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东部地区很快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公开投敌,堕落成蒙奸。他们在日军的嗾使和支持下,在通辽地区大搞所谓的“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活动,以民族主义为大旗来粉饰门面,借以遮掩其靦颜事敌、卖身叛国的无耻行径。 日本帝国主义则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民族矛盾,操纵部分上层叛国分子,策动所谓的内蒙独立运动,大肆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
        1933年7月16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①。10月,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对设想中的蒙古国的疆域、国号、元首、首都、组织大纲等,均作了细致的规定。其中疆域问题,规定了两套预设方案,第一案辖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和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则在前案基础上,扩大到增加了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等。②次年1月,日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年) 7月16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③。2月,调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又设计了《满洲国接邻地方占领地统治案》,对“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划、治安维持办法、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
        1935年前后, 日军在内蒙中西部展开了大规模的侵略活动。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在总结已往侵略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④同时,就如何控制内蒙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问题,该《要领》规定:军事上要组建由日军官担任指导官的仆从军;文化上则借助宗教、教育的力量,实行奴化教育;交通应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经济上须由“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但要尽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⑤。日本分离内蒙的政策,与所谓的“华北工作”有相近之处:均要求使各该地区“独立自治”,脱离南京中央政府,转而成为日满的卫星国、仆从国。但对于内蒙地区而言,更要求最大限度地依附日满,逐渐形成为将来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基地。为此,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对上述计划要领又作了修订补充,制订了更具体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为:“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统治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内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施策的重点地区仍是绥远,以后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⑥日陆军省为了兼顾分离华北工作的进行,对上述计划略加调整,遂制定了《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将绥远南部和宁夏方面的工作划归华北驻屯军担任。1月13日,陆军省的第一次《华北处理纲要》即提出:“内蒙古工作的范围,大概限于长城一线以北,并且不使之波及绥远东部的四个蒙旗。”⑦力图突出分离华北尤其是平津正面的中心地位。
        最初, 日军为了攫夺内蒙古地区的主权,首先拉拢扶植的是李守信部。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胡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曾任张学良东北军的骑兵团长。1931年冬,他率部驻防开鲁时,即与日本驻通辽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了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博得了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枝和现款3万元作为奖赏。随后,李即“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并协助日军占领林西,接受日军的委任,担任了“热河游击司令”。从此,李守信部彻底成了“关东军的谋略部队”⑧。日方也认为,由于李的积极投怀,使日军“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⑨。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接受日军指令,率部侵入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起“察东特别行政区”,他自己担任了行政长官兼军长,成了日军进犯察绥的急先锋。不过,李守信虽然十分卖力,但在日方高层决策者看来,李氏毕竟资历名望有限,单靠他显然还不足以策动内蒙走向“独立”。这样,日方又着手大力扶植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充当又一个傀儡。德王乃察哈尔部正白旗人,1908年时,他年仅六岁即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从1919年起,他开始主持全旗政务,很快就滋长了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1930年冬,驻张家口的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人,曾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来拉拢德王。次年夏,德王到达北平,盛岛又在扶桑馆设宴款待德王,并在酒酣耳热之际鼓动德王“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方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所谓的“满蒙联合”。1932年,日本派遣特务笹目来到苏尼特旗,在德王的帮助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间谍活动。同年秋,德王前往北平,串联住北平的蒙古王公上层分子,打起“保卫”边疆安全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南下到武汉、南京活动,同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实行“自治”。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南京政府委派的该会委员长石青阳,坚持要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结果为蒋介石所拒绝。德王在返回北平后,同蒙藏学校里的蒙古族青年广泛接触,以寻求他们的支持,遂结成为松散的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并请班禅出面斡旋,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一军长。德王对抗日自然毫无兴趣,乃坚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由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出面,于7月26日举行了第一次“自治”会议,作出了要求中央许可内蒙自治、成立内蒙自治政府等两项决议。会后,还发表了“自治”通电,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国民政府获知此事全系德王操纵,又恐其尚有幕后指挥,因而曾力加阻止,但却无济于事。同年9月28日,德王等人又在百灵庙召开了第二次“自治”会议,成立了蒙古自治会议筹备委员会,并通过了“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和要求“自治”的呈文。国民政府对德王要求“自治”的活动,研究再三,感到问题重大,不容忽视,蒋介石则提出了“恩威并用”的对策。蒙藏委员会反复研究后,认为德王的“自治运动”已由酝酿而渐成事实,且其背后有日人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起见,则不得不暂作一些随机应变的让步。11月,行政院特派内政部部长黄绍竑为专使,入蒙宣抚。但由于双方意见不一,宣抚并未能达到预期目的。次年春,蒙古组织盟旗代表团去南京请愿。国民政府在德、威俱失的尴尬处境中,不得不与代表团反复磋商,最终商定了蒙古地方自治的八项原则。同年3月,国民政府正式通过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和《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4月3日,云王、德王等先到百灵庙就职。4月23日,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在百灵庙正式成立,以云王担任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德王则任秘书长。由于三位正副委员长均已年迈多病,不愿到职视事,故蒙政会的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此时,德王虽暗中通敌,但尚未公开叛国,他仍能领取国民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他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用十二万元,每月还有三万元的经常费用。同时,从军政部还得到了拨发的步、手枪三百余枝,轻重机枪二十多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四辆,大小无线电机十台。这些经费和武器准备,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也增强了德王的个人政治资本。但在另一方面, 自蒙政会成立后, 日本侵略者视德王为可居之奇货,倾其全力进行拉拢。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挑唆下,德王的政治野心急剧膨胀,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日渐疏远。1934年初,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又重返德王府,很快在苏尼特旗设立了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继续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罪恶的特务勾当。同年夏, 日特盛岛角芳又潜至百灵庙,与德王进行密谈,策划内蒙“自治”事宜。10月,土肥原又亲自出马,进一步来拉拢德王,德王由此“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1935年1月,日军制造了第一次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⑩。同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潜赴多伦,与李守信及日本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山联系,商定从东蒙各盟旗招兵买马,组建一个团,以宝贵廷任团长,暂隶李部从事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宍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掩护其特务活动。宍浦在该旗架设有电台,又与德王商定了保密办法;从此,德王与日方的勾结有了固定的联络渠道。6月4日,德王在北平招待新闻界,仍虚伪地表示:蒙政会目的在激发民族精神,保全大中华领土;内蒙除拥护中央外,无第二条路可走。但在会上又不得不承认, 日本人在内蒙设置有电台,从事搜集情报活动。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曾访问德王,双方有问答三条:
        问:内蒙自治政府将来是否脱离南京政府羁绊,完全独立?
        答(德王):现在内蒙系自治,非独立,目的在为内蒙自身建设,不足则由南京政府援助之。
        问:大亚细亚主义如何?
        答:予只知努力蒙古民族复兴,无暇顾及此大问题。
        问:对“满洲国”感想如何?
        答:“满洲国”实质不得而知,就其表面观察,“满洲国”实无视蒙古民族之存在。(11)
        很显然,德王这时羽翼尚未丰满,还不敢公开与南京政府撕破脸面,故言谈间有意闪烁其辞,以混淆视听。同年六七月间, 日本制造了张北事件与河北事件,在策动“华北自治”的同时,也加快了内蒙的“独立”步伐。9月,关东军参谋副长板垣征四郎偕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与德王、索王会谈日蒙合作及建立“蒙古国”等问题。10月9日,蒙政会第3届大会在百灵庙开幕。德王以秘书长身份致开幕词,他大谈什么:“蒙古自治,在外交上言为睦邻安邦,在财政上言为开发富源。”然而,当天到会代表却只有二十余人,以致不能正式开会。同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却应关东军的邀请,偕迪力瓦、陶克陶及日特宍浦等赴长春访问。他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参谋副长坂垣征四郎等见面后,很快商定由日方帮助,先在内蒙西部搞成“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蒙古国”。为解决经费与武器问题,先由关东军资助其50万日元和5 000枝步枪,用以扩充蒙军;以后再由日方随时予以财政援助。至此,德王已完全投入到了侵略者的怀抱中。
        从长春返回后,德王即着手筹备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急切“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很快,在日军支持下,李守信的伪蒙军侵占了察北的张北、宝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八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蓝、镶白、正白、镶黄、明安、太仆寺、商都等八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军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此时,德王看到时机来临,遂以蒙政会名义,于1936年1月22日擅将察哈尔部上述八旗改为察哈尔盟。他对外宣称,察旗改盟是“因感外力之压迫,几至无法应付”,“为适应环境起见”不得已而为之。(13)当天,察哈尔盟公署在张北成立,德王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凌苏龙为副盟长,并于2月1日举行了成立典礼。自此,察东北数县之地,完全脱离了察省的管辖。紧接着。2月12日,德王在苏尼特右旗其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当天,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曾乘专机到会祝贺;德王在会上宣布,决定设立日本顾问部,并拟改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树立蓝地右上角有红黄白三条表征的旗帜。会后,又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和李守信分任总、副司令。德王的改元易帜,表明这股势力已经脱离中国隶属,走上了所谓的“独立”之路。
        “蒙古军总司令部”虽告成立,但苏尼特右旗乃偏僻牧区,交通不便,物资运输相当困难。因此,关东军便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以扩大控制范围。于是,德王又委托吴鹤龄等人,拟具了先成立蒙古军政府,再进而成立“蒙古国”的方案。经过两个月的准备,4月24日至5月1日,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的索王府召开了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这次会上,抛出了“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及“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5月12日,伪“蒙古自治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正式成立。这天,“额尔德木索雅勒图浩特”(原化德县)城内,典礼会场上悬挂着蓝地红黄白条旗,并正式使用成吉思汗纪元731年的年号。会议首先举行升旗典礼,由德王讲话,他宣称,蒙古军政府之成立,“是为蒙古建国之前,做好进军之准备”,该政府将“积极从事训民养民,扩充兵力,以谋在友邦日本帝国的热心帮助下,驱逐党国,实现蒙古建国”的目的。接着,由关东军参谋副长今村祝词,讲了一通日蒙亲善、协同一致的陈词滥调;续由伪满洲国派驻蒙古代表于春宣读了傀儡皇帝溥仪的贺电。会议决定云王任军政府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为总裁,由总裁“总揽蒙古统治权,率所属机关及军队,掌理关于建国一切事宜,对主席负责任”。伪蒙古军政府设委员、参政、参军各4至6人,又设有办公厅、参议部、参谋部、军事署、内务署、教育署、财政署、交通署、实业署、司法署、外交署,这一厅两部八署的长官由总裁遴选,提请主席任命。当天宣布的人选是:办公厅主任补英达赖,参议部长吴鹤龄,参谋部长李守信,财政署长德古来(吉尔嘎郎),实业署长王揖唐,内务署长索特那木道尔吉,交通署长于兰斋(巴彦泰),司法署长特木尔博罗特(特大海),外交署长陶克陶,教育署长金永昌 (阿拉坦鄂齐尔),军事署长王宗洛。另外,专门置有顾问室,设主任一人,专门顾问8至16人,由日人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井德五郎等分任顾问室主任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军政府成立后,由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其30万元经费;德王并将所属军队重新整编为两个军,由李守信与他自己分任第一军和第二军军长,约有一万三千余人。这样,德王正式成了蒙奸和日军的又一个傀儡。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德王偕同李守信等出访伪满,在“新京”(长春)拜访了坂垣征四郎参谋长和伪满大员张景惠等人,又对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大礼。在关东军授意下,溥仪则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接着,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签订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不久,德王又根据日方的指令,派其外交署长陶克陶与冀东傀儡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的《蒙冀协定》。这样,侵华日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三个傀儡,在其主子的命令下,便互相牢牢地拴在了一起,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可耻走卒。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蒙古自治军政府”的名称方自行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