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是上海和南京失陷后, 日本华中派遣军于1938年初在华中地区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至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它一直是日本侵略者控制华中沦陷区的重要工具。
        30年代,华中所辖区域东濒黄河,西迄汉水,南跨长江三角洲,北枕陇海铁路,包括江苏、安徽两省全部和鄂豫浙各一部。该地物产丰饶,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一地区不仅是掠夺中国人力、物力,实施“以战养战”政策的重要区域,也是实施南进计划的后方基地之一。因此,1926年日本制定对中、俄、美综合作战计划时,就提出调派一个军三个师团用于中国上海和汉口方面作战。“九一八”以后不久,日军赤裸裸地进攻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这一行动也不是偶然的。
        抗日战争初期, 日本自恃武力强盛,基本上奉行以军事打击灭亡中国的政策,主要手段是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国民党军主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投降。1937年底,随着上海和南京相继失陷,日本对华政策愈趋强硬。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提出“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再以该政府为解决事变之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并与之签订调整两国邦交之协定,协助新生中国之建设”。①翌年1月,日本政府公开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从而集中力量在沦陷区加紧扶植汉奸拼凑伪政权。
        在华中沦陷区,地方伪政权最初是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控制的,主持者大多数为当地的劣绅或恶棍、流氓,在民众中根本没有威信。早在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曾物色汉奸胡立夫(律师)、姚子都(前陆军部执法院长)、程享昌(汽车行大班)、常玉清(流氓)组织“闸北人民地方维持会”,荼毒人民。淞沪战事结束后,胡立夫等被捕处刑,常玉清潜逃至大连隐居。1937年淞沪战争再起,常玉清返回上海,在租界勾结日本浪人成立“东亚会”,继而又组织了“兴亚会”、 “东亚黄道会”及“反共联盟”等团体,竭力鼓吹“日满华共荣”,并暗杀了抗日爱国人士《社会晚报》记者蔡钓徒、《大陆报》记者张似旭等,还毒害了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12月5日,日军在浦东成立所谓“大道市政府”,指派台湾籍汉奸苏锡文为“市长”,授权管理除租界外的上海市政务。该“政府”成立后,一直受日军严格的监控。不久,它与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卖国“和约”,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奴才的本来面目,被上海人民戏谑为“大盗市政府”,受到社会各界的唾弃。
        在南京, 日军也公开打出“自治”的旗号,物色了一名与华北大汉奸齐燮元交谊至深的清末遗老陶锡三为“自治委员会”会长。该会由日本人田中、松岗、佐藤等为顾问,掌执实权,极力鼓吹“与各地亲日团体合作,实行日华提携以期确立东亚和平”,“实行防共政策,绝对排除抗日之思想,矫正依赖欧美观念”。②其经费完全仰仗日军供给,管辖范围仅限于南京城区。该会成立后,曾参与日军在南京的种种罪恶勾当。如成立“审问委员会”,清查难民区的中国官兵并加以杀害;成立“夫役管理所”,为日军提供中国苦力;成立“废铁收集处”,掠夺南京钢铁资源;成立“慰安所”,胁迫中国妇女供日军淫乐等,成为日本侵略军的走狗和帮凶。
        30年代的华中,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情况错综复杂。所以,日军侵华初期并没有急于建立类似华北的统一傀儡政权,而是冀图建立一个临时性的政府,维持过渡局面。当时, 日本参与筹建华中伪政权工作的有四种势力:一是以松井为首的日军少壮派,组织了“东亚人民协会”,竭力收买旧军阀,拉拢失意政客;二是日本海军派,企图借助上海维持会开展活动;三是陆军法西斯派,在上海组织了“民主会”,到处吸引腐败青年;四是所谓“外交派”,主张以“反共协定”为基础,扩大“浦东大道市政府”。上述派别以松井石根为首的少壮派最具实力。于是,策划建立华中伪政权的工作最终交由华中派遣军特务部“臼田机关”进行。“臼田机关”曾将民国元老唐绍仪作为主要拉拢对象。唐是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热衷于“泛亚洲主义”,在国内有一定的声望。然而,他对与日本人“合作”,态度暧昧,致使“臼田机关”的工作在较长时间内没有进展。后来,经土肥原介绍,华北日军推荐王子惠到上海, 日使盐泽却以王在旧官僚中不见经传,甚为不满。恰值此时,旧官僚梁鸿志通过李择一的推荐,直接与华中派遣军特务部挂上了钩,很快又得到日使和日本军部的支持,成为筹组华中伪政权的主要角色。
        梁鸿志,福建长乐人,出身官宦世家,晚清举人。早年随祖父赴日本。民国初年,曾任北京政府秘书、高级助理。1916年袁世凯死后,一心投靠段祺瑞,成为安福系的重要人物。1918年任国会秘书长,直皖战争后逃至沈阳。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内阁秘书长,翌年辞职。不久,加入日本人经办的“远东文化事务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迁居上海。1937年底,日军物色华中伪政权人选,他不甘寂寞,很快得到日本人赏识。
        “臼田机关”与梁鸿志在筹组伪政权活动中,拼命拉拢旧军阀、政客中的资深者或潜在实力者,以期抬高伪政权的“威望”。结果,参加者大都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中失意的旧军阀。有些人早已多年不从事政治活动,有的在国民政府中挂名闲职。他们大都是七十多岁的老朽,其中比较知名的有温宗尧、陈锦涛和陈篆等。开始,梁鸿志想一手造成安福系掌权的局面,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陈中孚、章士钊等相继退出,华北伪政权尚未成立,便显示出重重矛盾。
        华中地区的组府活动,引起华北汉奸的不安。华北临时政府成立稍早,又有华北日军和关东军的支持,王克敏等便以中央自居,反对再成立与自己平等的伪政权,明确提出华中地区设省,梁鸿志等到临时政府中任职。但是,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超过华北,新的中央政府应设在华中。华中日军策动各地维持会和伪组织发表通电,要求在华中建立新的中央政府。王克敏见反对不成,索性向日本当局提出辞呈,以示要挟。
        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关于组府的矛盾,引起了日本国内的关注。3月7日,日本政府召集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会商,决定把华中政权的名称改为“华中民国政府”。24日,日本内阁决定,华中政权暂为地方政权,待条件成熟,再与临时政府合并,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经过反复酝酿,华中伪政权定名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1938年3月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党大礼堂举行“庆祝大典”。会场上悬挂了许多民国时代的五色旗,有大批日本陆海军军官出席,却无各国使节参加。为了制造“庆祝”的气氛, 日伪组织上海和南京两市的流氓、汉奸进行“游行”,响应者亦少。“庆典”开幕时,先由军乐部演奏了军阀时期的国歌《卿云歌》,然后由日本飞机飞临会场上空播撒传单。梁鸿志在致词中无耻宣称“日满华亲善”,标榜维新政府“如春天之萌动”、“充满了盎然生机”。实际上,该政权内部倾轧甚剧。如曾为筹组伪政权效力的大汉奸王子惠,初被委任外交部参事。他沮丧之余跑到天津向土肥原哭诉。经土肥原斡旋,始得实业部长的官衔。以后,王参与各种酬酢,一坐即去,无论何种食物决不下箸。他在身边常带着酒精瓶,不时以酒精擦手,以防中毒。
        “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名为政府,实系过渡性伪组织。该“政府”不设主席,仅存行政、立法两院,以行政院为首院。行政院长梁鸿志、司法院长温宗尧。行政院设八部一厅三局: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陈篆,后由廉隅继任;财政部长陈锦涛,继任为严家炽;交通部长梁鸿志兼,后改江洪杰;教育部长陈群兼,后由顾澄、赵正平继任;实业部长王子惠;绥靖部长任援道;司法行政部长胡礽泰。秘书厅秘书长原邀与梁私交甚笃的袁思亮,遭拒绝后改聘吴用威;简任秘书高近宸、江古怀、朱景迈、陈道量、陈成、魏景行、黄孝绰、黄懋谦等。印铸局长李宣倜;宣传局长刘镶业;禁烟局长刘亚文,后由朱耀继任。
        伪维新政府统治的区域,除上海、南京两市外,还包括日军占领的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江苏省长陈则民,后易陈群;浙江省长汪瑞;安徽省长倪道烺;上海市长傅筱庵;南京市政督办高冠吾,均为日本所扶植的汉奸。
        伪维新政府是一个完全听命于日本华中派遣军的傀儡政权。以原田熊吉为首的二十多名特派顾问控制了政府的一切部门。即使是梁鸿志在工作和生活诸方面也受到日本方面的监督。日方曾派“美女”田中贞子作梁的随员,时刻监视其言行举止。伪行政院会议,按例在每星期五举行。凡逢星期四,日方联络部长原田即至行政院与梁鸿志密谈。行政院的各项决议,均按密谈时日方的意旨而定。
        其地方政权,基本上由劣绅、汉奸和流氓组成。他们个个鱼肉乡里,荼毒百姓,民愤极大。即使如此,日本人也不放心,仍在各级政权中派置各种顾问,把持实际权力。当美国外交官询问维新政府的一名官员担任何种职责时,那个人竟战兢兢地回答:“哦!不不不, 日本人负责一切。”③
        为缓解与北方伪政权的矛盾,伪维新政府在成立时强调,它是根据苏、浙、皖省民众的实际需要而成立的事实上的政府,但不是中央政府,与华北临时政府一样,都实行反蒋灭共和倡导“东亚和平”,却没有与之对立之意。对于涉及全国性的事项,将与临时政府商酌办理,并准备与之合并。
        伪维新政府成立后,极力控制和恢复华中沦陷区的经济,以贯彻所谓“以战养战”的政策。盐税历来是财政收入的大宗。伪政府接收了松江等地的盐务局,设立苏浙皖盐务总局,垄断了盐政。上海是全国商业大埠,伪政府为发挥其经济中枢的作用,制定了大上海建设计划,并成立上海复兴局,很快把持了上海的经济。在文化教育方面,伪政府宣传局与日本情报机关合作,控制了所辖地的舆论和文化机关,极力鼓吹“中日提携,谋东亚的自主兴隆”,此外还颁布了“思想善导办法”,强令中小学生必修日语,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
        1938年8月,在日本当局的策划下,华北临时政府和华中维新政府在大连开会,商讨“统一”问题。9月22日,双方成立联合委员会,规定轮流在北平和南京开会,以协调管理运输、交通、邮电、税务、教育、外交等事务。实际上,该会成立后,除每月例会攻击国民党政府“容共”外,没有开展任何工作。直至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伪维新政府才被撤销。其成员仅有梁鸿志和少数早年由国民党沦为汉奸者留任,大多数遭汪精卫集团排挤,被迫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