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自唐初传入中国后,历经千余年的艰难与坎坷,终于获得了聚居在我国西北边疆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十个少数民族上千万人的信仰。在20世纪的前30余年间,伴随着中华民族的逐渐觉醒,中国伊斯兰教的各大教派虽然兴衰沉浮不一,但总体上却呈现出由式微而渐渐复兴的趋势。同时,穆斯林学术研究的开展、宗教与文化教育的革新等,也日益引起了世人的重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伊斯兰教自进入中国后,历唐、宋、元、明诸朝,均曾受到了当时统治者的礼遇和优待。明中叶后,回族形成为我国的一个民族,标志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清朝前期的近140年(1644—1781)里,统治者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允许存在、适当利用的宽容政策。然而,在随后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伊斯兰教却遭到了两次空前的大摧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由于清政府插手伊斯兰教新旧教派纷争,引发了以新教信徒为主的回民起义。清政府在血腥镇压了起义之后,在所谓“善后”处置中,不仅惨杀了苏四十三和马明心,且株连其家属。同时,成千上万的“新教之人”被“严断根株”,“剿尽杀绝”,男丁正法,妇孺遣发,大量清真寺亦被拆毁。清查所谓“邪教”的活动曾波及全国各地,连老教也遭到了许多禁令的限制。苏四十三起义失败后,穆斯林的处境十分艰难,因而起义反抗事件屡屡发生。清廷又一味坚持在穆斯林中间及汉回等民族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对起义剿抚兼施,残酷镇压的反动政策,因而在同治年间又爆发了陕甘回民大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十余年(1861—1873),横跨陕、甘、宁、青、新各省,曾给了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起义失败后,清军在西北大肆杀戮,惨绝人寰。清政府又将富庶发达地区的穆斯林强行迁徙至穷山僻壤,分散安置,以“涣其群,孤其志”。同时严加防范伊斯兰教,明令取缔新教,大量毁坏清真寺院。清廷的高压“善后”政策,使得西北地区伊斯兰教一片凋零,穆斯林的地位直线跌落。
        清朝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对穆斯林的压迫、剥削和屠杀,却无法动摇广大穆斯林的信仰。信念的种子已深深根植于穆斯林的心田里,一旦时机成熟,它必然还会开花结果。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的历史,“五族共和”与“信教自由”的观念,也很快为国人所接受。虽然在30年代,《南华文艺》、北新书局、北平《世界日报》附刊等曾刊载、出版了一些故意污辱穆斯林的“作品”,但这毕竟只是一股小小的逆流。总体上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自然为伊斯兰教的重振与发展,为伊斯兰文化事业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就中国伊斯兰教的三大教派而言,民国时期(1937年前)格底目教派(老教)虽然有不少穆斯林改奉苏非主义,另立门宦,使该派“一统天下”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与分裂;但它在人数上依然占居多数,特别在内地各省区更为明显。到1949年前,全国各地约有四百万左右的教徒。伊赫瓦尼派是清末民初崛起的一个新兴教派。19世纪90年代,马万福(1849—1934)与格如阿訇、散的阿訇等十大阿訇开始研究与传布该派学说,由于他们提出了以伊赫瓦尼“统一教派和门宦”的口号,遂引起了各教派与门宦的强烈反对,传教阻力颇大。1914年,马万福与长子马遇真赴新疆传教,两年后在哈密被捕。1918年正月,当马万福被押解回兰州途经河西平番时,青海的马麒、马麟兄弟派人将他劫往西宁。从此,马万福长期任西宁东关清真大寺阿訇,在马麟、马步芳父子的支持下,在青海大力传播伊赫瓦尼派教义。1922年,宁海二马(即马麒、马麟)兄弟成立了宁海回教促进会(此时宁夏、青海尚属甘肃省),强制推行伊赫瓦尼派教义,结果引起了激烈的教争。1928年青海建省,在马麒、马步芳的高压强迫下,伊赫瓦尼派势如破竹般地发展到了青海全省。河州地区的马步青(马步芳之兄)也以强权命令各派、各门宦“一律改遵伊赫瓦尼”,使该派在号称“中国麦加”的河州八坊占居了优势。陇南的张家川、徽、成、天水、盐官及陇东的平凉、泾源地区,伊赫瓦尼派也为数不少。宁夏在马福祥、马鸿逵统治期间,亦积极效仿青海马氏的做法,大力发展伊赫瓦尼教派。
        1934年马万福殁后,伊赫瓦尼派发生分裂。1937年,正式分化为以尕苏哈只为首的“苏派”与以马得宝为首的“白派”,两派间的争斗颇为激烈,一直延续到了全国解放后。总之,伊赫瓦尼派在二三十年代,由于受到甘肃、青海、宁夏马家军阀的支持,势力发展很快。40年代以后,该派的主张在全国更多的穆斯林中得到传播;1949年前,该派教徒人数约在一百万人左右。
        相比之下,20世纪初由马启西(1857—1914)在甘肃临潭创建的西道堂,则属于中国伊斯兰教中较为特殊的一个教派。清末,马启西长期以穆斯林学者刘智等人“以儒诠经”的汉文著述作为依据,进行讲学传教,并于1902年脱离北庄门宦,另立组织。西道堂在坚持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前提下,主张简化宗教仪式,轻礼拜、斋戒,重宗教节日;倡导移风易俗,提倡男女上学读书;经济上重视营商农耕,教徒以道堂为家,过集体生活。这些主张较适合穷苦群众的意愿,故民初该派显得颇为团结兴旺。1914年夏,军阀马安良指使其部下张顺元率兵包围了西道堂,将马启西与其两弟、子、侄及教徒共17人,绑赴西河滩残忍地枪杀了。
        马启西罹难后,继任教主马明仁(1896—1946)一方面不畏强暴,累年上告,欲为马启西伸冤;另一方面则努力经营教务与商业活动,积累了大量财富,为复兴西道堂打下了经济基础。同时,他又大力开展外交结援活动,曾取得了白崇禧、贺耀祖、“西北三马”的支持,使西道堂有了较大的发展。1946年马明仁逝世后,敏学成继任教主,教徒间貌合神离,本派上层又争权夺利,该派遂走向衰落。
        明末清初,苏非派传入并在甘、宁、青地区扎下了根,使中国伊斯兰教从教义到礼仪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清代以来,苏非派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地习俗,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虎夫耶、哲合忍耶、尕德忍耶、库布忍耶四大派别(即所谓四大门宦)。每一个大的派别下面,又形成若干个小的门宦,总数达四十余个。进入20世纪后,新创立的小支派门宦主要有:北山门宦(1920年)、新店子门宦(1920年)、七门门宦(1904年)、通贵门宦(民初)、宁夏鲜门门宦(1931年)、明月堂、高赵家门宦(民初)、法门、撒拉教等九个。除北山门宦在40年代拥有五万多名教徒外,其余八个,信徒人数多则万余,少则数百、数千不等,规模都较小。四大门宦及所属各支派,在20世纪前三十余年间,各自盛衰不一,忽荣忽损,难以尽述。就中以哲合忍耶派在民初的再度复兴,颇为引人注目。该派在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失败后,因创始人马明心遇害而趋于衰亡。清末民初马元章掌教时,努力设法以图重振。1919年后,该派发展很快,教民遍及甘、宁、青、新、豫、冀、鲁、川、苏、滇、黔、黑、吉、北京、天津等省市,且统一了分散在甘肃河州、定西及青海循化一带早年分裂出去的“老官川派”,呈现出一派兴盛景象。
        20世纪的前三十余年间,随着伊斯兰教的渐渐复苏,伊斯兰文化事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明初以前,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主要由外来穆斯林学者进行。明中叶后,胡登洲等人开始创办经堂教育(又称寺院教育或回文大学),由阿訇招收学生(满拉),传习伊斯兰教功课,以培养宗教人才。经堂教育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即专门培养阿訇的大学、成年穆斯林传习宗教知识的中学及儿童学习经文、宗教常识的小学。清代经堂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其课本“十三本经”基本定型,经堂语言更为丰富。但是,经堂教育所存在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了出来,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伊斯兰教育的需求。进入20世纪后,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迨辛丑和议既成,国民愤战败之辱,纷起图强”。王宽、童琮、马邻翼、保廷梁等回族先进知识分子“乃崛然而起,以为拯救此积弱已深之中国回民,更非改善学制莫由”①,遂掀起了创办新式回民教育的浪潮。
        1906年,童琮、安铭分别在镇江和北京创办了穆原学堂与宛平民立初级小学,揭开了创办近代回民新式学校的序幕。翌年,王宽在北京创办回文师范学堂,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1908年,王宽又创办了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该校采行七年制,初小四年,高小三年;主要课程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几何、代数等,另每周加授五节阿拉伯文。不久,北京又陆续建起12所分校,这可视为近代回民小学的典范。同年创办的著名回民小学还有:达浦生创办的江苏六合广益小学、开封养正小学堂、上海务本两等小学等。一时间,“全国各地,凡有回民之处,无不设有回民小学;其中,规模宏大,设备完全之学校,尤指不胜屈”。②
        辛亥革命后,新式回民小学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1912年武昌清真小学,1913年兰州清华小学,1918年甘肃导河(今临夏)的云亭小学,1921年云南沙甸的鱼峰小学,1922年安徽蚌埠的成达小学,1926年昆明的明德学校,1928年西安的省立第一实验小学等纷纷创办;原有学校的办学规模也进一步扩大。但就总体而言,二三十年代回民的文化教育,处于极度落后的状况。如黑龙江省在九一八事变前夕,“统计全省,私立之清真小学,不过三四处耳。……统计全省,穆民青年之在大学毕业者,不过三四人,中学毕业者,不过三四十人,小学卒业者,不过一二百人”③。再如陕西的西安,“回民多属知识缺乏,不求学问。教育状况异常落后,全城不过只有初级小学八处,男五女三,均为回民自办,设于清真寺内。每校学生最多不过四十名”。30年代前期,西安回民多达15 000余人,占全城人口的八分之一,而“竟无一处高等小学之设立,闻之令人心痛”。各中等学校中,也仅有回民学生二十余人,“受过高等教育者,不过只得二三人焉”④。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对回民教育落后状况置若罔闻,这曾引起了穆斯林的强烈不满。马福祥就曾指责说:回汉人民“同在青天白日之下,岂宜任其长期闭塞,独抱向隅!”⑤这样,一些回族上层人士、知名学者及地方军政当局,便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大力兴学。
        1933年,盛世才当上新疆督办后,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张,“发展文化,提倡教育”便是其中的一条。趁此机会,于镇国、兰彦寿等召集迪化陕西大寺、南大寺、西宁寺(今青海大寺)、坑坑寺、老坊寺、巴里坤寺、西大寺、凤翔寺、北坊寺、山西寺、肃州寺等处宗教人士、代表开会,决定成立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回文会)。次年8月初,回文会正式成立。其领导人一面具文呈报省教育厅备案,请求颁发印章;一面起草宣言,通知全疆回族居住较集中的县也要成立回文会,并积极筹资,兴办小学。省教育厅下达通知后,伊宁、绥来、塔城、额敏、乌苏、绥定、景化(呼图壁)、吐鲁番、鄯善、托克逊、焉耆、叶尔羌、和田、阿克苏、阜康、承化(阿尔泰)、哈密等县,均先后成立回文会,办起了不少回族小学、民校、夜校。如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回文会通过重点募捐,制作桌凳200套及各种教具,又整理固原寺、河州寺、南大寺的一些舍房为教室,开办了回文会立第一小学、第二小学。又利用各寺坊房舍开办了不少夜校,进行扫盲教育;1935年下半年,还在北方寺内创办了一所妇女初级职业学校。另如昌吉县,30年代全县有三万人,其中回族约四千人,竟然全属文盲。1936年,县长乔根与回绅洪聚海等办起了昌吉县回族小学校,由迪化师范毕业的苏大章任校长,招收学生约五六十人。县上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劝学委员会,挨家挨户宣传,动员回民送子女入校就读。在宁夏地区,1918年,宁夏护军使马福祥创办了宁夏蒙回师范学校,房屋全系马氏“自置自修私产”,年经费约大洋4 500余元,亦由马氏付给。⑥次年秋,该校正式开学,分初小、高小、师范三部分,以回民子弟居绝大多数,另有少量汉、蒙、满族学生。该校延至1929年底停办,其间毕业的师范生共五届约230余人,绝大多数在贺兰、平罗、金积、同心等县从事教育工作。另外,1918—1920年间,马福祥还捐银60两,铜钱5 750串,先后在宁夏道所属各县倡办回民高级小学10所,初级小学49所,在校学生约1 230余人。青海地区自清代以来,文化教育长期处于落后不前的状态。1746年,西宁府佥事杨应琚创办了“回民社学”。1917年,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同仁小学,入学生仅百余人,这对于改变文教落后现状来说,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1921年,同仁小学校长邵鸿恩、教员田生芳向蒙番宣慰使兼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建议,成立回教促进会,得到马的赞同。邵、田等人一边着手筹备,一边呈文上报甘肃省教育厅(时青海尚未建省,甘边宁海镇守使署归甘肃管辖)。次年5月27日,“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在西宁正式成立,马麒兼任会长,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教长马骏为副会长。该会以“促进回教青年学生教育并阐发回教真谛”为宗旨,决定迅速筹备设立宁海清真学校。此后,促进会一方面充实扩大同仁学校,将生员增至150人,另一方面又在回族集中的碾伯(时包括今乐都、民和二县)、巴燕戎格(化隆)、大通、湟源、贵德、循化、西宁等地,设建清真小学7所,各校招生一般为50—100人,经费全由镇守使署拨给。1929年,青海建省,孙连仲任主席。他改任其部下回族师长安树森为促进会会长,以西宁回绅刘善为副会长,并更名为“青海省回教教育促进会”,当年7月即在西宁增建小学一所。至于全国其他地区,各类回民小学均有较大幅度的发展,初步改变了穆斯林文化水平落后的现状。
        回民中等教育的发展,始自20世纪的20年代。它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学校,一是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中等学校,如成达师范学校等;二是普通的中等学校,如西北公学、偕进中学等。前文已述及,1918年,马福祥在银川创办了宁夏蒙回师范学校。该校从1921年起,开办师范班,为当地培养了一定的师资力量。稍后出现的成达师范学校,不论从其课程设置、办学规模来看,还是就其社会影响而言,都颇具有代表性。1925年,马松亭阿訇、穆华亭、法静轩及济南道道尹唐柯三等人,在济南创办了成达师范学校。该校设于济南捍石桥穆家东门清真寺内,初招十人,由唐柯三任校长,马松亭任总务主任,但“一切活动的房屋场所均付阙如”⑦。开办不及一年,因“五卅”惨案的影响,只好停办。后来在马福祥、侯松泉等人的支持下,1929年春,马松亭将该校迁至北平东四牌楼清真寺后院。马松亭从山东带来学生13人,又在北平各寺招收了四名学生,汇编为一班;于当年秋又招收了第二班(64人),学生人数渐增。成达师范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具有充分宗教知识之新师资,为各回民小学服务,同时也培养新一代的阿訇。“故此种学校之课程的组织,皆与部章稍有出入”,即每周授课36小时中,“部定师范科目与宗教道德科目各占二分之一”⑧。与成达师范性质相近的还有:1928年哈德成、达浦生等人在上海小桃园清真寺创办的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由达浦生任校长。该校最初只有一个班的学生,后生员渐有增加;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被迫停办,次年秋移至甘肃平凉东关续办,1941年7月改为“国立陇东师范学校”。它开设的课程以阿文教义为主,如《古兰经》、《古兰经注释》等,另外也加授汉文。1928年,周级三、李仁山等在四川省万县创立了“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1929年诞生的云南昆明明德中学,1934年马少云在宁夏创办的第一中阿学校等,均属宗教教育为主的中等学校。
        回民普通中等学校在三四十年代创办者较多,但产生较早且影响较大的当推西北公学。1928年秋,马福祥与回族军政上层人士及知识分子在北平相会,“大家谈起各地回民文化的落后,稚愚鄙塞”⑨,均不胜感慨,遂“会议创设清真中学于北平牛街,推祥为董事,孙君为校长,招纳回民子弟,教以艺能,励其品节,广辟进身之途,借储国家之用,冀于全国回民,有所裨益”⑩。随后,选定牛街旧守备署为校址,“诸董事群策群力,共筹开办”(11)。当年招生50人编为一班,于9月正式开学。延至1931年,校方认为:“斯校既欲振导回民,而回民以西北为众,是以经营西北,为本校最大责任,又以校之名称,倘限于教,量或未宏。”(12)乃决定由马福祥、孙绳武出面,具呈行政院批准,将清真中学改名为西北公学。到抗战前夕,该校已发展到有中学部六个年级、小学部六个分校,共千余名学生的规模。1938年,该校又分出兰州西北中学和成都西北中学,分别由孙绳武、马焕文、丁正熙、拜伟与金鼎铭等人负责。与西北公学相类似的,如马邻翼在邵阳创办的偕进中学(1931年),杨新民、陈永祥、赵振武、马松亭、王梦扬在北平创办的新月女子中学(1935年)等,在当时均有一定的影响。
        综观20世纪的前三十余年间,近代回民教育事业经许多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与惨淡经营,在艰难困苦中仍为国家、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为改变回族的落后面貌起了巨大作用。
        为了加强与海外穆斯林之间的联系,从20年代开始,赴埃及、土耳其等伊斯兰教国家留学之风渐盛。1921年,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西行,王氏入埃及爱资哈尔(Azhar)大学。马氏入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学留学。后又有王曾善自费留土,海维谅自费留印,但这些均属个人行动。官方集体留学,则自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派遣团开始。1931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的马坚与明德中学的纳忠、林仲明、张有成四人,正式由学校资派入爱资哈尔大学深造。当时由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国珍护送前往,沙氏并留在埃及监护,是为第一届留学生派遣团。次年,又有第二届学生五人(韩宏魁、王世明、金殿贵、马金鹏、张秉铎,全属北平成达师范学校)西行,由成达师范代校长马松亭护送。1934年,明德中学派纳训、马俊武、林兴华三人组成第三届派遣团赴埃及。同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学校亦派金子常、定中明、胡恩均、林凤梧、马有连组成第四届派遣团赴埃及。这时,留学印度的海维谅也转赴埃及,故爱资哈尔大学中国学生部已有20人,“济济跄跄,盛况空前”(13)。这些留学人员,主要是在一些著名大学去深造阿文和宗教学说,同时也延请所居留国家选派学者来华讲学,承担了国内外伊斯兰文化使者的重任。
        民国时期,回族宗教、文化、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并广泛开展了各项活动。清末以来,不少回族有识之士呼吁改革宗教,希望伊斯兰教“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14)。由此,近代回族的宗教团体竞相出现。1909年,旅沪南京籍回民在福佑路清真寺成立了上海清真董事会。1912年5月,回教联合会在南京成立,金鼎为会长,沙丹如、梁义成任副会长,其宗旨为:“团结回族,维持宗教,联络声气。”后来,该会陆续在全国各省、县设立支部有四十余处。1918年,“南京市清真董事会”宣告成立,马廷树与宛荣之分任正、副会长。1923年,马廷树病故,该会中止。旋有杨子渊、李质轩在原址成立了“首都清真董事会”。1918年,中华回教博爱社在香港成立。该社致力于伊斯兰教事务、文化教育及社会福利事业,先后建有礼拜殿、伊斯兰英文中学、小学和幼稚园等,在香港地区有着广泛的影响。进入30年代后,在山西、南京等地先后成立了好几个宗教社团,如乔世达、梁秀山、马培生在太原发起成立的伊斯兰讲学会(1930);后乔世达又创建了太原伊斯兰学友会;金同亮、周鉴庭在南京创办的认一同志会(1931);哈美成等创设的清真教友会(1932)等。这些宗教社团在改革伊斯兰教,扶持回民教育,培养翻译人才,联络教友,赈济贫困教胞等文化宗教活动中,均作出了程度不等的贡献。
        与此同时,回族的学术、文化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其影响最大者当推“中国回教俱进会”。1912年7月,王宽、张子文、王丕谟、李静轩、穆子光等在北平筹划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该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主要致力于回族教育及其他各项事业。初成立时,以马邻翼、王宽分任正副会长,旋由王宽任理事长。到1936年时,该会在全国各地设立的支、分部已达二百多个。二三十年代,回族社团大量涌现,较著名者有:甘肃临夏的宣讲所(1911),云南回族俱进会下设立的振学社(1913),兰州回教劝学所(1913),京师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同学张德明、赵振武、孙绳武等组织的清真学社(1917),湖南常德回族教育辅助会(1919),西宁的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1922),北京的穆友社(1923),西安的精一健身会(1923),北平的追求学会(1925),上海的中国回教学会(1925),“规模之备,作用之宏,为有史冠”(15)。1928年春,马福祥与达浦生、伍仲文、孙燕翼、伍特公等在南京建立了中国回教公会,后在秦、鲁等省设有分会。同年8月,白崇禧与马福祥、马天英、王月波、马松亭等在北平又成立了中国回民公会。该年,北平各大学回族同学组织了“伊斯兰学友会”。到1932年时,该会男女会员已有96人,分布在北起黑龙江南至云南、东起山东西达甘肃、西藏的十五个省区内。次年,改组为“回族青年会”。
        1931年春,沈阳成立了东北伊斯兰学友会,九一八事变后,会址迁入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至西安,活动渐少。1931年,王曾善等在南京成立了中国回教青年学会;1936年5月,该会创设了回民学术研究会。另外,南京的“中国回民教育促进委员会”(1933),北平的励进学会(1931),上海的中国回教文化协会(1934)及伊斯兰妇女协会(1936),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1935)等,也颇有影响。上述回族社团,在联络回族感情,促进回族教育发展,编辑出版及发行伊斯兰报刊杂志和书籍,促进伊斯兰学术研究。开展中外伊斯兰文化交流等方面,均起了较大的作用。
        民国初年以来,回族书籍的出版印刷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仅《古兰经》全本译完者就有:铁铮译《可兰经》,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上海艾俪园出版;王静斋的《汉译古兰经》,北平中国回教促进会出版。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部先后出版的专著有:纳子嘉的《伊斯兰教》、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自成的《历源真本》、埃及福力腓乐博士的《阿文新文法》、赵振武的《西行日记》等。该出版部不仅能自铸阿拉伯文铅字,排印了不少阿拉伯文书籍,而且还影印了大量的阿文原文典籍。北平清真书报也出版了水子立的《世界回教史略》、李虞震的《圣谕详解》、王静斋的《回耶辨真》等一批书籍。其他如天津伊光报社、北平秀贞精舍、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等,曾出版了王静斋的《伟嘎业》、杨仲明的《教心经》、《回教要括》及《回语读本》等书籍。上海的中国回教书局则以影印西方书籍而著称,如《教律经》、《喀最经注》、《门志德字典》等相继影印面世。与此同时,私人印书之风依然盛行,如安徽和县人马榕轩曾刊印了《清真指南》(马注)、《天方典礼》(刘智)、《天方性理》(刘智)及《清真醒世篇》、《清真修道摘要》、《天方历源》、《清真教饮食篇》等书,分赠穆斯林教友。在流通发行方面,全国各地有不少的专设机构。如上海的协兴公司,曾由印度、埃及、叙利亚、土耳其等国购回大量阿拉伯原文典籍来华销售;上海中国回教书局、上海穆民经书局、成都经书流通处、镇江山巷清真寺、云南振学社、北平清真书报社、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成都“宝真堂”、“爱伯书店”等,均为伊斯兰书刊的流通做出过较大贡献。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回族近代报刊纷纷创立,尤其以二三十年代最为兴旺。据不完全统计,辛亥革命后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出版的回族报刊多达85种左右。清末,北京的丁竹园、丁宝臣兄弟最早创办了回族报纸。1906年,丁宝臣创办了白话日报《正宗爱国报》,以刊发时论为主。次年,丁竹园在天津创办《竹园白话报》,1908年10月改为《天津竹园报》。与此同时,河北通县人张子岐在营口自办《醒时汇报》,主要摘抄几份北京白话报上的文章,因触犯当地权贵,旋告停刊。1909年春,他又在沈阳创办《醒时白话报》,并渐渐打开了销路。1907年6月,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36人在东京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次年7月,该会创办了一份杂志,初名《劝告清真同教书》,后改为《醒回篇》,这是清末最具影响的回族期刊。
        辛亥革命后,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逐渐为国人所接受,这就为回族报刊的兴旺提供了契机。截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创办的回族报刊主要有:天津的《民兴报》(1909)、《白话晚报》(1911)、《白话晨报》(1911)、昆明的《清真月报》(1915)、北平的《清真学理译著》(1916)、《天津午报》(1916)、四川彭县的《铎声》、昆明的《清真汇报》(1919)、上海的《清真月刊》(1920)、《回光》(1924)、《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南京的《南方日报》(1920)、北平的《清真周刊》(1921)、《穆声周刊》(1924)、镇江的《三山日报》(1921)、《清真月刊》(1925)、天津的《评报》(1924)、《时报》、《新天津报》(1924)、《明德月刊》(1924)、广州的《晨光周刊》(1925)等。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前十年间,回族报刊更为昌盛,除上述不少报刊继续延办外,新创立的报刊数量大增。1927年创办的有天津的《伊光》、北平的《震宗报》;次年有天津的《新天津晓报》、《新天津晚报》、《新天津画报》、《新人月报》、《文艺报》、四川的《清真导报》、广州的《天方学理月刊》;1929年则有《中国回教学会季刊》、《月华》、《清真铎报》、《穆光半月刊》、《回教青年月刊》面世;1930年创立的有《陕西回教公会月刊》、《成达学生会月刊》、《穆士林》等;1931年有《穆民》、《伊斯兰学生杂志》、《伊斯兰青年》、《北平伊斯兰》、《正道杂志》、《励进》、《伊斯兰学友会丛刊》等;1932年有《醒民》、《回民》、《呐喊》、《云南伊斯兰画刊》等行世。此后,直至七七事变前,又相继有《世事月刊》、《回族青年》、《穆音》《西北》、《开宗月刊》、《改造》、《觉醒钟》、《大道》、《突崛》、《人道》、《文化周报》、《广西回教》、《成师月刊》、《边铎》、《天山》、《晨熹》、《伊斯兰》、《华族周报》、《昆仑》、《古兰日报》、《回民报》、《塔光》、《友穆》、《西北周刊》、《成师校刊》、《回族文化》等数十种报刊见世。近代回族报刊虽然或因经费支绌,或因稿件缺乏,大多旋起旋仆,但它们毕竟为中国穆斯林开阔了眼界,为中国伊斯兰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