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的枪声,完全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吞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阴谋,激起全中国人民强烈的义愤。在广大民众抗日热潮的鼓舞下,第二十九军官兵抱定誓死捍卫国土的信念,爱国情绪格外高涨。这时,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态度却始终动摇不定,最终错失反击的良机,导致平津沦陷。
        7月11日,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增兵华北,扩大侵略战争。12日,蒋介石电令冀察军政当局最高领导宋哲元,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一方面就地抵抗,另方面尽量通过谈判谋取事变和平解决。第二十九军属于旧西北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长期受国民政府冷遇,长城抗战后布防冀察一带。《何梅协定》迫令国民党中央军撤出河北,第二十九军才得以驻防平津等大城市,取得较大的发展。因此,第二十九军主张抗日,与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政策也有矛盾。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正在山东乐陵老家,闻知事变匆匆赶回。他被二十九军将士抗日的爱国精神所鼓舞,但对事变的本质缺乏准确的认识,为保存实力和地盘以求二十九军生存和发展,决定尽量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在军事上也未采取应有的部署。
        事变发生后,宋曾偕邓哲熙等赴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行前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12日,他在天津拜访了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还说:“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是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要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皆应认清自己的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①13日夜,宋下令从14日起北宁铁路列车运行正常化;解除北平戒严;释放被捕日人;严禁与日军摩擦,并将此命令向日军通报。这时,第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对战与和的问题颇多争论。冯治安等主张坚决抗击,张自忠、刘汝明等赞成与日方交涉,力争事变和平解决,而在冀察当局,还有一部分汉奸,如冀察政务委员陈觉生、天津市府秘书长马彦翀等主张以冀察当局的名义与日媾和。宋在错综复杂的政局的影响下,决定一方面对南京表示“本中央意旨处理一切”,另方面继续与日方进行谈判以求自保。 日本方面恰恰利用了宋的求和心理,在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同时,在谈判中提出越来越苛刻的要求。
        7月13日,日方就解决卢沟桥事件提出七项条件,其中包括彻底镇压共产党,罢免排日要人,北平城内不得驻屯冯治安第三十七师等。14日夜,张自忠、齐燮元、陈觉生代表宋哲元与日本驻屯军桥本参谋长会谈,双方商定:一、处罚当时卢沟桥的营长;二、由秦德纯代表宋道歉;三、北平城防由第三十八师接任;四、立即实行撤兵及取缔抗日分子。15日,日本驻屯军正式拟定了对华作战计划:第一期迅速用武力讨伐第二十九军,首先把北平郊外之中国军队扫荡至永定河以南;第二期预计以现有兵力进入保定、任丘一线,增加兵力之后,进入石家庄、德州一线与国民党中央军决战。同日, 日本将临时航空兵团派遣到中国东北。16日,关东军两个旅团到达平津地区,朝鲜第二十师团陆续开往华北。随后,日本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审议陆军处理事变的决策,通过关于现地谈判期限的决定,规定以7月19日为最后日期,要求中国方面正式道歉、罢免第三十七师师长,撤退八宝山附近的驻军,同时决定动员侵华日军40万人。会议认为,在最后限期以前,即使第二十九军同意履行日方各项条件,也必须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区。会后, 日本驻华大使馆参事官和驻华陆军武官分别向中国政府外交部和军政部提出通告,实际上向中国发出了最后通牒。
        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南京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公开表明了抗日御侮的立场。23日晚,参谋次长熊斌由保定抵北平传达政府的抗战意图。同时,宋哲元返回北平后,亦为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和北平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所鼓舞,逐渐坚定了抗战决心。于是,他一方面下令第三十七师停止撤退,令第一三二师在永定河以南集结,该师第二十七旅进入北平担任城防,另方面电请蒋介石,将国民党军北上各部稍微后退,以便妥善完成抗战准备。
        南京政府和宋哲元态度的变化,被敏感的日军迅速察觉。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兵力部署就绪后,决定首先肃清北宁铁路天津至北平间的重要车站的中国驻军,并于7月25日夜开始向廊坊中国驻军发起进攻。
        廊坊是北宁线平津之间的一个大站,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北宁铁路从廊坊中间穿过,主要街道布于路南和路北。当时,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三旅旅部率二二六团驻守在这里。旅部率特务连和团部驻在路南,与居民杂住,其他部队驻于路北。廊坊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卢沟桥事变后,部队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街道以麻袋填土堵塞,房顶垒起各种掩体。
        7月25日下午,日军一个中队偕通信队一部,乘火车到廊坊“修理电线”。第三十八师判断日军的目的是企图占领廊坊,当即通知二二六团严密监视。下午4时30分左右,日军乘车驶入车站,无理要求出站宿营,遭拒绝后即以主力占据车站,又分几个小组分头出站,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作战工事。第一一三旅旅长刘振三、团长崔振伦与日方交涉。 日军竟提出中国驻军让出营房,由日军驻扎。当晚11时许,廊坊战斗打响。日军增派第二十师团第七十七联队支援廊坊日军,同时令第二十师团将驻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部队向平津一带移动,令中国驻屯步兵旅团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乘火车赴北平,途经廊坊时参加战斗。
        26日拂晓, 日军出动飞机27架次轮番轰炸廊坊中国驻军兵营。8时,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廊坊,立即在飞机支援下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守军二二六团第三营与敌展开顽强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至12时被迫向东转移。廊坊遂被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廊坊后,中国驻屯军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乘火车经廊坊开赴北平,妄图乘北平形势稳定,城门洞开之机进入北平。下午2时,该部日军在丰台换乘26辆汽车开往广安门,冒充日本总领事馆卫队,谎称在野外演习归来,要求进入北平城内。广安门守军为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的一个连。在日军向广安门开进之前,曾有日人樱井顾问等通知守军营长李延赞,说有100名日军拟进广安门。但是,当日军入城时,中国守军发现有大批日军乘车开到,遂准备关闭城门阻止。这时, 日军卡车以最快的速度强行通过城门向城内开进。守军无奈,立即鸣枪示警。于是两军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一部被阻于城外。晚10时左右,战斗停止。已入城的日军按照第二十九军指定路线,到达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未入城的日军退到丰台。
        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是日本中国驻屯军有计划的挑衅行为,为日本当局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新的借口和时机。27日晨, 日军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决定立即动员国内师团,得到内阁和天皇同意。同日,参谋本部命令中国驻屯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战线暂限定于保定、独流镇以北地区;并下令动员国内第五、第六、第十师团到华北,还准备派遣第十一师团到上海、第三师团到青岛。27日,海军军令部也下达了配合陆军对华作战的命令。
        在策动侵略华北的战争中,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直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7月26日下午,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久太郎代表日本驻屯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中方“将驻卢沟桥及八宝山附近之第三十七师,促其于27日正午以前,退至长辛店,又将北平城内之第三十七师与西苑之该师部队,同时退往平汉路以北区域,至本月28日为止,须迁至永定河以西之地带,嗣后仍须将此项军队运往保定方向”。如果中国方面不按此办理,日军就要采取“独自之行动”,而且要中国军队负一切责任。宋哲元严正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当晚10时20分,香月清司下令于27日中午向中国军队进攻。后因北平城内的日本侨民尚未完全撤出,进攻时间改为28日。27日晨3时,日军向驻扎在通县和团河的中国军队突然袭击,双方激战近十个小时,中国军队寡不敌众,被迫突围,通县、团河均告失守。28日凌晨,松井用电话通知宋哲元, 日军将立即采取自由行动。宋知道战争不可避免,遂下令第二十九军将士准备全线抵抗,并通电全国,表示在国家存亡系于一发之际,第二十九军决心守土自卫。28日,香月清司指挥朝鲜军第二十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在空军掩护下,首先向驻守北平北苑、西苑、南苑的中国军队发起全面攻击。第二十九军将士奋起抵抗。中日战争在平津地区全面展开。
        南苑之战是保卫北平最激烈的战斗。南苑地处北平南郊、团河以北,可长驱直入永定门。27日,第二十九军军部由南苑移驻北平,宋委派赵登禹为南苑方面指挥官。第二十九军驻南苑的部队有特务旅二个团、第三十八师一一四旅二个团及师部特务团,骑兵第九师三个团以及高炮营、装甲汽车大队等,包括副军长佟麟阁率领的军事训练团共计七千人左右。赵登禹临危受命,当晚赶到南苑,发现防守部队单位众多,管理较乱,又无防御工事等设施,顿感情势危急,遂命令其所辖第一旅刘景山部、第二旅王长海部连夜驰援,拟援军到齐后再调整防御部署,殊不料日军在28日晨就发动了总攻。
        28日黎明,日军第二十师团主力与位于马驹桥的华北驻屯军一部在40架飞机配合下,从东、南两面同时猛攻南苑阵地,另有日军一部切断了南苑至北平的公路交通。与此同时, 日军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从北平北面攻击北苑和西苑。在日军陆空协同攻击下,南苑阵地硝烟弥漫,守军的通讯设施很快被炸毁,联络中断,指挥失灵,处境极为被动,但各部队沉着应战,顽强地抗击日军的进攻。
        战斗打响后,副军长佟麟阁和赵登禹始终在前线指挥作战。佟率领的军事训练团担任南苑正面防御。他们奋力抵抗从团河方面杀来的日军,击退敌人的多次进攻。第一大队副队长刘锡章壮烈牺牲。经半天战斗,官兵伤亡严重,阵地岿然不动。午后, 日军以铁甲车掩护,向南苑西北角猛攻,使南苑守军腹背受敌。紧接着敌军又攻占大红门一带,控制了有利地势,完成对南苑的全面包围,第二十九军被迫撤退。由于没有统一安排,各部队撤退时无人指挥,无人掩护,秩序混乱。佟麟阁当即决定到大红门附近去掩护收容。他们利用青纱帐作掩护,循小径很快抵达大红门,在大红门东边小土山上设置瞭望哨,收容整编撤退的部队。各部队官兵见到副军长,情绪顿时安定下来。收容完毕后,已是下午1时许,佟麟阁仍不放心,又等待了一会儿,确信后面没有自己的部队后,才与几名随从卫兵向北平撤去。这时, 日军已经离他们很近了。在与日军遭遇中,佟麟阁不幸被敌枪射中腿部。部下劝他稍退裹伤,他毅然表示:“情况紧急,抗战事大,个人安危事小。”②带伤坚持指挥战斗。在撤退中,佟麟阁再次被敌机炸弹击中,壮烈殉国,时年45岁。
        在战斗中,总指挥赵登禹无法实施对各部的统一指挥,遂亲至前线持刀督战,指挥官兵对敌发动冲锋。南苑一带地势平坦,无险可守,我军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赵登禹在激战中多处负伤,始终不下火线。后奉军部命令,率部向北平撤退,行至大红门至河桥时遭日军伏击,左臂中弹,血流如注,仍指挥部队冲杀突围。不久,他又多处中弹,致伤要害,最后战死沙场,时年仅37岁。
        佟、赵的牺牲给二十九军造成很大损失。他们为国捐躯,深受世人褒奖。当时,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悼念佟、赵抗日英烈的活动,北平、天津、武汉等城市也以两位将军的名字命名了街道。
        南苑战事失利,主力部队撤退后,第三十八师一部未接到撤退的命令,一直坚持战斗至晚8时左右。最后被迫退到一围墙角下,仍顽强抵抗,全部壮烈牺牲。
        南苑失守后,北平门户洞开。28日下午,宋哲元在铁狮子胡同进德社召开军政首脑紧急会议,决定由张自忠代行冀察政委会委员长职权,与敌暂时周旋。宋则前往保定,部署队伍转移。29日凌晨,第二十九军全军撤出北平,随后日本驻华副武官今井武夫与松井特务机关长协商,决定立即组织北平市地方维持会,以老牌汉奸、年届七旬的江朝宗为委员长。30日下午2时,该会正式成立,北平沦陷。
        在北平即将沦陷、天津危如累卵之际,驻天津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奋起抵抗日军侵略,打响了抗战开始后大规模对日主动出击的第一战。
        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埠,也是日本侵略的重要目标。日本在天津设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平日驻有日军河边旅团步兵第二联队、炮兵独立联队及战车、骑兵、工兵、化学兵各一个中队,驻屯空军大部集中于此。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加紧攻击天津的各项准备,控制了天津的海路和陆路交通,驻塘沽日军占领塘沽码头,驻天津市内日军占领了火车总站和东站,并于26日开始修筑从东站到东局子兵营长达十余公里的轻便铁路,用以运兵。除大量增加步炮兵外,还有大批飞机,“截至27日,津市共停日机六十余架”,28日下午,又有日军临时航空兵团飞机百余架抵天津东局子机场。③由于北平方面战事紧张,27日天津日租界实行戒严,“只有旭街(和平路)、明石街(山西路)、荣街(新华路)可以通行……此外各街口沙袋电网,均已布置,由日兵守卫。”④
        当时, 日军主力大部集中北平作战,留驻天津的日军除在海光寺的军司令部及直属五个步兵小队外,尚有步兵三个大队、临时航空兵团和兵站各部队,分别守备天津总站、东站、东局子飞机场和日租界等处,全部兵力约五千人。中国方面驻防天津市内及郊区的部队计有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手枪团一千余人,独立第二十六旅两个团约三千余人,天津保安队三个中队和武装警察约一千五百余人,总兵力共五千五百人左右,实力并不强于日军。
        卢沟桥事变后,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赴北平,天津防务由副师长兼市公安局长李文田负责。26日廊坊陷落,平津间交通中断,天津日军频繁演习巷战,形势顿趋紧张。28日下午,第二十九军一度攻占丰台,这时又传来宋哲元守土卫国的通电。傍晚,李文田在天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配合北平战事,立即向天津日军发动攻击。具体战斗部署为:以天津保安队一中队,在宁殿武队长指挥下攻占东车站;以手枪团全部配备独立第二十六旅一个营和保安队三中队,在祁光远团长指挥下攻打海光寺日本兵营;以独立第二十六旅配属保安队二中队,由李致远旅长指挥攻打天津总站和东局子日军飞机场;天津武装警察负责交通、通讯联络。总指挥部设在西南哨门。
        29日凌晨1时,各部队按指定任务同时向日军发起攻击。中国军队采取突袭,敌军仓皇应战,因此初战比较顺利。宁殿武率天津保安队一中队包围了东站,并发起攻击。日军守备部队和航空兵团四百余人拼死抵抗。激战两小时后, 日军被迫放弃车站,退守一个仓库之中。保安队占领东站后,留一个小队严守,余部支援攻打海光寺。
        偷袭天津总站和攻打东局子飞机场的战斗也比较顺利。独立第二十六旅朱春芳团长预先在北宁公园布置大炮,轰击北宁路总站。随后,由步兵发起攻击,光复总站后,又乘胜攻占了日军盘踞的北宁铁路总局。攻打东局子飞机场的官兵,每人携一小水壶汽油和一盒火柴,跑步向机场前进。抵达机场时,恰有一辆汽车由机场内开出,于是战斗在机场大门打响。战士们冲进机场, 日军飞行员已经发动了机器,准备逃跑。战士们有的举刀乱砍,有的点燃了飞机。顿时飞机场上烈焰冲天,十几架日机被点燃。守卫机场的日军躲进办公楼和营房工事内,起飞的飞机在机场上空乱飞,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天亮以后,中国军队暴露在机场平地上,受到日机和办公楼内敌军的交叉扫射,伤亡较大。
        海光寺兵营是日军经营多年的顽固堡垒,战斗比较艰苦。祁光远指挥手枪团和保安三中队于凌晨2时猛扑日本兵营。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中国军队前仆后继,反复冲锋,至天亮时方打到兵营外围,并占领东停车场。 日军龟缩在兵营内,凭高墙和堡垒顽抗。日军出动九架飞机,疯狂向中国军队扫射,兵营内日军趁机反扑。双方几进几退,战斗甚为激烈。攻打海光寺兵营的战斗,未达预定计划,却予敌重大杀伤。
        在市区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突袭之后,华北驻屯军急忙从天津附近调集军队,分四路围攻天津市区。三十八师及天津保安队奋勇抵抗,并对日租界实施包围,大举反攻。经反复争夺,中国军队攻入日租界,从大和街(兴安路)、旭街(和平路)、福岛街(新华路)三个方面包围日军守备部队。 日军在中国军队打击下完全陷入危急状态,租界内实行非常戒严, 日本侨民被编成“义勇队”。与此同时,中日军队在大沽炮台、造船厂等地也发生激战。
        中国军队在天津抗战,得到广大民众热情支援。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中,工人、学生和市民冒着枪林弹雨奔赴各战场,慰问二十九军和保安队官兵,为战士们送来茶水、西瓜、饭菜和手巾、鞋袜等,使爱国官兵深受鼓舞。海光寺附近一些店主,卸下商店的铁门,送往前沿阵地用以构筑防御工事。更多的人为军队送弹药、救护伤员,有些群众在前线流血负伤,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29日下午,香月清司命令第二十师团以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组成高木支队,由外地驰援天津。关东军将原计划用于热河西部的堤支队派遣到天津,并将混成第二旅团紧急派赴华北。下午2时许,日军出动五十余架飞机,配合地面炮火,开始重点轰炸北宁路总站以北的保安队总部、北宁公园、市政府、市警察总部、电话局、东站、邮务总局和南开大学。经过一番狂轰滥炸,北宁铁路总局大楼、天津市政府被炸成废墟;大径路(中山路)至北站数百米内,临街的商店和房屋悉被炸毁,东站附近到处是人和骡马的尸体。南开大学是中国北方著名的高等学府,精心修建的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遭到严重破坏。日机轰炸后,又有日军数百名,乘汽车携带煤油冲入校园,举火焚烧,一日之间,风景秀丽的南大校园屋舍倒塌,瓦砾成山,变成一片废墟。⑤
        第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和保安队在日机轰炸下,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据李致远回忆:“战事进行到下午1点,情况就十分不利。我所掌握的预备队只剩下一个营,黄旅又无信到来,敌机轰炸得很凶,市政府炸毁起火,在南开大学的预备队一个营炸死炸伤一百多人,市民百姓死伤也不少,前线要援军的电话、报告纷纷到来。总指挥部被敌人发觉,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敌特汉奸大肆活动,和前线的通讯断了联络。副师长李文田为了躲炸弹,已经离开指挥所到一里许之数户人家处,指挥所里只有我和几个传令兵。在1点钟左右,我派出两个连支援东局子机场。东局子机场、海光寺、总站几个方向的枪炮声响得很激烈。当时我心中暗想,只有两连预备队,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拿出去的。”⑥这时,天津市外的三十八师黄维纲旅在大沽口等地与日军交战,无法按计划前来增援。宋哲元等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要求支援,结果是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李文田等感到实力不支,被迫于下午3时撤出天津。经过15小时激战,天津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