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向中国守军蓄意寻衅,继而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武装进攻,制造了卢沟桥事变,亦称七七事变。这一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标志,从此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帷幕。
        卢沟桥事变前,华北的局势非常紧张。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攫取中国东北后,一直觊觎华北,制造了一系列分裂华北的阴谋活动。1935年底,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出现新高潮,揭露和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以反共名义政治分裂华北的阴谋。于是,从1936年起日本对华北采取“和战兼备”的政策,一方面以经济侵略为先导,继续策划华北“独立”,另方面加紧准备军事部署。1936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乘换防之机,擅自将兵力由2000人增至6000人,在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的《华北防共协定》中,又企图将在华北的日军增至2万人。这支驻屯军的兵力,除了一个配有炮兵联队的旅团外,还包括航空大队、骑兵大队、机械化学兵大队、工兵中队及各地守备队、宪兵队等。在华北15个重要城市还设立了便衣武装人员组成的特务机关部,豢养了大批伪军。9月,日军制造第二次丰台事件,扼制了津浦要道。12月,日本参谋本部次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十余名将官,在京都、名古屋地区进行了一次图上军事演习,所有的现役和预备役大将都参观了演习,内容是如何进攻中国。1937年初,日本频繁地从本土和中国东北抽调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华北驻屯军的实力。6月,日本近卫内阁成立,军国主义分子、前陆相杉山元,海相米内光政均被留任,外相起用日德反共协定签字人、“广田三原则”的倡导者广田弘毅,而主张缓和中日关系的佐藤尚武被排除,藏相则由曾为军部编成30亿预算的马场锳一担任,书记官风见章也是军部的代言人。近卫内阁实际上是军国主义分子的麇集,成立伊始即将日本推向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轨道。日本军界要人频频赴华北视察军事,鼓吹战争。当时,北平对外交通大都受日军控制,惟有宛平、八宝山一带由第二十九军掌握,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重要交通线。一旦宛平和卢沟桥失守,日军就可以完全扼住北平的咽喉。因此,日军占领丰台后不断加强在宛平附近的军事行动,经常在卢沟桥一带举行以中国军队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 日军在演习中要求每一名官兵都熟记驻屯地区附近的地形,熟悉夜间行动,并对中国军队首脑的住宅以及兵营、城门都拟定了奇袭计划。演习从白天发展到黑夜,从虚弹发展到实弹,规模越来越大。据《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战斗详报》记载,驻屯军幕僚大部聚集在一文字山(沙岗),对第一联队日军进行检阅和现场指导,并派遣部分辅佐官对丰台至宛平一带勘察。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当时在东京政界消息灵通人士中,私下谈论着:“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柳条沟(湖)一样的事件。”①时任美国驻北平助理武官的巴勒特,战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事变)前后期间,日军对中国军队态度傲慢,采取攻势,而且很多情况下,其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侮辱和冒渎。我认为七月初, 日军在宛平附近进行的夜间演习,是有意识的挑衅行为。”②至于谁先打的第一枪,当事人之一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战后曾直言不讳地承认是日本人所为,“为了扩大两军冲突,指使部下鸣放鞭炮的是我。”③由此可见,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是企图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的产物。
        面临日本随时可能发动战争的形势,中国军队加强了警戒。6月初,第二十九军加强北平市区、郊区巡逻和城门守卫,在卢沟桥一带增加了兵力,对沙岗实行夜间警戒。6月26日,又对北平实行夜间特别警戒,由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指挥。
        七七事变前驻守卢沟桥和宛平城的中国军队是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辖四个步兵连,并配属重机枪一连及轻重迫击炮各一连,计一千四百余人。战斗力较强的第十一连部署于铁路桥东侧,第十二连在宛平城西南角河汊一带,第九连驻宛平城内,第十连为预备队,驻卢沟桥以西大王庙内,重迫击炮连在铁路桥西头,轻迫击炮连在城东门内,轻重机枪连分守城内东南和西北城角。日军驻丰台为华北驻屯军牟田口廉也联队所属一木清直大队,辖四个步兵中队,约一千一百人,配置各种枪、炮、掷弹筒和车辆。沿通州、塘沽、唐山一线,日军配置了大批步兵、骑兵、坦克队、炮兵队、宪兵队等。一木清直大队经常以军事演习为掩护到宛平和卢沟桥一带活动,侦察地形,曾多次与中国守军发生争执。
        7月6日,大雨滂沱。日军不顾道路泥泞,再次到卢沟桥一带演习。中国守军加强戒备。 日军到宛平东门外,要求通过宛平县城,被中国守军严词拒绝。日军在城门外不退,双方相持十余小时。终因天色渐晚, 日军退回丰台。
        7日上午,日军又到卢沟桥以北地区演习。下午,驻丰台日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清水节郎大尉带领下,来到卢沟桥西北龙王庙(中国称回龙庙)附近,声称要举行夜间演习,演习内容是:从龙王庙附近到东面的大瓦窑,向“敌人”的主要阵地前进,利用夜幕接近“敌人”,于黎明时进行突击。
        傍晚7时30分,日军在暮色中开始演习。龙王庙和大瓦窑分别在宛平城西北和东北,三地之间各只有千米之遥,而且龙王庙有中国军队驻守。 日军的夜间演习带有明显挑衅行为。约10时40分,宛平中国守军突然听到城东北日军演习位置传来一阵枪声,更加增强了戒备。而日方称,至10时40分左右,从龙王庙附近中国军队方面射来几发步枪子弹。 日军随即停止演习,集合队伍后发现少了一名士兵。经就地寻找没有下落,于是要求进入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内搜索,遭到拒绝。
        日军第三大队一木清直少佐接到报告,迅速电告北平东交民巷的牟田口联队长,得到的答复是:立即在原地部署部队,准备战斗,并到宛平与中国驻军营长进行交涉。随后, 日军增派一个中队和一个机枪小队赶赴宛平城外,做好战斗准备。
        清水集合部队20分钟后,发现失踪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已经归队。志村并非因不明射击失踪,而是因腹泻暂时脱离队列。日军蓄意扩大事态,仍佯称该士兵没有找到。深夜12时,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电告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索。中国方面严正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同意派员与日方共同开展调查。据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长王冷斋回忆,曾于8日凌晨2时左右携同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赴北平与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等会谈。日方毫无谈判诚意,只是追逼王冷斋的现地处理权限,企图施加压力签订有利于日军的协定,不战而夺取宛平。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再谈处理问题。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发现日军三百余人已经分乘八辆汽车来到卢沟桥附近,摆好进攻阵势。 日本特务机关长副官寺平气势汹汹表示,由于事态严重已来不及调查,中国驻军必须向城西撤退,待日军进入宛平才能开始调查,并称“此项要求,系奉命办理,势在必行”,“十分钟内,如无解决办法,严重事件就会立即爆发”。王冷斋等严词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
        4时20分,日军佯称从龙王庙方向听到了枪声,遂开始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立即向师长冯治安、旅长何基沣报告。冯表示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寸土地都不许退让,并鼓励守军将士坚决抵抗日军的进攻。第二一九团官兵在旅长何基沣、团长吉星文率领下,奋起抗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
        战斗打响后,日军主力约五百人携六门炮,由一木清直指挥,排成四路纵队直扑宛平城和卢沟桥。他们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宛平城,威逼中国军队撤退。第二十九军坚守城门,予以还击。日军攻城受挫,改变进攻方向,集中兵力猛扑卢沟桥铁路桥和龙王庙等处。中日军队在龙王庙附近遭遇。中国军队只有两个排约七十余人,在两个中队数百名日军轮番进攻面前毫无畏惧,用步枪、机枪和手榴弹坚守阵地,用大刀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使敌人遗尸近百具。终因兵力悬殊,两排中国守军全部壮烈牺牲。
        8日清晨7时30分,日本华北驻屯军命令驻天津各部队随时准备出动,9时又向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少将下达以下指示:“一、我军要确保永定河东岸卢沟桥附近,谋求事件的解决;二、步兵旅团长应解除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武装,以利于事件的解决”,并将步兵第一联队第二大队、战车一中队、炮兵第二大队、工兵一小队划归河边指挥。9时25分,牟田口命令副联队长森田指挥一木大队攻占卢沟桥公路桥。下午3时30分,河边正三亲自到丰台坐镇指挥,再次向宛平和卢沟桥发动猛攻。
        8日傍晚的战斗持续了约三个小时。日军炸毁了宛平城内专员公署和大批房屋,使无辜百姓惨遭祸殃。第二十九军官兵凭借劣势装备,抱定至死不退让一寸土地的决心顽强抵抗。 日军探知宛平城内中国军队只有一个连兵力,在炮火掩护下,用九辆坦克齐向中方阵地冲锋。中国军队用步枪和手榴弹硬是把日军坦克全部击退,用鲜血实现了“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誓言。
        在战斗中,卢沟桥铁路桥一带的争夺甚为激烈。铁路桥和龙王庙被日军占领后,由长辛店驰援的二一九团第二营在永定河西岸发起反攻,将日军逐出阵地。 日军不甘心失败,再次向桥头猛攻,占领了铁路桥。这天下大雨,永定河水汹涌澎湃。宛平城下、卢沟桥衅,成了敌我双方拼搏的战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挫败了日军迅速占领宛平城的企图,但由于龙王庙和铁路桥被日军占领,对中国守军造成很大威胁。
        为了夺回铁路桥和龙王庙,何基沣旅长亲率西苑驻军赶来助战。入夜,第二一九团突击队战士用绳梯爬出城,在青纱帐掩护下,沿永定河西岸向铁路桥靠近,出其不意冲上敌人阵地。夜幕中第二十九军的大刀发出复仇的寒光, 日军猝不及防,有的成了刀下鬼,有的抱头鼠窜。一位年仅19岁的大刀队队员居然连续砍倒日军十三人,生擒一人。战士们用手中的大刀将日军一个中队几乎全歼在铁路桥上。至9日凌晨,中国军队收复了阵地,完全恢复了永定河东岸的态势,减少了宛平城侧后的压迫。
        卢沟桥的枪声震醒了全中国人民。七七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各阶层爱国群众纷纷行动起来,北平附近的工人筹集大批麻袋等物资,冒着生命危险,赶赴前线,学生组成宣传队、看护队和战地服务团等,广泛开展募捐、慰劳等工作。一些女同胞也擦去脸上的脂粉,脱掉考究的衣裳,勇敢地走向战场。上海、武汉、太原等地民众都成立了抗敌后援会,开展抗日活动。不少国民党将领通电要求开赴前线,海外华侨团体也电请南京国民政府抗日,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格外高涨。
        卢沟桥的枪声激起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热情,加速了华夏内部的团结统一。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完全出乎日本帝国主义的意料。七七事变前, 日本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曾发出三个小时占领宛平、三天打下平津的狂言,遭到中国军队的抵抗和回击后,被迫重新审视华北的形势,表面上摆出和谈的姿态,暗中却加紧向华北运兵,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7月8日晚,日方称“失踪”士兵已经找到,遂向冀察当局提出“和平解决”的要求。9日凌晨3时,中日双方达成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 日军撤至丰台,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西岸;三、宛平防务由中国保安队接任,人数约二三百人,于当日上午接防。
        9日上午7时50分,按照双方协定前往宛平接防的中国保安队,在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受到日军阻击,死伤数人,不能前进。王冷斋用电话同日方交涉,没有结果。12时20分,中日双方派出代表赴现场监视撤兵。日方提出,城内中国军队只留一个小队,其余全部撤至永定河西岸;保安队限定50名,只能携带步枪和30发子弹;由日军旅团长到城内监视中国军队撤退。中方同意了前两条要求,拒绝了第三条要求。由于日方不许保安队携带轻重机枪等武器,一部分保安队员只好携枪械返回北平。9日下午3时40分,日军旅团长河边正三命令第二大队到宛平东北郊的沙岗接防,企图乘中国军队与保安队换防的机会,占领宛平。10日凌晨2时30分,沙岗日军突然开枪进攻宛平城,经王冷斋等多次联系才停止了射击。这时,驻古北口、榆关、天津的日军已陆续到达宛平前线,占领卢沟桥附近的大井村、五里店等地。
        7月10日,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停战撤军的新条件,企图以军事实力逼迫中方屈服。11日,中日双方达成“卢沟桥事件协定”:一、中国军队撤离卢沟桥;二、严惩中方肇事官员,正式向日方道歉;三、取缔抗日活动;四、厉行反共。就在中日达成协议的当晚, 日军乘中国守军准备撤退之际,再次向卢沟桥发起进攻。第二一九团第三营营长金振中被炮弹炸伤大腿,鲜血直流,仍继续指挥战斗,不肯退下去包扎。激战中,不少士兵负伤,仍不愿离开战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的尊严。
        卢沟桥事变从表面看,是出自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预谋,但毕竟还是一场局部冲突。事变爆发后, 日本军政当局急欲以此为契机,实现长期以来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因而蓄意扩大事态,终于把一场局部冲突变为全面战争。
        8日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在日本内阁和统帅部引起轩然大波,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形成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扩大派”人数众多,陆相杉山元、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武藤章、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重以及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等是其代表人物。陆军次官梅津等也是强硬派人物。他们从已往侵略中国的活动中得出了“经验”,轻视中国的抵抗力量,认为只要集结三四个师团的兵力给中国一击,中国就会屈服,充其量是“通过保定一次会战,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陆相杉山元认为(事变)是“千载一遇的良机”,上呈天皇明确提出, 如果一次派出大量部队,“事变大约用一个月时间可以解决”。④“不扩大派”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战争指导课主任参谋堀场一雄以及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他们担心日本兵力不足,一旦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会遇到中国顽强的抵抗,而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他们还顾虑苏联从远东出兵,夹击日本,使其腹背受敌,因而提出在没有动员15个师团兵力、筹备55亿日元经费的情况下,不要轻率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际上, “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不存在本质分歧,主要是在选择发动侵华战争时机问题上,存在不同看法。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军,法西斯分子欣喜若狂。7月8日凌晨,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认为“目前北方是安全的,所以乘此时机应对冀察给予一击”,并决定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空军一部做好立即出动的准备,随时听令开赴华北作战。⑤关东军高级参谋田中隆吉和辻政信赴华北煽动,要求两军联名向日本国内提出扩大战争的意见。朝鲜军司令小矶国昭获悉事变后,立即向参谋本部报告“第二十师团一部做好随时出动的准备”,应该“利用这一事件推行治理中国的雄图”。⑥
        由于“扩大派”意见占了上风,8日参谋本部开始制定向华北增兵的计划,拟从关东军抽调两个旅团,从朝鲜军抽调一个师团,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赴华北作战。深夜,陆相杉山元下令,京都以西各师团,原定应于7月10日复员的步兵联队二年兵延期复员。海军中央部也下令进入警备状态,以备对华紧急出兵。9日上午,陆军省决定了派兵方针。同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恰巧接到华北双方达成停战协定的消息,多数阁僚认为“从国内派兵时机不到”,遂将陆军省的派兵案暂时搁置起来。
        11日上午,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讨论参谋本部提出的增兵华北方案。杉山元鼓吹:“为了确保中国方面实行道歉和必要的保证,必须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军准备好的部队增援中国驻屯军,同时也要从国内抽调必要的部队迅速派往华北。”⑦会议很快达成派兵的议案,并根据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的提议,将“卢沟桥事变”改为“华北事变”,使这一事变进一步扩大和升级。
        11日下午,日本内阁会议接受五相会议的决定,发表《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明》,将关东军两个旅团、驻朝鲜一个师团和国内三个师团派往华北,还将18个飞行中队编成临时航空兵团,由国内派赴山海关、锦州等地。同一天, 日本参谋本部任命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病重的田代皖一郎,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准备实施全面侵华。
        树欲静而风不止。 日本政府和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经过反复策划,将卢沟桥事变逐渐升级,从而吹响了全面侵华、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