进行胜利的战斗,并力求达到自身的壮大和战斗力量的坚强而能进一步进行大的运动战歼灭大的敌人”。④军部指示下达后,各支队即着手向华中敌后挺进,实施战略展开,建立持久抗战的战略基地。
        苏南地区地处京沪杭之间,人口稠密,城镇密布,物产丰饶,交通便利,各种民众抗日运动十分活跃,新四军决定首先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4月28日,新四军以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人员编组先遣支队,由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自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先遣支队抵达苏南镇江地区。6月17日,先遣支队首战韦岗,歼敌二十余人,炸毁汽车四辆,缴枪十余支,七千五百余日元,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津武四郎当场被击毙。6月中旬,由司令员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从南陵经宣城、芜湖间铁路到达苏南溧阳西北的竹箦桥,与先遣支队会师后继续挺进至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南京至杭州公路以东的句容、金坛、丹阳、镇江地区,向京沪、京芜铁路及各公路薄弱之敌展开破袭作战。7月1日,支队第二团第一营在丹阳北八个乡的地方武装和民众配合下,夜袭镇江东南约十五公里的新丰车站,歼敌四十余人,摧毁车站大部设施,拆除一段路轨,使京沪铁路交通一度中断。8月12日,第一支队第二团袭击京杭公路重要据点句容城,歼灭日伪四十余人,给日军京沪铁路线和京杭公路线造成严重威胁,被迫调集兵力加强守备,减轻了中国军队正面战场武汉作战的压力。8月23日,第一支队第二团在珥陵镇伏击出犯日军,毙伤其四十余人,有力打击了日军。
        第一支队挺进苏南后,第二支队在司令员张鼎丞率领下尾随其后,于7月也进入苏南敌后,展开于南京至杭州公路以西的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从打击日伪入手,开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8月22日至26日,日军调集四千五百余人,兵分八路,水陆并进,围攻小丹阳地区的第二支队主力,企图摧毁初创的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在地方党和群众以及地方武装配合下,采取内线作战,外线对敌据点展开袭击,调动敌人回援,乘势打击敌人的战术,并以第一支队在敌主要交通线京杭、京沪、句丹等公路展开破袭战,取得当涂、鸡笼山、麒麟门等胜利,击退日军对苏南新四军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稳定了苏南敌后局势。
        从6月至8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经过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有力牵制了日军向华中内地的进攻,鼓舞了抗战军民的士气,并在活动区域大力摧毁伪政权,建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和江宁、当涂、溧水三县抗敌自卫委员会,在各县、区、乡成立了分会;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调动了人民的抗日热情,各地农抗会、妇救会、青抗会、儿童团等群众抗日组织纷纷建立;开展统战工作,争取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战,苏南地区许多开明士绅、地主、资本家积极支持抗日,献粮献款献武器;收编各种游击武装,壮大新四军力量。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抗日自卫团在第一支队的帮助下迅速发展到六个支队四千余人,扩建为“新四军丹阳游击纵队”,开辟了丹北地区,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活动于武进、江阴交界处的梅光迪领导的江阴西乡抗日游击队接受了新四军授予的“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的番号,为新四军向东作战准备了力量。延陵、茅山、句容、金坛、江宁、当涂、小丹阳等地的游击武装大部分被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第一、第二支队还派出一批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组,深入各县区,帮助地方党恢复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在第一支队活动的区域成立了中共苏南特委,在第二支队活动的区域成立了中共苏皖特委,在各县建立起一批共产党组织。经过建军、建政、建党和打击日伪工作,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包括溧阳、溧水、金坛、丹阳、句容、镇江、江宁、当涂、武进、宜兴、无锡、吴县等地的苏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苏南的发展和壮大,引起了日军的不安。从9月开始至12月, 日伪连续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新四军依靠人民群众,在地方武装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日伪近三十次“扫荡”,沉重打击了敌人的气焰,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第三支队在副司令员谭震林的率领下,首先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尔后于7月1日进入皖南长江沿线的芜湖、宣城、青阳、大通一带抗日前线,破坏日军南京以西的长江水上交通,攻击沿岸各据点日军。9月底至10月间,第三支队在青弋江阵地防御战中,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其中清水潭一战歼敌百余人。11月3日,第三支队对马家园之敌发起反击,予敌以重大杀伤后夜袭湾沚和九里山等日军据点,歼敌三百余人,巩固了皖南前线阵地,有力牵制了日军对铜陵、大通沿江国民党军的进攻。12月,第三支队配合国民党第三战区转战于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作战任务。新四军军部于7月1日随第三支队由岩寺迁至皖南泾县云岭,推动了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大江南北进步青年和华侨纷纷奔向这里,打破了皖南沉闷的抗战气氛,为开创根据地准备了条件。
        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完成改编后,于3月各部东进至安徽霍山县流波疃会合,4月底由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率领挺进至皖中,展开于江北的霍山、舒城、桐城、庐江、安庆、无为等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破坏日军华中派遣军第二军由安庆、桐城、舒城至合肥、六安、商城的陆上补给线,袭扰日军第六师团由合肥、舒城、桐城、潜山、宿松进攻武汉的陆上交通。5月上旬,该支队先遣队东进至巢县以南地区。12日,第九团一部在运漕河西岸蒋家河口伏击敌人,歼敌二十余人,江北首战告捷。支队立即抓住机会,派出武装工作组和战地服务团,分散到皖中各县发动群众,协助地方党恢复和建立中共基层党组织,发展抗日武装。
        6月中旬,日军进攻安庆,武汉会战开始,第四支队积极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对日军的后方补给线发动连续、持久的破袭。7月,第九团四个连袭击运漕地区伪军,毙敌五十余人,俘伪副司令以下百余人,缴枪一百五十支、机枪六挺。9月3日,支队特务营和第七团第三营在桐城以南的棋盘岭伏击日军运输队,毙敌七十余人,捣毁汽车五十余辆。接着,在安(庆)桐(城)公路伏击日军运输队,毙敌29人。8、9两月,第四支队共击毁日军军油、军粮等军车八十余辆,歼敌三百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二十余辆马车。这些战斗使得进攻武汉的日军不得不以两个师团的兵力部署在长江两岸进行警戒,以保障南京至九江的长江水上运输线。10月下旬,第四支队攻克庐江、无为县城和襄南镇,歼灭勾结日伪残害群众、破坏抗战的反动武装三千余人,打开该地区的抗战局面,组织起农抗会、青抗会、妇救会、工抗会、商抗会、学抗会等群众组织,使皖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广泛地发展起来。
        第四支队在皖中立足之后,即派第八团进至淮南津浦路以东地区,开展滁县、全椒、定远、明光、来安地区的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为加强皖中抗日力量的领导,开展同国民党第五战区和安徽地方当局的统一战线工作,由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于11月渡江北上进入无为地区,将在庐江、无为地区活动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以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担负坚持皖中抗日游击战任务。第四支队经过半年多的作战,与军部特务营等部一起,初步打开了皖中地区抗战局面,使皖中根据地粗具规模,并以此为依托,逐步向皖东方向发展。
        豫皖苏边是华北和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结合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徐州失守后,中共中央就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建立游击区。要求“省委负责人首先应分一部分到豫皖边工作,并建立豫皖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准备将来成立省委”。⑤中共河南省委遂将工作重心转移至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方面,即在豫东组织了以中共豫东特委书记沈东平领导的第一战区自卫军第七路军和中共豫西特委书记吴芝圃领导的豫东游击第三支队,总计三千五百余人的抗日武装,活动于睢县、杞县、太康等地。接着,中共河南省委又派肖望东率一百余人的先遣大队由竹沟到达豫东,配合第三支队开展游击战争。中共苏鲁豫皖边省委也在沛县、丰县、 肖县、宿县等地组织起数支地方抗日武装。9月,日军沿平汉路南下,沿江西上进攻武汉,为加强徐州外围的游击战,牵制日军,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关于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边、豫皖边抗战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的指示,决定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以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三百余人挺进豫东。9月30日,新四军游击支队由竹沟东进,经遂平于10月11日到达西华杜岗,与豫东游击第三支队和先遣大队会师,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 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支队一千余人。10月下旬,游击支队东渡黄河,穿越淮(阳)太(康)公路,于27日到达淮阳北约二十公里左右的窦楼,遭到窦集日军骑兵一百余人的进攻,激战两小时,歼敌数十人,取得初战胜利,给当地人民以极大鼓舞。30日,部队进抵鹿邑县,得到国民党县长魏凤楼的支援,补充了装备和必需品。随后继续东进,于11月下旬抵达睢杞太地区,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李庄、唐郭楼等胜利,打击了一批为害百姓的汉奸、土匪,粉碎了日伪二千余人对睢、杞、太、商(丘)地区的“扫荡”,初步打开豫东抗战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铺平了道路。
        新四军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取得一百余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三千三百余人,初步实现了向华中敌后的战略展开。新四军由改编时的一万余人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为进一步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⑥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撤销以王明为书记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朱瑞、朱理治、彭雪枫、郑位三为委员,统一领导长江以北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和军队的工作;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董必武为副书记的中共南方局,负责长江以南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1月28日,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李先念等人离开延安,奔赴中原敌后,指导中原敌后抗战。2月23日,周恩来到达云岭新四军军部,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决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巩固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积极东进北上,1939年初,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游击纵队配合下,挺进扬中;第三、第四支队各一部北渡长江,进至大桥、嘶马、吴家桥一带,控制了通扬运河以南地区,并主动与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建立起抗日统战关系。5月,第三支队第六团在团长叶飞(归第一支队统辖)率领下由常州越过京沪铁路,在戴溪桥一带与梅光迪指挥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会合,组成“江抗”指挥部,梅光迪任指挥,叶飞任副指挥,继续东进,先后经过黄土塘、浒墅关车站、上海虹桥机场等战斗,最后同中共上海党组织领导的常熟、嘉定、青浦等地方抗日游击队配合,共同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山)游击根据地。11月7日,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在溧阳水西村合并共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统一指挥在苏南的第二、第四团和新三、新六团以及“江抗”、丹阳游击纵队、苏南地方抗日武装。12月19日,中共苏皖区在茅山地区建昌圩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共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分任正副书记,下设中共苏皖特委、苏南特委、苏北特委。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统一和建设,为开辟大江南北的抗日局面创造了条件。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后,即以“江抗”第二路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新四军挺进纵队,由叶飞和管文蔚率领从扬中北渡长江,占领江都大桥地区,开展扬州、泰州地区的游击战争,打通了由苏南向苏北发展的通道;另以第四团主力与“挺纵”一部合编为苏皖支队,由陶勇率领渡江北上,向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发展,开辟苏皖抗日根据地。
        坚持皖南抗日阵地的第三支队于1938年12月奉调铜陵、繁昌沿江地区后,遭到日军频繁“扫荡”。1939年一年中,第三支队与奉命回调皖南的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在军部直接指挥下,在铜繁地区和泾县地区与日伪作战二百余次,五次与敌争夺繁昌县城,毙伤日军一千人以上,使敌始终未能达到驱逐歼灭新四军的企图,保卫了皖南根据地。1940年4月下旬, 日军调集一万余人在飞机掩护下对皖南进行大规模“扫荡”,以确保长江防线和水路交通。新四军与敌周旋十天,进行大小战斗十余次,毙伤日军近千人,迫敌撤退。10月上旬,日军再次调集万余人,由大通、铜陵、荻港、湾沚出动,对皖南进行第二次大规模“扫荡”。7日,日军五千余人直扑新四军军部云岭,军长叶挺指挥第三支队和第一支队第一团、第二支队第三团,在云岭外围田方、草鞋店、吕山等地与敌激战一昼夜,歼敌数百人,保卫了云岭。接着又乘胜收复泾县城,确保了皖南抗日阵地。
        江北新四军在参谋长张云逸领导下,通过与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的统战关系,打开了江北抗战局面。1939年5月6日,叶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达皖中庐江东汤池,组建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徐海东分任正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江北新四军。同时,成立了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任书记。6月24日,中共东南局书记项英以违抗新四军军部和江北指挥部东进皖东命令,报请蒋介石同意,将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在肥东县青龙厂处决(1977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给高敬亭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江北新四军遂进行整编,第四支队以徐海东为司令员,郑位三为政委;原第四支队第八团扩编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第四支队活动于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定远、合肥、滁县、全椒等地,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第五支队挺进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3月,第四、第五支队由原来的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路东、路西根据地发展成为皖东抗日根据地。
        活动于豫东睢杞太地区的新四军游击支队,由支队司令员彭雪枫率领于1939年初东进商丘、亳县、永城地区。5月,游击支队除留第一团坚持永城、亳县、商丘、夏邑地区抗日阵地外,主力第二、第三团进军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宿县蒙城凤台公路以东的淮上地区。至1939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九个团一万二千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1940年2月,第六支队进入商丘、亳县、睢宁、夏邑、砀山游击区,创建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
        在鄂中、鄂东、豫南的鄂豫边地区,由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的正确指导,各地都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为创建鄂豫边抗日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9年1月,中共中原局在河南竹沟组建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由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委员李先念率领,挺进至豫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4月,新四军游击大队进至鄂中,打开黄陂、孝感地区的抗战局面。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组织委员陈少敏率领由豫南特委竹沟留守分队和信阳、泌阳等地游击队合编的信阳挺进队于6月6日也到达鄂中安陆赵家棚,同李先念部会合,统编为新四军挺进团,向西进至京山地区,又与中共鄂中区党委会合。6月中旬,陈少敏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在养马畈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原局指示,将豫南、鄂中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统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兼任政委(不久由鄂中区党委军事部长陶铸代理),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和挺进团队。8月,鄂中区党委在京山成立了第四团队。支队组建后,在豫南、鄂中地区积极打击日伪,扩大部队影响,大力发展抗日武装,粉碎了敌人的多次“扫荡”和进攻。至11月,豫鄂地区已成为独立游击支队控制的抗日游击根据地。16日至19日,豫南、鄂中、鄂东区党委和抗日部队领导人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人遵照中原局指示,于四望山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撤销中共豫鄂边、鄂豫皖、鄂中三个区党委,共组豫鄂边区党委,郑位三、陈少敏任正副书记,并将三个区的抗日部队统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1940年1月,成立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三万以上”,“以便与全国工作相配合,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⑦李先念即率第二、第四、第五团队南渡襄河,进攻汉阳朱儒生伪军汪步青部,毙敌一百余人,震惊武汉日军。5月,袭击日伪据点二十余处,破坏公路五六十公里,收割电线五千余公斤,钳制了日军对枣宜地区的进攻,支援了友军作战。5月17日,挺进纵队第七团队主动驰援被日军围困于安陆以北李家冲的川军第一二五师,使之安全突围。6月中旬, 日军攻占襄樊、宜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主力开始向西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鄂中阵地。6月下旬,挺进纵队以主力控制了安陆白兆山和平坝,切断安陆与平坝以西三阳店日军据点之间的联系,成功地击退日军对平坝地区的三次进攻。7月,挺进纵队一部进抵京山南山,8月成立南山指挥部,开辟了天(门)西抗日游击根据地。挺进纵队第六团队等部进军襄西与当地武装会合,统编襄西独立团,坚持襄西敌后游击战。至年底,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一万五千余人的游击兵团,部队由团队、大队、中队、分队改称团、营、连、排,逐步走向统一化与正规化;豫鄂边区扩大到四望山、应山、京山、信阳、应城、黄安、天门、荆山一带十几个县,形成大范围的根据地;成立了豫鄂边区最高政权机关军政联合办事处,建立了九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在两年的时间里,根据地军民作战280余次,毙伤日军2490余人,毙伤伪军8114人,俘虏和争取伪军反正近4000人。
        1939年底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浪潮。1940年3月顽军进攻皖东新四军之际,中共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电请中共中央增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反顽斗争以完成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4月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抽调八路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建立“淮河以北,淮南铁路以东,长江以北,大海以西为范围”的“新的伟大抗日根据地”。⑧16日,八路军第二纵队政委黄克诚奉中央军委命令率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由晋东南出发,经冀鲁豫边区,与冀鲁豫支队合编第二纵队(下辖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第三旅及民军第一旅),然后由刘震、康志强率第三四四旅首先于5月下旬从定陶出发,经曹县、成武、丰县等地,在黄口附近越过陇海路,6月20日到达涡阳新兴集与彭雪枫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6月下旬,黄克诚率新二旅(缺第四团)也到达新兴集。第二纵队南下部队计五个团一万两千余人。7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彭雪枫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8月,第四纵队三个旅九个团约一万七千人由司令员彭雪枫率领,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任务;另以第二旅等部由纵队政委黄克诚率领进军皖东北半城、魏营子、双沟镇一带,执行向东发展的任务。此时,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也越过陇海路进入皖东北泗县地区。中共中原局遂决定将涡阳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八路军新四军统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以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第四纵队政委由彭雪枫兼任),下辖三个支队九个团约两万人。
        八路军第四纵队坚持豫皖苏边的游击战争,并以一部进军怀远、凤台,控制淮河下游地区,到9月分别建立了淮上办事处和怀(远)蒙(城)、怀(远)凤(台)、宿(县)蒙(城)、宿(县)怀(远)等四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第五纵队以一部坚持皖东北,主力则东渡运河,进入苏北沭阳、淮阴、宿迁、涟水、东海一带,开辟了淮(阴)海(州)抗日根据地。留在皖东北的第二支队配合新四军第五支队共同开辟了淮(安)宝(应)区,打通了皖东和淮海两个根据地的联系。
        江南新四军从1940年开始,在完成东进淞沪任务的同时,派部渡江北上,执行中共中央于1月19日关于“努力向苏北发展”⑨的指示。7月8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第二团和新六团北渡长江,到达塘头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师,加强了苏北新四军的力量。7月下旬,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下辖三个纵队九个团约八千人。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留在苏南的新四军一部重组江南指挥部,罗忠毅、廖海涛分任正副指挥,坚持茅山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斗争。同时,为加强苏南地区的抗日力量,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部进入该地区,组建了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坚持苏南的抗日游击战争。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后,挥戈东进,占领泰兴的黄桥、蒋垛、古溪等地,接着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挺进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泰县、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开辟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苏北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的不安,韩部从9月3日开始分兵两路向黄桥地区的新四军发动进攻,企图乘北上新四军立足未稳之际,将其驱出苏北或就地消灭,新四军经过十天的自卫反击,击退了韩德勤的进攻。10月1日,韩德勤再次调集三万余兵力,分兵三路向黄桥地区推进,3日进抵黄桥外围,4日发起总攻。新四军奋起自卫,仅用不到三天的时间就将顽军彻底击溃,歼灭其1.1万余人,并乘势席卷海安、富安、安丰、东台等地,奠定了苏北抗战的基础。
        韩德勤进攻苏北新四军时,八路军第五纵队以五个团的兵力疾驰南下,增援陈毅部反顽斗争,先后击溃顽军保安第二、第八旅各一部,进占阜宁、东沟、益林,直下盐城,于10月14日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在东台县白驹镇胜利会师,完成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和打通华北、华中联系通道的战略任务,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八路军、新四军限定在黄河以北的阴谋,初步确立了八路军、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
        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共中原局领导机关到达苏北阜宁东沟与黄克诚会合。11月17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海安成立,23日移至盐城,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指挥,刘少奇任政委,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总兵力近十万人。其中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主力部队为1.2万人,地方武装六千余人。12月上旬,在海安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临时参议会,按“三三制”原则成立了苏北行政委员会及县区政权。至此,苏北抗日根据地形成。
        从武汉失守至1940年底,华中新四军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八路军南下部队的配合下,坚决贯彻东进北上,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经过2400余次战斗,毙伤、俘获日伪5.1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4万余支、轻重机枪540余挺、各种炮30余门,开辟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鄂豫、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抗日根据地,坚持了皖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由两万余人发展到九万余人,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赋予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自此,华中抗日斗争形势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强劲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