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东部和南部沿海沿江地区近代工商业比较发展,也大多为文化荟萃之地。据统计,抗战前国民党统治区共有专科以上高校108所,其中北平14所,上海25所,河北和天津8所,广东7所,占了一半。抗战爆发后,上述地区饱受战乱。广大爱国师生不愿附敌,纷纷内迁。自1937年至1939年,东部各高校除燕京、辅仁等教会学校保持中立未动,上海交大等校迁入租界外,其余均迁往西南、西北,或就近山区,从而形成中国教育史上大规模的迁移运动,并持续达八年之久。
        日本对中国教育文化的破坏,是其侵华政策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日本发动“一·二八”事变时,就轰炸和毁坏了上海同济大学、持志学院、上海法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等校的教学楼、图书馆、办公楼和宿舍,造成直接和间接损失740多万元。卢沟桥事变后, 日军进攻天津,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等地达数小时,并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焚毁。南开大学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被夷为平地。其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为一片废墟。以后, 日军“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①连续轰炸上海的复旦、同济,南京的中央大学和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所高等学校,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总之,战争初期在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日军的严重破坏,其中25所被迫停办。继续开办的学校,少数散居于内地各省,部分迁往上海租界,绝大部分向西南、西北和山区迁移。
        最先内迁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三校在长沙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以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原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为筹备委员,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负责校址勘定、经费分配、院系设置、招聘师资、收受学生及建筑设备等事宜。该校法、理、工学院设于长沙湘江之畔,租借地处韭菜园的圣经学校校舍作教室和办公楼,后经湖南省政府拨出第49标的营房,并租借了涵德女校分别作男女生宿舍。文学院则设于南岳衡山山麓之原圣经学校旧址。受战争影响,三校的图书和科研仪器迁出的不多。北大的图书基本陷于敌手,仪器设备未能运出。南开的图书被毁,损失严重,仅清华抢救出图书约500余箱,运出一部分重要仪器。经过一番筹备,长沙临时大学于1937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正式上课。至11月20日统计,全校共有学生1452人,其中清华学生631人,北大学生342人,南开学生147人,加上北大和清华在武昌招收的新生和南开附中升班新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全校教师共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②该校设文、理、工、法商4个院17个系;文学院设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历史社会、哲学心理教育学4个系,院长冯友兰;理学院设物理、化学、算学、生物、地质地理气象学5个系,院长吴有训;工学院设土木工程、机械、电机工程、化学工程4个系,院长顾毓琇;法商学院设经济、政治、法律、商学4个系,院长陈序经。其校务由三校校长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主持,下设秘书、总务、教务和建筑设备4部,每部分若干组,处理日常工作。长沙临时大学开办不久,至1937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和长沙迭遭空袭,教学活动便难以为继,被迫再次迁移。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内迁昆明。从长沙到昆明,既无直达铁路,也无适宜的公路,只能乘粤汉路火车至广州、出香港,从海路经越南海防,再改乘滇越路火车。当时,准备赴滇学生共820人,分成两路,一路是女学生和身体较弱者,由教务长樊际昌等率领,乘车而行。另一路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共255人,由黄钰生等率领,经益阳、渡沅水,走常德和桃源,徒步赴滇。他们一路翻山越岭,晓行夜宿,历尽艰难,于3月30日到贵阳,后转安顺、镇宁等地,进入云南境内,经过68天长途跋涉,行程3360里,终于4月末抵达昆明。两路师生汇合后,长沙临时大学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半年后,文、法学院也迁至昆明,租借昆华工业学校旧址。以后,西南联大发展为拥有文、理、工、法商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的规模,成为抗战期间国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几乎与北京大学等三校同时迁出。上述学校奉国民政府命令,迁至陕西合组西安临时大学,由李书华(未到任)、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修、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为筹备委员,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北洋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和教育部特派员陈剑修为常务委员,负责迁移诸事。该校初设于西安城隍庙后一中学内,并在通济坊和西门外觅得房舍,共设6院23个系。1937年11月25日开学,到校学生二百余人,借读生四百余人,以后增至千余人。1938年3月,日军侵占山西风陵渡,派飞机频繁轰炸关中。西安临时大学被迫迁往汉中。其工学院与东北大学工学院和焦作工学院合组西北工学院,农学院与西北农林专科学院合组西北农学院。迁址后该校易名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8月,其医学、师范两院陆续独立,分别改为西北医学院和西北师范学院,西北联大改为西北大学,文理学院分为两院,连同法商学院共3院12个系,有教师百余名,学生一千一百余人。校务常委由李蒸、徐诵明和胡庶华担任,仍继承西北联大的教学体制。
        以联合形式迁出的还有上海复旦大学和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原名复旦公学,为震旦大学离校学生与马相伯于1905年所创,英才济济。大夏大学创办于30年代,也培养了姚雪垠、郭大力、周扬等杰出人物。两校迁移时,选择了两个地点:一是设于庐山牯岭的第一联合大学共17个系2个学科组;二是设于贵阳的第二联合大学,共11个系2个专修科。后因战事紧张,两个联合大学合并。在牯岭的学生于1937年底乘船至重庆。原大夏学生由陆路到贵阳上课。复旦在重庆北碚也选择了新校址。
        绝大部分高校是单独迁移的。中央大学建于1920年,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至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八一三”以后,校长罗家伦获得国民政府支持,遂将教学图书、仪器设备等装箱启运入川。中央大学新址设于嘉陵江之松林坡上,该地属重庆大学校内,共七个学院,1937年12月1日正式开学,到校教职工二百余人,学生千余人。该校因受国民政府偏爱,迁移比较顺利。其他高校就不那么幸运,在迁移中历尽艰辛,辗转流徙,甚至一迁再迁,难觅定所。如唐山工程学院等校,因华北战局紧张迁至湖南、湖北,后湘鄂战局不利,再迁西南各地。国立艺术院原址杭州,西迁湖南沅陵后,与北平艺专合并,改名国立艺专,后因战局发展,再迁云南。师生们长途跋涉,边演剧边迁移,历经数月方抵昆明。
        浙江大学经过四次迁移。浙大前身是“求是书院”,1901年改名浙江高等学校,后与浙江工专、浙江农专合并,1928年改称浙江大学,设文、理、工、农、医、法、师范七个学院。1937年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大决定搬迁。校长竺可桢认为不要迁入大学过于集中的大城市,而应搬到那些从未接触大学生活的城镇和农村,使大学内迁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结合。最初,该校迁往浙皖交界的西天目山。经过三个月,校部、师生携3000箱图书仪器迁至浙西。不料,杭州失陷后, 日军南侵,浙大被迫再迁江西吉安。师生分成若干队,由导师率领,一路风餐露宿,有时还遇到日机轰炸,历时25天到达吉安,在白鹭洲安排了期终复习和考试。至1938年夏, 日军侵占九江等地,浙大被迫第三次迁移。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可迁往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暂迁往广西宜山。教工和学生再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启运,至翌年春方抵目的地,又遇敌机轰炸,毁坏宿舍、礼堂、教室多间。1939年底,南宁失陷,浙大再迁黔北,直至1940年2月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五个学院,其中农、理、师范在湄潭上课,并设永兴、青岩分校。
        最典型的是上海同济大学,经过六次迁移才基本安定下来。同济大学原为同济德文医学堂,是外国人在华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1917年转由中国人接办,改称私立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迁址于吴淞,1924年改为国立同济大学。抗战爆发后,上海时局紧张。同济大学将学校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静安寺一带。8月末,日机轰炸吴淞地区,将该校设施悉行毁坏。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未及一个月,日军进犯杭州湾。学校决定第三次迁移,由金华迁往江西赣州。1938年7月,九江危急,学校决定迁往广西贺县八步镇。师生分为两路,步行人桂,经过两个多月始达贺县,因华南局势恶化,空袭频仍,未能如期上课。同年12月,学校被迫第五次迁移。师生再分两路入滇:一路是毕业生、女生和体弱者,乘汽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同学组成的步行队,步行至南宁后乘船至龙州。两路汇合后,再乘汽车出镇南关,经越南入滇,于1939年初分批抵达昆明。1940年夏,日机经常侵扰昆明,学校组成以周钧时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再将学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这次迁移,由于山陡路险,行程十分艰难,直至1941年3月才在南溪复课。以后,该校未行迁移,至1946年迁回上海。
        迁移的旅途是艰难的,每次迁移都是一场磨难。在迁移中,旅途迢迢,风雨饥寒,还经常遭到日机轰炸和国民党军的滋扰。有时,遇到疾病流行,再加上缺医少药,师生们更加困苦不堪。如浙江大学迁往四川时,受到疟疾威胁,有146人身罹重病。由于搬迁仓促,或是迁移中受损和流失,学校的图书、仪器设备损坏严重。广州中山大学因仓促搬迁,仅理、工、农、研各院,两广地质所、广东通志馆未能迁移而损失的图书、仪器、标本、模型等就达604箱,图书杂志20多万册。清华大学自北平抢运出图书500余箱,运存汉口又转运北碚时剩下400余箱,后来转移昆明时迭遭敌机轰炸,被毁图书计中文书5838种,10660册,另28605函又50包;西文书3288册,期刊97种,4904册,运抵昆明的图书仅23000余册。③中央大学迁移后,校农场职工将饲养多年的良种家畜、家禽装笼迁运,一路过江、上山,风雨兼程,还遇到成群的野狼,经过一年的辛苦辗转,终将家畜等运到重庆,这时仅剩荷兰种乳牛二十余头和少量家禽。
        即使迁移到目的地,办学的条件也非常艰苦。除宿舍环境差外,大部分教室是借用当地一些大中学校旧址或改建庙宇寺院,教学条件十分简陋。西南联大在昆明开学后,校长梅贻琦原有一部汽车,后来不得不改乘人力车,还常常步行一二十里路;马约翰家里常常没菜而吃白饭;汤用彤卖掉了皮氅,家里常吃稀饭过活;冯友兰常常带着菜篮上课,准备下课后自己到市场上买菜;闻一多每天在豆油灯下工作到深夜。联大学生住的是草顶泥墙的宿舍,也住过“暗无天日”的盐行仓库,在不避风雨的草房撑着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讲。统舱式的寝室,每间竟挤着四十多人。1941年前后,昆明屡遭日机轰炸,联大校舍损坏严重,遇到下雨,学生在图书馆看书也要打伞。尽管条件艰苦,师生们都能发扬同舟共济、艰苦奋斗的精神,坚信抗战必胜,其经历、志趣和情怀正像西南联大校歌所唱“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千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图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④
        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内迁高校努力克服经费拮据等困难,增设了一些系科与研究所,改革教学内容,增设国防课程,开办了各种形式的短期训练班与专修科。如中央大学、交通大学、西南联大及西北工学院先后增设航空系,东北大学等校将原有课程,一律提到午前教授,下午开办各种军事训练班,以备学生随时从军服务。在困难的环境中,他们发挥各自的优势,利用战时后方相对稳定的条件,不断提高教学与科研水平。如西南联大,融三校精华于一体,名师云集,文、理、法各系所开课目均比战前充实完备。1941—1945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五届学术研究评奖,西南联大共获32项,占11%,其中15项一等奖中,西南联大占7项。国际知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就是西南联大培养的学子。1983年杨振宁回忆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非常认真的。我们那时候所念的课,一般老师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得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的两年研究院期间,我学了很多东西。”⑤除西南联大外,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华中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教学科研成果也很突出。这一时期,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专著、王力的语法理论、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苏步青的《射线曲线概论》、贝时璋的《半年鱼之细胞学研究》、谈家桢的《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及研究》、卢鹤的《原子能与原子弹》、罗宗洛的《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都在中国教育史和科技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引起国际科学界的震惊与重视。
        抗日战争时期高等学校的迁移堪称近代以来的一大壮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内迁高校原处沿海沿江经济发达地区,迁入之地均为西南、西北落后地带。据统计,战区高校迁入大后方共77校,其中48所高校迁移四川,10余所高校迁入云南,其他迁入贵州、陕西、湖南等地。抗战以前,西南和西北地区仅有专科以上学校10余所,即四川大学,重庆大学、四川教育学院、华西协和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甘肃学院、新疆学院和湖南农商专科学校等。由于高校内迁,使大后方学校数量骤增,而且师资和办学质量明显提高。以成都为例,原有高校只有四川大学和华西协和大学,学生共千余名。以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朝阳大学迁入蓉城,使其学生总数达到万余名。重庆原只有一所大学,内迁后增加了中央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专修科、复旦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和药学专科学校,使其文化气氛顿时浓厚起来。
        高校内迁,不仅使中国教育在战时得以复兴,也促进了教育规模和建设的发展。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7年全国院校(国统区)91所,教员5657人,职员2966人,学生31188人;至1945年“学校数较抗战的翌年,增加50所,几乎增加二分之一,学生数增加一倍又三分之二,即由31000人,增至80000人”,教职员也分别增加了一倍以上。从院校科别看,以工、法、农、医类学生增加最快,到1945年9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大学38所,独立学院51所,专科52所。其中国立56所,占39.71%,省立31所,占22%,私立54所,占38.29%。专科以上学生有研究生369人,大学生66957人,专科生13320人,⑥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