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抗战初期在武汉成立的爱国文化团体,它的成立,显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开创了文化界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多数机关迁至武汉。全国救亡团体、爱国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也云集武汉,并使之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1938年2月,国民政府迫于日军进逼的形势和顺应民心,撤销军事委员会行营政训处和军委第六部,设立军委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为副部长,郭沫若为主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当时的第三厅人材济济,著名专家、律师、艺术家汇聚,主要有胡愈之、张志让、田汉、洪深、徐悲鸿、杜国庠、金山、郑君里、应卫云、赵丹、冼星海、任光、张乐平、李可染、叶浅予、傅抱石等,还附属十个抗敌演剧队、四个抗敌宣传队,三个电影放映队、一个漫画宣传队,以及“孩子剧团”、 “新安旅行团”、“战地文化服务处”、“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寒衣委员会”等。第三厅成立后,积极开展抗战宣传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在全民族抗战的热潮中,东北、平津、上海、南京和山东、陕西、河南等地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满怀抗战的激情奔赴武汉,加上湖北、武汉的本地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截至1937年底已达千余人。但是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其文艺宣传和创作往往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有时还存在认识上的混乱。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中国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周恩来在武汉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以及文化界的党员和进步人士,与文艺界保持广泛的联系。1938年元旦,“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以后,其他各界也成立了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歌咏协会、武汉文化界行动委员会等团体。囿于行业和区域,大家“感到文艺界虽有这几个全国性的组织,但因种种原因不能一致,总不能有良好的成果”,于是在武汉的各文化团体和文艺界人士决定“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敌寇,争取胜利”。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便应运而生了。
        据记载,最初动议组织“文协”的,是戏剧家阳翰笙。“在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的一天,武汉各剧院联合会公宴全体会员于普海春时,他在席间,便和王平陵同志详谈这件事,并希望中国文艺社发动这一件在中国文艺史上前所未有的宏伟工作”。②不久,他们就联系了茅盾、老舍、胡风、楼适夷、冯乃超等14人组成临时筹备会,王平陵为总书记,胡风、冯乃超为书记。筹备会先后召开五次会议,拟定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等四种文件,并调查国内、外作家,积极从事组织“文协”的工作。就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西安文化界协会和西北作家抗战协会等救亡团体的第二天,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在武汉正式成立,推选老舍、冯乃超、胡风、王平陵等二十多人为筹备委员。随后,筹备会推茅盾起草致全世界作家书、吴组缃、老舍起草大会宣言、胡风起草致日本反侵略作家书等。
        经过一番缜密的筹划,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各界名流五百多人出席。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陈铭枢、张道藩、方治、鹿地亘等莅会并发表了演讲。周恩来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动员的热情:“文学家应分布各战场、各内地,更多接触内地的人民生活,同时要继承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一定要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③大会通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告全世界文艺家书》、《致日本被压迫作家书》等,还通过《请全国作家写士兵读物百种案》、《组织作家前线慰劳队及慰劳空军、难民、儿童案》、《组织全国文艺通讯网案》、《组织文艺周会案》以及创办机关刊物等。大会宣言指出,文艺界在国难中的神圣使命是:“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旷观世界,今日最伟大的事业,是剔除侵略的贼寇,维持和平;内察国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④会议推选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陈铭枢、老向、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马彦祥、穆木天、盛成、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胡秋原、姚蓬子、吴组缃、陈西滢、陈纪滢、华林、胡绍轩、徐蔚南、沈从文、曹禺、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曹聚仁、黎烈文、许地山、夏衍、曹靖华、张恨水、沈起予、施蛰存、谢六逸等45人为理事,周扬、吴奚如、孔罗荪、罗锋、舒群、曾虚白、吴漱予、立波、丘东平、艾芜、欧阳山、黄源、宗白华、梁宗岱等15人为候补理事,还特聘蔡元培、宋庆龄、叶楚伧、于右任、居正、宋美龄、孙科、柳亚子、白崇禧、陈立夫、陈诚、何香凝、方治、周恩来、张闻天等党政要人为名誉理事,指导该会抗战文艺宣传工作。⑤
        “文协”的诞生,使原来因阶级、集团、世界观、艺术方法上不同而各自为战的文艺工作者,在“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完成中国民族的自由解放,建设中国民族革命的文艺,并保障作家权益”的宗旨下团结起来。其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会员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会员大会设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根据当时文艺界人士散居各地的实际情况,总会在成都、贵阳、曲江、桂林、昆明、香港、韶关、延安、宜昌、襄樊、云南、西安、洛阳、兰州、长沙、金华、晋察冀等地先后成立了“文协”分会和通讯处。
        抗战初期,军事活动频繁,无论沦陷区和后方民众,抑或是前线拼杀的将士都极其缺乏文化生活,甚至连宣传抗战的通俗读物也见不到。“文协”成立后,一些会员提出编印通俗文艺读物的设想。为此,“文协”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并组织会员积极参加战时服务团和慰劳将士团。不久,恰逢第三厅开展“抗日扩大宣传周”活动,文协“或提供费用,或担任工作,均量力为之”。在抗日扩大宣传周第一天的文字宣传中,“文协”代撰小册子和传单,还主编了各大报纸的特刊。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获胜的消息传到武汉,“文协”派理事盛成、郁达夫为代表,携带大量《慰劳前线将士书》前去劳军,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将士的抗战热情。
        1938年5月4日,“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在武汉创刊,初为3日刊,至1卷5期后改为周刊,1940年3月底改为日刊。该刊发刊词号召全国文艺工作者“把视线一致集注于当前的民族大敌”,并使文艺的影响突破过去的狭窄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于广大的抗战大众中去,它广泛宣传抗日将士的英雄业绩,报告“文协”的活动情况,并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暴行,呼吁各国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开展援华运动。当周作人在北平参加日本人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屈膝事敌时,该刊第1卷第4期发表了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人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谴责其“贻文化界叛国媚敌之羞”,若不“幡然悔悟”,定将成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另外,“文协”成立了“国际宣传委员会”,专门向国外宣传中国的抗战文艺及作品,其研究部还经常举办诗歌、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种座谈会,讨论如何深入社会,为抗战服务。因其植根于广泛的社会基础,《抗战文艺》成为贯通抗日战争的惟一的文艺刊物,对推动抗日宣传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随着“文协”的成立,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一大批优秀的文化艺术作品涌现出来,如剧作《保卫卢沟桥》、《八百壮士》、《塞上风云》、《台儿庄》等,音乐作品《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到敌人后方去》、《救国军歌》、《赶豺狼》等。诗人写下了满怀豪情的战斗诗篇,陆续出版了《开拓者》、《新时代》等十余种诗刊。作家创作了《卢沟桥演义》等大量小说和《战地书简》、《游击中间》等报告文学。电影艺术家摄制了大量抗战影片,如《卢沟桥事变》、《空军战绩》、 《淞沪前线》、 《东战场》、《光复台儿庄》、《热血忠魂》、《八百壮士》、《游击进行曲》、《中华儿女》、《长空万里》、《华北是我们的》等。
        在抗战文化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的文化界团结起来,接受了一次划时代的洗礼,为抗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郭沫若在1943年纪念“文协”成立五周年之际,发表《新文艺的使命》一文,谈到“文协”的贡献时说:“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 ‘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学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工作者、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 ‘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的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⑥
        抗日战争历时八年,“文协”也战斗了八年。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改称“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仍简称“文协”,其机关刊物《抗战文艺》于1946年6月改名《中国作家》,随“文协”总部迁往上海,继续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