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是西北通往华北地区的必经之途,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一道屏障。抗战爆发前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在山西的统战工作,接办改组“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发起成立“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简称新军),团结各界民众,推动抗日运动广泛开展,不仅震动了华北,也对全国抗日形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牺盟会和新军的建立与发展,最初曾得到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扶植。阎锡山是精于世故、老谋深算的封建军阀,统治山西数十年,几经沉浮而不倒,其经验被称为“唯中哲学”,即强调“存在的权利”,奉行“自存自固”、结境自保。在政治上,他随时权衡各种利害,不时改变政策和谋略,游离于各大势力之间,多次反蒋,对日本帝国主义也有戒心。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要适时,夏天穿夏布衫子,冬天穿狐皮皮袄”,“若能自强,国联可靠,英美亦可靠;亲俄有益,亲日亦未尝无益”。“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和日,拥蒋要准备拒蒋,联共又要准备反共”。①在经济等方面,他利用公营事业、营业公社、直属事业对山西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修建同蒲路,创办“四行号”银行,经营了五十余家大企业,形成雄厚的官僚资本。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势力伸向华北,对山西形成严重的威胁,国民党蒋介石派嫡系五个师以“剿共”为名,入驻山西河东道策划“独立”;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征显示力量后,向他伸出了抗战之手。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反复权衡利弊,感到降日和迎蒋都会危及自己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不得不另外寻找暂时的同盟者。据说,他曾对部下讲,“你们看看九一八的东三省和现在的察北吧!在这种形势下,要想叫自己的财产不让人抢走,除非这一块土地上的人大家都起来抵抗死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②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阎曾召集“自强救国同志会”的干部讨论“赞成不赞成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的问题,结果到会35人中赞成的19人,反对的16人,赞成的略占优势。于是,他就打出“守土抗战”的旗帜,同时派代表到北平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以继续维护对山西的统治。
        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态度,确定了与之合作的方针,指派薄一波赴山西与阎谈判,还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赴太原。1936年11月3日,薄一波与阎锡山会晤,提出“约法三章”: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限制;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不做;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表示同意,随即派薄一波负责主持牺盟会工作。
        牺盟会成立于1936年9月,发起者为原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一些进步青年。最初拟起名“抗日救国同盟会”,阎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怕刺激日本和国民党当局,遂定名“牺牲救国同盟会”。阎锡山任会长、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宋邵文、牛琮、宋维静、杜植之等任委员。牺盟会成立后,颁布了《纲领》、《宣言》和《告同胞书》,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也引起日方和南京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周围的顽固势力也乘机出来反对。因此,牺盟会一成立,工作便被搁置起来。
        薄一波接办牺盟会以后,征得阎的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新班子仍由阎锡山任会长,加上薄一波、董天知和韩钧,其他一切照旧,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薄采取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宣传共产党抗战主张的政策,充分利用牺盟会“官办”组织的合法形式,培养和训练大批干部,深入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逐步将牺盟会变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群众性团体。1936年冬,牺盟会受阎锡山的指派,创立“山西军政训练班”、“山西民众干部训练团”、“山西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等,向各县派出临时村政协助员和牺盟会特派员,协助村长办理村政,发动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扩大牺盟会组织。以后,阎锡山为实现“守土抗战”的口号,提出发展和训练30万国民兵的计划,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牺盟会广泛招收全国各地爱国青年4500多人参加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还分别设立了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后做军队政治工作)、冲锋上士训练班(毕业后做军队基层干部)、妇女运动训练班(训满后分赴乡间做妇运工作)、寒假或暑假训练班(前者专为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开办,后者为太原中等以上学生开办)、牺盟干部训练班(训练牺盟特派员),以及抗战初期的游击干部训练班等,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高潮。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日晚,牺盟会领导机关召开紧急会议,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空前未有的严重关头已经到来,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同志,应立即准备对日作战”的倡议,组织宣传队下乡,开展100万人签名捐款运动,征调5万少年先锋队员到太原接受训练。这时,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正式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立即得到批准。阎拟先试组一个团,名称为“青年抗敌决死总队”。薄一波请示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后,将牺盟会日常工作交牛荫冠同志负责,全力投入组建新军工作。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在太原军政训练班所在地山西国民师范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宣布8月1日为新军诞生日。徐绩章任总队长,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牛佩琮任政治部主任。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二千多人,骨干是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和第九团的学员,大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三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分别由廖鲁言、周仲英、王鹤峰负责。由于缺乏军事干部,决死队各级军事长官仍由旧军官担任。
        1937年秋,雁北失守。日军沿同蒲路大举进攻山西,阎军纷纷溃退,太原受到威胁。这时,八路军挺进华北前线抗日,取得平型关大捷,鼓舞了全国军民。11月,国民党军在忻口战役中失败,山西局面更加危急。阎锡山对旧晋绥军逐渐失去信心,便采取主要依靠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的力量,以抵抗日军达到“自存”的目的。自雁北失守至1938年2月临汾会议约半年时间,他比较支持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的工作,共产党也不失时机地宣传发动民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使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牺盟会各级组织通过举行群众集会,开办训练班、创办救亡报刊、组织战斗剧社等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开展锄奸工作,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广大农村,并自上而下地成立了工救会、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成为牺盟会的团体成员。至1939年7月,山西省牺盟会员已发展到892994人,成为抗日救亡的一支重要力量。
        抗日决死队成立后,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于1937年9月从太原开赴抗日前线,以后又出兵晋东南上党地区,开辟了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1938年春,第二战区委托薄一波等,以抗日决死总队为基础,加上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13个干部训练团,正式成立新军四个纵队(相当旅),每纵辖三个总队(相当团)。各级军事干部由阎锡山委派旧军官充任,政治干部绝大部分由“牺盟会”派共产党员担任。第一纵队以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和驻平定的国民兵教五团组成,鲁应麟为纵队长,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牛佩琮为政治部主任;第二纵队以驻祁县的军士二团的两个营、军士一团的一个营和国民兵军官教九团一部和驻崞县教八团组成,纵队长陈庆华,政治委员张文昂,政治部主任韩钧;第三纵队以驻寿阳的教十团和晋南运城之教六团和教七团一部组成,纵队长陈光斗,政治委员戎子和,政治部主任董天知;第四纵队以驻忻县教九团及驻太谷教二团组成,纵队长梁浩,政治委员雷任民,政治部主任刘玉衡(后为李立果)。同时,新军还有工卫队和四个支队。1938年秋,工卫队扩大为旅级单位,辖十个支队(营),郭挺乙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加强对抗日决死队和新军的领导,决死队成立之初即拟定了《政治委员制度条例》规定:“政治委员为组织军队、政府派到部队中之全权代表,有直接处理部队中一切事宜之权”;“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团长及政治部主任均受其领导,“一切军事政治命令训令等,均由政治委员、团长、政治部主任共同署名”,“政治委员遇必要时,在军事政治方面有单独发布命令之权”。新军扩编后,仍实行这一制度。由于从纵队到总队、大队、中队和排都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新军的实际领导。新军扩编后,分别转入太行山和吕梁山地区,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他们发动群众,打击日伪汉奸,接管和改造当地政权,成立抗日县政府。在山西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干部充任,其中绝大多数为共产党员。各县人民自动组织起人民武装自卫队,积极配合八路军创建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和中条山、稷王山、吕梁山等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至1939年夏,共产党通过牺盟会在山西掌握的武装力量已达十余万人,其中山西新军下辖决死队四个纵队、一个工卫旅共二十四个团,三个政治保卫旅共九个团及三个游击支队;三个保安司令部共6个团。此外还有山西动委会组成的暂编第一师,共四个团和一个游击支队,共五十个团,其中正规团46个,游击支队4个,计5万余人,约占阎锡山150个团的三分之一。③
        山西新军在建制上归第二战区的晋绥军,实际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确路线、政策和策略的产物。牺盟会和新军在反击日军中不断壮大,逐渐引起阎锡山和旧军的不安。本来,阎锡山企图通过共产党的帮助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人民的力量却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1938年2月,日军占领临汾。阎锡山和旧军步步撤退。他深感在“守土抗战”中八路军和决死队发展了,旧军削弱了,于是惊呼“抗战以来,我们抗光了,八路军扩大了,再加上‘牺盟会’、 ‘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④他一反常态,宣布“以后不许再用决死队名义发展部队”,对牺盟会和决死队采用了限制和削弱的方针,同时加强政治和经济上的分化瓦解活动,妄想使牺盟会和新军脱离中国共产党,完全成为他手中的工具。
        1938年3月,日军相继占领山西的主要交通干线和主要城市,开始将作战重点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4月,日军集结三万多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发动围攻。山西新军第一、第三纵队密切配合八路军作战,夜袭沁水,收复了安泽、沁源、沁县和长治等县城,并在同蒲路沿线广泛开展破袭战,壮大了人民抗日军队的声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政治诱降,国民党内反共投降活动与日俱增,阎锡山更加动摇。他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和支持牺盟会和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反思,对旧军发出警告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1938年7月至1939年3月,阎锡山先后主持召开吉县古贤会议和宜川县秋林会议,实施了一系列“扶旧抑新”的反共政策,公开散布“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的谬论,并借口中央有军令,文官不能兼任军官,欲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等人的政委职务,还要取消政委制,遭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军的抵制。
        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充当了反共急先锋,发动“晋西事变”,集中六个军兵力武装进攻新军。新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自己的原则,粉碎了阎锡山军队的进攻。
        1940年2月至3月间,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山西新军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第一、第三纵队编入一二九师,第二、第四纵队和工人自卫旅编入一二○师,以新的姿态继续战斗在山西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