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由于国势阽危,列强虎噬蚕食,中国政局动荡不宁,民生凋敝,中国佛教也日渐衰败。辛亥革命爆发后,两千年的封建帝制轰然崩塌。随着政局的变动,在举国欢庆民国成立之际,佛教界要求改革更新,以适应时代需求的呼声迅速高涨起来。民国肇建,居士欧阳竟无与李政纲、印晞、桂伯华、黎端甫等人即发起组织了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佛教组织——“中国佛教会”。随后,太虚与仁山筹组了“中华佛教协进会”;谢无量等在扬州成立了“佛教大同会”;八指头陀寄禅法师则创建了“中华佛教总会”。后因种种原因,上述组织大多旋生旋灭,惟“中华佛教总会”硕果独存。
        袁世凯当权时期,北京政府于1913年6月由内务部公布了《寺庙管理暂行规则》。1915年10月29日,袁以大总统令第66号公布了《管理寺庙条令》,公然明令取消“中华佛教总会”。一时间,全国僧尼为之惶惶不安,更兼各地侵夺寺庙财产之事屡屡发生,遂有章嘉呼图克图、觉先、静波等联名上书北京政府,请改“中华佛教总会”为“中华佛教会”。至1918年,北京政府最终仍下令取缔“中华佛教会”。从此,中国佛教便暂时陷入了无组织的紊乱状态之中。
        由于北京政府不准成立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只允许成立地方性教会,故各地的觉社、佛学会、佛学社、居士林等纷纷诞生。同时,从北京发起的“佛化新青年运动”,一度极为活跃,“新佛教青年会”(后改称“佛化新青年会”)以“自食其力”与“和尚下山”为口号,企图以佛教思想来“抢救青年”,“挽回劫运”。该运动不及三年,入会者青年男女已逾万人,并在厦门、太原、上海、绥远、包头、武汉、泉州等地,均成立有分会。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佛化新青年会”方告寿终正寝。1925年冬, 日本召开东亚佛教大会,太虚为筹备推选出席人员,曾与白普仁、庄思缄等,在北京设立“中华佛教联合会筹备处”,并呈请北京政府内政部备案核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很快完成了全国表面上的“统一”。由此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这十年当中,中国佛教组织逐渐获得整顿、完善,佛学研究之风日渐盛行,佛教文化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一大批佛学大师的倡导和努力下,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开展得颇有声势。
        1929年1月,内政部新颁《寺庙管理条例》,并规定神祠存废标准。这“无异等于一条旧绳索, 日久腐烂,又换了一条新绳索,比较更加有效,拉得更紧、更加有力,勒在僧尼颈项上几乎透不过气来,更谈不到活动与自由了”①。由于遭到各地佛教团体的通电反对,立法院第63次会议乃改《寺庙管理条例》为《监督寺庙条例》。
        当年4月,第一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在上海觉园正式开会,决议重新成立全国性“中国佛教会”,随后由太虚、王一亭等执委常委面请蒋介石谕行政院饬内政部批准立案。以此为开端,截止1935年7月,中国佛教会先后召开了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整顿、调整了各省市及县级的佛教组织。与此同时,学佛居士组成的佛学会、佛学社、正信会、念佛会、居士林等,更如雨后春笋一般,其数不胜枚举。其中以南京支那内学院、北平三时学会、上海净业社、上海佛教居士林、上海菩提学会、汉口佛教正信会、北平的华北居士林、天津佛教居士林、长沙佛教居士林、河南佛学社、成都与重庆的佛学社、无锡佛学会、泰县佛教居士林等较为著名。到1936年6月,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的统计,全国共有寺庙庵院267 000余所,僧尼738 000余人,在家信徒超过出家者达五倍以上,这还不包括川、豫、湘、赣、徽五省的信徒。就数量而言,清初全国佛教寺院仅8万所,僧尼近十二万人;②清末,全国僧尼估计在八十万人左右。可见30年代中期,佛教寺院、僧尼数量已远远超过了清初,与清末基本持平。正当佛教逐渐复兴之际,1936年,国民党中央民训部准备整理中国佛教会,曾拟定了70条的章程和八点意见。结果,佛教界内对此歧议纷纭,纠纷迭起,国民党当局只好放弃其设想,任由佛教自生自灭。因此,1936年后,中国佛教会的改造工作进展缓慢;加之日寇侵华势力自北而南,随后战争硝烟弥漫,中国佛教的复兴进程宣告中断。
        在国民党执政的前十年间,为了培育僧伽和佛学人才,许多高僧、居士与各界热心人士,在全国各地创办了大量的佛学院和佛教学校。虽然民国时期,佛教僧侣多达数十万人,但在抗战前夕,受过较系统佛教教育者,则不足千分之一,受完社会大学教育者,更是万分中无一了。僧尼文化素质的低下, 自然直接影响到对教义的研习,更遑论传经布道、弘扬佛法。基于此,最早在1914年8月,月霞法师在上海哈同花园开办了华严大学,释慧西、戒尘、了尘、持松、常惺、慈舟、性澈、周伸良、黄子等从其学。后华严大学辗转迁徙至杭州的海潮、常熟的兴福等地,这大约是中国的第一所佛教大学。稍迟者,则有谛闲在浙江宁波设立的观宗学舍,后演变为观宗寺弘法研究社及分为高邮的天台宗学院及天台的国清寺研究社等。1921年8月,了尘又在汉口九莲寺设立了华严大学预科,聘请戒尘、慈舟、性澈、机通等担任教授,于次年8月正式开学。同时,太虚在李开侁、汤芗铭、胡瑞霖、王森甫等人帮助下,于1922年在武昌创立了佛学院,8月开学时,从学者达百余人。1926年后,京、沪多数名刹寺院均自动相继开办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后衍变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直属分设者,有法尊代为主持的汉藏教理院等。受其影响,仿设者有常惺在厦门设立的闽南佛学院,大醒、心道在福州设立的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在潮州设立的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在九华山设立的江南佛学院,慈航在安庆设立的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空也、量源在北平设立的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净严的河南佛学苑,宽融的普陀佛学苑,妙阔在西安设立的慈恩宗学院,昌元、广文的四川佛学院,永昌的贵州佛学院,静严的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的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的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的白湖讲舍等。另有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棲霞学院,北平的弘慈学院,湖南的祝圣学院及南京的支那内学院等。女众方面,武昌有佛学女众院,恒宝主办有菩提精舍,汉口有德融主办的八敬学院。女居士则有张莲觉女士在香港创办的东莲觉苑,张圣慧主办的奉化法昌学院,过圣严主持的无锡佛学会。这些佛学院,在培养僧伽及佛学研究人才方面,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三十年代,中国佛教与道教及一般民间信仰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佛教在信仰与礼仪方面均有所改变,佛学思想也逐渐渗透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由此,研究佛学之风颇为盛行,不仅僧人、居士在研究佛学,而且一些社会名流和学者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也竞相谈佛。佛教思想由山野而入闹市,由寺院而进入大学的神圣殿堂。在一些著名的文科大学或大学的文科院系里,不少人开始讲授佛学课程。如在北京大学,先有张克诚、许季平、邓伯诚、梁漱溟,后有梁启超、汤用彤、王小徐、熊十力、周叔迦等讲授佛学。唐大圆、张化声、陈维栋等在武汉大学,李澄刚、景昌极等在东北大学及中央大学,蒋维乔在东南大学,刘沫源、王恩洋于成都大学,均曾公开讲授佛学。此外,胡适、冯友兰等人在其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也开辟专著论述佛学。佛学思想,尤其是唯识思想,一度相当流行。
        在研究佛学风气形成之时,编校、刻印、流通佛典,出版各种佛教译著也颇有成就。清末,杨仁山(1837—1911)从日本取回大量已在国内失传的唯识论书,并于南京北极阁创办了金陵刻经处。刻经处自1865年成立后。几经风霜,历遭磨难,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后。这大约百年时间内,它所印刷的各种佛教典籍“不仅在国内有名,就是在亚洲各佛教国家,也有很高的声誉”③。在其影响下,长沙、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杭州、宁波、广州、福州、上海等地,都陆续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事业遍及全国各地。1909—1913年,我国第一部用铅字排印的大藏经《频伽藏》正式印行流通。1923年,在上海净业社叶恭绰、狄楚卿等人策动下,影印出版了日本《卍字续藏》。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在西安卧龙寺及开元寺,发现了宋版藏经,其雕刻年月,起于南宋理宗瑞平元年(1234年),迄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全为宋碛砂版。考碛砂藏之雕刻,始于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时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有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刊经律论全藏,迄元武宗至大二年(1309年)始告完成。在宋版之中,碛砂藏向来最负令名。有清以来,国内外所发现于著录中者,也仅属少数残文,而无全本。因此,西安发现的碛砂全藏,不仅在佛教界属无价之宝,即使在世界文化史上,除了1900年在敦煌发现的唐人写经约两万卷外,也罕有其匹。碛砂藏发现后,当时正在西安的朱庆澜,即邀集缁素同人叶恭绰、蒋维乔、徐乃昌、丁福保、李经纬、释范成等商议,准备影印流通。接着,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影印宋版藏经会,其办事处设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吉六里180号,负责办理一切具体业务。随后检查版本,范成法师出力甚大,他比较了开元寺宋藏2 889卷,卧龙寺宋藏4 548卷,除雷同者外,共得5 226卷,缺佚576卷;再从北平松坡图书馆抄来宋藏目录一册,共有1 241种4 935卷。1932年,范成法师又率二十余人再赴西安,经检校后,将所制碛砂藏玻璃版共40箱,由倓虚法师运赴上海。从1931年至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予以影印出版,总共印制500部,其所缺少的173卷,则以明藏补充。
        后来,在山西旧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又发现了古藏经5 000余卷,经专家考订,系南宋或金代所刻。1935年,金刻《大藏经》也在上海列为《宋藏遗珍》而影印出版了。
        宋碛砂藏影印基本完工后,1935年又组织了印刷清藏事务所,由范成法师主持一切。其时,“由江苏西方寺退居方丈范成来平主持重印事宜……筹组丙子印刷清藏事务所,于七月一日开库整理经版,增补缺毁部份,并修理库房经架,至八月十八日实行开始印刷……”④当年底即告完工,共印制22部予以流通。
        除刻印佛典外,其他有关佛教著作的翻译、出版也数量颇巨。1929年,上海佛教居士林的王一亭、范古农、李经纬等人发起创办了上海佛学书局,用铅字排印各种佛教名著出版。该书局由王一亭任董事长,范古农为总编辑,这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所专门编辑、刻印、流通佛学典籍的出版机构。该书局成立后,曾出版了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再版)、兴慈的《二课合解》等一大批佛教著作,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另外,南京的支那内学院从1929年7月起,陆续编印了《藏要》三辑。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黄忏华的《佛教各宗大意》、《佛学概论》,太虚的《现实主义》等一批佛学名著。至于各地出版机构零星印行的佛学典籍,更是多得难以统计。
        在佛学著作的编译、出版方面,汉藏教理院及一些佛教刊物则成绩较为显著。1935年,汉藏教理院出版了法尊译、宗喀巴(Tson—Rha—Pa)著的《菩提道次第广论》24卷。次年,法尊在四川缙云山又译出了《密宗道次第广论》,后于1942年方由北京菩提学会出版。法尊与大勇合译的《菩提道次第略论》,延至1942年6月,也由汉藏教理院予以出版。1936—1937年,汉藏教理院还相继出版了法尊所译的《密宗道次第略论》、《现观庄严论》、《辨法性论》(即《法性分别论》)等著作;后至1942年又出版了法尊译出的《入中论》。《海潮音》杂志则在1935年的第十六卷第3—7期,刊载了法尊译成的《菩萨戒品释》及《宗喀巴大师传》,次年在第17卷中刊行法尊译述的《阿底峡尊者传》。1938年,该刊第十八卷登载了岫庐译出的汉、巴对照的《转法轮经》及法尊译的《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后者不久以《辨了不了义论》为题,曾分上下册以单行本刊印。
        上述佛教典籍的编、译、刊、印,为佛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与依据,这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相比之下,大量佛学刊物、报纸的创办发行,则使佛教思想的影响深入到民间,从而对佛教的复兴,起到了宣传、鼓动与制造声势的作用。
        1912年在上海创刊的《佛学丛报》和次年在上海发行的《佛教日报》,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佛学刊物。之后,佛教方面的日报、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及年刊,纷纷创立,其中以杭州的《海潮音》月刊持续时间最长,而学术价值最高的当推1923年起出版的南京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佛学》半月刊则在普通信众中销路最广。此外,影响较大的佛学刊物主要有:上海的《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威音月刊》、《佛学半月刊》、《觉有情》、《弘化月刊》、《觉讯月刊》、《慈航杂志》(1929年)、《净业杂志》。武汉的《佛化报》、《狮子吼丛刊》、《新僧刊》、《佛学月报》、《三觉丛刊》、《正信半月刊》(1932)、《净土宗月刊》(1934)及湖北巴东、荆沙等地的《楚峡佛音半月刊》、《佛海灯月刊》(1936)。北平则有《觉世日报》、《心灯旬刊》、《佛教评论》季刊(1931)、《微妙声》月刊(1936)等。江苏的扬州、南京、常熟、镇江等地,办有《佛光月报》(后更名为《佛化觉世报》)、《内学》、《晨钟》特刊(1927)、《中国佛学》旬刊(1928)、《法海波澜》(1929)等。浙江的宁波、杭州、绍兴等地,则有《迦音周刊》、 《弘法社刊》(1928)、 《大云月刊》(1930)、《中流月刊》等。广东和福建各地,创设有《佛化半月刊》、《佛音月刊》、《佛化丛刊》、《频伽音杂志》、《现代僧伽》月刊(1928)、《人海灯半月刊》(1933)、《现实旬刊》(1936)等刊物。湖南与四川各地,则有《佛学旬刊》、《佛学杂志》、《般若半月刊》(1929)等。其他如天津、山西、香港等地方,也都有《佛教月报》、《佛教月刊》、《香港月刊》(1934)等行世。几乎各地的居士林均办有林刊,各省市甚至县级佛教组织、佛学团体,各地的名刹古寺及各佛学院、佛教学校,也都往往自己创办刊物。佛学报纸虽然数量不多,但仅有的个别报纸却声名远扬,如《上海市民报》从1933年起,每日增设《佛教特刊》副刊,翌年即由邓慧戴改办为《佛教日报》。该报由于得到太虚大师及张静江等人的大力支持,竟一直坚持办到日军攻占上海为止。
        自入民国以来,中国佛教渐有复兴迹象,除上述诸方面外,中国僧人留学异域、与国外佛学交流逐渐密切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东渡留学日本者以大勇、持松为最早,他们于1922年冬赴日,分别到次年10月和1924年春归国。紧接着,1923年冬,又有显荫、又应、纯密留学日本。1925年春,谈玄、晓悟、悲观亦负芨东渡;其中谈玄回国后,于1934年夏曾二次东渡,历年余方归国。稍晚的,则有曼殊揭谛、墨禅、天慧、仁性等赴日。这些人对传译日本佛教名著,介绍日本佛教治学方法及整理佛教文献资料,均有较大贡献。30年代密宗的传播,颇有方兴未艾之势,其中由日本传归之东密,主要赖于这些人的传介方得以在中国流行。
        留学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僧人为数也不少。体参于1931年曾赴印度、尼泊尔和克什米尔地区,学习佛法,颇有所获。1935年,岫庐先赴印度,再转至锡兰,曾有不少译作见世。1928年,太虚大师曾着手组织“锡兰佛教留学团”,后因种种因素的干扰,直到1935年方有惟幻、法周、慧松、岫庐等五人得以结团前赴锡兰。另外,也有不少僧人赴东南亚泰国、缅甸等地参研佛学。1935年,悲观、觉圆、性教等发起组成了“暹罗留学团”,以悲观为团长。在戴季陶、张静江、叶玉甫等人资助下,于当年成行。悲观本人不仅留学缅甸长达15年,而且也曾前往泰国和印度。
        与此同时,内地不少僧人曾不惮艰险,前赴西藏学习。1925年,大勇、大刚、法尊、超一、观空等一行二十余人,经四川入西康赴藏。途中在西康受阻后,曾迁延许久,至1927年春继续前行,到达甘孜。1929年8月,领队大勇圆寂,由法尊率团跋涉,终于抵达拉萨。观空、密吽、严定、密严、密悟、密慧、恒演、广润等,入藏长达十年。经他们的苦心钻研,藏密在内地大为流布,其影响力远在东密之上。
        中国佛教界与欧美各国佛教团体也有不少交流与往来。1928年8月,太虚大师曾应邀赴欧洲讲学。他与郑太朴于9月抵法国巴黎,次年春遍历英国、比利时、德国后,旋转赴美国,于5月份由美国经日本回国。至于中国高僧赴海外参加亚洲与世界性的佛教会议,异域僧人、居士来华访问,参加佛教会议,或在中国各佛学院任教等等活动,都对加强中外佛学界的相互了解,促进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颇多助益。
        在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运动中,曾产生了一批具有较深佛学造诣的居士和高僧,如欧阳渐(1871—1943)、吕澂(1896—1989)、太虚(1889—1947)、韩清净(1884—1949)、月霞(1858—1917)、谛闲(1858—1932)、印光(1861—1940)、弘一(1880—1942)、宗仰(1861—1921)、丁福保(1874—1952)等,他们深入研习佛学,校勘佛典,著书讲经,兴学以培养佛学人才,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发展。不过在另一方面,我们也须看到,佛教组织或居士、高僧们的社会慈善事业,对佛教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开办慈幼院、孤儿院、义仓、工厂等方面,最早在1917年7月,宁波的中华佛教会分部将原设的僧小学改办为佛教孤儿院,由释歧昌、陈屺怀任院长,圆瑛、太虚、傅宜耘等任董事。此风一开,各地随之效法。1919年冬,善因在宝庆乃筹设佛教慈儿院;1923年3月,厦门设立了佛教慈儿院;10月,印光、冯煦、魏家骅在南京法云寺也建起了佛教慈幼院;长沙开福寺的慈儿院也颇为有名。随后,陕西佛教会的高戒忍、吴彬如等,也开始于1927年11月筹办慈儿院;次年10月,北平净业寺组织了贫儿工艺院;1933年2月,上海市佛教会创办了慈幼院,由李经纬任教育主任。另外,1928年10月,北平嘉兴寺还增设了贫民纺织工厂;11月,湖南菩提寺释育普,也办起了平民工厂;当年10月26日,湖北省民政厅曾颁发通告,劝导各地僧尼力自振作,利己利人,大力举办学校、医院、义仓及工厂等。
        举办平民学校方面,1923年厦门设立的觉世夜习学校当属较早的一个。各地所办学校中,较有影响者为:湖南菩提寺所办平民小学(1928),太虚在密印寺农村设立的夜读学校(1927),北平善果寺、夕照寺、拈花寺、永泰寺在1928年开办的第一、第二平民小学校、工读学校、女子工读学校,安徽九华山的平民小学校(1929),湖南湘乡佛教会私立养正学校,湖北随县法界僧学苑附设的佛化平民小学(1933)等。
        为了获得社会下层群众的信奉与拥护,佛教界人士还大力举办了诸如赈济灾荒,收容乞丐、贫民、难民,掩埋尸骸,创设公墓等类慈善活动。早在1921年9月,太虚等人即在北京扩大组织了金卍字佛教筹赈会。1926年9月,北伐军围攻武昌时,汉口佛教会便在战火中设立了许多救济所,大量收容灾民。1929年夏,寄尘等在九华山首先创设了乞丐收容所。1930年前后,陕西连年灾荒频仍,饿殍遍野。朱庆澜(1874—1941)曾先后三次入陕,赴灾区查灾放赈;又联络华北、上海各地慈善团体,募集救济金六七十万元,亲押赈粮入陕设厂施粥, 日就食者达四万余人。后又会同陕西军政当局、缁素同人,采取以工代赈、以垦代赈之法,募灾民修桥筑路垦荒;同时散放种子,设置灾童救养院、助产院、妇女织染厂,施衣施药。掩埋饥殍,在郿县达六千余具,乾县约三千余具。此外,由朱庆澜发起、主持募修的文物古迹有长安县大兴教寺,西安大慈恩寺及大雁塔、青龙寺、大兴善寺、千福寺,泾阳大寺,岐山太平寺,扶风龙光寺、法门寺,白水仓颉庙、黄龙山祖师庙等。
        在医疗、救护方面,佛教界的社会公益事业也颇值得一提。1927年12月,常惺在昆明组织了云南金卍字救护队,自己率队随北伐军出发工作。次年11月,湖南菩提寺首先设立了贫民医院。1930年2月,山西佛教会则开办了佛教医院集针院,让僧人学习针法,以中医针灸之术去救济病患。1931年4月,玉慧观在上海创办了佛慈药厂,以太虚为名誉董事长。次年9月,杨明尘在张家口创立佛教居士林的同时,即开办了佛教医院。1934年6月,北平三时学会也开办了一所大良医院。
        上述佛教慈善事业的大力开展,固然包含着佛门以慈悲为怀、真诚济世的良好愿望,但不可否认它也是借以传教布法的一种手段或途径。教义教理的高深研究,与公益实践活动的相互配合,从而促成了佛教向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同时渗透,佛教复兴的声势也于斯而成。
        总之,佛教自两汉之交传入中国后,魏晋隋唐时期是它的上升发展期,宋元以降,则渐趋衰颓。及至近代,佛教随国势的萎靡而日益飘零。民国以来,在改革潮流的冲击下,中国佛教渐萌复兴之象。南京政府的前十年,正是佛教由恢复而走向兴盛的重要时期。30年代的中后期,正当中国佛教稍呈兴旺之势的时刻,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紧接着抗日战争又全面爆发,在硝烟与战火中,佛教重新遭到重大打击,复兴之路几乎断绝。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由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