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9日,伪冀东自治政府所辖保安队部分爱国官兵受华北抗战的影响,利用日军主力围困平津之际,在驻地通县发动武装起义,向日军进攻,歼敌二百余人并生擒伪政府首脑、大汉奸殷汝耕。这一事件震动全国,史称“通州事变”或“冀东保安队反正”。
        冀东保安队的前身是河北特种警察部队,由原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省政府名义初创,共五个大队,分驻通州、香河、宝坻、顺义、怀柔、三河、石门、抚宁一带。1933年5月,《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不准驻军,只能以警察维持治安。蒋介石令于学忠成立特种警察部队。于抽调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十四、十八两旅张庆余、张砚田两位团长和部分营、连军官,从河北省各县征兵万余人,组成河北特警第一、第二大队,将救国军李际春、石友三部改编为第三至五大队。其中,前两个大队人数足额,枪械齐全,素质较优,后三个大队编制歧异,成员复杂,驾驭较难。不久,第五十一军调往西北。第一、第二大队系地方特警,没有随行。于学忠临行前,曾密召张庆余、张砚田等嘱令训练好部队,以待后命。同年7月,继任河北省主席商震将特警总队改为河北保安队,仍驻守原防地。四个月后,冀东伪政权出笼,殷汝耕将河北保安队更名为冀东保安队,内部人事安排基本维持原状,只是将五个大队改编为四个总队,另外成立了一支教导总队,附设干部训练所,统归伪政权管辖。
        伪冀东政权是日本企图吞并华北的产物,完全靠日人扶持,自身基础甚为薄弱。由于是临时拼凑的伪政权,内部矛盾比较复杂。据有关资料记载,伪政权成立初期,“一切保安队对于殷汝耕都是不可靠的,滦县保安队自撤换李海天后,李允升接职(山东人,石友三旧部),清除东北人,增加山东人,现在东北人几乎没有了,这样汉奸们还不放心,怕保安队哗变,干脆不发枪,滦县保安队士兵平常皆系徒手。韩则信部(驻唐山、开平、古冶、丰润)系赵雷旧部,多为东北人,韩系石友三亲信,昌黎兵变曾一度被俘虏,他还未敢完全撤换东北人,大概是投鼠忌器。这部分保安队的官兵,鉴于赵雷的下场(有说已被枪毙),反日情绪更高。弟兄及下级官长公开说: ‘干差事是饭碗问题,迫不得已,有一天中国打日本鬼子,我们一定参加的。’”“张庆余(第一总队驻遵化、蓟县)、张砚田(第二总队驻抚宁、临榆)两部,于学忠部改编的,实力最大,武器最好,反抗情绪最高(他们在遵化驻防时早操训话有誓死救国等……),殷逆之侧目,不敢动他们的毫毛。”“日寇及汉奸深知保安队的不可靠性,故不敢发给武装(滦县),并每队派日本顾问监视,用金钱物品收买军心(下月起加饷,每月每人发毛巾、肥皂,每人皮衣一件,种种待遇都比从前好)。就这样,保安队还有人公开讨论捐款援绥问题(日寇势力不及下层)。”“总之保安队不是日寇汉奸的可靠武装,全国大规模抗战爆发可能参加抗日战争,这主要看救国运动的工作如何了。”①为利用矛盾,加强伪政权的瓦解工作,中共北平地下党在“一二·九”后曾派党员黎巨峰和王自悟通过各种关系与张庆余、张砚田联系,向他们晓以抗日救国的大义。在全国抗日救亡热潮影响下,冀东保安队内反日反卖国贼的情绪日益高涨。有一天,通州佐藤洋行一名“拨役”到福来车行打气,不知何故,伸手就打人,被三名保安队士兵发现。士兵问他为什么打人,这个“拨役”非但不理,还打了士兵一拳。三名保安队士兵将这个“拨役”臭揍了一顿,并扭到保安队。日人知道后到保安队领人,门岗拦住不让进去,后经日本顾问说和,才将这名“拨役”放出。
        殷汝耕卖国求荣,倒行逆施,遭到全国民众唾骂,受害最深的通州和冀东人民对其更是恨之切齿。张庆余、张砚田和教导总队长沈维干羞与殷汝耕为伍, 自觉脸上无光,受革命思想影响,逐渐产生了杀敌起义的念头。他们密派亲信赴保定向商震请示,得到的回答是“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1936年初,张庆余和张砚田通过河北省哥老会首领张树声斡旋到天津与宋哲元密谈。宋指示二人加强训练军队,准备报效祖国,并馈赠二人各一万元。以后,冀东保安队和第二十九军一直保持秘密往来。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后,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有一个营一直驻守于通州城南。当时,通州的武装部队有:保安第一总队、保安教导总队分驻在老四营等地; 日本守备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分驻西仓、东仓和西塔胡同;城外第二十九军一个营分驻新城南门外的三义庙、宝通寺、王恕园和城东南的发电厂。因此,通州新城南门设两层岗,城内日军二人、警察二人守卫,城外保安队四人守卫护城河,桥南就是第二十九军的岗哨。随华北形势恶化,双方军队剑拔弩张,形成对峙状态。
        卢沟桥事变爆发,通州地处运输频繁的要道,为确保后方安全, 日军急于消灭驻在新城南门外的第二十九军。这时,张庆余等连忙派人与二十九军联系,向冯冶安请示机宜。冯指示说:“现在我军同日军是和是战尚未决定,请你转告张队长,暂勿轻动。等我军与日军开战时,请张队长出其不意,一面在通州起义,一面分兵侧击丰台,以收夹击之效。”
        7月27日,日军派援军到通州,企图配合日军驻通守备队,消灭二十九军这个营。在战斗中配置在旧城南门的保安队,没有给日军任何支援,埋伏在东总屯的保安队也未截击第二十九军,只是对空鸣枪、鸣炮,虚张佯攻,蒙骗日军。战后,第二十九军一营官兵不仅安全撤离了通州,还打死打伤日军七八十人。日军对保安队极为不满。是日9时左右,日军派飞机12架到通县南城外狂轰滥炸。保安队驻地老四营多次展示“傀儡旗帜”仍遭被炸厄运,伤亡十余人。这显然是对保安队的报复。广大官兵愤愤不平,当天就有三百多人往东开拔,说是到盘山打游击,后被追回开到西海子礼堂。从此, 日军与保安队的矛盾更加激化。
        7月28日,北平战事紧张。日军抽调通州守备队主力攻击南苑,通州只留部分守备队员看守油、弹仓库,加上西塔胡同的宪兵队、东仓的特务机关也不过数百人。张庆余等发现时机成熟,经秘密筹划,将第二总队大部兵力调集通州城关,决定配合第一总队和教导总队在通州发动武装起义。
        28日夜,张庆余、张砚田、沈维干等召开军事会议,对起义进行了精心部署:第二总队派兵把守城关各路口、邮电局、各机关;教导总队负责歼灭车站日本警备班和警戒增援之敌;第一总队分兵三路,突袭日军守备队、敌伪机关和日本在通州的侨商,并规定29日拂晓以进攻日本兵营的枪声为起义信号。
        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向驻通县的日军和伪冀东自治政府发动突然袭击。起义部队首先封闭了通县城门,断绝城内交通,占领了电信局和无线电台。随后,迅速占领了长官公署以及其他重要机关。殷汝耕闻变,藏到储放金银器皿的柜顶上,当即被捕获。与此同时,另一部起义官兵前往西仓,捉拿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细木情知不妙,率数十名特务抗拒,被当场击毙。其他特务逃回特务机关,闭门死守。保安队官兵一阵猛攻,很快消灭了这股敌人。
        攻打西仓日本兵营的战斗比较艰苦。 日军守备队主力调往南苑以后,留在通州的部队连同宪兵、特警、 日侨等共六七百人,闻知事变,大都逃往日本兵营顽抗。兵营内工事坚固,弹药充足。保安队多次冲锋,均被猛烈的火力击退,先后牺牲二百余人仍未将兵营攻下。情急之中,张庆余发现附近有一个汽油库,遂决定采用火攻,令士兵将汽油桶堆到兵营四周。张庆余一声令下,兵营内顿时火光冲天,敌军鬼哭狼嚎,仓皇乱窜。保安队趁机攻入营内,与日兵搏杀。至29日上午,除少数日军逃出外,近三百名顽抗者被歼灭。
        在战斗中,保安队搜到日本居留民册,出于对日人的愤恨,在搜捕日本官员和恶商浪人时,有些官兵杀红了眼,也误伤了一些日本侨民。
        几乎与此同时,保安第一总队二区队在顺义也发动起义,歼灭了留驻顺义的日军。
        张庆余、张砚田等率队起义取得了胜利,但由于二十九军从北平撤退,起义时也未及时与二十九军取得联系,因而在军事上未发挥很大作用。通州是伪冀东政权的大本营,一直被日本侵略者认为是最保险的地方。卢沟桥事变后,有的日本人还特地从北平迁到通州避难。冀东保安队暴动,使日人后方起火,对其不啻是严重的打击。
        事件发生后, 日本中国驻屯军急忙抽调临时航空兵团派飞机到通县轰炸保安队,支援地面日军作战,还派驻屯旅团以步兵第二联队主力前往救援。
        29日中午,24架日机飞临通州上空,轮番轰炸近七个小时。保安队防空无备,实难坚持。不少人脱下军服,弃械逃跑。保安队越战越少,而日本援军越来越多,形势甚为不利。于是,张庆余决定乘日军合围前放弃通州,将保安队撤至北平投奔二十九军。入夜,保安队分两路退往北平,行至城下始知二十九军已撤至保定。张庆余只好通过北郊向门头沟转移。在安定门外,保安队与日军铃木旅团遭遇。官兵浴血奋战,腹背受敌。教导总队长沈维干等壮烈牺牲。
        在激战中,押解殷汝耕的士兵被冲散,殷乘机逃走,先躲藏在安定门外一个车站站长家里,然后用电话与日本副武官今井武夫联系,被救援到城内六国饭店保护起来。据今井武夫回忆,殷住进六国饭店后曾发表声明,引咎辞职,却仍为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不容。以后,殷汝耕被羁押至宪兵队拘留所,直至年底才被宣布无罪释放,后来一直隐居在北平。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判为汉奸处死。②
        起义部队撤至门头沟,尚有6000人。张庆余等立即与南京政府联系,后被授予暂编第一师番号。当时,华北的中央军已经溃不成军,二十九军也不断南撤。张庆余、张砚田等被迫随之转移,至西安时,所余部队已不满千人。1938年春,两人相约解甲隐居,张庆余留居在四川金堂县什坊镇,张砚田留居汉中东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