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芦沟桥事变的这几年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华战争,中日间的民族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全国各阶级、阶层、党派都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威胁。在这一严峻形势下,由于国际国内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迫使着执政的国民党政权的对日政策不得不发生变化。纵观这近六年间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大致可以1935年底国民党“五全大会”为分界点,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悍然大举入侵中国东北。此前,针对日军在东北的不断挑衅,蒋介石一再电示东北当局,“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事变发生时,蒋仍指示东北驻军,“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并称:“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9月21日,蒋介石从南昌返回南京,立即召集党国要员“商讨对日方略”,决定“对外避免扩大战争,经由向国际联盟的申诉,获得公平的处断”。次日,在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政策性演说,要求“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②。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说:“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③可见,此时国民党的对日方针是在军事上“力避冲突”,采行不抵抗主义;在外交上致力于国际折冲,幻想依靠国联能以公理制裁强权,压迫日本从东北撤兵。虽然国联采取了所谓不偏不倚的立场,曾作出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军,但日本则置若罔闻,国联亦束手无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举国悲愤莫名,民气与舆论如汤鼎沸,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在国人的痛斥声中,国民党内反蒋派乘机掀起倒蒋浪潮,迫使蒋介石于当年12月下野。随后,宁粤双方组成“统一政府”,由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但是,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互不合作,彼此勾心斗角,左右掣肘。孙科上台后,内政外交一筹莫展。1932年1月11日,蒋介石在奉化武岭学校发表《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重要演讲,一方面替不抵抗政策百般辩解,另一方面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四不”方针,作为自己出山的先声。很快,蒋汪“合作”,逼孙科下台。1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定,由汪任行政院长,蒋以军事委员会常委(3月6日正式出任委员长)身份统掌全国军事。当晚,日军在上海又点燃了战火,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声援。翌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决定临时迁都洛阳,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④。当天,蒋介石手定了对日“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的方针,并称:“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要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惜。”⑤1月30日,蒋还发表“告全国将士电”,煞有介事地说:“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⑥此时,汪精卫也大谈对日要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并定一“最低限度的标准”,“若在最低限度以上而得忍受者,此即应和;若在最低限度以下而不能忍受者,则只有毅然拒绝,出之一战”⑦。2月1日,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决定“全国防卫计划”划分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2月中旬后,蒋又令军政部调京沪、沪杭两路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由张治中统率,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⑧。由此可见,国民党当局在处理“一·二八”事变时,比起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稍有进步。
        当然,国民党当局在高喊“抵抗”的同时,也念念不忘对日“交涉”,其实质仍是以妥协为主,连蒋介石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政策并不是彻底的”,“比较是无法之法”⑨。3月初,第19路军撤离上海。5月5日,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当时报纸评论一针见血指出:“敌军入寇,未能逐出国门,停止战争,犹待妥协条件。彼虽曲,我虽直,而彼则驻兵有地,撤军无期,我则人民徒遭绝大蹂躏,军警俱有明文束缚。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而“误国祸国,政府尤为罪魁”⑩。
        如果说国民党当局怯于对外、畏敌如虎的话,那么它在对内方面,却是杀气腾腾,十分“骁勇”。上海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马上将“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确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问题的基本准则。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说什么“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1)。当年11月30日,在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宣誓会上,蒋发表训词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战也。”(12)1932年3月14日,正当淞沪抗战之际,蒋氏仍认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13)后来蒋介石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自供说,淞沪抗战时,看到共产党在南方七省燃起的“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国民党面临着“两个战争”,才“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14)。6月9日,蒋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再次宣称:“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此后,蒋氏多次谈到:第一是“剿匪来安内”,第二“才是抗日来攘外”(15)。并一再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的重点是消灭共产党和红军,“同时也要消灭一般违抗中央的叛逆军阀”(16)。
        蒋介石在一心剿共“安内”,日寇却是步步进逼。正当蒋介石统率数十万大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之时,日军直下山海关,旋于1933年3月初侵占了热河,并进犯长城各口。在全国抗日热潮推动下,中国军队曾在长城一线浴血奋战,给了日军以沉重打击。然而,蒋介石集团“对外的一面是战战兢兢的双膝,对内的一面是刚决残酷的双腕”(17)。4月上旬,长城抗战厮杀正酣,蒋介石却忙于部署第五次“围剿”,并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者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18)。结果,长城抗战失败,5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与日寇签订了《塘沽协定》,使华北门户洞开。
        一连串的妥协退让,一连串的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使全国舆论急剧升温,“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成为众矢之的。著名政治学学者王造时要求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丁文江教授则发表了《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主张蒋氏“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19)。可蒋介石对此却充耳不闻,依然醉心于剿共内战。1933年9月,他又调集百万大军,向红色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大“围剿”。同月,日本外相内田辞职,继任的广田标榜“和协外交”,打着谋求改善日中关系的幌子,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伪满洲国的既成事实。此时,中日矛盾表面上暂时缓和。1935年1月,广田在议会发表外交演说,表示要实行“日中亲善,经济提携”的新的对华方针。此后,中日双方互派高级官员,进行“访问”,以“调和感情”、“增进邦交”。5月17日,中日两国将公使同时升格为大使。然而, 日本军国主义亡华之心不死,在虚伪“亲善”的背后,却是赤裸裸的刺刀威胁。从1935年夏开始,日军及特务机关在华北地区制造了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丰台事件等挑衅事件,迫使国民党当局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从而将国民党中央势力逐出了平、津地区。接着,日本就积极策动华北五省自治,幻想着在华北平原制造第二个“满洲国”,这就从根本上威胁了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同时,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在华北的经济侵略,猖獗的走私活动使国民政府蒙受了惨重的财政损失。日寇在华北的扩张,也严重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此时,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渐趋明朗,越来越多的人反对对日妥协,英美派的势力与影响逐渐扩大,亲日派不断受到抨击。工农红军的主力经长征转移到西北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再度掀起高潮。这一切因素,推动和迫使着国民党不得不逐渐调整其对日政策。
        早在第五次“围剿”时,南京政府已开始承认:“国际环境之险恶,整个大局之危急,已经不容我们再有三年五年来剿匪了。”(20)日方也觉察到,1934年南京政府在“对江西的中共军队讨伐成功后,将重点置于对日备战了”。不过,国民党对日政策的调整,只是在处理华北事变的过程中才真正开始的,而且经过了一再的反复与动摇才得以实现。1935年9月,蒋介石在日本的《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文章,又令驻日大使蒋作宾转告日本,其核心意思集中于一点:中国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旦超出了限度,中国将不惜任何代价对日作战。10月以后,华北局势迅速恶化,“自治”声浪甚嚣尘上。此时,国民党一方面对日再度退让,撤销了北平军分会,改设冀察绥靖公署,后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但在另一方面,则采取外交、军事、政治多管齐下策略,千方百计阻止了华北地方当局可能宣布的公开“自治”。11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讲。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一旦和平完全绝望,牺牲到了最后关头,那就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21)。
        以“五全大会”为起点,国民党调整对日政策的步伐渐渐加快。在随后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并兼任中常委副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民党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等主要部门也统统改组,亲日派大大失势。当11月下旬殷汝耕在通县宣布“脱离中央自治”后,国民政府马上决定,下令通缉殷逆,给甘愿认贼作父充当汉奸者以当头棒喝。1936年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在第68次议会上发表演说,解释了所谓的“对华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和放弃以夷制夷政策,进行积极合作;二、中国承认“满洲国”,完全调整日“满”华三国关系;三、中日合作防止赤化。并称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次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立刻发表声明:“广田外相演说,谓中国业已同意,殊非事实。”(22)3月中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有田举行了四次会议,中方提出,调整中日关系,应自东北问题谈起,最低限度,第一步应“先消灭妨碍冀察内蒙行政完整的状态”。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以蒋介石为议长。在会上,蒋介石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作了进一步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之牺牲。”(23)接着,从9月中旬至12月初,张群与日驻华大使川越又举行了多次谈判。日方提出了在长江驻兵、华北五省自治、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订立共同防共协定、解散一切抗日团体、杜绝一切排日运动、华北经济提携、减低关税等等要求,中方对此大多予以拒绝;并提出反建议,要求日本废除淞沪、塘沽停战协定,取消冀东伪组织,停止走私且不得干涉缉私,华北日军及日机不得任意行动与飞行,解散察东与绥北的德王及李守信部匪军等。由于双方距离太大,中国代表又态度强硬,谈判以未能解决任何问题而告吹。11月,日寇指使蒙伪匪军向绥远大举进犯,傅作义部奋起还击,全国人民积极援绥。国民党政府对绥远抗战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11月2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告:“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为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24)很显然,自1935年底以来,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已发生了若干新变化。对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曾予以肯定:“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实为近可喜之现象”(25),“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26)
        虽然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有了转变,但蒋介石仍不能忘怀其“安内”工作。他一方面秘密与中共谈判,企图用“和平方法”来根绝“赤祸”,另一方面仍在西北集结重兵,准备武力“剿共”。1936年10月,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后,蒋又风尘仆仆奔赴西北,督逼张学良、杨虎城进攻红军,结果却逼出了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12月25日,蒋在接受了张、杨关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要求后,终于获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基本结束,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具备了基本的前提。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关系和对日政策。会议确定了对外维护领土主权、对内进行和平统一的方针,并发表宣言说,在对日问题上如果“超过忍耐之限度”,则“决然出于抗战”(27),从而初步完成了国民党对日政策由不抵抗到决心抗战的重要转变。
        此后,1937年3月,日本新外相佐藤表示要改善日中关系,“过去一切应付诸东流,而重新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这曾一度引起国民党对日政策的稍稍后退。然而,6月份近卫新内阁成立后,旋即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的炮声一响,迫使国民党只好下决心抗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认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并表示“如果中国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28)。8月13日,日寇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次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29)15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实施总动员。20日,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并在淞沪战场先后投入70万兵力,与日军展开血战。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信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以谈话形式,实际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宣告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民党也终于放弃了对日妥协的政策,完成了从不抵抗到局部抵抗再到全面抗战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