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甘屈服于日寇淫威之下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党派爱国人士、爱国民众团体的倡导、影响下,揭竿而起,奋勇抗争。白山黑水之间,到处有抗日义勇军的身影,他们神出鬼没,痛歼敌伪。以其浴血奋战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在9月20日、22日、25日、30日及10月12日,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告民众书等,号召全国民众武装起来,“真正地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①。10月间,周恩来曾著文呼吁:“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的普遍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②中共满洲省委遵循中央的指示,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武装,利用一切机会来打击侵略者。同年10月3日,何香凝发表了《告全国兵士民众书》,号召全国兵士民众勿为内战作牺牲,而应奋起抗敌,“以造成我中华民族在世界之光荣”③。12月19日,国民党民主派领袖宋庆龄发表宣言:“我不忍见孙中山四十年的工作被一小撮自私自利的国民党军阀、政客所毁坏。我不忍见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的中国,因国民党背弃自己的主义而亡于帝国主义。”④她倡导一切正直的国民党人和真正的革命者,都应当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在黄琪翔的主持下,于11月12日发表了《对时局宣传大纲》,主张“团结一切反蒋抗日的势力,对内则铲除独裁的官僚政治,实现平民政治;对外则联合一切被压迫阶级和弱小民族,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在华之支配势力”;当前,只有“推翻南京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权,才能抗日救国”⑤。中国致公党也在其“二大”(10月于香港召开)后,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⑥。其他如李济深、冯玉祥、蒋光鼐、蔡廷锴、蔡元培、马相伯、沈钧儒、黄炎培等爱国人士和将领,曾多次发表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言论,为掀起抗日救亡的热潮而奔走呼号。
        这样,在全国舆论的鼓舞下,英雄的东北儿女,纷纷组织起来,提出了“抗日救国,收复失地”的战斗口号, 自发地武装抗击日寇的侵略。当时,东北的抗日武装,主要由以下几部分力量组成:(一)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二)部分东北军结合民众组织起来的“救国军”、“自卫军”等;(三)自发的农民武装;(四)倾向抗日的“山林队”。从九一八事变起,到1933年初,东北义勇军坚持抗战一年多时间,人数最多时曾达50万人左右,并创造了江桥抗战等许多颇有影响的战例,形成了万众一心自发抗敌的宏伟场面。
        日寇侵占辽、吉后,便收买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做汉奸,由张率部北犯齐齐哈尔,侵占四洮、洮昂铁路。这样,既可掩人耳目,欺骗舆论,又能达到兵不血刃全部侵占东三省的目的。为了安抚张海鹏,张学良曾于10月初“委张氏为兴安区国防警备司令”⑦。但张海鹏已决心充当日军的走狗,对张学良的笼络竟置之不理。1931年10月16日拂晓,张海鹏的前锋部队抵达嫩江桥南端。时黑龙江省守军已将江桥炸毁三孔,并对张部的徐景隆第一支队进行猛烈反击,伪军“一闻枪声皆纷纷退却, 日军虽竭力压迫,亦无可如何”⑧。 日军见利用伪军的计划破产,“当面将张海鹏痛责不堪”⑨。继而亲自出马,调动主力集结在江桥一带,并于10月27日派步兵少佐林义秀代表关东军向马占山提出要求:“书限黑省政府于11月3日以前将洮昂路嫩江桥修竣,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11月2日,林义秀又向马占山发出通牒:“(1)嫩江桥不得为战术的使用;(2)到11月3日正午南、北两军由桥梁撤退10公里;(3)距离之地点,在修理完成之前不许两军侵入其他地域内,以俟修理完成之日当即通知两军;(4)上项要求若不应允或妨碍修理时,认为对于日军有敌意,则使行武力对待等情。”⑩次日上午11时,日军开始以武力掩护强行修桥。当晚, 日军飞机向中国守军阵地大兴站投弹,日步兵亦进行猛烈射击。4日拂晓,日军借大雾弥漫之际,向守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中国军队虽械弹缺乏,但却士气高昂,沉着应战十余小时,使日军弃尸四百余具,狼狈退去。次日, 日军八千余人再度猛扑中方阵地,恶战一天,敌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全部被歼,高波骑兵队亦死伤惨重。6日,“日军以飞机八架翱翔于上,机枪排列于前,重炮十余门放列于后,步、骑、炮、空联合向我总攻”,双方血战竟日,均死伤枕藉。由于日军调集精锐的长谷旅团、天野旅团开赴前线,中国军队苦战一天后,为保存实力,于7日晚主动放弃江桥阵地,退至三间房预设的三道防线。11月8日至19日,江桥抗战进入第二阶段。此间, 日方先后三次向马占山递送通告书,既诬称马占山军中有“俄人加入作战”(11),又对马进行威胁恫吓,逼其下野。从12日开始,中日两军连日激战。虽然日军因取攻势而伤亡惨重,但至18日晚,中国守军已“死伤过半”(12),且官兵连日血战,疲惫不堪;军械弹药又极度匮乏,“士卒虽有斗志,其奈徒手不能应战何?”(13)遂被迫退守齐齐哈尔。19日凌晨4时,在日军的攻击下,马占山只好率黑省军、政人员二万余人全部撤至海伦。当天下午,日军多门师团进入齐齐哈尔。20日,日寇委任汉奸张景惠兼任黑省伪省长,建立了黑省傀儡政权。历时15天的江桥抗战,虽以中方失利而告终,但却给予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马占山也因此而蜚声中外。
        侵占齐齐哈尔后,日方又策划进犯哈尔滨。1932年1月,日方指使伪“吉林省剿匪总司令”于深澂率本部伪军近万人,北上进攻哈尔滨。2月1日拂晓,驻守双城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赵毅部,对进至双城东十里铺的伪军刘宝林部展开围歼,一举消灭伪军七百余人。当晚,赵毅部又在双城车站奇袭了日军天野旅团,打死打伤日军数百人。随后,日方从长春调派陆空部队驰援双城,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于次日夺占了双城。一时间,因哈尔滨的门户双城失守,敌大军进逼,哈市动荡不安,人心惶惶。此时,吉林卫队团冯占海部、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部与中东路护路军丁超部等联合起来,在1月31日组成了“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由李杜任总司令,丁超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原吉省警务处长王之佑任前敌总指挥,冯占海、邢占清、赵毅等为作战指挥,统一指挥各部军队约一万五千人,进行哈尔滨保卫战。2月4日,在哈城外围顾乡屯、三棵树、南岗、上号等处,守军奋不顾身,争先杀敌,曾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守军之步、炮、骑兵失去联络,难以配合;加之丁超、邢占清等人抗敌信心和军事准备不足,战至5日下午,各部守军被迫全线撤退,哈尔滨宣告沦陷。
        与此同时, 日军也加快了对锦州的进攻。先是, 日军指使汉奸凌印清、张学成,分别组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与“东北自卫军”,于10至11月间,两次袭扰辽西,企图“进而占据锦州城,驱逐张学良退入关内”(14)。结果,在黄显声、熊飞等人策动下,凌部师长项青山、张海天等于11月1日反正,一举摧毁了设在三道沟的凌逆司令部,处死了凌逆及15名日本顾问。黄显声随后派庄景福率公安骑兵两总队,痛剿张学成逆军,高山子一战,张学成及其日本顾问均被击毙。 日寇利用伪军的阴谋失败后,遂直接出兵进犯辽西。11月下旬,日军分别由通辽、沈阳、营口出动,分三路沿打通线、奉山线、营沟线南下西进,准备突破大凌河一带的东北军防线,一举进占锦州。然而, 日军沿途受到各地义勇军、民团的昼夜袭扰阻击,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目的。12月中下旬,日军调整兵力后,第二次进犯辽西。为了扫清障碍, 日军先对辽西义勇军展开大兵团围剿。各部义勇军顽强抵抗,在相当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因义勇军频繁作战,粮弹两缺,又伤亡甚重,缺乏补充,已无法打破日军的战略攻势。12月29日,张学良令辽西东北军逐次向关内撤退。义勇军仍拚命反击,使得“满铁沿线地,殆在兵匪重围中”(15),但这却只能起到掩护东北军正规部队撤退的作用。1932年1月3日下午, 日军在重炮掩护下,终于侵占了锦州城。
        锦州与哈尔滨陷落后,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战走向沉寂,各地义勇军代之而起,掀起了新的抗战高潮。在辽宁省,黄显声以爱国的警察和公安队为骨干,于1931年12月底组成了“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他们活跃在沈阳、新民、黑山、辽中一带,神出鬼没地打击日军,队伍不断壮大,到次年3月已达15万人。其中的邓铁梅、苗可秀两部更是战功卓著,威震敌胆。1931年10月,邓铁梅担任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总司令,其时该部仅三千余人,编成三个步兵团,一个大刀队,一个侦察队。12月,他亲率大刀队主攻凤凰城,缴获步枪三百余枝及少量的轻机枪、迫击炮。到次年春,邓铁梅被救国会委任为第二十八路军司令时,该部已发展到3万人,辖十八个团,三个支队和一个大刀队。4—5月间,他们战斗四十余天,粉碎了日军上万人的数路扫荡。7月,邓部突袭岫岩城,俘日本顾问、指导官二十余人,将城内迫击炮连全部缴械。9月,在二道洋河一战中,毙伤伪军三千余人,俘获其司令印连忱。1933年初,敌人再次“讨伐”,邓部所属李海山部六百余人,被敌军包围于沙金沟老平顶。李海山率部与敌死拚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使敌人为之震惊不已。为了消灭邓部,敌人多次招抚、诱降邓铁梅,均遭断然拒绝。后因叛徒出卖,邓铁梅身陷囹圄,仍大义凛然地表示:“头颅可断,热血可流,救国之志不可夺。”死前曾题词云:“七尺之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
        1932年4月21日,原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部第三团团长唐聚五,与郭景珊、张宗周、孙秀岩、黄宇宙等人在桓仁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由唐、黄任总、副司令。当时,14个县的民众一齐响应,大刀会、红枪会等均起而合作。该部初编为三十三路军,总计十余万人,在辽东通化、辑安、临江、辉南、柳河等地转战八个月之久。在辽南,1931年12月李纯华等成立了“辽南义勇军”,次年6月改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由李纯华代理总司令(王化一总司令未到任)。该部约有三万余人,活动于海城、盘山、营口、辽阳、台安、大石桥一带。另外,王凤阁的“辽宁民众义勇军”,辽西郑桂林、耿继周等部义勇军,也都多次奇袭敌伪军,炸火车,扒铁路,烧兵站,扰得日伪统治当局日夜不得安宁。
        在吉林,李杜、丁超、赵毅、冯占海等组成的“吉林自卫军”退至依兰后,联络了松花江下游的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迎战敌广濑师团。依兰失守后,李杜、丁超撤向勃利,后至哈绥线东段,与王德林部配合作战。5月后,日军切断了李、王两部的联系,丁超又叛变投敌,使自卫军士气受挫。11月,独立作战的冯占海部退往热河。1933年1月,“吉林自卫军”大部分被消灭,李杜率残部三千余人退入苏联。吉东地区,原东北军第二十七旅营长王德林联络大刀会等组织,于1932年2月21日在敦化成立了“吉林国民救国军”,自任总司令。救国军以敦化为中心,活动范围南达辽吉边界,北至牡丹江一带,曾先后攻克敦化、额穆、和龙、汪清等县城。日军占领吉林后,急于修筑吉会铁路,救国军便多次进行袭扰、破坏,使吉会路的修建屡遭挫折。王德林部在战斗中不断壮大,很快发展到四万余人,并一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另外,1931年10月在洮南成立的“吉西抗日军,”由姜荣跃、王可大任总、副司令,主要活动于农安、扶余、甘岭、乾南一带。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由田霖任司令,主要活动于吉敦路沿线。
        在黑龙江省,除马占山部的东北军爱国官兵英勇抗战外,苏炳文部也非常活跃。1932年10月,苏炳文以其第二旅和张殿九第一旅部分官兵为骨干,通电成立了“东北民众救国军”,该部约有数万人。民众救国军成立后,曾与进犯海拉尔的铃本旅团多次交锋,一再击退日军的进攻。10月间,张殿九部与日军松木第十四师团在富拉尔基展开血战,双方死拚三昼夜, 日军死伤惨重,张部损失亦不小。日军进入富拉尔基后,苏炳文曾率部进行反攻,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随后, 日军痛感兵力不足,乃施展“和谈”阴谋,以为缓兵之计。11月初,苏炳文致电北平军分会严正声明:“日方宣传如何将与文开和平会议等空气,均属虚造,淆惑听闻。我军主义正大,宗旨坚定,毫无妥协可能,敬乞向中外辟谣,免乱是非。”(16)11月中旬起,苏炳文部浴血保卫海拉尔,曾予敌以重创。终因力量悬殊,海拉尔于12月4日陷落,苏炳文、张殿九、谢珂、马占山等率官民四千余人退往苏联。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广大农民也纷纷拿起武器,秘密组织了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等宗教会社,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之中。在抗日救国热潮的影响下,许多“胡匪”也乘机而起,打起了“反日山林队”的旗号,到处阻挠敌人的行动。这些“山林队”或是原来的土匪,在新形势下转向了抗日,或系义勇军、自卫军溃散下来的零星武装,以胡匪占据山头的形式聚集起来,他们人数总计在五万人左右。虽然其军纪不好,土匪恶习依然存在,也比较脱离群众,但抗日仍是其主导面。其中许多人接受了各部队的收编,为抗日做出了贡献,如辽宁的项青山(项忠义)、张海天(老北风)、小白龙,吉黑的宫长海(宫傻子)、姚秉乾(双山)、李忠义(海清)、张希武(天照应)、马鸣春(一只鸡)、刘万奎(刘快腿)以及长江好、天下好、三江好、平南洋、占中华、老双胜、东双胜等;占中华、平南洋等后来还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英勇作战,曾使侵华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日方缩小了的报告来看:从九一八到1933年2月止,日伪军死亡人数为6 541人,平均每月讨伐义勇军150次,阵亡官兵73人, 日军每月平均从东北运回国内尸体50具。在日寇强兵包围之中,义勇军得不到国民政府的支持与援助,以劣势的装备与敌人作殊死搏斗,这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伟大精神。但是,东北义勇军自身也存在着许多弱点和局限性:一是其领导者多属原东北军、政官员或绿林首领,他们提不出明确的抗日纲领,对长期抗战的准备与信心均不足;二是义勇军各部未能团结起来,形成强大的统一领导核心,各部的分散作战甚或互相拆台,给了日伪军以各个击破的有利条件;三是义勇军严重脱离群众,几十万大军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其军纪无法得到保障,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正是由于这些自身的缺陷,加上日伪军事力量的强大、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轰轰烈烈的义勇军抗战仅仅坚持了一年多时间,到1933年初便告结束。
        当然,东北人民抗日的火种不会熄灭,抗日的组织也未被完全摧毁,一场新的斗争风暴正在酝酿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