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日寇对华侵略步步深入,民族危亡的乌云已笼罩在华北上空。地处国防前线的平津两市的人们,尤感有切肤之痛。随着华北自治运动的恶浪翻滚,随着汉奸殷汝耕伪政权的粉墨登场,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酝酿成立,北平的爱国学生已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①许多人不禁发出质问:“平津还是中国的领土么?”②中华民族的出路又在哪里?
        置身危城的青年学生们日受煎熬,悲愤不已,他们决心“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以自己的血和泪来警醒国人。同年夏秋之际,黄河又泛滥成灾,冀鲁一带,难民四处流亡,妻离子散。这时,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的指示,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北平分会展开了救灾赈济活动。9月29日,“北平大中学校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在女一中正式成立,吴闺箴任临时主席,姚依林为记录。该会在北平社会局注册立案后,以公开合法的方式发动学生,组织义演,为灾民募捐钱款、衣物。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新成立的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在李常青、谷景生、彭涛、周小舟等人领导下,决定不失时机地重组北平学生联合会。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生联合会在女一中成立,女一中的郭明秋任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为秘书,镜湖中学的孙敬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风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负责交际,彭涛任学联党团书记。
        11月下旬,彭涛、周小舟、谷景生与郭明秋、姚依林、黄敬等多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请愿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通过了“通电表示否认任何假借民意之‘自治运动’”及“联络平市大中学校发起大规模请愿”两项议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誓死反对‘防共自治’”,请求政府“下令讨伐叛逆殷汝耕!”“宣布对敌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解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之自由!”③这时,传来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学联党团果断决定在这一天进行请愿活动。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爱国怒火,像火山一样在北平古城爆发了。清晨,在朔风凛冽的大街上,警察已经布满了各要冲地带,学校当局也奉命阻止学生离开校园。可是,在中共北平市临委和学联的领导下,学生从黎明时分就按预定计划行动了起来。在城内,东北大学学生在宋黎的指挥下,冲出西直门内校园后,由北向南冲破了警察的重重封锁线,沿途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汇成了时代的最强音,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在西四北大街,数十名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学生,在欢呼声中加入了这支队伍。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市立女一中等校学生,在董毓华、白乙化、于刚(陈泽云)、刘静宜等学生领袖的率领下,也迅速奔向新华门。上午10时左右,新华门前已汇聚了十多个学校的学生约2 000人,旗帜、标语满目皆是,口号声此起彼伏,响遏云霄。学生们临时推选董毓华、宋黎、于刚等十二名代表,前去中南海居仁堂请愿,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六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由于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对学生的要求满口搪塞,企图“抚慰”了事,激起了学生们的强烈愤慨。各校代表马上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并推宋黎担任游行总指挥。随即,由中国大学的队伍带头,救亡的洪流立刻向西长安街涌去。行进中,宣传队不停地领呼口号,散发传单。游行队伍在西单牌楼和西四牌楼,相继冲破了由军警和二十九军大刀队组成的两道封锁线,然后改道东行,奔向沙滩、王府井。很快,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数百名学生也加入到了游行的行列中。一路走去,游行队伍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到达王府井大街时,人数已超过了3 000人。这时,警察当局惟恐学生冲击日本使馆,遂调来大批警察和消防队。刹时,但见皮鞭挥舞,枪柄、木棍、大刀左刺右捣,高压水龙四处喷射,军警与学生搅作一团,互相厮打搏斗。不久,游行的队伍被冲散,近百名学生受伤,三十余人被捕。暮色降临时,部分被冲散的游行学生,很快汇集到北大三院,宋黎向他们传达了学联的决定:从10日起实行全市总罢课,准备再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当天,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学生也在城外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这两校的请愿学生在西直门外高梁桥遭到了军警的阻拦,警察关闭了西直门,并对阜城门、德胜门、安定门加强了戒备。学生们交涉、哭求、宣传、喊口号,均无济于事,军警死活也不打开城门。这样,在呼啸的寒风中,学生们只好召开群众大会,向城区居民和守城军警展开宣传。西直门外的这支队伍约有一千余人,他们一直坚持到傍晚时分,才满含悲愤在苍茫暮色中步行返校。
        这一天,北大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也参加了请愿游行,清华教授张申府和女一中教师孙荪荃直接参与了游行的指挥。《世界日报》、《北平晨报》的记者,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及美联社等外国通讯社、报社的记者,也追随游行队伍作了采访。时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夫妇, 自始至终参加了请愿游行,并拍下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由此,“一二·九”请愿游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二天,北平学联举行总罢课,同时在斗争中建立、健全自己的组织,中共在各校党组织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在抗日怒潮席卷古城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却一再饬令各校要严加管束学生,“国事听候政府处理”。北平市公安局则发布了《禁止青年学生聚众游行》的布告,恫吓说:“学生倘轻信流言,逾越常轨,即依法分别究办。”宋哲元曾发表《告学生书》,要求学生“安心求学”,不可“浅薄的盲从”④。校方当局也纷纷张贴布告,劝导学生“安心上课,不宜再作其他活动”。13日,胡适在《大公报》上发表《为学生进一言》的文章,一方面盛赞“一二·九”运动是“空谷足音”,乃“天下皆知的壮举”,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却称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不但不能引起同情,还可以招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⑤。然而,威压与欺骗既不能使学生屈服,也无法让他们上当。12月14日,北平报载“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6日成立,学联立即决定在16日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成立。
        12月16日,北平再次发出了怒吼!清晨,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当场通过了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项决议案,并决定到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反对“冀察政委会”的成立。大会结束后,长达两里的游行队伍,每八个人或十二人为一排,臂挽臂整齐雄壮地向前走去。清华、燕京的先遣队作为先导,高举旗帜,两旁是各校的纠察队和自行车交通队,学生们分成四个大队,迈着整齐步伐直奔外交大楼。行进中,只见旗帜翻飞, 口号声经久不息,红色传单随风飞舞,标语随处可见。沿途许多市民满怀热情,给学生们送来了开水,不少人也加入到了游行队伍中。在前门大街,许多中外记者爬到城楼上举起相机,摄下了这宏伟的历史场面,并纷纷扬起长围巾,以示致意。由于大批警察和保安队鸣枪拦截,不许游行队伍进入内城,游行指挥部遂将队伍集合在前门外西车站广场,然后召开了第二次市民大会,又通过了反对秘密外交等九项决议案。下午4时后,在宣武门内外,反动军警开始对学生进行镇压,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才停息。当天,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学生达四千余人,被捕者有三十多人。
        北平“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的爱国示威游行,给了妥协卖国的国民党当局以当头棒喝,迫使“冀察政委会”不得不延期成立。同时,北平学生英勇斗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这样,全国各地闻风响应,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了神州大地。12月18日,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中西女中、汇文中学、法商学院、北洋工学院、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工业学院、扶轮中学、震中中学等校爱国学生举行了请愿和示威游行,并从翌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职业、妇女各界人士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全市示威游行。26日,上海各校学生宣布举行总罢课。同时,部分学生组织了“赴京请愿讨逆团”,他们乘坐的火车沿途受到警方的重重阻拦,最后被迫于27日从无锡返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开封、西安、济南、太原、南宁、扬州、苏州、保定、长沙、桂林、宁波、安庆、重庆、南昌、宜昌、徐州等许多大中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请愿、示威游行和罢课,以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几乎全国各省市的学生都发出过通电宣言,响应和声援北平学生。其中因要求去南京请愿索船索车受到阻拦以致断绝交通的,有杭州、开封等六市。除国统区外,香港学生与各界人士也展开了募捐和宣传活动,并发表救国宣言,成立了救国会。在陕甘苏区,博古于12月18日发表谈话指出:“平、津、京、沪、粤各地数十万学生举行壮烈的罢课示威游行,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蒋介石无耻卖国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他们这种英勇斗争充分表现了我们伟大中华民族不能灭的精神,苏维埃政府对于这些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斗争的英雄深深地表示无限的同情与敬意。”⑥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除学生和文化界外,工人也很快作出响应。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工人和沪杭铁路工人,先后举行集会,发通电或宣言,要求对日宣战。12月18日和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分别发表《告工友书》和宣言,号召各界群众起来,“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许多知名爱国人士,纷纷声明支持学生运动。鲁迅在12月18至19日夜,写成《“题未定”草(六至九)》一文,热情赞扬“一二·九”运动,并寄以殷切希望:“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⑦宋庆龄曾给北平学联寄去一百多元钱,以示支持,她同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领导的上海救国会,一直鼓励学生们要坚持下去。国学大师章太炎则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⑧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马海德、汉斯·希伯、路易·艾黎、魏璐丝等人还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收集、编印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消息、材料,邮寄给西方的进步人士和学生组织。后来,旅沪国际友人组织了“中国人民之友社”,表示“我们的目的在参加这个斗争。因为这个斗争已经成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蒂主义和反对战争的主要关键了。”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令海外侨胞为之振奋。纽约全体华侨抗日救国会闻讯向国内发电四则,分致北平学生、国民政府、全国学生民众和第十九路军将领。在致国民政府电中,他们义正辞严地说:“媚日卖国,九省沦亡,侨情愤激,应即觉悟,开放政权,组织国防政府,积极抗日。否则,声罪致讨。”⑩旅德华侨反帝大同盟在1936年1月3日,发出致全国各校学生电函,对全国各地学生的救亡运动备加赞扬。东南亚侨胞纷纷组织抗日救国会,以各种方式支援国内的救亡运动。北平学生点燃的抗日救国烈火,显然已成燎原之势,任何力量也无法遏止它。
        在“一二·九”和“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许多学生领袖也明白,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决不是学生界所能负荷,学生只能作救国运动的前哨和先锋,必须转化学生界的救国运动为广大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11)。但究竟应如何转化?许多人陷入了沉思。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给平津党组织发出指示:“在新形势下,党在学生运动中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能够及时地有力地团结一切学生群众为整个的巩固力量,坚决地反对提前放假,反对绑架式的强迫离校,反对摧残华北教育,解散华北学校,积极地扩大平津学生群众运动。”(12)12月20日,中共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抗日的共同战斗!”(13)中共北平市临委召集学联领导成员中的共产党员黄敬、黄华、姚依林、宋黎、郭明秋等开会,经讨论研究,决定组织较大规模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
        1935年12月26日,平津学生联合会在北平成立,随后组成了“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按军事化方式行动,设立有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为党团书记。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有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调查等专责人员。宣传团共分四个团,约五百余人:第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区学校组成;第二团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等西城区学校组成;第三团由清华、燕京、辅仁等西郊及北城区大中学校组成;第四团由河北法商学院、天津北洋工学院等天津学生组成。总指挥部规定了各团出发的时间、地点、路线,各团则每日派出先遣队骑车先调查目的地、汇合点、路线、当地驻军情况等,然后大队步行出发。宣传团冒着刺骨的严寒,冲破警察、驻军的阻拦、干扰与破坏,每到一处,即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散发传单,教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帮助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组织抗日救国团体……
        宣传团从1936年1月初出发,分途到各地宣传。第一团、第二团离平后,经丰台、南苑、黄村、青云店、安定村、礼贤镇到达固安;第三团经卢沟桥、长辛店、良乡、窦店、琉璃河、码头镇,也向固安靠近;第四团从天津分散隐蔽出发后,经汉沟、杨村、皇后店、安次、永清抵达固安。1月7至8日,四个团在固安集中,次日举行了全体大会。因宣传团内部存在意见分歧,第三团第二大队第四小队离队回校,第四团多数人也已返津,故将第四团剩下的12人并入第一团。然后,第一团去雄县、高阳,第二团赴新城、容县,第三团经涿州沿平汉线南下,约定十天后在保定会师。平津学生的南下宣传,震动了北平地方当局,他们严令校方配合军警、特务,一定要想方设法将学生赶回北平。这样,各团在行进中一再受到围困堵截。1月15日,第三团首先被军警用火车押送回北平。次日,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作为永久性的战斗组织。21日,第一团和第二团到达保定,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次日,他们也被军警用闷罐车武装押送回平。随后,三个团联合开会,统一新建立的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
        “民族解放先锋队”是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向全国和海外发展。刚成立时,只有队员三百余人,在北平设有四个区队部,下辖二十六个分队,总队部由敖白枫(高锦明)任队长,刘文卓(刘导生)为秘书,萧敏颂与王仁忱分任组织和宣传部长,黄敬任党团书记。到当年暑假时,北平民先队员已达到1 200人。随后,全国有三十多个城市都建立了民先队,法国巴黎、 日本东京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年2月6日,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民先队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继平津学生之后,上海、济南、武汉、杭州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宣传团,深入民间宣传抗日思想,但无一例外地均遭到了当局的强制解散。寒假结束后,平津学联党团决定复课,并于2月7日发表了《复课宣言》。然而,反动当局对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惊恐不已,蒋介石、宋哲元等认为,学运“显系共党从中主持”,决定对学生“严格制裁”。2月11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告国人书》,斥责救国会为“祸国的烟幕”(14)。2月20日,国民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诬称救亡活动为“扰乱秩序,鼓煽暴动,危害国家”,规定对于“煽惑民众之集会游行应立予解散”。2月19日,行政院密令平津两市市长,立即取缔平津学联;还饬令华北军政当局对爱国学生与救国团体要严行镇压,“勿稍宽贷,以遏乱萌”(15)。由此,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太原、上海等地方当局,大张旗鼓地逮捕进步学生,肆意摧残、打击抗日救国运动,学生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转入了低潮。
        在此危急关头,中共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遂指示学运部分领导干部转移阵地,蒋南翔去了上海,郭明秋、姚依休、孙敬文等则先后赴天津、沧州工作,北平学联党团由陈翰伯负责。3月9日,原河北高中学生郭清被捕后,因受酷刑折磨而猝死狱中。消息传来,爱国学生悲痛欲绝,个个怒火中烧。学联党团决定,趁此机会冲散北平上空的沉闷气氛,遂定于3月31日在北大三院举行郭清追悼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当天上午,追悼会上群情激昂,发言者无不声泪俱下,字字泣血。会后,学生们高唱《囚徒歌》,抬着棺材上街游行,结果在北池子南口遭到大队军警的袭击。面对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军警凶狠地以武器攒殴、驱散、逮捕,当时秩序大乱,幼童弱女,多被践踏,惨不忍睹”。学生队伍很快被打散,受伤者达百余人,被捕学生有53人,其中女生17人。“三三一”行动“所表露出来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之严重性”,给北平的救国统一战线造成了极大的损害,(16)许多学联干部和民先队负责人如黄华、谢云晖、赵德尊等,因此而被捕入狱,给以后的工作造成了巨大困难。
        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引导学生运动越过低谷,进一步深入发展?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36年春,中共中央派驻北方代表兼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抵达天津。他在了解、分析了华北形势后,制定了“积蓄力量,分散隐蔽,等待时机,准备决战”的战略方针,并着手纠正已往工作中的“左”倾冒险错误和忽视上层统一战线的关门主义思想。这期间,刘少奇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关于人民阵线问题的两封信》、《KV启事》等文章,从政治、思想上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认识水平,改变领导作风,并加强了党组织建设。1936年4月,北方局经中央批准后,决定营救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中的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后经艰苦细致地工作,9月11日,宋哲元签署了冀察绥靖主任公署法政字2619号训令,将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员悉数释放。4月间,北方局委派李葆华担任北平市委书记,李雪峰则改任市委组织部长,赵仲池任市委宣传部长。此前3月间,林枫已担任了天津市委书记。这样,平津两市委很快走向健全,河北省京东、津南、保属、直南等地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山东省委、山西工委、河南党组织也相继建立了起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华北地区中共党员很快发展到五千余人。针对平津学运中存在的问题,刘少奇提出了两个小心谨慎的策略,即正确对待教师和学校当局,正确对待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李葆华担任北平市委书记后,大力动员学生复课,一面读书,一面救国,要求学生尊重老师,团结家长,避免脱离老师、家长和广大群众。4月初,平津学联改组为平津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发表告民众书,表示虽屡遭镇压,也绝不放松救国工作。(17)这时,中共及时提出了“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并在各校组织了多种学术性社团,举办了一些与救国运动相结合的学术活动。5月4日,北平学联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了《告五四运动诸先进书》,公开检讨了过去处理师生关系、与学校当局关系中的某些不妥之处。(18)6月19日,北平学联在燕大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表示愿意接受师长指导,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这些活动,改善了学联与校方、老师的关系,获得了各方面更大的同情与援助。
        对于曾镇压学生运动的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学联也力求与之改善关系。4月6日,北平学联发表了致宋哲元的公开信,指出学生的三次大游行,“并不定是敌对的表示,乃是忠诚的劝告,血泪的呼吁。所有北平的学生始终希望您仍是能回复到他们的阵线,领导起中国人民抗日图存的运动”(19)。这时, 日本正向华北大举增兵, 日方策动的武装走私活动十分猖獗,天津又发生了海河浮尸案,“大直沽闸口河内,自四月起,不断地发现浮尸,每日最少在三具以上。至五月间,为数更大增加;据统计,五月份, 自一日起至二十日,共计发现浮尸一百二十余具”(20)。这些浮尸系日军招募的中国民工,在为日军修建军事工程后,被日方杀人灭口弃入海河的。亡国灭种的惨痛,又一次激怒了青年学生。5月28日,天津学生在中共天津市委、学联、民先、天津各界救国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6月13日,北平学生万余人再次示威游行。这两次行动中,爱国学生都喊出了“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反对二十九军南调!”等口号,这激发了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爱国情绪。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宋哲元自4月以来对日态度已发生明显变化。天津“五二八”行动后,宋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称:“津市学生游行事件, 日方表示颇认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不便取缔”(21)。北平“六一三”游行时,“全日情形甚佳,军警对学生仅取威吓、劝导,未用武力”(22)。8月,宋哲元曾派其代表刘子青潜赴延安,向毛泽东介绍二十九军及他本人的抗日殷情,希望能取得中共的理解与支持。8月14日,毛泽东亲笔给宋哲元回信,鼓励宋与中共联络华北各实力派, “共组北方联合战线”(23)。进入9月后,宋哲元与爱国学生间关系进一步融洽。北平学联不断组织学生到二十九军驻地进行抗日宣传,教官兵打篮球、踢足球,搞田径赛和各种文娱活动,增强了彼此的了解与友谊。10月下旬,日军多次在平津举行军事演习,炫耀武力。11月7日,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在红山口举行演习;11日,二十九军在固安举行大规模的秋季演习,以示回敬。北平学联曾派代表并组织清华、燕京两校学生,赴固安慰问,并献上写有“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和“国家干城”大字的两面锦旗,以鼓舞爱国官兵的斗志,激励他们苦练杀敌本领。
        11月,绥远抗战爆发,傅作义部军队很快取得了红格尔图和百灵庙大捷,各地爱国学生迅速汇入了援绥的爱国洪流中。然而,正当爱国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之际,国民党当局却在11月22日深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等七名救国会领袖,制造了“七君子”冤狱。24日,北平学联开会决定,从次日起举行两天总同盟罢课,以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12月9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大会上,北平学联接受广大群众意见,决定在12月12日举行抗日大示威。12日,北平学生在黄敬、高承志、李昌等指挥下,分三路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也就在这一天,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7至25日,北平学联多次举行座谈会,发表宣言和告同胞书、告同学书,呼吁对西安事变“用政治方法和平解决,勿再激起新的内战”(24)。1937年的上半年,北平学联领导爱国学生进行了反对“新学联”和“丁丑学会”,支持“新启蒙学会”,坚持“统一学运”,反对分裂学运等斗争,均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又积极动员各界群众,支持二十九军加紧抗战准备,为迎接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到来贡献了力量。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参加“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大部分撤离平津。许多人从此拿起了枪杆子,战斗在华北的抗日前线;也有不少人流亡到南方,到国统区去传播革命的火种。他们当中,有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有将毕生精力倾注到革命事业中的一代功臣,也有在学术领域成绩卓著的专家、学者……总之,“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是用先行者的鲜血写成的,它将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永不磨灭的一页。由于“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