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面侵华所进行的是一场残酷的血腥战争,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劫难。战争初期,日军侵占了我国大片地域,铁蹄践踏之处,国土遭蹂躏、生灵被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掳,也为了不做亡国奴,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故土,辗转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从而形成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中外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难民一词,意为受某种外力压迫背井离乡的人。人口学将难民称为人口强制迁移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动态的人口分布。产生难民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为两类:一类是政治迁移,指由于“政治迫害、民族和宗教迫害、大规模战争、殖民掠夺、屯军戍边或为维护统治地位而采取的移民措施”;一类是经济迁移,指“为了谋生或寻求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而发生的迁移”。难民可能在条件改变时返回原地,也可能在迁徙地定居成为移民。我国历史上习惯将难民称作流民, 自两汉以来一直是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动荡和自然灾害往往造成以流民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比较普遍的原因是土地剥削或长期饥荒造成大批难民背井离乡。抗战初期的难民潮肇始于战争,因此有众多富有之家也参与了迁徙。这时的难民,包括各年龄的男女及其家庭:有些人抛弃了在故乡优越的社会地位,如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动的人士或同情国民政府或为日伪所仇视的人、爱国者及不甘受敌伪压迫的人士;有些人具有才能及职业上丰富的经验,尚能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而逃避战乱,如做生意的商人、工厂经理、医生、工程师、教育界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及技术工人;也有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和青年,不甘心忍受民族压迫而随众迁出。大部分难民,不欲离其故乡过远。因之,当敌人侵其家乡时举家逃避,一俟新秩序建立,便谋重返故土。也有些人,因受不了后来环境的压迫,而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
        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流向多变,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统计数字。有人估计,仅1937年战争爆发到1938年春,就有8000万人或6000万人被迫流徙,也有人说是2000万或几千万人。不过,从难民逃亡的规模考查,则堪称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不仅包括北平、天津、上海、太原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中小城市和村镇沿海居民。据1938年《满铁调查月报》的统计,当时华北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平汉铁路沿线的邯郸县由于战争和灾荒,县城原有的1.6万名居民有6000—7000人逃亡,保定城共8.6万居民中,半数以上因战争逃往外地。①战后,豫西23县有数十万难民回乡,黄泛区20个县仅未返乡的难民即有631070人,最多的中牟县达39600人,占该县战前人口40%,由此可见难民的数量确是巨大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潮,主要是抗战爆发至武汉失守,数量巨大,其次是豫湘桂战役时的难民流徙。实际上,每次战争发生都会产生难民,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下数量有所不同。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战后统计,从1938年4月至1944年底,“各救济区救济难民人数为8840008人;各省市振济会救济难民人数为10716154人;各慈善机关团体救济难民人数为30151531人,三项共计为49014892人”。②这个数字不包括战争初期和战争后期的难民人数,也不包括不需要救济或未能得到救济的难民在内,因此只是部分地反映了抗战时期难民问题的严重性。
        抗战时期的难民潮,自1931年已经发端。九一八事变不久,日军占领东北。居住在东北的大批民众涌入关内,沦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其数量达数十万之多。这些难民又可以分为至少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由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灾民和其他劳动者,战后重返关内;另一种是移入东北已达数代或东北军人、官员的家眷和一部分具有强烈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们流亡到关内后,基本上同撤至关内的东北军在一起,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许多人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些人重新返回东北,有些人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多数入关难民在卢沟桥事变后又汇入全国性的难民潮之中。
        抗战初期,华北人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因深知宣统年间日本在朝鲜的残酷统治,即举家携带细软物品迁出北平。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躲到租界,仅天津小小的英租界的街道上便拥挤着五十万以上的难民。③当时,平津的难民潮,包括东北入关的难民,主要是向南迁徙。由于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已不通车,人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或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侵入山东,随即轰炸济南。难民有的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使津浦路拥挤不堪。文学家老舍曾真实地记述了由北平南迁的情况。他于8月13日到济南时,城外逃走的人已有二十万左右。“14日,青岛紧张,于是青岛的人开始西来,到济南的自然不少。这时候也正是平津的人往南逃亡的时候,有的本无处可归,便停在济南,有的在此住一住脚,再往别处去。专就流亡的学生说,由此经过的大概有五六千人之多”。④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经过两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离,济南原有四十余万人口,仅留万余人,大多逃避一空。⑤
        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纷纷由平汉路或陇海路迁往豫南、武汉和陕西等地。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也多数流入西北各省,此中尤以流入陕西的难民最多。这是因为陕西是华北、华中通往西北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北各省最发达的地区。1938年黄河决口后,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各方投奔到陕西的难民共有九十万之多”。许多难民到陕西后,再分别进入甘肃、新疆、宁夏、青海、四川等地,也有滞留陕西的。滞留在陕西的难民主要分布于西安、咸阳、宝鸡等城市及中部的黄龙山垦区,也有一部分流入陕甘宁边区。
        华东地区的难民潮源自淞沪会战。这场战火不仅将整个上海居民卷入其中,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已经超过300万。 “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居民逃到浙江一带,也有人逃到香港避难。战争初期,除步行的难民,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在上海火车站“每天搭车的人,沪杭车为最拥挤,沪杭线多半是到杭州的,然后从杭州转到内地去。京沪车以到镇江与到南京的多,每天京沪车两班,乘客大约有一万人左右”。⑥离开上海的难民不仅局限于以劳动力谋生的低收入者,也有许多高收入和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而且越到后来,这样的人离开的越多。如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就组织了多支演剧队和大批话剧工作者离开上海,至抗战胜利前一直没有回来。起初,有些上海居民,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始终留居家中,直至日军的进攻越来越凶猛,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才离开上海,加入难民的队伍。
        有人离开上海,也有大量难民涌入上海。这主要是因上海存在列强的租界,可以第三方的“中立”地位对难民提供保护。所以,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一天就有六万中国人逃入租界。在通往租界的白渡桥上,难民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出路,至27日,仅公共租界就设难民收容所93处,收容难民达十万以上。⑦据保守统计,在各租界的难民总和至少有70万。尽管租界当局紧急戒严,关闭了南市与租界间的铁门,试图阻止难民入内,却由于难民人数日益增多,阻不胜阻,仍有许多人进入租界。租界当局只得将租界内若干学校、庙宇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许多难民收容所长期保留下来,使租界内一直存在一个庞大的难民群。
        每天进出上海的难民川流不息。有时,涌入的难民比迁出的更多。上海周围各县被日军占领后,更扩大了华东的难民潮,一部分人涌入市区,也有无数人直接向内地各处逃难,主要是沿着京沪铁路、沪杭甬铁路以及长江向西部和南部疏散。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烧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在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的新难民。
        沿上海至镇江京沪线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人。丹阳奔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移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由于缺少交通工具,难民大都步行。11月12日和13日仅两天时间,从市内涌向江北,途经小镇光福者就有五万余人。苏州战前有35万以上人口,城陷时全城只有500名居民。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⑧
        杭州是个美丽的城市,战前人口六十多万,沪战爆发后,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陷入一片恐怖之中。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希望进入难民收容所庇生。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各收容难民一千五百余人,难民拥挤的情况已经到了没有翻身余地的程度。宿舍、屋里、走廊、通道、阳台、楼梯挤得没有一丝空隙,水泥地的大操场也都挤满了难民,他(她)们整天坐在那里,在那里吃、在那里睡。
        在南京,沦陷前已有成批的难民迁离,大都移徙安徽或两湖等地。南京失陷时,难民遭到血腥的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二三十万人。
        安徽芜湖,战前有14万人口。被日军占领前,城内居民纷纷携带贴身用品,扶老携幼逃往山区和郊外。 自芜湖西去的路上挤满了难民群,黑压压地结成蠕动着的一条线。城陷时,还有不少难民留在城内,一所仅能收容400人的教会医院竟躲进1400余人。日军在城里到处搜寻妇女。这所教会医院的外籍人士不得不开着汽车到处寻找躲藏起来的妇女,以免她们受害。
        华南地区的难民潮,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避难,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抗战爆发时有人口150万,到1938年6月8日“仅有五十余万人”。流亡的难民一部分人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城市。
        相比较而言,抗战初期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大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再分别涌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到武汉,以后又随政府内迁四川等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条通道:一是经湖北西北口进入四川、陕西;一是从湖南西部进入贵州和云南;一是分别从湘南和广东进入广西。以四川为例,难民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陕西外,绝大部分系由东南各省市流亡而来。
        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随时会遇到各种危险和困难。首先,难民逃离家园,极可能遭到日军的追杀。上海陷落时, 日军进入南市,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日军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8月28日,日军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站,掷弹八枚,炸死正在候车离沪的难民六七百人之多。9月8日,从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也遭日机轰炸,难民死伤三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负伤者为数更多。其次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从日军的刺刀下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数量少得可怜的衣物和货币,沿途经常忍饥挨饿,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多半只能沿街乞讨。有时,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食物的缺乏造成普遍的营养不良,使难民对疾病的抵抗力降低,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痢疾、脚气等症更是屡见不鲜。在寒冷的冬天,难民无处栖身,只能在可以找到的破庙、断垣和大树下度过漫漫长夜。许多人在饥饿与寒冷中丧失了生命,再也不能继续逃难的旅程。一些记者如实记述了逃亡路上难民的惨状:“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在饥饿和疾病的胁迫下,难民卖儿鬻女的现象比比可见,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⑨
        在逃难的过程中,妇女和儿童的遭遇更加悲惨。她们满面倦容地蹒跚在逃亡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掳去的,也为数不少。在绝境中,一些人抛弃了幼婴,也有的妇女将婴儿生在路边。许多孩子在惊恐中死去,母亲因精疲力竭或恐慌没有奶水。⑩作为女性,妇女难民还随时可能被追击的日军掳去,惨遭蹂躏,成为日军泄欲的工具。
        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还可能受到日军对他们生命财产的威胁。如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又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牺牲品。1937年12月10日,日军第十八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两千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因此,难民只有不断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时期一直在外流浪。如广东新会县难民陈华,于1938年家乡沦陷后,全家五口辗转流落到长江、武汉等地,后来又从安徽流落到湖北省战时的省会施恩,1941年底再次流落到贵州,最终流亡到四川。难民在流亡中长期过着乞丐似的生活。他们不愿意继续流浪,但是日军的炮火又时时将他们推上新的流亡道路。
        抗战初期的难民潮,是当时中国社会严重的问题,始终受到各界舆论的关注。“八一三”以后,《抗战三日刊》、《救亡日报》等民营报刊先后发表李公朴、史良、赵朴初、黄伯禹等文章,发表对难民问题的见解。武汉保卫战期间,报纸、杂志、广播也长篇累牍地谈论难民问题。从上海迁到武汉的《妇女生活》杂志还出版了“战时儿童保育专号”,出版界也印刷了大批有关难民问题的书籍。在社会舆论的督促下,国民政府对难民问题很重视。1937年9月7日,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并成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总会设南京,各省市成立分支会。“由行政院、内政部、军政部、财政部、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卫生署、赈务委员会,各派高级职员一人为委员,以行政院所派之委员为主任委员”。后来由于该会与原有赈务委员会在职责上重复,力量也不够集中,于翌年2月被撤销,4月27日,国民政府成立赈济委员会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构。其主要任务是“安辑流亡,收拾人心,增强国力,助成抗战建国大业”。设委员长一人,特任副委员长一人,委员七至十二人,简任三至五人为常务委员。该会由孔祥熙兼委员长,特聘许世英为代理委员长,杜月笙、王晓籁等为委员,下辖三个处:第一处掌理总务,处长王殿之;第二处掌管难民之救护、运送、收容、给养,紧急工赈农赈之举办,难民组训配置及职业介绍,灾难之调查勘报及其他考察事项,救济机构团体之指挥监督,处长王昉;第三处负责灾民难民生产事业之举办及补助,灾难民之小本贷款,灾难儿童之收容救济等,处长潘莲茹。另设卫生所办理灾民难民之医疗救济。该会下设救济区、各省赈济会、各运送配置难民总分站、各难民组训委员会、各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及各地难童教养院所及赈济学校、各赈济工厂、各小本贷款处等机关,分掌各类救济事务。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国家拨款,也接受国内外各种渠道的捐款。
        赈济委员会分三个系统对难民进行救济:(1)救济区。跨省区的临时救济机构,委任特派员负责,从事如重大战役、多省毗邻地区或各省市赈济会所不及地区的难民救济工作。最初成立了八个救济区,分别辖理京沪沿线及苏北浙江、皖北和鲁南、皖南及苏浙边境、鲁冀豫豫北和晋东、绥察晋北和陕北、豫西陕东和晋南、赣鄂湘地区各类救济事务,以后多次调整,共设立11个救济区;(2)运送配置难民总站。根据难民流徙路线设置的非常设机构,下设分站和难民招待所,其任务一是运送难民并负责运送期间的饮食茶水、医院救济;二是就地安置难民参加生产和工作;三是帮助解决难民的交通工具,协调和组织难民集体迁徙。从1938年4月至12月,赈济委员会先后在湖北、湖南、河南、陕西、江西、浙江、广西、四川、贵州等省设总站26处,分站132处,招待所166处,运送配置难民近百万人。(3)各省市赈济会。负责地区性难民救济工作的常设机构。以各省政府主席为省赈济会主任委员,市长为市赈济会主任委员,成员分别从省市政府委员、党部、各民间团体和地方知名人士中选聘。迄1941年先后成立了豫、闽、湘、甘、青、粤、绥、陕、浙、滇、康、桂、川、黔、赣、苏、鲁、皖、鄂、宁、晋、冀等22个省赈济会,所属县市局区赈济会共1166个单位。省市赈济会除设收容所、难民招待所收留难民和进行临时救济外,还负责将难民安置在当地保甲内。据1942年有关统计资料,至1941年底各省市赈济会救济难民总人数为9236887人,其中1939年以前数量最大,为6804602人,1940年为1643338人,1941年为788947人,呈逐年减少的趋势。被救济的难民以江苏、安徽、湖北、河北、河南、山东等省人数最多。
        国民政府对难民分别实行了救济生活、鼓励从业、移民垦荒和收容教养四种政策。
        救济生活分临时和定期两种。临时救济通常在难民流亡过程中实施,包括提供日常饮食、车船费、孕妇生产补助和丧葬费等。难民伙食费初期每人每日法币二分至两角不等。定期救济是对内迁难民缺乏劳动能力或生活难以为继的难民,发放少量生活费,以维持最低生活的需要。救济生活还包括医疗救济,如发放预防一般疾病的药品和进行临时疾病治疗等。
        对迁徙到后方谋生谋职困难的有能力就业的难民,赈济委员会在各地开设了职业介绍所采取就近介绍可能职业的办法,予以安置。同时为增加生产,充实抗战力量,还特开办了各种难民工厂,如赈济工厂、赈济女子工艺社、赈济实验农场等,分别设于川、康、湘、滇、皖、粤、闽、陕、甘等地,从事纺织、毛织、染料、皮革、造纸、被服、刺绣、藤器、农艺等工作。这些工厂也具有培训生产技能的作用,被培训者可以留工厂就业,也可获准离厂工作。
        再有是移民垦荒。当时我国西部有相当数量的荒地。鼓励难民移民垦殖不仅使难民参加生产赖以自存,对抗战也是很大的贡献。为此,国民政府以法令形式规定了对私荒的处理办法,制定了免除田租三至五年等优惠办法,组织难民垦荒。垦荒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四川、陕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等省,尤以四川最集中。1938年四川省政府制定《四川省督垦荒地大纲》,广设垦殖区,鼓励难民垦荒。一时之间垦社林立,有政府的,有私人的,也有国民政府党政军要人参加的半官方色彩的公司,吸引了大量难民。在移民垦荒中,陕西黄龙山的成绩颇为突出。该垦区成立于1938年3月。至1941年9月共收容难民26537人,以后难民增加,一度达54843人,总计垦荒33万亩,栽培作物60万亩,收获作物量超过76万石,为西北及全国垦区之冠。
        对难民的组训和难童的收容教养也是救济难民的重要方面。难民组训的主要内容是对难民集中进行“政治训练,军事、生产技术训练,救护特务”等,以适应战时需要。这项工作自1938年开始实施,至1941年共在17个地方成立难民组训委员会,辖难民257211人,完成训练134500人。(11)对失学的难童,赈济委员会采用建立儿童教养院的方式,并设立难童学校进行文化教育和爱国教育。自1938年初至1940年5月,赈济会直属教养院达到十所,共收容难童5007名。这些难童毕业后大部找到适当的出路,或升入中学和国立师范,或选送习艺,或考取了西北战干团少年工作队。
        除政府方面的安置外,国内社会各界也积极开展了难民救济活动。如沈钧儒、郭沫若、邓颖超、钟可托、宋美龄、李德全、沈兹九等发起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在1943年以前共收容难童28923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抗战初期收容的。社会救济的社团,有旧的慈善机构,有宗教团体,也有带有救济性质的以地缘关系建立的民间团体,或抗战爆发后爱国人士成立的专门机构。他们在爱国心和同情心的驱使下,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救济难民难童,避免了我国人口的更大的牺牲。据统计,从1938年5月至1941年底,社会各类团体共救济难民8162778人次,占同一时期官方救济人次的30.55%。至1944年底,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共救济难民4900多万次,其中社会团体的救济达3000万之多,超过总数60%。(12)
        与迁徙到大后方的难民相比,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难民是比较幸运的。抗战初期,约三万难民进入陕甘宁地区。中国共产党从抗战的大局出发,制定了一系列优待难民和鼓励移民的办法,对难民及时安置并提供救济,规定难民可以享受政府分配土地的权利和边区人民同等的民主权利。对愿意参加垦荒的难民,由边区政府提供农具和生产资料,免税二至五年。抗战期间,边区人民都要承担一定义务劳动,对于垦荒难民则“第一年完全免除义务劳动,第二年第三年两年减半负担义务劳动”。对不愿垦荒或从事农业生产的难民,边区政府也提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从事商业、小手工业和其他活动,还有的难民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河北难民王向富、屈小凤夫妇,初入边区时一无所有。后来全家开垦荒地24亩,收获粮食2700斤,达到自给有余。河南难民李继伦一家五口,以几十包针为本钱在边区做生意,共赚到边币13.1万多元, 日常生活也颇令人羡慕。难民陈长安被安置在富县三乡岔口村,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不仅翻了身,家有余粮,还被选为劳动英雄,光荣地出席了边区劳模大会。许多难民都说,我们到边区只一年,多亏政府帮助,叫我们的生活好像上了天堂。(13)
        抗日时期的难民潮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人口迁徙,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有力地冲击了沿海城市和内地发展的隔膜,宣传了抗战,也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的文化融会和民族团结,使西北地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流入,一批批先进的工厂建立起来,加快了西南部经济资源的开发,带来了西南部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人口增加了,不同籍贯、不同语言,不同年龄和出身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开发西南地区,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语言方面也在进步,普通话得到推广,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婚姻状况也发生了变化。陈百孚《中日战争之影响》一文,谈到难民西迁时说:“外省同胞到了川滇黔内地后,他们与本地人之间往往发生极亲密的关系。他们学习本地语言,他们使用本地的劳动力,他们消费本地的物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有时甚至和本地人建立了婚姻关系。反之,外来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教员以及工匠人等,也替本地人尽心服务,可见人口大量移植的结果,是对于双方都有利益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