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分化,1931年11月至12月间,蒋介石在南京、胡汉民在广州、汪精卫在上海分别召开了三个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按照中国国民党党章的规定,在四全大会举行后,应于1933年11月召开五全大会。但是,蒋介石集团却一直醉心于“剿共”内战,遂多次以“剿匪工作未竣”为由,①决定延期召开五全大会。直至1934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四届五中全会上,才因“江西匪祸已经摧陷廓清”②,方确定在翌年11月召开国民党“五大”。
        就在国民党“四大”与“五大”之间的四年里,中国的民族危机已演变到了空前深重的地步。在千夫所指的“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军逐次退入关内,东三省仅数月即告沦陷。1932年1月,日寇又在上海点燃了战火,第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奋起抵抗。在枪炮轰鸣声中,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却要求国人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③。结果,《淞沪停战协定》于5月初签订,上海成了中方无驻兵权的“非武装区”。与此同时,日寇扶植的伪满洲国也于3月成立,而国联李顿调查团的冗长报告书竟主张东北脱离中国管辖,设立“满洲自治”政府,由国际共管来代替日本的独占,使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随后,日军于次年春攻占榆关,进犯热河,长城一线,狼烟四起。5月底,《塘沽协定》签订,绥东、察北、冀东实际变成了日军的自由出入区,华北门户为之洞开。1934年4月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公然“反对中国方面利用任何他国势力以图抗拒日本之任何举动”,也“反对中国所采可利用一国以制他国之任何行动”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以中国保护国自居,企图独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四·一七声明”,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与惊骇,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侵略者已然登堂入室,祖国山河已然支离破碎,骨肉同胞正惨遭凌辱蹂躏,可国民党当局仍在高喊着“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到了1935年, 日寇窥伺华北日亟,其侵略魔爪随处可见。以察东事件、张北事件、河北事件为借口,以《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为依据, 日方将国民党中央势力逐出了平津,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很快恶浪翻滚。
        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阶层的力量组合有了新的变化,国内外形势也今非昔比,国内的政治格局更是日新月异。这些重大变化,经过华北事变后到1935年底, 已经基本定型。这无疑会对国民党的“五大”产生巨大影响。首先,国共长期对垒及你死我活式的厮杀格局出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把抗日与反蒋相提并论,并在实际中执行着“抗日必先反蒋”、以反蒋为主的政策。但到了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内各党派遵循“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迅速联合起来,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以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武力共同对外,抵御日寇的侵略。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了全国各界的响应,在国民党内也产生了强烈的震动。在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国共两党虽是完全敌对的双方,但任何一方政策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另一方政策的转变。且不说团结御侮已成为国人的普遍呼声,单就与中共争夺斗争主动权和收揽人心这一点而言,国民党当局也不能不改变其对日政策。更何况, 自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南方主力红军已陆续向西北转移。工农红军数量的锐减,僻处西北边陲之地的现状,使蒋介石集团感到有了芒刺渐消、可以稍舒口气的机会。由此,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蒋氏逐渐产生了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这样,以国民党的主动寻求为先导,国共两党很快开始了秘密接触。虽然国共对峙的基本格局尚未有实质性的改变,但双方的相互接触毕竟为以后的再度合作开辟了道路。
        其次,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暴日的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民族意识的普遍增强,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崛起。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工人、市民等各界人民,纷纷发通电、宣言,进行示威、游行和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速息内战,一致抗日”⑤,怒斥“不抵抗主义”及“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能,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⑥。各地工人的罢工、抵制日货、组织义勇军、成立救国会、募集爱国捐款等行动,文化艺术界的广泛宣传工作,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东北健儿的浴血杀敌,这一切,汇聚成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救亡壮歌。1933年初,因日军攻进关内,华北形势顿形危急,全国人民再次掀起了抗日高潮,直至“一二·九”运动爆发,标志着救亡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几年间,这种同仇敌忾的民族感情不断高涨,很快上升到了可以支配一切的地位。国人的抗日情绪已臻沸点,政府当局倘仍一意孤行,拂逆民意,势必要被抗日的怒潮席卷而去。
        再次,英美与日本的矛盾激化。英美希望在中国与日本“机会均等”,共同攫夺中国权益,但日本却企图独霸中国,矛盾便油然而生。九一八事变后,英美为诱导日本北攻苏联,使之两败俱伤,以达自己坐收渔利目的,曾不惜牺牲中国东北,顽固推行远东绥靖政策。然而,事与愿违, 日本的侵略祸水并未流向北方的苏联,却南下冲进了华北,这直接损害了英美的在华利益。从1935年秋季起,英美就华北“自治”、武装走私等问题,向日本一再提出抗议,且态度渐趋强硬。显然,英美对日态度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蒋介石集团对日政策的改弦更张。
        复次, 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严重动摇了南京政府的经济根基,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东北沦陷后,国民党当局犹不痛惜,仍对侵略者躬腰曲背,强颜欢笑。及至华北事变后,黄河以北已危如朝露,华北“自治”运动的愈演愈烈,广田对华“三原则”的出笼,充分暴露了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的狼子野心。华北地区乃国民政府的重要经济区之一,被称之为中国的“生命线”,南京政府每年可从那儿获取巨额的经费。然而,由于日寇的侵略,仅关税一项,国民政府从1935年8月到次年5月,在华北地区就减少了约3 000万元的财政收入。对此,国民政府若再坐视不理,必将在财政枯竭和日本军事扩张的双重打击下,使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走向崩溃。
        最后,国民党内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在继续发展。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爱国思想的国民党军政官员,逐渐倾向于抗日救国,并采取了若干实际行动。如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冯玉祥、方振武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奋起抵抗;李济深、陈铭枢等人和第十九路军的发动“福建事变”;胡汉民的坚决主张抗日,并痛斥南京政府应付日本的“三无主义”(无抵抗、无责任、无办法)和“四不主义”(不抗、不和、不守、不走)⑦;等等。很显然,变化了的时局,对国民党上层的分化起了强烈的催化作用。二是就整体而言,国民党内部的相互争斗稍有减弱,有了一些趋向团结的迹象。自国民党“四大”后,蒋介石曾标榜“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⑧,一度短暂下野。1932年初,蒋氏复出,与汪精卫合作,二人分主军、政,别别扭扭地“合作”了几年。其间,西山会议派已然消失,改组派也已解散,冯玉祥的西北军系支离破碎,阎锡山、桂系、新粤系的陈济棠派等地方实力派,与蒋介石处于和平对峙阶段,西南川、康、滇、黔地区,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力量已大大加强,这些均有利于国内政局的稳定。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激化,在某种程度上又掩盖或抑制了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同时,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过程中,国内要求“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响遍神州,国民党内各派系迫于舆情,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轻易挑起不得人心的无谓内争。因此,到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时,出席会议的委员“人数之多,为历届记录所未有”;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与会,显示出国民党内“团结精神转觉增进”⑨。三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上层中,随着反日情绪的抬头,英美派的力量逐渐增强,亲日派的气焰有所减弱。1933年,中国从美国获得了麦棉借款,在伦敦签订了白银协定,与国联达成了技术合作,对国民政府的经济状况有所补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的实际地位因此而有了上升。次年11月,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攻击英美派左右了蒋介石的外交政策,说这些人“相信恃欧美之力,可以颠扑日本在东洋之霸权”。1935年2月,在日方的高压下,汪精卫明令取消了以前颁布的抵制日货的法令。6月10日,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签发了《敦睦邦交令》。6月19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吴稚晖指责汪的上述举动为对日“忍辱求全”,要求清算汪的对日妥协政策,把汪氏“批评得体无完肤”⑩。接着,于右任、孙科、戴季陶等也对汪氏拍桌痛骂,竞相怒斥其卖国罪行。汪精卫因此于6月底不辞而别,先入上海医院“休养”,再赴青岛游览,并于8月8日电请中央辞去本兼各职。8月14日,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陈果夫等借机对汪再作猛烈攻击。后汪虽然旋即复职,但追随他的一批部长、次长、秘书长,却有不少人被迫下台。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当天,汪精卫遇刺,移上海就医,从而导致了国民党中央权力的再分配。在随后召开的国民党“五大”上,新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蒋系成员比例大增,汪派人物纷纷落选。12月,汪精卫获准辞去本兼各职,随即出国疗养。次年初,汪系核心人物之一唐有壬在上海被刺殒命。至此,以汪精卫为首领的亲日派,在国民党中央的势力和影响力有了明显的减退。
        上述种种变化交织起来,构成了国民党“五大”开幕前的背景框架。那么,这次五全大会又能作出些什么呢?
        1935年11月1日至6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为五全大会作了准备。11月11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常务会议,讨论了“五大”的开会事宜。次日晨,与会代表冒雨前赴中山陵,于9时半行谒陵及总理诞辰纪念礼。10时整,由林森主持“五大”开幕式,并致开会词。15分钟后,“词毕奏乐,礼成”,合影后代表纷纷入城。当天下午休息。13日晨9时,南京市湖南路中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礼堂装饰一新,“中央党部内外及东西两牌坊上,均缀以柏枝花彩,大门前松柏牌坊上并横悬红绸金字匾额,书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余字,左右悬以‘一心一德励精图治’、‘矢勤矢勇继往开来’对联,二门前亦有 ‘共矢忠诚’横额,及 ‘集中全党意志’、 ‘发扬革命精神’对联,气象庄严”(11)。“五大”首次预备会议正式举行,由于右任担任大会主席,讨论公决了大会主席团人选,宣读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第一号报告及大会议事规则。
        此后,直至11月23日“五大”结束,先后在14日、15日、16日、18日、19日、21日、22日、23日召开了第二次预备会议和一至七次大会,分别由蒋介石(三次)、林森、张继、邹鲁、阎锡山、孙科等任各次会议主席,秘书长为叶楚伧。出席会议的国民党中委计103人,代表共401人。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实施宪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十二个决议案,听取了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的会务报告,蒋介石作的政治、外交报告及何应钦作的军事报告。11月22日下午和次日上午,大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共选出中央执行委员120人,候补执行委员60人,中央监察委员50人,候补监察委员30人。23日下午5时半,“五大”举行闭幕典礼,由蒋介石宣读了长达7 000余字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并致闭幕词,约历时半个小时,“五大”遂宣布闭幕。
        国民党“五大”的召开,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当局的内外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首先,在对日态度方面,11月19日,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演讲。他说:“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岂有他哉。”“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2)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不过,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故应“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13)。国民党最高当局这种“决不放弃和平”的愿望与“至非牺牲不可时, 自必决然牺牲”的态度,比起过去的“不抵抗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14)。
        其次,对中共的态度。九 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各红色根据地大打出手,疯狂围剿。“攘外期间安内忙”,其结果却是日蹙地百里,大片国土相继沦丧。虽然剿共内战遭到了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可国民党“五大”对中共和红军,仍坚持敌视态度。外交部长张群即声称:“处于任何情况之下,决不能须臾放弃剿共政策。”(15)国民党“五大”通过的《统一本党理论扩大本党宣传案》、《对于政治报告及军事报告之决议案》中,即宣称要“严厉取缔鼓吹阶级斗争之谬说”(16),说什么“赤匪为民族复兴之大患”,虽迭经重创,但“陕甘一带,余孽尚存,仍应迅予肃清,安定边陲”(17)。总之,仍要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方针。(18)为此,国民党“五大”在11月15日通过决议,发电慰问“剿匪将士”和致函蒋介石。慰问电宣称:“频年以还,赤匪肆虐,宇内绎骚……诸将士深明主义,争先用命,杀敌致果,所向有功。……尚望益矢精诚,赓续奋斗。”致蒋氏函称:“同志受命中央,亶膺艰巨,凛于攘外必先安内之义,数载以来,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以从事于剿匪。……政治与军事兼施,神武与仁爱并济。是以亿兆讴歌,将士用命,旌麾在望,所至有功。惟是根株虽绝,粮莠未薅,同志罔辞劳瘁,更事远征。行见余孽悉平,渠魁授首,竟拨乱反正之功,肇民族复兴之运。”(19)可见,到“五大”时,国民党在公开场合仍未放弃武力“剿共”政策。然而,此时蒋介石已有了“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私下里已派人秘密与中共联系,“五大”后便开始了双方的相互接触,这正是国共两党走向二次合作的最初发端。
        再次,对抗日言论的遏制有所放松。“五大”前,国民党对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知名爱国人士杨杏佛、史量才之被暗杀,《敦睦邦交令》之发布,“新生”事件之出现等即为其证。但到“五大”时,国民党已有了抗日的初步表示,这就必须以开放政权、允许人民的言论自由作配合。“五大”通过的《确定救党救国原则案》中,曾提出了三项原则,其中第二项为:“为集中全国人才起见,可设一咨询机关,如参政院之类,或就其所长,分担中枢政务,庶才能之士,各有参与政事之机会,俾得共负救亡图存之责任。”“五大”后,左恭、千家驹负责在《扶轮日报》编了一个名为《民族阵线》的副刊,公开讨论对日抗战问题,主张开放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不到1月,即销售8 000份以上,这在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几乎是前所未有的事情。显然,“五大”后,国民党在一定范围内对抗日言论已有所开放。
        最后,在内政方面,由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极为不满,迫于舆论和反对派的攻击,“五大”通过了《实施宪政程序暨政治制度改革案》和《召集国民大会及宣布宪法草案案》及《切实推行地方自治以完成训政工作案》等决议案,决定“分期归政于民”,逐渐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五大”发表的《宣言》称:“本大会认为国民大会亟应限期召集,俾人民咸知肩负国事之重责。而同时必须修明内政,遵依《建国大纲》之规定,加紧督促地方自治之早日完成,培民权健实之基础,即所以造成全国共同之力量。”(20)国民党“五大”虽然承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痛于国难之严重,咸认御侮救亡,人各有责,各地舆论,要求政权公开者,风起云涌”(21)。乃不得不决定在1936年宣布宪法草案并召集国民大会。但又借口“自训政开始之后,内忧外患,接踵而来,全党精力,悉用于救亡图存,无暇及于训政工作”。时至今日,地方自治未能如期完成,“苟延长训政时期,则使党失信于民;苟贸然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则宪政之基础未立,国家之根本未固,躐等求功,亦非国家前途之福”。遂决定在训政与宪政之间另划一过渡时期(即所谓宪政开始时期),既避去训政之名,而收训政之实。这又反映出国民党当局恋恋不舍独裁统治,在迈向民主、团结之路时步履迟缓的一面。
        国民党“五大”召开之时,正值“国难严重之际,”故“全国人士,莫不引领企望”,注视着最高统治当局如何“讨论国家之计”(22)。而这次大会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的特点,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阎冯之出席,西南代表之入京,实开党内团结之纪元,为历届大会所弗及”。 自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曾多次力图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但终未能如愿。冯蒋的矛盾与仇怨由公开而走向隐蔽,然二人的难以合作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盘踞山西的阎锡山,则在30年代以“自强救国”为口号,埋头从事地方经济建设,以备与蒋长期周旋。由于阎锡山放弃了同蒋介石的军事对抗,使双方关系趋于和缓,但蒋阎之间依然是貌合神离,明争转换成了暗斗。然而,国民党“五大”召开之际,因国难当头,社会上要求“力息内争”的呼声十分高涨,冯、阎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的莅会,也就成了众所注目的焦点之一。至于粤桂两系,几年来,他们掌握着“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 “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及“西南财政委员会”等机构,在“统一”的表象下维持着半独立的局面。“五大”召开前夕,国民党“中央为谋党内团结,曾派戴传贤、马超俊赴粤商洽,并欢迎两广代表入京出席”(23)。冯、阎至南京后,也“迭电粤桂中委,促其北上”。最终,在各方邀促下,两广方面应允出席。粤桂主要人物陈济棠、白崇禧因政务不能脱身,特派林云陔、韦云淞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京;李宗仁则先派代表张任民入京,并决定晚些时候再偕林翼中飞京;“胡汉民自遨游海外后,近受中央及阎冯电促,有回国表示……约十一月十五日离法,拟直接入京”;唐绍仪、萧佛成因病需要休养,曾致电林森、于右任等“发抒真诚团结意见”,略谓“国危至此,惟有真诚相见,以团结之精神,赴国家之急难,始足以御侮救亡”。这样,两广方面的林云陔、邹鲁、黄旭初、陈耀垣、黄麟书、黄河澧、伍智梅、韦云淞、张任民、吴逸志、杨宗炯、刘芦隐、黄季陆、李任仁、崔广秀、柏文蔚等先后晋京,“备受中央之优遇”、“京粤团结已充分表现矣”。国民党“五大”的出席代表与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均为历届最多的一次,冯、阎、粤、桂等地方实力派系均派有代表参加,这反映了国民党内在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时候,已逐渐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局面。
        国民党“五大”的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点,是以此次大会为开端,其中枢人事安排有了重大调整,英美派势力逐渐上升而亲日派气焰大幅度下降。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四届六中全会开幕时遇刺,要求辞去党内外职务。“五大”新选出的中央执、监委员中,蒋系成员的比例明显上升,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何应钦成了中执委中得票最多的前四人。汪所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却无法一一选出,汪“所想举出诸人不独没有预期的被选,原来属于汪先生一系的白云梯、邓飞黄、范予遂、郭春涛,一致落选……”(24)紧接着,12月2—7日,国民党又在南京召开了五届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出于礼貌,汪精卫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由胡汉民(时居香港)、蒋介石分任。政府各部门中,蒋接替汪任行政院长,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分别由孙科、居正、戴传贤、于右任任之,张群、孔祥熙、何应钦分任外交、财政、军政部长。至此,蒋汪合作的局面宣告结束,党政各要害部门全由蒋的亲信把持。同时,主张抗战的冯玉祥被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府机构中也罗致了如王世杰、翁文灏、蒋廷黻等少数“学界名流”。这表明,随着亲日派的失势,国民党政权开始做出了一点开放的姿态。因此,当时的舆论称:“此次中枢的新组织,惹起一般国际上的注意,各国都认为比较举国一致的政府,日本亦然。”(25)
        在民族危机日趋深重的时候,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转变。虽然这种转变还存在着很大的不彻底性,但毕竟已向抗日、民主和团结的道路上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