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汗牛充栋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中,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以其篇幅之多、涉猎之广、影响之大而声名卓著,备受世人注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在17岁时考中举人,可谓少年科场得意。“下第归,道上海,从坊间购得《瀛环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且见上海制造局译出西书若干种,心好之,以无力不能购也”①。这是他于旧学之外,窥探新学的开始。归乡后,他被康有为“以经营天下为志”②而构制的大同世界空想蓝图及今文经学和孔子托古改制的一套变法理论所深深折服,从而拜师康门,就学于万木草堂,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追随者和得意门生。
        在万木草堂,康有为教梁启超“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梁则“自是决然舍去旧学”③。1894年,梁启超去北京应试,“顾益读译书,治算学、地理、历史等”。为了挽救势如累卵的民族危机,并为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寻求新的出路,康梁在1895年和1898年先后策动了两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其间,梁启超曾担任维新组织强学会的书记,“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著作之志”④。1896年,梁启超赴上海主编《时务报》,随后又去湖南主讲“时务学堂”。几年中,他奔走于京、沪、湘等地,看了不少译书,结识了许多维新人物,并写了《变法通议》、 《西学书目表》、 《说群》、《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论著,为维新变法而奔走呼号,表现出了惊人的宣传才能。
        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海外,曾效秦庭之哭,倡尊皇之说,力谋举兵勤王。梁启超到日本后,除从事保皇活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进行接触外,也吸收了更多的资产阶级学术、政治思想。他称:“自此居日本东京者一年,稍能读东文,思想为之一变。”⑤由于他“学问欲极炽”⑥,性格上又“太无成见”,“流质易变”,因而能好学上进,恒若不足,也较易接受新思想,修正陈见。强烈的求知欲望,催动着他去“广搜日本书而读之”⑦,甚至“患应读之书太多,但觉目不暇接矣”。⑧他借助日文,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知识,“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于脑,如幽室见光,枯腹得酒”⑨。以至于章太炎在1902年也称赞他:“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⑩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大量的论著,借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梁启超最初以“饮冰室主人”为笔名,大约是在初到日本的1899年。其寓义,他在《自由书·叙言》中曾说:“庄生曰: ‘我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以名吾室。”显然,“内热”方需饮冰:梁以此取名,正表示了自己内心的惶恐与灼热之情。1901—1903年间,梁启超正是以焦灼急切的心态,相继著文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边沁、康德、伯伦知理等人的学说。1902年,他继《清议报》之后,又创办了《新民丛报》, 自称为“中国一新民”。后又与狄平子在上海创办《时报》,宣传其温和改良主张。戊戌前后,梁启超主编与创办了多种报刊,写了大量以反帝、救亡与振兴中华为主题的散文,如《变法通议》、《瓜分危言》、《爱国论》、《少年中国说》等,其文“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矣。”(黄遵宪语)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雄迈,文字优美流畅,杂以排比、重叠等手法,使之具有摄人心魄的强烈感染力,从而开创了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文体”(即“新民体”、“报章体”),他本人也因此而被时人誉为“言论界的骄子”。
        1903年,梁启超离日游美,次年返归后,其言论渐趋保守,主张并坚持君主立宪。随后,革命党与立宪党相互攻诋, 日无宁息。1905年,清政府公布了“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秋冬间,梁启超即为端方等“若辈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并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一类奏折,逾二十余万言”(11)。1907年11月,梁启超组织了政闻社,宣称该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12)该社书刊《政论》杂志,广与国内立宪派互通声气,以请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相号召。此外,梁启超还创办了《国风报》,又支持徐佛苏在京创办《国民公报》。在这些报刊上,梁启超发表的有关立宪的论著达数十万言,诸如币制、外债、财政、国会制度、地方自治等问题,无不竭诚向清政府贡献自己的意见,为立宪运动规定了任务、纲领、动力与方法。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梁启超转而拥护共和,主张在实践中“牖进国民程度”,实行政党政治,建立责任内阁,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1912年10月,他返回国内,依附于袁世凯,并着手把民主、共和两党合组为一大党。次年9月,他以进步党首领的身份担任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继又改任币制局总裁。虽然梁启超想“监督”和“引导”袁世凯,带其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13)可袁世凯一心帝制自为,玩梁氏于股掌之中。当洪宪帝制运动处于紧锣密鼓铺排之际,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交范源濂所办《大中华杂志》发表),公开反对帝制,维护共和,“为全国人代宣其心中所欲言”。在紧接着的护国战争中,梁启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写了《军中敬告国人》、《袁世凯之解剖》及大批文告、通电,惟妙惟肖地揭露了袁氏窃国大盗的本来面目。
        当五四运动爆发时,梁启超正在大战后的欧洲游历,欧战留下的断垣残壁,使他“震惊了科学万能的梦”。在《欧游心影录》中,他大倡“心物调和”之说,高谈发扬东方文化,去救世救人。但是,他却对文化思想界的尊孔读经复古逆流颇为憎恶,曾写了《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及《复古思潮平议》等文,并在1920年写了《孔子》一书。他并非不尊崇孔子,但只是把孔子看作知识渊博的学者而已。“五四”后,梁启超对法国哲人柏格森及笛尔加莎十分推重,而对于共产主义学说则极端仇视。其晚年虽以反共著称,但在教学和著书中,于史学研究颇有建树,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建立了一个基本体系。
        梁启超一生好学且勤奋,直到病逝之前,仍著书不辍。据徐佛苏估计,梁氏给后人留下的文字,合“著”与“述”两项,约在1 400万字左右。其著作的最早结集,在1902年。在这一年,由他的学生何擎一(天柱)按编年体辑成《饮冰室文集》,全书约60万字,梁启超亲自作序,交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此后,直到1937年,陈筱梅编辑、上海仿古书店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全编》出版为止,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大约有40种不同版本的梁启超文集相继问世。这当中,由梁启超故友林志钧编订,中华书局于1932年出版的《饮冰室合集》,以其收录繁富、质量甚佳而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普遍好评,并于1936年和1941年两次重版发行。
        《饮冰室合集》分《文集》与《专集》两大部分,采用编年排列。《文集》共有16册,45卷,收录文章七百余篇,诗话一种,诗词300余首。《专集》分成24册,103卷,收入《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一百余种。全书共40册,148卷,约900万字(按标点后估算)。以往编印的梁启超文集,大多只收录梁氏的政论、散文,很少收入专著,而《饮冰室合集》却独出心裁,它不仅基本上将已经印行的政论、散文、专著有见必录,而且还辑入了不少未刊文稿,并列有“残稿存目”,相当全面系统地编订了梁启超一生的各类著述。之所以采取如此编排法,《合集·例言》作了明确说明,那就是:“借可窥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
        《饮冰室合集》所收梁氏一生著述,若按内容区分的话,政论类约610万字,占68%;学术类约290万字,占32%。如果按发表时间细分,则晚清时期约有420万字,占47%;民国时期共480万字,占53%。其中晚清时期作品中,政论性文章达370万字,占该时期全部作品的88%,学术性文章约50万字,只占到12%。民国时期的480万字,政论性与学术性作品大约各占一半。显然,梁启超一生的著述,政论要多于学术,前者占三分之二多,后者占三分之一弱。晚清与民国两个不同时期,梁氏撰著的侧重点也有明显的变化,前期以政论性文章为主,不仅分量重,而且社会影响也很大;后期学术性作品的比重有较大增长,学术方面的成就(尤其历史学)颇值得人们称道,相形之下,政论文章不但量上有所下降,而且社会影响也显著减小。
        《饮冰室合集》除了在编排上有见必录,按年编辑外,其校订工作也相当出色。当时,陈寅恪和杨树达协助林志钧,以初印旧本对全书做了复校厘定。凡有手稿者,“悉依原稿校定”,“年次有疏舛者,亦均详为订正”。为此,陈、杨、林等人花费了不少心血,从而使该书从收集、编辑、体例到校订诸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成为公认的解放前所印梁文集中质量最好的一种。
        《饮冰室合集》卷帙浩瀚,内容繁富。举凡从甲午战争到大革命这段时期内的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研究、新旧学之争、学制与教育思想、“新史学”、“新文体”、“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经济思想等等,该书无不有所反映。因而,在某种意义上,《饮冰室合集》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巨大历史变迁的生动记录。也因此之故,《合集》中便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梁启超在各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如《变法通议》、《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论湖南应办之事》、《戊戌政变记》,《自由书》、《新民说》,《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上袁大总统书》等,就分别是研究戊戌变法、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思潮、革命派与改良派之论战、袁世凯称帝与护国战争等重大历史问题的重要资料。当然,如果要研究梁启超一生的思想演变,探究梁氏个人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作用与影响,离开了《饮冰室合集》那更是无从谈起。总之,该书对于研究甲午战后30年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具有很高的史料或史学价值。
        另外,《饮冰室合集》所收著述,很多都具有相当高的思想水准与学术价值。如《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史学》、《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即便是在今天,在总结、批判和借鉴、研究中国传统的与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学术、文化方面,仍能给人们以很大的启迪与帮助。梁启超的学术研究,虽然他自称“务广而荒”,“入焉而不深”,甚至往往“前后矛盾”,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是大刀阔斧,“裂山泽以辟新局”,颇具开创性。仔细研读《饮冰室合集》,对于后辈学人从治学方法到开益心智、从知识积累到领悟真理,均能有所裨益。更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的文章行文流畅,深入而浅出,文字条理明晰,笔端则激情汹涌,或恣肆汪洋,或淋漓酣快,或净如明沙,或静如万顷巨洋,微波不兴。其“新文体”当年曾风靡全国,“震惊一世,鼓动群伦”。因此,《饮冰室合集》对于广大读者而言,单从文学欣赏的角度而论,也确实别具一种魅力,令人难以释卷。
        《饮冰室合集》从1929年开始编辑,至1932年完成,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由于量大时短,编者虽均系高手,也呕心为之,但缺陷仍在所难免。一是收集梁著遗漏不少,二是各篇著述的系年、校订,仍有差错。不过,就总体而言,瑕不掩瑜,《饮冰室合集》终归属梁文集中最好的一种。其史学、文学、哲学等方面的价值,早已有口皆碑,为世所公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